主题：Andrew Marr：我这一行——英国新闻行业简史 -- 万年看客

在白厅内部，在传统部门的石砌广厦当中与分支机构的玻璃幕墙背后，每一天都在进行着海量的繁杂工作。这些政府部门将纳税人的税金调拨到众多领域或从这些领域中回撤，这其中有勉力求存的北部商圈，有地方小学，还有驱逐舰电子元件生产厂。它们反复讨论各种规章法令，结果可能导致你的邻居锒铛入狱，也可能为依赖福利为生的儿童提供保护。它们与布鲁塞尔方面在谈判桌前反复拉锯，以决定在大海的哪个角落可以捕捞什么品种的鱼，或者某一项支持了上百个急切需要的工作岗位的补贴是否违法。它们为地方法院处理青少年证人方式的改革拟定了计划。有人正在拟定一份高度机密的文件，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实现高速公路收费。来自四个不同部门、年龄普遍在三十岁左右的一群青年才俊正在举行又一场会议，以期共同拿出一套打击青少年不法行为的合作计划并且得到唐宁街与财政部两方面的认可……

但是所有这些内容都不太可能出现在次日报纸的政治版面上。白厅内部发生的大多数事件都不太算是新闻，而是永无休止的车轱辘话。一份份提案在这里得到回收与熬煮，之后人们就将其大嚼一通再把渣滓吐出去。因此在这里几乎不会发生任何意料之外的事情，一切几乎都是暂时性的……直到提案突然摇身一变成了确定的政府计划，并且获得了用来立法的时间划拨。甚至到了立法步骤当中依然存在着循环往复的节律：中央集权与地方放权，监管的落实与取缔，科技乐观主义与科技运用失利，等等。即便是最为热情的人也会因此昏昏欲睡。

因此优质的白厅新闻很难搞到。好的新闻必须新鲜，光是这一条就很少见了。好的新闻必须可以得到清晰的解释，必须产生切实的效果。在理想状态下，好的新闻应该能够激起读者的反应——愤怒、尴尬或者兴奋。这一切都必须来自白厅，而白厅文化从体制上就倾向于保守秘密，厌恶泄露哪怕最平淡无奇的内部信息。从更基本的层面上来说，白厅主要处理细节与缓慢的变化，因此只有那些密切关注政治进展的人才能看懂这些新闻——那些能记得两年前首相关于林业税收待遇作出过何种表态、特别委员会当时作何反应以及同年春天发生过哪些请愿活动的人。大多数人根本不会关心这种事，大多数新闻记者也是如此。每当我搞到泄露出来的文件或者关于某项政策的秘密简报时，总要花费比搞到这些材料还要多的时间与精力来说服编辑相信这条新闻值得报道。白厅记者都是一群周期性领取“搞到真正新闻”任务的专家，这些人的先驱是1965年的安东尼.霍华德（1），最成功的则是目前效力于《卫报》的大卫.亨克（2）。他们的工作很不好干。亨克时不时就会捅出一条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新闻并顺便捅倒一位大臣。但是他的许多新闻之所以得到刊登是因为报社知道这些新闻能令官员们如履薄冰，尽管一般读者看起来很费神。

得到着重对待的白厅新闻往往糊着一层“万分机密”的外皮，或者包含易于理解的争论。我曾经听有些大臣说过，他们有时会将标注有“机密”字样的文件有意摆放在影印机旁边来吸引记者的注意，要不然文件里的内容根本肯定会被记者无视。如果不这么做，这些文件就得与其他几十封报告一起通过每天下午官方文件发布来与下院边座见面，对于大臣们来说，前一种做法无疑能令他们的小小筹划更有机会得到报道。水门事件之后每一位新闻写手都自然地认为凡是泄露出来的文件都值得报道。如果某人甘愿违反《官方保密法》将一份材料偷偷提供给记者，那必然有值得这么做的道理，哪怕材料本身看上去很乏味。同样，搞到“内幕消息”对于主编来说意味着你不但有“内线”，而且还能让他们“办事”，对于你来说这自然很能加分。

鬼鬼祟祟的会议与牛皮纸信封一起组成了一幕幕淡而无味的戏剧——里面满是模仿隐蔽战线英雄人物那样身穿长风衣的家伙——这些戏剧总可以产生一般足够在首页冒头的新闻题材。有时文件泄露的意义在于它表明两个政府部门正在争执不下：可能是财政部试图警告卫生部放弃一项昂贵的提案，也可能是交通部与环境部关于某项公路扩建工程的实际成本作出了十分不同的估算。这些争论是白厅的勃勃生气所在，一般总是拿到内阁委员会上来解决。但是假如某个问题如此烫手，致使官员为了打击对手而将其泄露出去，那么很可能这些官员的上级也正在争斗得不可开交。因此只要正确解读，单独一起泄露事件就足以产生一段新闻，牵扯上一位正陷身于头破血流的争斗当中并且以辞职相要挟的（相对）出名的政客，等等。

但是政治新闻题材当中来自白厅的泄露非常少。而且一般的泄露基本掀不起什么波浪，除非泄露背后当真存在惊天动地的冲突，例如1985年撕裂了撒切尔政府的韦斯特兰直升机事件或者工党在欧元问题上的斗争。一位优秀的记者从官员那里听到小道消息或者拿到偷偷带出来的文件之后，第一本能就应该问一句：这条消息的发表会使谁受益、使谁受损呢？这份文件是最新版本吗？还是为了破坏随后的修改版本而泄露出来的初版呢？莫非是某个在《今日》节目当中佯装窘迫的大臣为了宣布一项他以为本来可能被唐宁街十号否决的计划而故意唱的空城计？除非是真正的圈内人，否则要看懂泄露材料的真意是很困难的。因此尽管记者们经常因为搞到泄露材料而自鸣得意，但事实上他/她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遭到了白厅内部倾轧当中某一方的利用。

当年冷战尚在进行、政治激情因为核武器现代化而格外高涨的时候，有很多左派政府人员十分反感撒切尔，因此出于政治动机的泄露事件也就格外多——萨拉.蒂斯德尔（3）与克莱夫.庞廷（4）都因为泄露国防部信息而遭到揭露与起诉。在大卫.凯利与安德鲁.吉利根事件当中，安全部门怒火中烧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认为未能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过错会被人栽到他们头上。在与BBC争执之余，布莱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立即通过自己的新闻发言人对特勤人员进行了花团锦簇的赞扬。这些人不是政客可以轻易得罪的，因为他们在公众当中的权威与可信度从来都高得很。

如果说来自白厅的新闻题材仅仅构成了政治报道的一小部分，那么议会新闻题材也好不到哪里去。正如前文所见，如今议会的日常工作缓慢繁琐，波澜不惊，已经引不起太多注意了。真正的戏剧性场面倒也不是不会出现——例如预料之外的政府失利（通常发生在上院），或者某位证人在特别委员会面前吐露了令人瞠目的实情，又或者猎狐问题讨论的一百八十度逆转。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就像在白厅里一样，你必须日复一日地贴近观察才能看出政策的变迁，或者公共开支不足问题当中闪烁发光的丑闻。下院里发生的事情基本都算不上是新闻。耳熟能详的重复争论与代表选区进行的冗长请愿都不是新闻。假如某项提案当中的条款显然无论如何都会通过立法程序，那么关于提案条款的争论无论多么激烈都算不上新闻。

细心的读者现在可能会问：假如政治新闻题材主要与制定各种施政计划的白厅无关，也与审议这些计划并将其确立为法律的威斯敏斯特无关，那政治新闻题材究竟与什么有关呢？答案：政治新闻题材的重点，正如政治本身一样，都是权力。重点在于谁掌握着权力，谁在争取权力，谁失去了权力，谁在为权力而斗争。在所有留下史料记载的人类社会当中，权力都是令文化痴迷心醉的强力磁铁。王侯的性格，廷臣的谋划，从高位跌落的神甫，管不住下半身的总统……没有了人与权力的故事，十分之九的历史、艺术以及文学都要沦为空虚一片。政策交织在这其中并受到其结果的影响——决策、税率、结盟、公共事业管理等等。但要想分清主次是很不容易的。赤裸裸的权力斗争与斗争拿来遮蔽裸体的政策分歧，斗争结果与政策实施与否，两者究竟孰轻孰重呢？这就好比质问歌剧究竟算音乐还是算戏剧一样徒劳。

民主社会在这方面总有些放不开。托尼.本就像许多其他议员一样坚称媒体错误地痴迷于“个性”而不是“话题”。但是本总是小心翼翼地定期出版自己的日记，烟斗、毛衣、茶杯与雄辩的口才都成了他的招牌。这个人十分清楚个性有多么重要。他只是希望能够控制自己的商标而已。在八十年代初期工党左翼叛乱当中他将自己打造成了全国性的人物，并且一头冲进了胜负难料的权力斗争。在这场斗争当中他的个性至关重要，他的形象或商标也成了许多著名“话题”的载体。

大多数一线政客都对自己的形象十分上心。目前最家喻户晓的例子就是托尼.布莱尔。他的表演才华有目共睹，他的着装总是无可挑剔，他的就职誓词经过了精心雕琢，听上去“毫无阶级属性”，他的邻家大男孩式微笑令人无法抗拒，他蹙眉沉思时则总有一股重任在肩的气质。形象与个性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就如同在学校操场或公司董事会里一样重大。权力总是意味着将某个人的个性投射到其他人的头上。在今天的媒体文化当中，权威性与确实性的问题总会令我们感到困惑，而政客们也费尽心力试图证明自己可信可靠。他们既要随和亲切又要鼓舞人心，将平易近人与鹤立鸡群这两种气质结合于一身。这样做的确令人身心疲惫。但是认为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里英国政坛当中夺权与掌权的斗争与个性、性格。形象与权威无关是十分昏聩的看法。正因为如此莎士比亚的著作至今依然是十分有用的从政参考书。如果将涉及政坛浮沉、内阁分裂、个人复仇等等情节的新闻一律贬斥为“无关紧要”，就等于否认了任何政治体系的深层现实，无论是议会政体还是君主专制政体。提出这种要求的议员要么是天真得一塌糊涂，要么就是试图愚弄公众，让他们把自己当做大学教授或者神职人员而不是政客。

夺权、掌权与失去权力的新闻题材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一直占据核心地位。大多数政治记者都会这么说。1985年韦斯特兰直升机事件导致的撒切尔内阁分裂绝对是个性、胆量与阴谋诡计相互碰撞的经典案例。双方开战的起因是直升机供给问题以及英国针对欧洲的国策，但是情节主线根本就是从詹姆斯一世时期的戏剧里面趁热摘抄出来的，这也正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一直都在追捧这次事件的原因。迈克尔.赫塞尔廷从内阁出走并径直离开唐宁街步入荒野的一幕根本就是剧院舞台上的演技爆发。韦斯特兰时间的演员阵容豪华得令人目眩，包括正位居权力巅峰的首相本人——一位只手遮天，令人胆寒，怒火万丈，一往无前的托利党巾帼英雄。她的新闻发言人伯纳德.英厄姆乖戾凶狠，双眉如黄鼬，嗓音似砂纸，活脱脱一位马基雅维利再世。欧盟副主席列昂.布列坦如同满腹筹划的红衣主教，他的新闻发言人科莱特.鲍尔则总有些神秘兮兮……至于反对党领袖，相互做对的记者以及后座议员之类的配角就更不用说了。整个事件就好像一出政治化的实验性先锋戏剧，一部在清晨电台广播、新闻发布会以及下院会场不间断推进的剧本。

这出戏的第一幕发生在远离摄像机之处，而惊心动魄的大结局则发生在下院会场的众目睽睽之下，并得到了一直追踪着时间进展的同一批旁听席特派记者的报道。撒切尔走进会场时相信这是她在任的最后一天，而对于工党党首基诺克来说这则是将她打翻在地的绝好机会。下院成了斗兽场，尽管里面发生的戏码更像是斗鸡，噪音喧天，紧张得令人颤抖。接连好几周的电台采访，私人简报，报纸，文章，新闻发布会以及愤怒的私人谈话全都汇聚到了眼下这一个多小时的公开辩论当中。权力就是胜者的奖品。假如撒切尔输掉了辩论而且没能说服下院，赫塞尔廷很可能将她顶下首相之位自己取而代之。假如基诺克取得大胜，那么他很可能扭转自己在媒体当中的声誉，争取到大量选民支持，并且假以时日入主唐宁街。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被人们称为“韦斯特兰事件”的权力斗争是真实存在的。我这里用戏剧来打比方，但是最精彩的政治故事要比戏剧好看千百倍。因为任何一出戏剧的结局早在观众落座之前很久就已经确定了，大幕升起之前演员们就已经知道了最终谁将会倒地身亡。

过去二十年里其他重大政治危机大致也遵循着类似的模式，尽管具体采取的公开活动有所不同。国家煤矿委员会与白厅的精心筹划，煤矿工人罢工与人头税计划背后的政治争论都导致了英国各地街头的暴力、动乱与流血。这些故事的主旨也是权力——工会的权力（这是撒切尔决心摧毁的目标）与民选政府收税的权力（大多数选民都认为这项税收很不公平），这两者最终都没能经受住破坏性测试的考验。正如韦斯特兰事件一样，在这两起事件中我们也面对着巨大而看似无可抵挡的个性角色——煤矿工会领袖阿瑟.斯卡吉尔、国家煤矿委员会主席伊安.麦克格雷戈、托利党主席诺曼.泰比特，环境大臣尼可拉斯.雷德利……。撒切尔与北爱共和军之间的较量同样地动山摇，而这依然是权力斗争，其中牵涉到托利党党代会上的刺杀，至今依然在分裂英国人民的各种英勇与野蛮之举，还有不顾一切将自己饿死的年轻人。围绕着临时派共和军进行的斗争涉及英国与爱尔兰的纠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北爱历史，以及经济环境与歧视性住房政策。但这也同样是一场以压倒对方为目的的个人较量，一方是有国家撑腰的撒切尔，另一方则是新芬党领袖杰瑞.亚当斯与绝食运动发起人鲍比.桑兹这样的人们。

那么最终将撒切尔搞下台的政变呢？过去二十五年来威斯敏斯特舞台上或许最为激烈的这部剧目又如何呢？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这出戏都当得上跌宕起伏四个字。这出戏的第一幕是两位截然相反的大男子主义者为了争取撒切尔的信任而明争暗斗，一位是瘦高枯干的经济学家阿兰.沃特斯，另一位则是身材胖大一步三摇的财长奈吉尔.劳森。 任何一位能够写出这样一幕戏的剧作家都会感到十分愉悦。接下来的幕间搞笑喜剧则由默默无闻的托利党议员，平时总躲在自家悍妻阴影当中的“尾行之驴”安东尼.梅尔爵士领衔主演。一天到晚温良恭俭让，曾经被人冠以“死羊”头衔的杰弗里.豪尔在下院发表辞职演讲时摇身一变成为了指控撒切尔的要命人证。紧随其后的是大群谋划者与反谋划者，威斯敏斯特上下纷飞的激烈争执与旧日友谊的破裂。从撒切尔在巴黎峰会最关键时刻的毅然返回与夜晚剧院台阶上发表的“我们将要继续战斗”演说，到她与怯懦但不肯转移视线的内阁大臣们令人绞痛难耐的会面，再到她无可奈何的最终投降；她在下院英勇得令人惊骇的辞职演说，在她身后公开抹泪的议员，以及她本人最后一次离开唐宁街时流下的泪水……目睹这一切的人们往往会恍惚觉得事件里的所有参与者都应该披挂上文艺复兴时期的行头。《撒切尔王朝》一、二、三部就算放在环球剧院也能赢得满堂喝彩。

相比起来约翰.梅杰的任期就没那么恢弘壮阔了，尽管就像撒切尔时代一样，戏剧的结尾往往在下院会场得到公开化。英镑从欧洲汇率机制中的坠机式离队将诺曼.拉蒙特当做一位更加喜剧化的劳森引荐到公众面前，他的尊容好似浣熊，玩世不恭的做派好似福斯塔夫。在“黑色星期三”，政府仅用了一个下午就在经济与外交两条战线上大败亏输，彻底终结了梅杰在当代英国政坛施展作为的希望。与之相伴相生的是，九十年代中期梅杰为了让议会批准马斯特里赫特协议而煞费心力时，托利党也在欧洲问题上陷入了骇人且凶狠的个人战争，政府内外都有许多“王八蛋”试图阻止梅杰。与之前一样，这个故事的确关乎国运，但同时也与权力有关。这是一部自成一格的悲剧，悲剧主人公是梅杰这位奋发向上的“布里克斯顿少年”，他的父亲售卖花园装饰品为生，对他进行刁难阻挠的众多势利小人则令他怒火难消。但是这场悲剧当中也有很多喜剧性的插曲。比方说当梅杰与约翰.雷德伍德竞争党内领袖时，后者的支持者们组织了一支傻头傻脑的队伍，全都身穿条纹夹克，苏格兰短裙，丝织晚礼服，脸上挂着僵硬的微笑——我冒昧地补充一句，这几样东西并没有同时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这些戏码当中的大部分都发生在公共注视下，但并非全部。我还记得当时我和拉蒙特在财政部里，他向我保证“约翰”绝对不会解雇他，而且很有信心自己能得到担任财长的任命，结果没过多久梅杰就把他解雇了。我还记得在他辞职以后返回白厅，一位凶神恶煞般的托利党党务干事拦住了他，警告他说如果他胆敢向首相寻衅报复，“我就先扯掉你他妈的胳膊再扯掉你他妈的腿然后全都塞进你他妈的%&￥*里面……”

在托利党执政时代后期，政府是否会在下院丧失关键选票成了特别令人兴奋的话题。也正是在九十年代各家大报终于决定舍弃议会版面，这一情况看起来似乎有点矛盾。但是反梅杰叛逆分子的密谋为夜复一夜的真正幕后情节提供了线索。这些发生在闷热的六月夜晚，在酒气熏人的下院天台上或者灯光昏暗橡木贴墙的走廊里徐徐展开的情节时真正的休息室新闻。休息室新闻与边座新闻的融合以及传统议会报道的崩溃全都发生在梅杰执政期间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这是暗中运作与“滥搞”的时代，对于托利党政客私生活与不检点行为的报道终于渗入了主流政治新闻当中

到此为止，政治新闻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往最好处说也很难说清。上文中的任何一个例子在任何一位政客看来都能算得上是“好新闻”。这些新闻题材全都涉及了关乎英国未来的重大议题，例如工会权力，英欧与英美关系以及经济政策，而且全都立刻带来了强烈的公众反响。但是从此以后新闻题材就变得越发浑浊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