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茗谈（99）：城镇化 -- 本嘉明

今天我们大家不妨来想想三个问题：

1） 到2020年左右，中国要阶段性完成“城镇化”（《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这期间如果遇到重大阻力，无法完成，怎么办？

2） “城镇化”假如基本按期完成了，接下来怎么办？

3） 怎么“城镇化”？

（一）

在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之间， 我本人更倾向于奥地利学派，所以从前会提出《货币之锚》和《人民实币》这两个议题。但同时，我也不是奥地利学派的“保皇派”，时不时也为凯恩斯学派喝彩和辩护，总之是实用主义，哪个阶段用哪个好，就支持哪一个。

人类社会进入大航海时代后，重商主义盛行，由自然经济向“人造经济”过渡，催生出了工业化时代，人类试图从上帝手中夺过“交响乐团的指挥棒”。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这看不见的手，会解决一切，不需要政府插手。但1929年的大萧条太过严重，市场无力自行修复，于是凯恩斯学派应运而生，赶来救驾。

凯恩斯学派不是突然出现的，是对前人的集大成。中国固然有“官山海”的传统，但哲学上崇尚“天人合一”，皇帝只是“天子”，还是老爸说了算，人类跟着走就是了。但西方的哲学，是“天可以取而代之”，就是人类“普罗米修斯式犯贱”，一定要偷出宙斯的全能，把宙斯打倒，人类自己当上帝。所以，凯恩斯学派就是个“逆天”。

凯恩斯学派的缺陷：

一， 不知其所以然，以病理指标（体温，血压，X-光）为依据，一有超标即用药，用“过头药”。凯恩斯根本就不屑于研究病因，只盯着机体的各项症状，指标一不对头，就用药，严防死守。

二， 病理指标的滞后。复杂的大型经济体，经济指标的采集和验证，是相当困难的；而决策层是否能迅速因时而变，不惜打自己的嘴巴，又是另一个难题。

三， 不适合议会制政体。凯恩斯创建学说时，英美是彻底的精英统管社会，一小撮人管经济，老百姓屁都不敢放一个。但在今天，上帝的指挥棒要怎么舞动，能发声的“名嘴”们就太多了，每人都代表一批选票。

四， 凯恩斯学派是经济学中的“计划经济派”，以中央银行夺取“上帝的发钞权”，指挥生产“正大鸡”“人造蛋”，来取代走地鸡，天然蛋。

某种程度上，1929年经济危机和2008年经济危机，是鸡和蛋的关系。而针对1929年经济危机的凯恩斯疗法（新政），其实也是2008年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可以说，有了凯恩斯疗法这只鸡，必然会生出“2008危机”这个蛋。

人类经济成果，在近100年里雪崩增长。随之而来，是人类管制经济的副作用/反动作用，也由于凯恩斯疗法而不断震荡放大，核弹的威力越来越大，止痛先是用杜冷丁，到最后必然就是海洛因。人类建设越多，则破坏越多：经济正常发展时，凯恩斯疗法破坏“天然的波动周期”；经济不稳定时，凯恩斯疗法直接破坏经济的内生规律。

西方所谓的“（独立的）中央银行”，就是凯恩斯疗法的罪魁祸首。按奥地利学派的要求放弃了凯恩斯疗法，则中央银行没有存在的必要。

（二）

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美元货币供应年年增长。美国依靠常年贸易逆差，向美国以外的世界提供每年的美元增量，但前提必须是美国经济也有所增长，一般国际间公认，是3%的GDP增幅。

而美国的人口不算多，经济过度成熟，在国内投资的回报率低，使得3%很不容易达到。尤其是冷战结束，美国资本从斯巴达式的“备战经济”中解放出来，美国统治阶层不得不设法补偿憋屈了很久的资本家们，从而放宽各类管制。天下太平，美国进入了“（金融）资本的纵欲时代”：贪婪是好的，追求高回报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上帝赐福美国的，千年等一回啊。

所以柏林墙倒坍后的美国资本家，如同撒娇的幼儿园小盆友，吵着要不间断的经济发展高潮，而且一个要比一个HIGH。这个要求，已经到了不讲理的程度。克林顿时代，用“信息高速公路”，“新经济”，全球化，哄了大家一阵，2000年.com热潮破灭，大家又不干了。于是站在凯恩斯疗法前台的傀儡绿锅，以逆天的连续降低利率，来强行压低资本的价格，以低廉成本的资金诱使金融界犯罪，拔苗助长地催生房产泡沫。

美国这次大失败，洗劫国民的财富达40%之多，这次类同于中国的“三年大跃进”，是计划经济的失败，“人定胜天”的失败。是凯恩斯疗法的顺手易用，和过度成熟的美国国内经济（在下一个技术革命浪潮到来前）暂时无路可走，这两条叠加的诱惑效应，使得美国脱了裤子，毅然裸泳。

一个大国，经济越富裕，社会各领域越发达，就越不能犯错，因为遇到困难的回旋余地已经很小了。这就好比一个北漂的进城青年，一开始跟着老板打工，温饱是有了，买不起房，吃饱了倒没什么烦心事，就烦自己不是大款。等工作上是个熟手了，收入稳定了，买上房了，就担心自己缴完房贷前有啥变故。等创业了，成功了，资产几千万了，不烦了吧？更烦，一个决策失误，好几百万就没了，心疼得几夜睡不好，说不定就犯心脏病了，倒不如穷人那会子，吃饱睡倒，至少命硬。

目前的中国，就在第二阶段，心里说忍忍吧，等2030年，缴完房贷了，老子就自由了，其实远不是那么回事，富人有富人的不幸是吧？但也就是因为在第二阶段，所以中国有中国独具的优势，就是国内发展还不充分。

中国在2008年的外汇储备是1.76万亿美元，其中以美元计价的占60%多，这么庞大的外汇储备，不多元化一些，不购买一些半官方的企业债（如房地美，房利美），是不可能的。当时由于饱受外汇猛增，无法消化之苦，在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时，中国人民银行向商业银行注入的资本金是以外汇注入的，就是鼓励商业银行们走出去，投资海外资产。但是商业银行的土老冒们一合计------也可能是忙总出的主意------都违抗上命，偷偷换回人民币，在国内投资。结果2008金融风暴了，中央一查，中国金融机构比如中行等，自行介入美国有毒资产的，有，但是比例很小。政令不出中南海，居然赢得一次悲剧性的胜利。

怎么会傻人有傻福呢？不是朱雀玄武各大帮的帮主太聪明，而是投资在国内，回报高而风险小。国内的发展还大有潜力，“重工业化”和“城镇化”，多香的两个饽饽啊。当年小日本在国内要有这么一个自留地，何至于去吃“洛克菲勒中心”这个毒汉堡啊。

而反过来，我们也要看到，一旦城镇化顺利完成，那么中国的经济体量固然可以大进一步，甚至达到世界第一的目标。但国家的经济政策，也更不能有所差池，因为你一旦还在单杠上炫耀技巧，不幸掉下来的话，像“重工业化”和“城镇化”这双重保险垫子，也没有了！

（三）

城镇化是干什么？不单单是拉动内需，而且是调整结构，应对老龄化，一举多得。

这样，城镇化是不能撒胡椒面，全国给一样的政策，由着下面齐头并进乱来的。东部因为农村建设相当发达了，主抓“城市化”；中西部主抓新农村，城镇现代化。但中西部怎么抓呢？我部分同意吴敬琏先生的意见，要按市场规律办，不能按长官意志办。就是说，以“宽带网络”为先锋，一路西进，哪个地区利用宽带当东部的“BACK OFFICE”成效显著，就优先发展“城镇化”，以点带面，梯度扩展。

第二，“重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也应该是中国逐步“去凯恩斯主义”的过程。凯恩斯主义尤其受威权体制偏爱，这在中日新韩各国都验证了；而凯恩斯主义最终为威权体制掘墓，这也基本验证了（因为纵容执政者一意孤行）。现在很多人吵吵，说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落后太多，不配套，要顶层设计，要跟上，不然就拖了后腿。但你抬头看看所谓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也是个十三不靠的乱局吗？你怎么就不说，先把经济体制理顺，为下个世纪做好准备，同时也为政治体制改革保驾护航呢？

要把经济体制理顺，一个纲，就是“去凯恩斯主义”，纲举目张。但这个纲，不是打倒“凯恩斯主义”，而是改造现在用得顺手的“旧凯恩斯主义”（比如再次4万亿），把这个偏好，逐步淡出中国的经济管理层面，把“计委”这种笼罩全社会的超级“经济东厂”，存放到故纸堆里去。

但我们不是不要“政府的适当规管”，不是要废除“中央银行”制度。我们可以维持“中央银行”制度，但是决策者（在中国是国务院，在美国是FED）要带着镣铐跳舞。具体说，就是“有限度地发钞”。奥地利学派比较激进，要求解散央行，回到黄金本位制（大家可以看看许小年教授的立场），由上帝决定给人类多少黄金，从而可以发多少钞，政府不许插嘴；芝加哥的货币学派认为这不切实际，佛里德曼认为纸币可以沿用（发钞成本低，方便嘛），但要有限制，美元的货币供应量，每年增长极限应是3%，只许少不许多------因为美国经济的正常年份，也就增长3%，货币增长不能超越经济增长（当然打仗了不算，一打就把3%吃掉了）。

我们不妨按佛里德曼的思路，以中国的GDP年增长率为“锚”，为依据，来确定下一年的货币增发额度。同时，通过发行嵌有贵金属的现钞塑料币（人民实币），来通告全世界，中国政府有诚意交出部分“铸币权”，这是每个人都可以监督的。表面看，交出的“铸币权”是还给自然界，还给地球母亲，因为你缺乏贵金属，就不能发钞。但实际上，是交还给了人民。

现在的现实是，中国的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一般讲高于当年GDP增长率6%到8%，如果GDP增长10%，M2就很可能是年增18%。这里面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净增3%左右，是没有疑问的。这样年年超发（还不算特殊年份），导致的消极因素有三，一，经济很容易过热，因为信贷增长过猛，不可能收住笼头。二，推动物价上涨，保值品受到追捧。如果不想民生用品大涨价，政府只能网开一面，有请大家去炒房。三，自1995年起，新中国开始出现史无前例的“存差”，就是存款数大于贷款数，钱滞留在银行里，储户既不消费，银行也贷不出去。

所以房价的问题，根子在国务院，不在温州炒房团。就像美国的毒债问题，根子在FED，而不是花儿街。

（四）

凯恩斯主义，对目前的中国，正面意义还是很大的。在这套野球拳法指导下，中国稳住汇率，养活了沿海数以亿计的“山寨移民”，又慢性窒息别国的制造业产能。但这样做的后果，是中国政府被迫无视通胀率，强行超发货币，以满足平抑汇率的需求。中央已经很用心，利用央票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闪转腾挪，尽量少增发货币，但也就是尽力而已，该超发还是超发，怎么停得下来？

如果把凯恩斯疗法看作是治疗经济癫痫的特效药的话，我们承认，这疗法对于中国经济，目前也是有效的。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凡是被这种疗法治过的病人，下一次发作就更猛烈，病灶具备更强的抗药性，从而不得不加倍用药。对这种疗法的严重依赖，显示出令人惊恐的前景，灾难的先兆。

中国的城镇化，或许是最后一个大型机会，能使中国摆脱“凯恩斯瘾”，回到较正常的“绿色生态”中去，随天时而生息，而不是天天抱个药罐子维生。在把城镇化率提高到70%的这20多年里，中国经济只要不出大偏差，年年适当增长，是没有悬念的。那么在这样一种相对可预期的稳定发展过程中，有意识地放弃旧凯恩斯疗法，把注意力逐步地，慢慢地，转到以控制通胀为核心，以创造稳定的经济环境为目的，“稳中保增”，利用稳定发达的社会条件，吸引海外资金和年轻移民来华，以应对老龄化的未来社会，可能是较稳妥的发展路径。

至于中国已经猛烈超发的货币，我们可以有多种方法慢慢化解，比如说利用“斯科达”，以货易货，从而新发展出一块贸易量，而不必印钞来强行收购外汇；或者趁经济还在增长，年年少发一点钞，这样就逐步收回了流动性。当然，如果嫌这样的中医疗法太慢，可以用西医的外科手术，就是对外战争，强行打开外国市场，把多余的人民币流动性灌入。不过靠打仗发财的事情，还真是不大靠谱，一超都不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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