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父亲的坎坷官路──我的父亲系列之一 -- 潇洒书生

我出生在重庆,生长在山区,自幼对于父亲籍贯所在地没有深刻的印象。直到三十多岁,我才携家人陪伴父亲回了一趟老家,给父母两方的亲戚拜年致敬。说实话,除了来过我家的阳华堂叔和六姨妈家人以外,大多数老表亲戚都不认识。但我能够理解父亲的兴奋,因为这个地方、这些亲人承载了他永远难忘的情怀。

一

其实,就父亲的家庭关系而言是很简单的。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这一辈,只有兄弟俩人和几个姐姐；到我父亲这辈,则只有兄妹俩人以及一大堆堂表或姑表兄弟姐妹。但,这些堂表和姑表兄弟姐妹后来与之保持密切联系的并不太多。

关于家世,父亲晚年经常会提及，一付生怕后人记不住的情急模样。然而,直到我有机会查阅父亲早年所写的有关材料之前,我对父亲家庭的生存状态仍了解甚少。还是看看父亲1953年10月20日在“干部履历表”上是怎么填写家庭经济状况的：“参加革命前,家里只有杉皮草屋一间,开的荒地二亩，自做维生。现在仍有杉皮草屋一间,解放前开的荒地二亩仍由父母和妻子耕种,并靠父亲在军属生产社推米维持家庭生活”。

现在能够看到的父亲最早撰写的自传中,他这样写道：家庭有父、母、妹、妻,共四人。家里的二亩田土是解放前开垦的荒地。父亲曾在军属生产社推米，现在没有推了；母亲在人民银行一干部家帮佣，妻子在家劳动,妹妹在家读书,家庭成分贫民。

从父亲所写的自传中看出,其家庭经济状况是困难的。凭这样脆弱的家底,我的爷爷、奶奶要维持一家生计可谓备尝艰辛。

然而,到了1955年，我父亲的家庭情况被纳入政审范畴以后,有关家庭成分属于错划的举报犹如雪上加霜。这又是怎么回事？

二

父亲转业到重庆兵工厂以后，一直牵挂家中亲人。待他安顿下来不久就开始设法找住房准备将父母、妹妹和妻子迁移过来。此事忙活了好几个月才有了眉目。1954年，父亲接来了自己的父母、妹妹和妻子，入住在工厂的宿舍里。父亲当时的工资不高,我奶奶就靠帮助单身职工洗衣服替家里挣点钱，但生活水平比起在老家要好上一些。他们没有料到,离开老家没有多久就有原来的街坊邻居向当地政府部门反映,我爷爷家长期开大烟馆和卖大烟，不应该将其家庭成分划为贫民。

工厂派人到赤水县外调黄仲文逃跑事件时,也比较注意了解我父亲的家庭成分问题，最后还是确认有关成分划分没有什么差错。不料到了六十年代初,此事又重新被人提及,工厂便又组织专人进行调查。当时的赤水县城关镇党委出具的情况说明材料表示,当地政府在解放初划定居民成分的依据主要看家庭经济状况好坏和有无正当职业。我的爷爷、奶奶虽然开烟馆、卖大烟,但生活还是比较困难，而且说不上是什么正当职业。所以,划其家庭成分为贫民是有依据的。对比,工厂有关部门未有异议。

在今天的许多人看来,开烟馆、卖大烟是很严重的罪过。其实,在解放前，这桩生意司空见惯。据有关旁证材料反映,当年赤水县城就开设了大小烟馆上百家，竞争非常激烈。我爷爷家开的小烟馆根本排不上号位,而且,时不时被警察查封。解放初,考虑到城镇居民谋生艰难,当地政府并没有强令禁烟,采取的是疏导方针。父亲因为要求政治上进步,在1950年上半年不断劝说爷爷、奶奶，最终关掉了这门生意。

我父亲的光前表哥在1956年10月11日所写的证明材料中说,解放前我父亲的家庭生活很长一段时间是靠开烟馆维持。我父亲的近亲中有几个姑母和一个叔父。有两个姑母所嫁的,一户姓汪,是小土地出租；一户姓张，靠做小生意为生。其叔父在川军当过连长,后来做过城关镇的警卫干事,现在靠打小工下力为生。还有一个堂伯父,在昆明做大烟生意发了财,解放前两年买了二十多石租的土地,是一个小地主,现已病死。这几户近亲平时往来比较密切。还有一个姑母嫁给黄家,早年病故,其亲生儿子就是黄仲文,除丧喜事外,平时很少往来。

我父亲同时期写的“交待材料”中是这样说明他的主要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1、父亲名亮之,生于1899年11月,现年56岁,三十年前曾在滇军队伍当过连司务长,排长，曾参加哥老会并当过五排；解放前做过小生意,种过土地；平生好赌,爱在街上赌钱。解放前五年,借了一些本钱和堂伯父到云南昆明做大烟生意,后来输光了本钱只好跑到重庆做烟草行的中介人。解放前两年又回家做土为生。2、母亲名志珍,生于1904年,现年51岁,文盲,我小时家贫,全靠母亲辛苦操持；到重庆来后,还靠她帮职工洗衣服补贴家用。3、岳父陈树生,现年60岁,中农,靠种田为生。4、陈王氏,现年59岁,贫农出身。5、堂伯父名淮荃，现年60余岁,解放前专做大烟生意，是本地哥老会大爷,还参加过青帮。6、叔父名怀明,现年54岁,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连长,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前几年在老家干过城关镇警卫干事。现在靠做小工为生。7、张光前，姑表兄,现年约28岁,现任赤水县粮食局股长。8、张光裕,姑表弟,现年约23岁,中共党员,现任空军某部少尉……

我对爷爷还是有点印象的。年幼时,爷爷常背着我到处玩耍,而且，对于我买吃零食的要求总是乐意满足。爷爷去世的时候,我还不满六岁,其临终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关于爷爷的身世和为人，大都是从我父亲的闲聊中了解到的。所以,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自己的爷爷是一个生性散淡的人，没有文化,不怎么管事，也不大操持家务。近日,我有机会查阅到了爷爷亲笔撰写的“情况说明”材料,可谓大吃一惊。首先,爷爷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只读过两年私塾，但文句通顺,叙事清楚；其次,爷爷的经历丰富,虽多次遇险但均能逢凶化吉，如此人生际遇就不能仅仅用运气使然可以解释得过去的。爷爷看上去有些胆小怕事,实际上却颇讲侠义,即使交待问题，毫无推诿攀咬之语,亦无落井下石之举。与我父亲所写的同类材料比较，爷爷的东西更朴实一些。

爷爷又是怎样讲述自己历史的呢？

三

1958年7月,我爷爷应街道办事处的要求，撰写了他的“情况说明”材料。爷爷如是说：

我生于1899年11月16日。自小生长在贫民家庭,10岁之前断断续续读过两年老学（私塾）；11岁到15岁之间就呆在家里帮助大人做点家务，没有外出做什么事情。在我15岁的时候,家庭已经很贫苦了，当听说四川督军熊克武派人在合江县招兵，于是,我就到合江募兵处补了一个名字便入了行伍。不久,又随部队开到成都驻扎。我在熊克武部队总共当了不到一年的兵，因队伍整编压缩，我被裁员了，就回到老家借了本钱做小生意。到民国八年，赤水成立门户丁，我又在门户丁当兵，队长叫王克生。约在民国十年，贵州步兵九团团长雷鸣九驻进了赤水县,便把门户丁编进了他的部队。那时正是军阀混战,互相争权,时任贵州省主席的周西成派兵进攻赤水,把雷鸣九的队伍打垮了。雷鸣九只好带着残部从叙永出走重庆，投靠到原贵州省主席袁祖铭的部队当上了炮兵团的团长,我是跟着雷鸣九跑路的，因此也就在炮兵团当了兵。我记得所在部队的营长叫王君石（解放后已被镇压），连长叫祝建廷（四川合江人,解放后病死）。我们的队伍驻在来凤驿。我在炮兵团当兵不久就升任了连里的事务长，但由于我不满连长祝建廷吃当兵的钱，加上想家了,就开小差回赤水继续做小生意维持生活。大约到了民国十三年间,贵州军阀李小炎率部驻守湖北,老上司雷鸣九又去投靠了他,并当上了师长。这时,由于不得志而回乡的祝建廷又来找我,说他想再去投奔雷鸣九,因无人伴随，便邀我一道前往。我当时做生意亏了本钱，苦无出路,就答应下来了。我俩到湖北找到了雷鸣九，他安排我们去向梦章团长手下，祝建廷当上了上尉副官,我当了少尉副官。大约在民国十五、六年间,李小炎的部队（番号43军）和湖南军阀叶开鑫的部队（番号44军）因争抢地盘打了起来,我们团被打散了,团长向梦章也受了重伤。我见势不妙，就动身往老家跑路了。刚回赤水不久,贵州军阀侯之但（25军副军长）手下的谍查长刘俊武就来捉我。他说我是李小炎部队上的人,，回来是为了打探25军的消息。我告诉刘俊武说，我不是李小炎的探子,确实是因为部队被打散了才回家来的准备做小生意谋生的。刘俊武就说,你假如不是李小炎派来打探消息的,那就到我手下做点事，专门负责调查李小炎是否派人进贵州来活动，如果你不干就证明你是李小炎派来的探子。于是,我就答应替他做事以证明自己不是李小炎的探子。刘俊武安排我在谍查处专门负责调查李小炎是否派人溜回赤水弄情报,有时也调查一下土匪的动向。我在刘俊武手下干了两年多点时间。大约到了民国十八年,刘俊武因勾结土匪弄得名声很坏,侯之但对他动了杀机，下令秘密抓捕并枪毙了他。刘俊武死后,新来的谍查长叫霍南轩。这个人上任后，就指使下属明里抓赌抓娼,暗地里贪污捞钱。我看不惯这些勾当,就把谍查证上交不干了。我又开始做小生意谋生。时隔一年以后,侯之但的副官处处长刘丙侯碰到我,问我现在干啥子？我说,现在做小生意,生活很困难。他表示愿意介绍我到侯之但手下的团长郑孔昭处做事。经刘丙侯帮忙,我到叙永找了郑孔昭并在团里先负责侦察土匪动态,后又调到三连当了事务长。没过多久,侯之但怀疑郑孔昭与另一贵州军阀毛光翔勾结,便派兵打垮了郑孔昭部。我又失业了。从此以后,我再未在军队上干过，先后做过小生意,也帮亲戚卖过大烟，解放前三年主要靠种地谋生；解放后靠种地并在米店推米谋生。

我爷爷在这份材料的结尾处写道：在民国时期,我当兵也好,当谍查也好,我始终未做过什么坏事。赤水县城很多人都知道我的为人。自问平生清白。何况,我当兵、干谍查的时候,正是军阀混战,争权夺利之际,还根本未听说有共产党之事，直到民国二十三年红军打进贵州,我们才知道有红军这个名字。

这份材料提到的熊克武、周西成、袁祖铭、李小炎、侯之但等民国早期军阀达人，天涯版主江上苇在《迷惘的诸侯》一书中对其着墨不少。至于我爷爷，只是在这些军头手下当过小卒而已,若非见机早、抽身快,恐怕后果难料。

在我爷爷交待的社会关系中,其亲近的朋友基本上是热爱川剧的票友。从外调的旁证材料上看,知情人也未写有“罪大恶极”之类的攻击性措辞。但是,从1958年到1966年,当地街道治保组织是将我爷爷纳入“监控对象”进行监督的。在一份调查表上,组织上有这样结论：该人解放以来在政治上表现较好,历次运动中尚未发现有造谣及不满活动。

父亲对我爷爷、奶奶是很孝敬的，对妹妹也是发自内心的关爱。至少,我从未听他说过长辈有什么不是和至亲有什么缺失。当年,奶奶与我母亲这对婆媳发生了不少矛盾,父亲非常为难。但面对我奶奶的数落，父亲总是温言细语地安慰并尽力调和婆媳关系。从有关材料反映的情况来看,父亲总是宁愿自己受委屈也不肯让父母亲人吃苦头。爷爷去世的时候,父亲正在北京告状。当他返家时,爷爷已经入土了。为此,父亲痛哭不已,并昏睡了两天。我奶奶去世时,父亲正出差在外,得知噩耗痛不欲生。在我们逄年过节阖家团聚之际,父亲总要先摆上爷爷、奶奶的碗筷和酒杯,祭告一番方才允许开筵。

这是一个好习惯,应该传承下去。只是,家祭时,除了爷爷、奶奶外,现在还要添上父亲、母亲的碗筷了。笔行此处,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