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父亲的坎坷官路──我的父亲系列之一 -- 潇洒书生

父亲的最高学历是贵州省立贵阳高等工业职业学校肆业,时间是1948年1月到1949年1月。

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没有坚持完成学业？他的回答是：没有钱填饱肚子。

其实,父亲从小学起就一直为学费发愁。

一

据父亲早年写的自传材料描述，其6岁时就已经开始一边帮助父母干活，一边到不用花钱的夜校学习识字。到7岁时,父亲的家境略有好转,他在家长的支持下考入县 立第二小学二年级。“能够进县里的正规学堂读书,觉得很有面子”,，父亲这样说过。然而,在父亲读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家境衰落,甚至到了时常断炊的地 步。“幸得姑母汪刘氏帮助,我才读完了初小”，父亲这样写道。读高小的钱,大头是我爷爷借来的，小头则是父亲利用放学和假期拾柴卖钱拼凑的。到高小毕业 时,我爷爷还是没钱续供父亲升入初中,于是,爷爷和奶奶商定将父亲送到商铺做学徒以混碗饭吃。父亲不甘心,私下去找姑母汪刘氏帮助,姑母觉得自家侄子上学 用功,就这样辍学实在可惜，便同意借钱给父亲。因为有姑母的资助,父亲终于如愿考入省立赤水县中学。父亲非常努力，他知道自己家境贫寒,能够读书实属不 易,唯有学业有成,将来才有机会挣钱养家。在考入中学后,父亲一天到晚埋头苦读,其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老师和家长都称赞不已。就在父亲读到初中二年 级的时候,姑母汪刘氏的先生病逝,其家境江河日下,很快就无力再提供学业资助了。父亲回忆“每天放学回家,经常饿肚子。想继续上学,又缴不起学费,内心难 过极了。实在无法可想,只好休学”。

父亲休学了半年时间，心情因欲上学而不能变得非常做闷。这时,他在县政府谋生的大表哥表态愿意借一笔钱让父亲上 学,我爷爷也只好四处求告借钱补足了学费。父亲靠亲友借贷才读完了初中。复读后的父亲,意识到一个人读死书是不行的,要多交往同学,多参加课外活动。于是,他多少也参加了一些班级组织的田径、蓝球比赛活动,并与罗念一、李秀林、王学盛等人关系密切。那时,他们这些学生经常受地主家庭出身的同学欺负。为了 抱团抗压,父亲和罗念一、李秀林、王学盛等人便结互换金兰,结为拜把子兄弟。五十年代搞政审时,组织上还专门对这拜把子兄弟的事进行过深入调查,结论是 “没有反动行为”。而这几个拜把子兄弟当时也混得还行,罗念一在西藏军区文工团当创作员,李秀林在空军部队当文化教官,王兴盛是仁怀县政府干部。

1947年秋,父亲初中毕业。接下来怎么办,父亲当时很彷徨。这时,他的老师陈群先生给了父亲很务实的指点：你们这样的穷孩子没必要借大钱去升读普通中学的高中, 应该去考读省立职业专科学校，这类学校不收学费,毕业后比较容易找工作。父亲听进了陈老师的忠告,决定报考贵阳高等工业职业学校。经打听,同级不同班的陈 一行、雷宪利、刘仕德等同学也有相同意愿,便约定同赴贵阳报考。然而,爷爷和姑母、表哥此时都已无法拿出足够的路费资助了，父亲只好再三苦求堂伯怀荃公帮助。这位堂伯是本地袍哥义字旗的大爷,与几个土豪合伙做贩卖鸦片的生意,家境不错。不过,他对家父的请求并不怎么支持。无奈之下,父亲只有央求几位长辈出 面说情,才借得50万法币作为路费。这年隆冬时节,父亲与陈一行、雷宪利、刘仕德一起开始了贵阳求学的跋涉。

二

四十年代末,从赤水到贵阳并无全线贯通的公路。据陈一行回忆：“我们四个人,先走到了四川的叙永县,再坐车到达贵州的毕节,在陈群老师家住了两天后,又结伴步行往贵阳前进,途中是在黔西县过的农历新年。到了贵阳后找了一个地方住下来,我们四个人的伙食是凑钱买米自己做饭吃,呆了半个月,我们参加了入学考试并全部录取。这个学校有电机、土木、机械、应用化学等四科，每科有三个班”。我父亲就读的是机电科（机电专业）。

据父亲自述,读这所学校确实不缴学费,吃饭也不收钱,但书本费还是要自己掏钱的。看上去负担很轻,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虽说是公费办学,学生的粮食、菜金都应由省政府按月统一拨付给学校,但那年月正逢内战,教育经费非常短缺,加之层层贪污克扣,学生根本就难以吃上饱饭。陈一行回忆：学校伙食团经常停伙,我们几个同乡只好凑钱买点米自己煮饭吃。钱用光了,就到处去借。这时,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出面发起学潮，口号就是反饥饿,我们四个同乡都参加了游行,后来,国民党的警察局到学校里把学潮的组织者抓走了,我们全校学生都深感恐慌。缺钱,吃不饱饭,这就是我们读书时最大的困难和烦恼所在。

近年来，有学者发表论文声称,民国时期的教职人员待遇很高和公立学校学生的负担很轻。从父辈的经历来看,这些说法至少是言过其实了。没有亲身的经历,只依据书面上的统计数据、教育政策或富家学子的回忆来判断当年情形,是不够准确的。

父亲在学校就读时，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尤其代数、几何、制图和英语等课程考试都得过高分数。尽管他不大关心政治,不愿也不敢去参加什么政治性团体的活动,但因为贫穷,他对现状还是不满的。他回忆道：“后来天天停伙,吃也吃不饱,读书也难以静下心来,感觉十分难受。一位姓雷的同学对我们说,要读书,还得吃饱饭才行,要吃饱饭就得斗争,支援各校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不然,你们自己想安心读书是根本不可能的。听了雷同学的话,我一下就想通了，就豁出去参加学潮了。我们在贵阳市游行、示威，包围省政府请愿。经过谈判，省政府同意增加学生的伙食费。这次斗争暂时胜利了。但好景不长,到1948年放暑假前,又吃不饱饭了”。

这一年暑假,父亲没有回家,因为没有路费。他已经快一年没有见到自己的父母了。然而,学校已经放假停伙了,呆在宿舍里也找不到饭吃。父亲就去找在省地质局田亩测量队当测量员的远房堂侄“打秋风”蹲饭吃。这个堂侄此时受命去青岩镇测量田地，便同意带我父亲一块过去。就这样,父亲混进测量队吃了四十多天的饱饭,直到开学才离开。“一开学,就遇到国民党搞的金圆券天天贬值,物价天天飞涨,吃一顿饱饭都不容易”，父亲苦熬了一段时间，就再一次写信央求堂伯资助返乡路费。淮荃公这回比较爽快地答应了我父亲的请求。1948年冬天,我父亲与陈一行、雷宪利、刘仕德还有同学赵兴中一路步行返回了老家。到了寒假结束的时候,其他同学都表示不再返校上学了。父亲也没有多少钱，但他还是决定上学去。当他走到茅台镇的时候,路费花光了,只能站在山路边望着五百里之远的贵阳方向叹了一会儿气,无可奈何地转身回家了。父亲失学了,并从此告别了学生时代。

三

父亲参加工作以后,再难获得长期学习培训的机会。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才被组织上选派到河北大学进修一年,可惜,由于胃病发作并做了切除手术，他不得不在入学两个多月后回家休养。对于唯一一次大学培训机会的浪费,父亲非常遗憾。

父亲很珍惜每一次培训的机会,所以,无论是参加当年贵州军区、西南军区的集训,还是参加重庆党校学习,都以优良的成绩结业。他常说,知识学进肚子里面,就是自己的财富,别人是抢不走的。学习不是为了面子,学习就是要学到管用的真本事。

由于自己读书吃苦的感受太深刻了,父亲后来参军当文化教员后非常敬业,帮助战士识字的教学工作抓得卓有成效。他摸索整理的“快速识字72个小窍门”、“识字课时计划”等研究应用成果都得到上级推广,本人也因教学成果突出荣立西南军区三等功。说起来,父亲对当老师挺有感觉的,从五十年代中期在工厂夜校当兼职老师讲授，到八十年代在中国质协、四川企协等组织的各类培训班上传授质量管理、经营管理方法,以及九十年代到处宣讲质量成本控制知识，他总是乐此不疲,兴味盎然。

父亲一生有过多岗位的历练,其中,有的岗位之间地位落差很大,有的岗位之间业务跨度很大,但他老人家最终都能胜任要求。我认为，这与父亲磨砺养成的学习刻苦,善于总结的内在品质不无关系。他当年在部队当文化教员，为了使战士在最短时间识得更多的汉字,他就研究拼音、部首、笔画，摸索字词义形的差异性和相似性的规律,总结应用了唱歌识谱,朗读记字等学习方法。从当年遵义军分区的组织鉴定材料中可以看到战士们对父亲工作的肯定：他的快拼识字法可以帮助我们在一个季度内掌握认识2000个以上的汉字；他上课很生动,我们从来不打瞌睡。父亲转业到工厂当厂长、总工程师的秘书,由不熟悉业务到很快胜任角色,靠的还是勤学习、勤琢磨。他说,自己并不熟悉秘书业务,只有多观察别人的做法以及领导处理问题的态度和套路,从中找出应当牢记的规则和可以改进的重点,再带着这些感悟和问题去学习必要知识和方法,结果必然是事半功倍。1958年到1961年,父亲下放到车间当过工人、班长、调度员、管理组组长、车间副主任,再回到厂部先后担任工艺科副科长、生产科副科长,每一次转身都有艰难的挑战,但都赢得上级和群众对其能力的肯定。从这些任职考核鉴定中都有一个相同的表述：该同志学习自觉，钻研技术业务很刻苦。

以我三十多年的工作经历体会,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学习能力,而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强弱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学习态度是否踏实,学习方法是否对路。学习态度不踏实,就容易成为一个“半壶水响叮当”的人；学习方法不对路,很容易成为一个钻牛角尖的书呆子。在父亲看来,一门学问的基本和基础的知识是必须死记硬背的,先记住了再消化，总有琢磨透彻、理解自如的时候。学习知识关键在于应用,而要应用有效,就要善于总结。他认为，总结的窍门就是从比较中识长短、抓特点、看高低、明因果、补不足。边学习边总结，是提高学习效率和工作能力的好办法。

父亲晚年曾抱怨,退休费太低。我曾半开玩笑地问他：如果你在学校参加了地下党,或者在地下党外围组织工作,早就享受离休老干部的待遇了。父亲闻之,只是笑了笑。后来,我读到了父亲五十年代初期写成的一份思想汇报材料，才知道那时的青年人并非影视作品表现的那样大都具有靠拢共产党的进步思想。像父亲这样的贫寒学子，当时还是满脑子专心读书，学到本领后好找工作以孝敬父母,养家糊口的念头。父亲失学后不久,经亲戚介绍于1949年春天到乡下的小学教书。他在这里结识了几位同事，并读到了新民主主义论等革命书籍,他对共产党才有了比较认同的感觉。他在这里所结识的同事，对他后来的命运影响甚大。这是后面要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