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父亲的坎坷官路──我的父亲系列之一 -- 潇洒书生
我的父亲去世已经四年多了。我总是觉得有必要为他写点什么。但怎么写或应写什么，我比较纠结，因为,直到下笔的时候,我才很内疚地发现自己对父亲的真实经历和人生感悟的了解是比较肤浅的。另一方面,如果只是歌功颂德地抒发父爱无疆之类,倒不如找篇范文换个名字应付了事。想来想去,还是把我对父亲的认识和理解写出来更有价值一些。当然,我的认识和理解未必正确或准确,但说真话还是可以的。于是，就有了这个系列。
一
我和兄长们对父亲的历史了解,基本上源于他老人家闲暇时的自述。然而,个人亲口描述的事实和观点是不是就是完全真实的呢？从科学的意义上讲,只有能够证实的才是真实的。应当感谢政治运动中哪些对父亲开展内查外调的人,因为他们的“努力”，使我有了确信父亲自述的履历是基本真实的依据，比如他的任职情况等等。
父亲生前,我对他的内心世界自以为比较了解。在父亲过世以后,我有机会看到一些有关他的档案材料,也有时间对他的经历进行了一番研究,使我颇有“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感受。只不过,从父亲写在不同年代的报告文字里,我还是呼吸到了比较苦涩的历史气息,以及伴随而来的沉重叹息……
二
如果问,对我的人生观影响最大的亲人是谁,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父亲。
当然,持有这个看法的并不只有我自己,认识父亲的很多人也是这样认为的。
不少人还同时认为,我的成长过程中沾了父亲太多的光。对此,我没有公开回应过什么。因为是与否的答案,已客观存在于天地之间，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呢？
父亲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只要是有工作干,他可以不顾一切地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他负责的事务,很少出过差错；交他承办的任务,难得有完不成的记录。关于这一点,至少在他工作单位的同事中，多数人都有相同或相似的说法。在我走上企业高层管理岗位后,听到父亲有关的评价几乎全是正面的,称赞的话可谓“山高水长”。刚听到这些褒誉之词，我是高兴的,但随着我对父亲真实经历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后,我对父亲不少昔日同事或下级的“表扬”，只能视为是一种“客气话”。
父亲是在不到55岁时从企业总会计师的岗位上退居二线的,而当他由中层干部提任厂级干部之时,其年龄已经满过50岁了。他在中层干部的岗位上呆了二十年,期间,一些能力不如他的同事，甚至后辈则在职务上早早地超越到其头上去了,父亲的郁闷、苦恼、怨气只能长久地埋藏在心底。这样的境遇,对于一个有追求、有志向的人而言,无疑是非常痛苦的。在他的一些同事眼中,父亲很乐观,常常满面笑容,即使在受到造反派批斗的场合。实际上,这样的乐观只是一种无奈的掩饰。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可以看成是父亲的黄金岁月。他那时只有二十来岁,从部队转业分配到一家大型军工企业当秘书，成天围着领导转。据说,领导们对父亲也比较赏识，父亲也经常对我们讲起领导们当年的趣闻轶事。然而,父亲入党的时间却是1959年。这说明,父亲受到了较长时间的考验。相比之下,哪些出身贫苦的工人或所谓小知识分子的入党经历就顺利多了。入党较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父亲的亲戚中不乏政治历史复杂的长辈,这个事实也是父亲无法选择的,除了承受,他唯有拼命工作,希望以能力和业绩来赢得组织和领导的认可。应当说,我的父亲确实干得不错,获得过一些省部级荣誉，而且,领导们也把他提拔到中干的位置上。尽管父亲对我们说到这段历史时,稍微有些自豪。其实,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组织的对他政治上的信任感也还没有达到牢不可破的地步。这种所谓的政治信任,对于那个时代的干部来说是最重要的。缺乏足够的政治信任,就注定了父亲的仕途艰辛。以我现在的阅历再来看父亲的自述和他填写的干部履历表,还是从中能够读出一些只能意会的东西。父亲晚年闲聊时曾感叹,现在任用干部把政治条件供得挺高,其实虚得很啊。
“文革”时期,父亲从心灵到肉体都遭受了严重的创伤。我们了解最多的是他被批斗、被殴打的故事。现在想来,这个时期形成的两派冲突以及延续后来的派性斗争,使父亲遭遇到了更大的困境。他的老友在一篇文章中对当年的情形有过比较独到的见解：“走资派”最忌讳的是从组织上、观点上、行动上介入某一造反派,搞好了,功劳薄上不会有你的位置；搞得不好,最后只会落得个“替罪羊”的结局。他说：当年个别“走资派”在这个问题上有过沉痛教训的。
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是,已被戴上“走资派”帽子的父亲在“文革”初期,选择支持所谓的保守组织“军工井冈山”。但这个组织中一些头面人物对父亲的接近缺乏应有的诚意，利用的成份居多,其中自视甚高之辈常有蔑视呵斥之举,并在其组织受到打击之时就把“罪责”推到父亲头上。父亲的被“出卖”与他对小人心性的认识不足是密切关联的。当他明白过来以后，已经失去了更多的选择余地。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另一派的骨干和支持者看来,父亲是“军工井冈山”制造麻辣的“黑高参”。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提拔父亲任厂级领导的呈文送到上级部门后,由于另一派人以及支持者的强烈反对,这份呈文被追回并换上了其他人的名字。不仅如此,当时的掌权者还在党内发起了一次对父亲的批判活动,声称要清理其派性思想。这次打击对父亲是沉重的。这次打击对父亲的一些观念的改变起到了催化作用。有老人告诉我说：这次事件后,你父亲变得更低调了,对所有人都笑咪咪的。
三
父亲有无怀才不遇之感,他没有明说过。我认为他是有这种感受的。他内心深处对自己人生际遇的真实看法如何,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的是,他并不认为造成仕途艰难的原因中有自身的什么不足或责任,当然,他也没有太强烈的抱怨过他人。总体上看,我的父亲比他的多数同事和同一代人更好学一些,主意也要多一点,所以,骨子里还是有些傲气的。这样的性格,不够合群,易招惹猜忌。这是他不愿看到的，却又不能不经常为之付出代价。
父亲在我参加工作前,一再宣称不希望我偏爱文科,希望我吃“技术饭”。我参加工作后,他想方设法地为我找技术水平高超的老师傅。我没有沿着父亲设计的“成长路线图”行事,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打拼事业。对此,父亲再也没有多说什么，更没有阻挠之举。看得出来,他对我仕途上的进步是高兴的，同样,也为我成长过程遇到的挫折而默默的担心。两父子交流的时候,极少提及如何“往上爬”之类话题。也就是说,老人家没有给我下过什么“指导棋”。他知道,我虽然很少顶撞长辈,但骨子里极不情愿谁对我指手画脚,况且,我所面对的已不是他所熟悉的人际关系环境了。
随着阅历增长和职务变化,我对父亲心境变迁有了越来越多的“感同身受”。如同登山,不到一定的高度，很难有相近或相似的体会。这不是随便想象或读书思考可以真切得到的。李鸿章曾说,中国人最容易做的行当乃是做官。许多老百姓都信以为真。其实,看看李鸿章的仕途兴衰就可知道,这官很难做,尤其做有志向、有作为的官更是非常的不易。父亲常说,做人要凭真本事吃饭。也许,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有真本事的,所以,很难发自内心地亲近或认同哪些少了点本事甚至没啥本事的人。现在看来,有些孤傲品质的人实在是很不适合在名利场上发展自如的，因为,骨子里有了孤傲的品质就很容易“脱离群众”甚至“疏离领导”。说句实话,世界上真正从心眼里欣赏身边德才兼备的能人的人并不太多，换句话说,一般人从来不认为别人比自己能力强。像父亲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工作，其自身的素质和能力都总会让其顶头上司和周边同事感觉到了一种威胁、危险,尽管父亲并没有想过或做过伤害他人的事。然而,别人岂会没有想过或做过！以前,父亲常告诫我们兄弟仨人须防“功高震主”，不可“木秀于林”。但他一有建功立业的机会是很难放手的。看来,道理易懂,但要压抑自己以委曲求全，实在不易做到。再换一个角度来看,何必非要以职务高低来评价人生价值大小呢？快意恩仇,率性而为,何尝不是好事。像父亲那样的人,事实上是不可能放下自己的事业追求和背弃自己根深蒂固的人生观的。然而,不同的人生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人生的悲欢离合。
在艰难处境下,尚能做出贡献,尚能有专业建树,这是我非常佩服父亲的地方。
一个男人,从他出生并被确定为男性的那个时刻起,就已经被其家人自然地寄托了使命：光宗耀祖。
这个使命很沉重,也很艰难,并很难如愿以偿。多数男人的成长历程中的表现，常常令父亲感觉到不满意或不满足，并为此使出各种手段,这些手段大多很严肃、很生硬。
父亲对于儿子的责任意识自觉重如泰山。所以,多数男人对于父亲的感觉是非常复杂的，其内心则畏甚于敬,而怨多于赞。相较母亲，儿子之于父亲的孝顺，大多是基于责任感，却少有亲近感。事实上,父亲的爱是深沉的,甚至是不理性体察就不能认识的。另一方面,要做到公正评价自己的父亲,往往需要打破固有的惯性思维习惯。
如果你要客观而理性地评价父亲,你就应当把胸怀放开。
从第一篇来看，似是像序。
期待看下文。楼主加油！
又不是保守派，又不是造反派。那应该就是传统上文化程度较高的理性“右派”了吧。
你父亲确实已经不容易。一个人往往必须放弃空谈，然后在实际情况下最大限度的实现自己的抱负。我们敬之如宾的理想，当它被拉下神坛，和污泥混杂的现实搅合在一起的时候，才有可能烤出像样一点的瓷器。有些人面对这巨大的落差，就放弃了。但坚韧的人，始终在痛苦的妥协中前行。
略有体会，如果把人类社会看做一个资源交换的平台，其实办事能力在这个平台里只是众多资源的一种。看个人所需，例如男性会用很多资源来交换女性的美丽，那么在很多情况下美丽就比办事能力来得有价值。所以在想要争取某种交换的时候，想想自己手上的资源是否是别人需要的，也会少一分气馁。
真的感谢芷衡等河友阅读、留言。
至于书生任职，只能说干过slyypp所推测的相同级别工作，如行政上的监事会主席,董事,以及经理层、党委会中的负责工作。
与现在在党政机关、央企供职的许多同龄人略有差异的是,书生最早的工作身份是钳工学徒，也做过铣床。后来考进大学,读了点书，毕业后又回到企业一步一步往上爬。自以为就在一片小天地里顾盼自雄之际，却又两度被抽派到上级机关“堵枪眼”：一次是到局机关任改革办副主任，具体负责两家大型企业破产重组及近万名员工安置的组织协调事务；一次是到北京总部任劳资处处长,具体负责全行业人力资源管理新机制、薪酬分配和绩效管理新制度以及劳动用工管控新办法的构建工作。做这些事很难。书生较为欣慰的是,做的事至少没有违背规律、良知,也没有损害普通员工的权益。当然,这两次“临时工”干完了也就回到老窝了。而收获则是增长了见识,积累了人脉,也做成了一点益于人的实事。
我的父亲是“建国牌”干部。他的经历具有一定的标本意义。他没有当过“右派”，当过的是小“走资派”。那个年月,只有当上中层干部,多半就有“走资派”的头衔,因为他的级别不高,所以,可称小“走资派”。
按照现代青年的观点,我父亲这样在“文革”中吃过皮肉之苦的人肯定会对这场运动恨之如骨的。真实的情形是,他老人家并无深仇大恨的表现,评析当年事也比较冷静客观。他升职后,没有报复过曾殴打过、批斗过自己的任何人。这也是当年的“凶手”们感到不解并表示钦敬之处。父亲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
在军队里时已是干部，还不是党员，不多见
简单说，我的生长环境和楼主相差无几，而见过的我父母的同事（包括我的父母）与您的父亲何其相似。
直接上宝推吧
感谢：作者获得通宝一枚。
作者，声望:3；铢钱:20。你，乐善:4；铢钱:-32。本帖花:3
确实很有道理。
父亲的爱好很广泛。可惜,他的一些爱好已经难以传承下来了。
一
父亲爱好体育运动。他从中学时代起就是学校蓝球队的主力，在贵州军区遵义军分区独立营当文化教员时成了军分区球队的组织后卫。他转业到重庆兵工厂不久,又以其过人的球技入选“火炬蓝球队”，经常代表企业出战四方。据父亲讲，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一贯喜爱蓝球运动,其创建的“战斗”蓝球队享誉全军,五十年代初期的军地体育赛事中最热门的当属蓝球比赛。我想,对于蓝球场上的对抗和球迷的掌声的，父亲肯定是很享受的。我懂事后,几乎没有看到过父亲的球技表演,但听他当年的队友讲：你父亲打球很狡猾，带球过人时的“欺骗”动作多,逼迫对手犯规的“小动作”也比较多,欺负弱队时特别喜欢搞些花哨投蓝动作。我曾向父亲求证,他没有承认，只说自己打球比较讲求技术性，不喜欢横冲直撞的。
除了打蓝球,父亲的游泳技术也不错。我看到过重庆市运动会组委会颁发给他的奖章。父亲说,他的泳技是在赤水河里练就的。当年,他经常下河游泳,为了防止被老师检查发现,每次游完上岸总要将身体弄得汗流浃背。“老师要是从你手臂上划出清晰的痕印,就证明你下河游泳了,那你的手板心就得挨打了。老师也是为了我们好啊！”父亲如是说。抗战时,大夏大学迁至父亲家乡,所以,他骤然看到男女大学生在河里畅游的情形非常吃惊。不过,久而久之也就见怪不怪了。
父亲对新中国蓝球界的名宿钱澄海、杨伯庸、余邦基等的“辉煌战绩”如数家珍。对于前些年声名鹊起的姚明,他并不欣赏，认为此君除了个头高大,技术水平在NBA不算出色。九十年代后,他对足球更感兴趣,成为四川全兴队的球迷，那几年的甲级联赛赛事转播他从未拉下。只是，中国足球在挣钱越来越多的同时,精神品质却越来越低,这让父亲非常失望！在他生命结束前的几年,他已经不大看国家队乃至中超的赛事了。他曾不无沉重的说过，足协喊球迷要爱国足,要回球场去看比赛,可能够拿出来让球迷重拾信心的理由太苍白了。我这个老球迷骂你骂不出口,但不爱你总是可以的吧。
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父亲看了大量的直播赛事，不过,他对此挺有意见：为什么总是转播中国队的比赛,人家外国的强项运动也该专门拿出一个频道来转播嘛。这场盛会结束不久,他老人家就去世了。说起来,我们这些后辈没有一个继承了他的运动才能。
二
父亲对戏曲也有爱好。这个爱好,在他的后代里同样找不到传人。
父亲爱好戏曲,估计主要是受到他的父亲、我的爷爷的影响。
我的爷爷用四川话讲是一个“耍哥子”，年轻时很少顾及家务,养家糊口的任务主要由奶奶承担。爷爷算得上川戏的铁杆票友,不仅会唱戏,还精通打锣敲鼓。有一年,赤水县川剧团到重庆演出,爷爷跑去后台与剧团的友人聚会,兴趣上来后便当起了乐队的“义工”，成了临时的指挥。
抗日战争时期,川剧界的名角大都到合江、赤水跑过码头,爷爷带着父亲看了不少的精彩演出。到了晚年,父亲提起川剧知名演员周企何、阳友鹤、天籁、陈书舫、竟华等等的艺术功力和趣闻轶事，仍兴致勃勃。五十年代，重庆曾是川剧名角风云际会的重镇,父亲闲暇之余总会带着爷爷去解放碑的剧场观看戏曲演出。父亲曾得意地说：我不仅看过川戏四大名小生、四大名丑、四大名旦的演出,我和老爷子还看过梅兰芳、周信芳、尚小云等京剧名、马连良、裘盛戎等京剧名家的表演。为了看戏,父亲挤干了自己的“私房钱”。对此,我的奶奶、母亲难得一见的有了共同的埋怨：这爷俩看戏能看饱肚皮吗？
父亲赋闲时,曾下工夫手抄川剧的经典折子戏脚本,如秋江、思凡、玉堂春、拉郎配等等。八十年代,家里有了录音机,父亲就买了大量的川戏磁带,经常伴着名角的唱腔摇头晃脑、浅吟低啍。对于春晚的戏曲节目安排,他老人家很有意见：川戏的折子戏很好嘛，怎么就不能上春晚呢！地方戏当中,川戏的艺术水平还是不错嘛。对于父亲的牢骚,我们只有保持沉默。说实话,我们也不看川戏乃至所有戏曲的。再后来,他老人家的这份喜爱也渐渐淡出了,因为磁带已经不能使用了,四川卫视也几乎看不到川戏的节目。当年摇头晃脑吟唱川戏的生动形象,早就转化为一种人生的记忆。
三
父亲始终保持的爱好就是读书。他读书的兴趣同样广泛。
可以这么说,他的这个爱好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重大而深远的。
记得七十年代初期,中央突然“开禁”发行《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古典文学名著,正在北京出差的父亲赶紧到王府井的书店排了很长时间的队购买了一套。这套名著成了家里的宝贝。少年时代的我,因为有了这套书做“底子”，便成了班级里的“故事大王”。那时,我阅读这些古典名著只偏好其扣人心弦的故事性,所以,对《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颇感兴趣,而对《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只是看过了事。不过,看古典文学作品多了,对我文学修养的培育是很有帮助。父亲早就看过这些书,父子之间因此也有了共同的话题。
当我上初中后,父亲拿出他珍藏的几本书给我阅读,记得其中有胡华主编的新民生主义史,何干之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东北新华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苏联人列昂罗夫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还有《古文观止》。这些书,当时只是一知半解地读了几遍,个中义理未必领会。但到了能够明白的时候,受益确实匪浅。
同样在七十年代初,中央批准将《参考消息》扩大发行到科级干部,父亲闻讯便急忙从单位开具证明后，到邮局办理了订阅手续。这份报纸,家里续订了二十多年。可以说,这份报纸给我们开辟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父亲当时常把他认为有价值的文章剪下,粘贴成册，随时翻阅。
对于我的阅读范围，父亲的态度是开明的,几乎没有限制。记忆中,我找不到他老人家硬性规定只允许读什么或不能读什么的印象。要知道,我的同学中因为读了所谓禁书被家长打的皮开肉绽的倒霉蛋多的是。1972年以后,大量内部出版的书籍发行到县团级以上单位，其中的大多数是翻译作品。父亲常把一些供“内部批判使用”的书籍带回家,使我有了如饥似渴读“反面教材”的机会。这些读物中，令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有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丘吉尔的战争回忆录,还有尼克松、基辛格的回忆录和有关林肯、艾森豪威尔、阿登纳、李光耀等名人的传记。这些书当时未必读懂了多少,但我因此长了一点见识则是肯定的。顺便说一句,哪些内部书籍的翻译质量比现在公开出版的翻译作品的整体水平要高出很长一截。
父亲退休后,对我最多的要求就是常带书刊回去。他喜欢看的休闲性读物是《龙门阵》、《今古传奇》等期刊,常看历史类读物是《文史博览》、《百年潮》、《炎黄春秋》等杂志。当然,这些读物里也常会有一些文章令他时而高兴认同或时而激愤驳斥。我们开始还帮帮腔,参与议论几句,后来就只当听众了。
父亲经常动笔摘抄他认为的精彩论述观点之类。这是一个好习惯。他写过如何做对联、如何欣赏诗词以及如何认识诗词格律的札记。坦率地说,我的古典文学欣赏水平和古文功底是不如父亲的。
父亲会打麻将、川牌等,但他晚年几乎不玩牌。保持终身的爱好就是读书,而且喜读各种书。
父亲去世的时候,没有什么钱财留给我们，然而,他好学的执着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