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原创】《左传》中的成语00 -- 桥上

这是《左传》中一个产生了成语但这个成语在当时并没有成形的段落，出自《襄二十三年传》：

己卯，孟孙卒，……臧孙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孙之恶子也，而哀如是。季孙若死，其若之何？”臧孙曰：“季孙之爱我，疾疢(chèn)也。孟孙之恶我，药石也。美疢不如恶石。夫石犹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孙死，吾亡无日矣。”（（p 1080）（09230504）（p 1081）（09230505））

说没成形，是没有形成一个后来大家都认可的成语表达形式，说产生了成语，则是因为后来的成语“药石之言”（yào shí zhī yán）虽然最早见于著录是一千多年后，是唐太宗写出来的（《旧唐书高季辅传》：书奏，太宗称善。十七年，授太子右庶子，又上疏切谏时政得失，特赐钟乳一剂，曰：“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而且唐太宗所说的“药石”也并非这段《左传》中提到的“药石”，但一般都认为这个成语源自此一段《左传》。

《史记留侯世家》中张良提到的当时人的常语“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后来俗语变成“良药苦口利于病”），应该也与这段《左传》有些渊源。

另外，还有两处《左传》中也有人表达了与此相近的思想，一处是子产说：“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藥(药)之也。”（《襄三十一年传》（p 1191）（09311101））（111）；另一处是士会说：“惟圣人能内外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成十六年传》（p 0882）（08160504））（079）。

但“药石之言”也好，后来的俗语“良药苦口利于病”包括“毒药苦口利于病”也好，乃至“闻而藥之”也好，和臧孙的原意还是有点微妙的不同，臧孙所说“药石”说的是两件事，分别是“药”和“石”——“药”是内服的，其中已包括了“钟乳”之类“药石”；而“石”则是外用的，是后世针灸器具的前身：

根据某种中医理论，“药”的作用，尤其是“石”的作用，是对我们的身体系统给一个外来的刺激，让身体产生我们所希望的反应，调节体内的平衡，达到解除病痛的作用。从这样的理论出发，这种外来刺激——所谓“药石之言”就不必是善意的，只要能给出适当的信息即可。而这段《左传》也已经明言孟孙“恶”臧孙，对臧孙并无善意；可是以上三种说法则都暗含了“药石之言”是出于善意的前提；因此这些说法不完全符合臧孙的原意。我觉得只有士会所言“释楚以为外惧”在这方面和臧孙的说法异曲同工。

那么上面的臧孙、孟孙和季孙都是什么人呢？首先，他们分别是臧家、孟（仲孙）家和季家的家长，臧孙、孟孙和季孙是这三家家长世世相传的称号。至于三家的关系，说来话长，先说主角臧孙家：臧家的第一位祖先叫彄（kōu），《春秋经》称公子彄，是鲁惠公的弟弟，职位应该是卿，也就是鲁国执政集团的一员；而鲁惠公则是《春秋经》中头两位鲁国国君鲁隐公和鲁桓公的父亲。

当时的政治是以家族的形态实现的，一位国君会将他的亲属引入执政集团帮助他进行行政管理，在多数情况下，首先会引入他的弟弟们。对于鲁国来说，这更是一个传统。鲁国的第一位祖先周公旦就是天子周武王的弟弟，而且是周武王的主要辅佐，在武王死后，他甚至像鲁隐公那样代摄国政，一度坐上了王位。

但是由于一代国君一代弟，弟弟和国君的关系又比较特殊，弟弟参政必然给政局带来不稳定因素。这种不稳定后来还会成为这种家族政治瓦解的一种诱因。

而到了鲁隐公的时候，公子彄他哥鲁惠公已经死了，这位公子彄也就过气了。《左传》中记载他劝鲁隐公不要离开国都去看捕鱼，鲁隐公不听，他就和这位侄子赌气，不跟着鲁隐公出门，后来没过多少日子公子彄就死掉了，一直到死都没和侄子和解。鲁隐公觉得过意不去，说：“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于是下令“葬之加一等”。不但如此，公子彄还给子孙后代挣来了“臧”这个“氏”（臧来自公子彄的字），以后他的直系后裔就成为臧家。

春秋时的鲁国,一直有一些势力很大的家族,在春秋前期，这些家族的首领就可以自行其是，不把鲁公放在眼里：

他们可以自行把“公”家的人马带出去为自家筑城，扩张地盘：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隐元年传》（p 0010）（01010301））（001、003）

还可以把“公”家的军队带出去为自己喜欢的诸侯站场子：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请师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请往，公弗许，遂行，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隐元年传》（p 0018）（01011101））（001、002、013）

而且还不止一次：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请以师会之，公弗许。固请而行。故书曰，“翚帅师”，疾之也。（《隐四年传》（p 0037）（01040401））（001、009）

甚至还会擅自开城出战，不惜把全城（全“国”）置于危险之中：公子偃曰：“宋师不整，可败也。宋败，齐必还。请击之。”公弗许。自雩门窃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从之。（《庄十年传》（p 0183）（03100201））（031）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时的“公事”也就是诸侯国国君——“公”——的家务“事”，那些不肯听命的家族首领大都是“公”的弟弟，要么也是某种堂叔堂兄堂弟，所以这类折腾从家庭闹意见的角度也是可以想象的。

不过臧家的崛起却是凭借臧孙辰（臧文仲）的睿智。此人是公子彄的孙子，与“公”的关系已经相当远，但他的地位却能逐渐提高。到鲁庄公的时候，虽然不是“公”的弟弟，臧文仲竟当上了卿，跻身执政集团，而当时这个执政集团中的其他几位卿就都是“公”的弟弟。

到了庄公死后，继位的闵公顶多只有八岁，而且两年就死了；接着继位的是闵公的弟弟僖公，年纪自然也不会大，这样的两位国君自己掌不了权，也没有弟弟可以帮助执政，只好由叔叔们互相争斗了。

鲁庄公当初引入了他的三个弟弟帮助他执政，到闵公和僖公的时候，他们就升级成了叔叔。这三位公子就是与二公相关的废立之争的主角，也是所谓三桓——季家、叔孙家、仲孙（孟）家——的始祖。

经过血腥的争斗，闵公被杀，僖公继位，后来叔孙家的始祖公子牙和后来仲孙家（孟家）的始祖公子庆父都死了，仲孙家（即孟家，其家族首领世世称仲孙或孟孙）那一派被打了下去，最终形成鲁僖公初期以季家（其家族首领世世称季孙）为首，联合叔孙家（其家族首领世世称叔孙）还有臧家（其家族首领世世称臧孙）共同执政的局面。

以“氏”名加“孙”作为家族首领称号的还有鲁国的郈家、宋国的华家等，之所以用“孙”字，可能是因为当时“孙”可以特指先王先公的后代，例如《诗经》中就多次以“曾孙”代指对先王先公进行祭祀的主角，乃至代指田邑的主人。

等僖公长大以后，终于得以引入其弟仲遂（其直系后裔为另一个“仲”家）参与执政，随后趁季家的家长公子友（季友）和叔孙家的家长公孙兹（叔孙戴伯）同时去世，占据首席执政的位置长达四十余年，并把三桓中失势的仲孙家的家长公孙敖（孟穆伯）重新提拔起来。而在这个当口，臧家的家长臧孙辰（臧文仲）却死了，臧家自此失势。

但到了年幼的成公即位，其时仲遂已死，季家又卷土重来，借机把仲遂的儿子公孙归父赶走，形成了以季家为首，三桓共政的局面，臧家也在此时重回卿位，在此前还有子叔家（也是以“叔”为“氏”，在《春秋经》中即单称“叔”）跻身执政集团，其始祖是鲁宣公的弟弟。

季家的家长后来一直是首席执政大臣，只是在公子季友之孙季孙行父死后头几年时间，其子季孙宿年轻，曾短暂的由老臣叔孙豹掌权。

由于三桓的壮大，自成公时代开始，国君的弟弟们就再没有机会参与执政，这种格局也就种下了后来三分公室乃至陪臣执国政的种子。

题外的话：这里各家的“氏”里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仲、叔、季这些行第，就是因为这都来源于国君弟弟们的行第。这些国君弟弟们的后裔按当时“氏”族的规矩在原有国君的“氏”族里是没有地位的，所以国君的弟弟或其家族如有实力就会争取自家另立“氏”族。

立了“氏”族就要另取“氏”名，往往就会取这些国君弟弟的字作为新的“氏”名。而行第常常也是字，或是字的一部分。所以这些“氏”里才会有这么多的行第，而这里头没有伯，则是因为伯往往是国君本人。

这种取“氏”名的方式即所谓“以王父字为氏”，王父是祖父。这里的王父同时也是公子，是国君的弟弟。而第一个在名前冠以“氏”的往往是公子的孙辈，他们的祖父称公子，他们的父辈称公孙，都是非常荣耀的，他们没的可称，只好称“氏”来炫耀了。所以首次称“氏”的往往是分家始祖的孙辈，但分家可能从公子或公孙那一辈就已经分了。

本文开头的事件其背景就是这样的格局：各大家族合纵连横，勾心斗角，互相之间都有复杂的历史恩怨。当时的臧孙、孟孙和季孙还有叔孙都是卿，四人还分任司寇、司空和司徒还有司马，构成了鲁国的执政集团。而臧家和季家关系比较好，和叔孙家也不错，但和仲孙（孟）家就一直是对立的。

尽管如此，以圣人著称的臧孙纥（《左传》中称臧武仲、臧纥，是臧文仲的孙子）还是把自己的对头孟孙看作是自己的“药石”，认为有他在，自己才能安心；反而是一直号称“爱”自己的季孙让他不放心，最终也因为孟孙（仲孙速，孟庄子）去世，上台的是季孙支持的孟羯（仲孙羯，孟孝伯），各家族的平衡被打破，臧家也就失势了。

通过以上事例，我感觉有一点是值得我们现在借鉴的，就是要保持让自己能听到见到与自己意见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这样就能认识到更多更深入的东西，我想这也是古人把以上事例的精髓总结为药石之言的用意。

我还要借此谈谈我对西西河的看法，我来河里主要是来看的，希望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而且希望看到与我的看法不同的意见，当然没营养的开骂除外。我想，尽管可能意见不同，甚至尖锐对立，只要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未尝不可在这里求同存异，相辅相成。即使在现实世界中真有必要真刀真枪干一场，也不必在这里开骂。

因此，我不喜欢那些只说反对意向，不愿摆事实讲道理的做法；也不赞成只因为意见对立，就要把某些河友赶走或挤走。

或者有河友因为在这里不能痛快的开骂不爽，但我感觉现在网上可以痛快开骂的网站不少，但能够冷静说理的网站很少，西西河是一家说理的网站，咱们还是保持这个传统，您要是想痛快，可以先到别处骂够了再上这儿来。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各种不同的意见聚在一个网站里呢？首先因为我是个懒人，佛说：“走三家不如坐一家。”在一家网站就能听到各种意见，也包括不同领域，不同色彩的各种知识，很合我这种懒人的意。何况不同的意见之间还能在这里有些交锋、交流，交流才能进步，也会使我受益。我想老铁的“有益”里面，就包括了看到对立的意见，互相交流而获益吧。

而且我想还可以进一步强调交流讨论的重要性，如果说中国的教育比科学发达国家的教育有什么不足的话，我认为就是讨论得太少了，而不是什么负担太重了或者什么素质教育，当然这有客观条件所限，但如果我们不搞清楚差距所在，就会搞一些奇怪的花架子。在我看来，我们中国人不是不聪明，不是没有大天才，而是讨论的习惯和环境不够。这是可以而且值得大声疾呼加以改进的。

杨李就是中国人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成功例子，他们的基本教育是在中国完成的，但是我注意到，他们接受教育的条件并不是那么“正规”，而且当他们还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就有互相之间长时间激烈讨论的记载。我感觉，在当时那个特殊的条件下，西南联大聚集了背景不同的人，条件又有限，也就产生了能够、也不得不大量讨论的环境。

看看那些西方前辈科学家，也是互相之间有大量的交流讨论，这方面的例证太多了，例如可以去看河里奔波儿的系列译文（http://www.talkcc.com/user/奔波儿/主题帖/）。记得某位大学者就说过愿意把自己的缺点暴露给学生，细想起来，要不能这样，师生之间就不会有讨论，学生之间也不容易有讨论。

所以我很羡慕那种讨论的环境，在那样的环境下，相信我这样笨人也能被启发出很多奇思妙想。当然我能想出来的奇思妙想只是臆想而已，但我记得爱因斯坦说过，怹老先生的奇思妙想也不是都管用的，里边多数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的奇思妙想绝大多数是垃圾也没什么丢人的。

那么中国有没有讨论的传统呢？有，至少打孔老夫子那儿就有了。下面就是他与弟子讨论的一例。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第一》）。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而且后来的人还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作为互相交流讨论的代称。

其实孔老先生也是愿意把自身的缺点暴露出来的，他流亡在陈国的时候，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陈司败）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论语述而第七》）。在这句“丘也幸”里边，“丘”是孔老夫子自称名，这是孔子以自己说了错话马上有人指出为幸。

所以孔老先生才会说：“无友不如己者。”（《论语学而第一》）；“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论语公冶长第五》）；“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第七》）。这显然是要找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暴露给在这方面强于自己的人（无论其是何人），向其学习。这就是所谓“相师之道”（《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后来的韩愈作《师说》，也是要发扬孔老先生的“相师之道”。有一句话叫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想肩膀也是相互的，而要站最好是站高人的肩膀。

当然，孔老先生与弟子们的讨论，由于身份差异的限制，不会像我们现在那样顺畅，也并不完全是身份平等的讨论。而后来的统治者，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孔老先生与弟子们的讨论风气，只有在山野林间的书院或寺院之中，还间或有这种互相问难的情况出现，这也是中国古代的优良传统未能充分流传下来的一例吧。虽然韩愈作了《师说》，但也没能改变学习僵化的趋势。

之所以讨论很重要，我想也是由于人脑自身的局限性和有限性：人类的进步依靠的是积累，可以归结为人类整体的进步。但现实的人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所以要积累，要传承，从本质上就要求互相交流。

而且每个人都不太可能面面俱到，通过交流自然会大家都获益，所谓取长补短。而且既然要互补，自然是要有背景不同、意见不同的大脑来互相交流才更有好处。大脑可以利用其他大脑的思想成果作为材料来进一步思考，不同的材料，不同的角度更有利于我们全面的认识事物。

尤其是如果要面对复杂系统，那么可能对于单个人脑来说已很难处理，只好通过多个人脑来盲人摸象，这也是交流及讨论必要性的一端吧。

再回到臧纥，前面说过，他是很聪明的人，也就很懂取长补短的道理，他与孟庄子就是两个气质完全不同的人：

孟庄子年少时就以勇武著称，可能还身材高大，七年前他就曾挺身而出挑战来势汹汹的齐国大军，把齐灵公吓跑了（因孟庄子当时尚未成为孟家的家长，下面一段《左传》中称之为孟孺子-速或单称速）：

秋，齐侯围成，孟孺子-速徼之。齐侯曰：“是好勇，去之以为之名。”速遂塞海陉而还。（《襄十六年传》（p 1028）（09160401））（101）。

而以足智多谋著称的臧纥却不会打仗，还是个小矮个（下面一段《左传》中当时鲁国的“国人”讽刺他是朱儒即侏儒），可能就因为在关键时刻打了大败仗丢掉了取代季孙当上首席执政大臣的机会：

冬十月，邾(zhū)人、莒(jǔ)人伐鄫(zēng)。臧(zāng)纥(hé)救鄫，侵邾，败于狐骀(tái)。国人逆丧者皆髽(zhuā)。鲁于是乎始髽，国人诵之曰：“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襄四年传》（p 0940）（09040801））。

这样的两个人合不来也是很自然的，当时大概他俩有不少交锋。但这两人也很有互补性，所以尽管观点不同，背景各异，甚至利益还有严重冲突，但聪明如臧纥，还是会从与孟庄子的交锋中大大地获益。

下面是《春秋经》和《左传》中的相关段落以及我的粗略翻译和一些补充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