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华民国的统序和顺承（1）-革命先行古惑仔 -- 龙眼

在1953年最高国务会议上，梁漱溟先生那种要求给予充沛时间给大家上课的议政方式（梁似乎不能将自己的政见方略提炼成几分钟到半个小时之间的发言），实在是有点书生议政的迂腐味道。

梁漱溟先生与毛的争论实质是：在中国亟需进行快速初级工业化的背景下，通过什么路线搞工业化的问题。

梁漱溟先生的“小仁政”路线，尽管是大学问家的“头头是道”，但掩盖不住其书生短见的底色。

估计梁漱溟先生是九型性格里的5号，5号在议政国家大政方略上确实需要多向8号（毛估计是典型的8号）学习，从实践的角度，多学习8号的洞见学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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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章：

《梁漱溟的小仁政和毛周时代的大仁政》

作者：卢泰然

很多时候，改革的成效需要时间来证明。在同一个时代的人，不一定能够认识清楚。毛周时代的改革，主要是工业化。为了工业化，就必须集权。建国初期，国家在经历几十年的战争之后，一片萧条。从哪里去寻找大笔资金搞工业化呢？人民教育水平低下，从哪里去寻找适应工业化需要的技术人员和足够的产业工人呢？

想起来也真是可悲，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当年我们创造辉煌文明的时候，欧美日本都还是穴居的野蛮人呢，现在的中国人竟然沦落到这种地步。

当建国初期的中国要工业化，一切都要从头做起。任务有多艰巨，必须感同身受，才能有真实理解。

先讲一下工业化的问题。

如果把现代工业想象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由钢铁（冶金）、化学、机械、电子、生物（机器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等部门组成的基干产业是现代工业这棵大树的根干。由于基干产业提供的技术和工业母机满足了绝大部分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基本需求，其他工业部门只有依附于基干产业，才可能用工业化的效率产出大多数人愿意接受的的最终产品（少数特殊产品除外，如艺术品、特别的文化产品等等），所以相对于基干产业，其他工业部门只是根干上长出的枝条而已。

基干产业是整个工业的基础，没有基干产业，一个国家就无法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

以当代而言，世界虽大，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只有中国和美国。美国由于全球化期间的产业转移，其工业体系的完整性已经逊色于中国。在这种大形势下，如果美国不能强力控制住工业的血液——中东石油，美国的霸权一定会被中国所取代。

可以这么说，近代以来的国家竞争，成败决定于是否完成了工业化。完成工业化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建立独立自主的基干工业。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有完整的基干工业，然后再以轻工业匹配，否则，只有轻工业是不会有任何前途的。

前苏联的基干工业其实还是很好的，但是他们的重大缺陷在于轻工业太差，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其实他们只要稍微花一点力气就可以搞好轻工业，不是难事，前苏联的垮台完全是“人祸”。

在建设基干工业的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投入，这个时期，投入很大，但是产出很少，是工业化中最关键最艰难的时期。建国初期，中国的大型工业项目都是苏联援建，而苏联之所以愿意援建中国，是因为中国在抗美援朝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老大哥，苏联要付出“政治酬谢”。

50年代苏联的援建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大规模的技术转让，苏联帮助中国初步形成了基干工业。如果没有苏联援建，中国要想自行摸索，那将是一个遥遥无期的励志故事了。

但是援建不是赠送，中国要给钱。资金从哪里来呢？

欧美国家的工业化资金来自于殖民地的掠夺，日本的工业化资金来自于甲午战争的中国赔款。中国的工业化资金不可能来自外部，只能来自内部：农业和矿产资源。

以农补工、高积累低消费，是中国这个时期的改革主旋律。

当时的中国是“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否则以当时脆弱的国力、聊胜于无的技术水平、匮乏的人才、极其低下的教育水平，想工业化？门都没有。

中国人集中精力，利用全国的人才，消化和吸收了苏联援助的工业技术。在1976年之前的20多年，中国人的基础教育水平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培养了足以能够驾驭这些工业设备的基础工人。

同时利用城乡二元结构，为工业化提供了6000亿的资金和充足的劳动力。伴随这工业化的长足进步，是农村的相对贫穷。

付出一代人、二代人的巨大牺牲，才使后面的中国人有可能过上好的生活。当代中国人已经不需要再像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一样去牺牲了，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忘了他们的功劳，永远要怀抱感恩和敬畏之心。

用不着装逼去仰望星空和掂量心中的道德律，只需要简单地看看我们的前辈就行了。感谢他们为我们的付出，我们也会给后代一个交代。这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传承。

在开国之初的那个时代，能不能不剥削农村农民，就搞好工业化呢？ JY也许会说“能”。如果不是JY的话，就会发现这是很难兼顾的。

当然，那个时代的很多错误是应该也可以避免的，例如，无论如何，总不能连农民在自留地种菜都不允许。那个时代确实有很多错误的政策和极端的执行，最大的问题，在于剥削农村后来形成了惯性。这是政治的错。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此处暂不多讲。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一段公案就在开国初期的这个时候爆发了。

这桩公案的全部过程，发生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期间举行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梁漱溟发表长篇讲话，抱怨农村太苦，政府从农村剥夺太多。

毛泽东的政治敏感非常强。在建国初期，政权尚未完全巩固、各类内外敌人活动频繁的时期，共产党人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于是有时候就会反应过激。

梁漱溟只是在他的视野范围和认知水平上发表看法，知识分子不是政客，想到就说，比较随意，并无政治企图在里面，只是触及的问题极其敏感。书生总是如此，不知不觉就误入政治的“白虎节堂”。“以农补工”是当时的国策，是核心政治问题。毛泽东很担心有人以此为借口故意发难，托以“关心农民”的名义，反对基本国策，挑拨工农关系，危及政权稳定性。

毛泽东很快在会议上严肃回应：“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毛泽东还加重语气（已经包含警告了，但是梁漱溟没有听出来），说：“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梁漱溟是“名士”，无法从政治上来理解主席这番话的含义，觉得自己好心好意，你怎么还不领情，感觉受了委屈，不禁发作了“名士”的倔脾气。

于是会议上，就出现了梁漱溟与毛的“斗气”，成为迄今为止政协会议的一个罕见的场景。

毛泽东不可能详细解释工业化的必要性和艰辛。红色政权的建立主要依靠农民的支持，现在又要农村和农民继续牺牲去支持工业化，这种事情很难大张旗鼓地去说，只能紧锣密鼓地去做。

梁漱溟显然对工业化的巨大困难和巨大投入缺乏必要认知。当时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工业化对中国是生死存亡的大事。这就好比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大名鼎鼎的大侠金庸还在香港的《明报》发表评论，说中国政府如果把这笔钱用于民生要更好。他难道不知道：肥猪和老虎的命运是完全不同的。

知识分子中颇有这么一批人，最喜欢装模做样地扮演一副“仁义”的嘴脸，显得“普世价值在握”很高尚很高贵的样子，其实是把无知当个性。

我在这里无意批判梁漱溟，实际上，梁和毛都在自己的立场上说了各自该说的话，都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我提此事是为了说明：改革中，凝聚共识非常重要，这也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如果因为有了异议，就不敢在正确道路上走下去，必定一事无成。毛周时期的政府，高瞻远瞩，以巨大权力和巨大决心，排除一切干扰（善意的和恶意的），让中国走上了唯一一条能够富国强兵的道路，功劳很大——顺便说一句，我很怀疑国民政府能否领导中国走上这条道路。当时的领导集体在此过程中也犯下很多错误，但是要放在时代背景下去适度批评，主流支流不要搞错。当代的政治改革，也需要执政者以巨大决心和判断力，排除一切干扰（善意的和恶意的），走向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