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苍狼白鹿：罗布藏丹津之变——黄金家族的最后哀鸣 -- 京华烟云AMIP

对于为何没有按照此前公布的规则，从座次名单靠前的五名青海蒙古“大户”中选出留守者，西藏临时军政府主席延信给出的理由是——这与我无关，而是西藏人自己不欢迎你们，因为你们的军纪实在太差了。

面对罗布藏丹津的愤怒质疑，延信拿出一大堆告状信，这些都是西藏三大寺喇嘛等藏族僧俗官员写的，里面控诉青海蒙古军如何贪婪，不仅不想扶植黄教，而且即使现今将军大臣亲领大兵驻扎此地，虽然再三严禁，这些蒙古鬼子仍然抢夺藏民财物，牵走中意的妇女。

西藏显贵们在举报信里哭诉说，自己很难想像，如果将军大臣们回去后，只留下这些横暴的青海蒙古兵，那么和当初准噶尔人在这里的时候又有什么两样？！饱经蹂躏的我们，岂不是又要一夜回到解放前？！

对当事人这些证据确凿的指责，罗布藏丹津再也无话可说。不久之后，大将军王转来了皇帝的批复，康熙同意延信等人的建议，由策旺诺尔布和阿宝牵头留守拉萨，而为了显示南北公平——因为如果可以自由选择的话，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人自愿留在苦寒的拉萨——和他俩一起奉旨援藏的还有噶尔弼的副手，来自南路清军的护军统领武格。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十一月八日，定西将军噶尔弼带领南路清军率先撤离拉萨，三天之后，平逆将军延信也率领北路清军启程。此时已是冬季，寒风如刀的青藏高原上补给越发困难，因此按照皇帝的安排，这两支大军都没有去青海向总司令大将军王报到，而是经由条件相对更好一些的康巴藏区返回内地。

一部分清军则留了下来，同策旺诺尔布等人继续镇守西藏。这部分兵力，按照大将军王给皇帝的奏折，包括“扎萨克蒙古兵五百名、额附阿宝兵五百名、察哈尔兵五百名、云南兵三百名、四川兵一千二百名”，也就是说一共留下了三千人左右的兵力。

随着清军主力的撤离，已经捞得腰包鼓鼓的青海和硕特蒙古诸王公们，不得不纷纷收拾行李启程回家，但按照胤祯的奏折记载，不甘心的罗布藏丹津亲王还是找借口留了下来，他属下的蒙古骑兵们也就随其一起，赖在拉萨不走了。

转过年来的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即藏历铁牛年，正式的西藏地方政府宣告成立。康熙皇帝下旨，封康济鼐为贝子，委任他为管理西藏事务的首席噶伦，阿尔布巴也被封为贝子并称为次席噶伦，其他几人也各有封赏，另一名噶伦隆布鼐成为公爵，颇罗鼐和札尔鼐不久后也增补为噶伦，并封为台吉——这其实是清廷封给蒙古贵族的爵位，位于公爵之下。从此至公元1727年的六年中，按照藏史的记载，西藏地方政府使颁发的公文上，便用这样的印玺向所有人宣告：“贝子康济鼐总理，贝子阿尔布巴辅助，诸大臣之印，胜善！”

这一事件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使得西藏与皇帝的关系，从五世达赖与桑结嘉措时期说不清道不明的福田施主，到拉藏汗时期你情我愿的藩属附庸，再到准噶尔占领期间势不两立的生死敌对，到此演变为真正的“臣”与“君”——西藏地方政府的首脑终于由皇帝直接任命，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先结婚后领证，当地自行产生领导后，再到朝廷那里报批报备走个过场，只是完成形式上的追认。

从此之后，“臣”、“奴才”、“小的”等等，这些让我们现代人看上去相当刺眼的自称，便在西藏地方政府首脑们往来清廷的正式公文中不绝于篇。

有些出人意料的是，新成立的西藏正式政府的一把手，并不是此前与清军关系密切甚至亲自担任北路清军向导和参谋的阿尔布巴，而是来自遥远阿里地区的康济鼐。这固然与其勇夺圣观音像而赢得的巨大声誉有关，而另一个因素恐怕也不能忽视，那就是，在驱逐准噶尔战争里功绩最著的四名藏人——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颇罗鼐——之中，康济鼐是唯一没有历史污点的。

前面我们说过，阿尔布巴曾接受西藏傀儡政府的委任，担任了工布地区的第司也就是地方长官；他的密友隆布鼐与其类似；即便在这场战争中表现相当不错的颇罗鼐，也曾通过伪政府首脑达孜巴的关系，获得了聂拉木宗本的伪职。说曲线救亡也好，说迫不得已也罢，总之他们都有着不甚光彩的经历。

只有康济鼐，刚发现准噶尔人进入西藏，他就准备对其进行攻击，只是由于上级的犹豫而失去了难得的机会，而在拉萨沦陷后，他也自始自终坚持战斗，从来没有向敌人屈膝过，况且，如果没有康济鼐为首的西藏游击队切断侵藏准噶尔军与其伊犁大本营的交通线和信息链，清军取胜恐怕要费更多的周折。

因此，这位藏族抵抗运动的领袖人物，以其勇猛无畏的作风和直来直去的性格，让同样刀头舔血一路杀到拉萨的清军将领们非常欣赏，后者自然得出了“康济鼐为人甚好”的结论并上奏给皇帝，使得康熙对康济鼐印象颇佳。

至于阿尔布巴，尽管后来在他写的书中，声称大将军王对自己如何礼遇，他与清军高层的关系如何好，但如果我们看看保留下来的清朝档案，就会发现大将军王等高级将领对阿尔布巴的评价，其实并不像他自己所说的那么高。

比如，胤祯在给父亲的信中，这样判断阿尔布巴投清的动机：“第巴阿尔布巴明知准噶尔贼不能久占藏地，为己身后日安全计，致信于臣。”显然，大将军王对这种行为相当不齿。

再比如，岳钟琪在一份报告中也指出：“其阿尔布巴等，待人和好，一味取悦同事，然皆性贪要钱，番民多不畏惧。”在给岳将军留下的不算很多的印象里，阿尔布巴的笑面虎形像已深入其心。

也就是说，在胤祯、岳钟琪等清将们看来，阿尔布巴只不过是个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他不仅政治动机不纯，而且个人品德也不怎么样。既然判断阿尔布巴无法赢得藏族人民的拥戴，那么清廷礼遇他显然就只是出于策略考虑了，让这样的人来担任西藏一把手，皇帝实在放心不下。

于是，尽管阿尔布巴自我感觉颇佳，但很显然，你对自己怎么看，别人对你怎么看，还有，你认为别人对你怎么看，以及，别人认为你对自己怎么看，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四者并不是一回事。

不仅如此，阿尔布巴的另一个身份也无疑让康熙和大将军王心生警惕：他竟然是小达赖喇嘛的亲戚！阿尔布巴投清以后，在给皇帝的奏章中，胤祯这样写道：“总管唐古特兵之代琫、达赖喇嘛之父索诺木达尔扎之甥第巴阿尔布巴来投。”这里，“唐古特”指安多藏区（青海甘南阿坝等），有时也泛指西藏本土之外的藏区，“代琫”（也叫‘代本’）和“第巴”（即‘第司’）指的都是藏族地方长官，“索诺木达尔扎”则是达赖喇嘛父亲索南达杰的异译。

在此后的多份清朝官方文件中，也都提及阿尔布巴是索南达杰的亲戚——后来有学者考证出，阿尔布巴其实只是达赖喇嘛家族的远亲，并非他所说的那样是达赖之父索南达杰的外甥。尽管阿尔布巴只是利用这种关系为自己脸上贴金，但掌握宗教的神王与掌握政权的噶伦之间的这种藕断丝连，却是当时致力于建立政教分离的西藏世俗政府的清廷，所要重点防范的。

不仅如此，当得知阿尔布巴的盟友隆布鼐竟然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索南达杰为妾后，康济鼐独善其身的“孤臣”形像更加简在帝心，于是清廷不仅重点扶持这位首席噶伦，还将他的盟友颇罗鼐也提升为噶伦，以平衡各方势力。

清朝远征军撤离之后，赖在拉萨不走的罗布藏丹津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两位太上皇——策旺诺尔布和阿宝——之间的矛盾，自然就暴露出来。也许因为阿宝只是二把手，也许因为顾及阿宝的皇家女婿身份，也许因为两人都是和硕特蒙古人，罗布藏丹津对他表面上似乎还算和睦，但这位和硕特蒙古人与喀尔喀蒙古人策旺诺尔布之间的关系就没那么友好了，二人睚眦不断，几乎见面必吵。

但正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西藏军政大权一把抓的策旺诺尔布自然不会给罗布藏丹津什么好脸色看，导致后者屡屡碰壁。于是，一无所获的罗布藏丹津亲王，就像一个追求心仪女孩而不可得的男人，尽管理智告诉他赶快停下吧，但感情却一直不甘心，进而还幻想着能有什么奇迹出现，直到亲眼看到人家确实已经有主，才不得不悻悻死心。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夏天，心力交瘁的罗布藏丹津终于通过大将军王胤祯上奏皇帝，说自己是家里的独生子，现在西藏水土不服经常生病，万一有个好歹的话谁给俺老妈养老啊，因此申请调回青海老家修养身体，从而总算结束了这场历时近两年的西藏虐心之旅。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清朝留在西藏的驻军只有三千人，那么拥有强大骑兵军团的罗布藏丹津干嘛不霸王硬上弓，干脆把西藏直接抢过来呢？难道这位蒙古王爷也像现今那些信奉“爱情即是自虐”的男女们一样，有SM倾向不成？

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罗布藏丹津此时未必有足够的部队，因为前面我们讲过，延信所率的北路大军包括五万名清军，一万以上的和硕特蒙古骑兵，但我们还说过，各蒙古王公带到拉萨的部队少则两百人，多则千人，总数约五千人，这两者有50％的差额，缺的这些人怎么了？

这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他们驻扎在别处而非拉萨，二是他们在进军西藏的过程中损失掉了，或者说当了清军的炮灰。无论哪种可能成立，都会导致在拉萨的蒙古兵力严重不足，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根据清朝有关史料记载，跟随罗布藏丹津驻扎拉萨的蒙古骑兵只有四五百人，远远低于三千人的清军。

其二，罗布藏丹津也许根本不敢动手，原因很简单，尽管南北两路清军都已撤离西藏，但朝廷在青海仍驻有重兵，大将军王正虎视眈眈地盯着西藏方面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将反抗的苗头扑灭于萌芽之中。更何况，青海正是罗布藏丹津几代人苦心经营的基地，一旦动起手来，不仅西藏拿不到，恐怕连自己老家都保不住了。

因而，思虑再三，无可奈何的罗布藏丹津只得恨恨地返回青海，继续等待时机。不久之后，机会似乎来了，根据康熙的命令，已胜利平定西藏的大将军王胤祯，奉旨移驻甘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张掖，全力准备下一步对策妄阿拉布坦的战争。很可能，老皇帝打算乘胜一举解决困扰了帝国数十年的准噶尔问题，在这位一代雄主的心中，大概从不存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样高尚的思想，而是一直很黄很暴力——自己的麻烦自己搞定，不要留给子孙后代。

随着大将军王司令部的转移，清朝大军也很快离开西宁向甘州开拔，此前整日里人喧马嘶的青海，几乎瞬时间就沉寂了下来，而罗布藏丹津的蒙古骑兵随即代替了撤离的清军，成为这片广袤大地上最强的一支武装力量。

但和硕特蒙古亲王心里明白，他暂时还不能轻举妄动，因为甘州与青海之间只隔着一座并不算险峻的祁连山，大将军王号称数十万的铁骑雄师随时有能力返身杀回，将自己和自己的部族碾得粉身碎骨。更何况，大将军王的身后，还藏着老皇帝深不可测的双眸，以及这个蒸蒸日上的帝国所拥有的，那种可怕到几乎无穷尽的人力物力资源。

时间就在等待中一分一秒地过去。终于，在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就要过去的时候，一个对罗布藏丹津可能利好的重大消息，飞到了大雪覆盖的青海草原，它甚至让这位心如死灰的蒙古王爷兴奋得跳了起来：

康熙突然驾崩，身为孝子的大将军王不得不回京奔丧，而这一去就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尤其是，据坊间谣传，他竟然已经遭到了新皇帝的逮捕！

农历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即阳历公元1722年12月20日，六十九岁的老皇帝突然猝死于北京西郊畅春园的清溪书屋，事先毫无征兆，从而引得时人和后人猜测不已。

据说，尽管年近古稀，但老皇帝临死之前身体却相当健康，甚至大冬天儿的还跑出去打猎，让皇宫上下颇为担心，他也在信中偷偷对自己儿子胤祯提过，自己须发竟然由白转黑，颇有返老还童之迹象。而大将军王得知父亲驾崩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不可能！因为就在不久前的来信中，老爸还夸耀自己，牙不好可胃口好，照样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怎么一下子人就没了？

但我们同样要考虑到，除去后金时期的努尔哈赤及共和时期的溥仪，清朝剩下的十个皇帝，竟然有七人都是突然猝死，他们之中包括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嘉庆、同治、光绪，而现代考古学也只能证明光绪确实死于政治谋杀，但其余六人的死因仍然成谜，如果再算上同样猝死的那位生前虽无皇帝之名却有皇帝之实的多尔衮，这个比例无疑还要提高。也许，爱新觉罗皇族本来就有某种可怕的遗传疾病？

本文无意追究康熙的真正死因，以及他究竟中意哪个儿子来接班，更对那些令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宫斗心计毫无兴趣，但老皇帝的猝死确实导致许多事情发生了难以预料的变化，而最突出的就是，一个事先很少有人想到的人物，四阿哥胤禛，竟然坐上了紫禁城的龙椅。

一方面，我们不应该仅仅依据他的个人品德去评判政治人物，因为就施政结果来看，比如，从给黎民百姓带来的最终福祉而言，爱新觉罗.胤禛或者说雍正，无疑是清朝诸帝甚至所有封建君主中的佼佼者，“摊丁入亩”、“除贱为良”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存状况，尽管皇帝的初衷肯定不是出于增加民众福祉，而是为了巩固自身起初并不牢靠的统治，百姓所获得的这种好结果，确切地说只不过是副产品而已。

再比如，对于百姓最关心的吏治问题，相比他滥好人般的父亲康熙，以及前期嗜杀成性后期又放任横流的儿子乾隆，有着“抄家皇帝”恶名的雍正，确实已经做得足够好了，在他严厉到甚至有些恐怖的高压政治下，贪官污吏整日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使得雍正时期与明初的洪武时期一起，堪称明清吏治最清明的两个时代。

尽管如此，但是记不清哪位大神曾说过，各朝各代的老百姓历来只能过两种生活：猪狗般的生活，以及猪狗不如的生活。如果哪个头头脑脑有本事，把百姓们从猪狗不如的生活中搭救出来，并让他们过上猪狗般的生活，那他们自然会对其感恩戴德。后世极力吹捧的所谓“康雍乾盛世”，也大致如是。

另一方面，就个人道德而言，爱新觉罗.胤禛或者说雍正，恐怕也确实不适合成为普通人的楷模。尽管民间关于他“弑父”的传说很可能并非事实，但“阿其那”、“赛思黑”这些尽管含义尚待明确但肯定不是好话的词汇，竟然被身为天下第一人的皇帝用来称呼自己的亲兄弟，显然不会让大多数有着正常家庭观念的古代人，以及我们这些现代人，从内心感到赞同。而对于功勋卓著的大将军王，雍正皇帝所施加的那些林林种种的恶行，尤其让人觉得心寒。

众所周知，十四皇子胤祯与他的四哥胤禛，这对连名字的笔画和发音都极其相似的兄弟是一奶同胞，他俩的生母都是康熙的德妃乌雅氏，老太太在雍正登基后被儿子尊为孝恭仁皇后。但是同样众所周知的是，这对同胞兄弟之间的关系相当冷淡，与此相对照，两人反而与异母兄弟们打得火热——老十四与老八、老九、老十结成一党，而老四则和老十三感情最好。

史书记载，胤禛刚刚继位，马上就召集王公大臣们说：“西路军务，大将军职任重大，但于皇考大事若不来京，恐于心不安，速行文大将军王驰驿来京。”言辞似乎相当客气，在充分肯定了弟弟责任重大的基础上，自己这个做兄长的只是为了照顾弟弟的孝心，才不得不召他回来。

但是，赶回奔丧的大将军王刚刚到达北京远郊，就接到了另一道圣旨，“命留景陵待大祭”，也就是说让他先给老爸守墓，等候祭祀典礼开始。不久后，当胤祯拜见父亲的灵柩时，据说他拒绝给自己的四哥皇帝下跪，双方大吵一架甚至可能还动起手来。

最后，还是胤禩——这位不久后被改名为“阿其那”的八阿哥——出面拉架，他只是对素来亲密的十四弟淡淡说了声：“你应该下跪。”而胤祯竟然真地依言而为，“寂然无声而跪”。雍正一直对此耿耿于怀，他曾恨恨地写道：“不遵皇上谕旨，止重阿其那一言，结党背君，公然无忌！”

据说，得知儿子胤禛继位的消息，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德妃娘娘似乎五雷轰顶，竟然脱口说出了“钦命吾子继承大统，实非吾梦想所期”——大致意思是“俺家老头子让我这个儿子当皇帝，可这真不是我的意愿”——这样雷人的话，她随即表示要为死去的丈夫殉葬，此举当然被大惊失色的新皇帝拼命阻止。此后，这位不甘心的母亲又出了惊人之举，她竟然坚决不同意称自己为太后，也拒绝移居到太后的法定居所慈宁宫，而是坚持留在原来居住的永和宫，搞得雍正好不尴尬。

相比与胤禛的关系，德妃老太太和她的另一个儿子胤祯，则要亲密得多。与在父亲生前一直假模假式吃斋念佛的四阿哥不同，风风火火的十四阿哥是个性情中人，见面后少不得在德妃面前大吐苦水，据说兄弟二人竟然当着自己的母亲又吵了起来，导致老人家伤心欲绝。

此后，大将军王胤祯便被哥哥勒令留在景陵附近的汤泉，在马兰镇总兵范时绎（清初名臣范文程的孙子）监视下居住，禁止他回北京城。而距离儿子被囚禁仅仅几个月，平素身体很不错的德妃老太太就突然逝世，因此许多人认为，性格乖戾的雍正皇帝即使没有谋杀自己的母亲，他起码也与太后的死难逃干系。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五月，在故作高姿态晋封政敌八阿哥允禩为廉亲王，顺势晋封自己的死党十三阿哥允祥为怡亲王，捎带脚封了十二阿哥允祹为履郡王、废太子允礽之子弘皙为理郡王之后，也许是考虑到母亲已经逝世，再不封同胞兄弟实在没法向世人交待，雍正终于宣布封允禵为郡王。

此前，为了避这位皇帝的讳，胤禛的兄弟们不得不纷纷将自己名字中的“胤”改为“允”字，而胤祯尤其倒霉，因为“祯”与“禛”无论笔画还是读音都过于相近，于是大将军王不得不更换整个ID，重新注册了一个“允禵”的名字。

但是，对于这道册封的圣旨，人们读起来却无论如何也品不出正味儿：“允禵无知狂悖，气傲心高，朕望其改悔，以便加恩。今又恐其不能改，不及恩施，特进为郡王，慰我皇妣之心。”

到了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三月，前线的战事基本平息，雍正认为秋后算账的时候终于到了，于是授意负责管理皇族内部事务的宗人府出面，控诉前大将军王允禵“苦累兵丁、侵扰地方、糜费军帑”等种种可大可小的罪行，请求将其爵位由郡王降为镇国公。皇帝又趁机出面装了回好人，说镇国公太低了，降为贝子就可以了。

一年之后的雍正四年正月，雍正最大的政敌、在朝野享有极高威望的“八贤王”允禩终于遭到彻底清算，皇帝“严旨历数允禩罪状”，不仅下令将其“削爵，除宗籍”，还给自己的这位弟弟改了一个具有侮辱性的名字——“阿其那”，该词含义或说猪狗或说畜生，总之不是好话。

搂草打兔子，收拾允禩的同时，雍正决定顺便再修理一下自己的同胞弟弟。于是见风使舵的诸王大臣纷纷弹劾允禵，鉴于最后总结出的罪行极其严重，人们于是纷纷“请正国法”，也就是要求皇帝大义灭亲，宰了他那个罪大恶极的弟弟。雍正于是颁布圣旨，尽管免了允禵一死，但活罪难逃，下令将其无限期囚禁：

“允禵止于胡涂狂妄，其奸诈阴险与允异、允唐相去甚远。朕于诸人行事，知之甚悉，非独于允禵有所偏徇。今允禵居马兰峪，欲其瞻仰景陵，痛涤前非。允禵不能悔悟，奸民蔡怀玺又造为听，宜加禁锢，即与其子白起并锢于寿皇殿左右，宽以岁月，待其改悔。”

公平地讲，早已习惯于打打杀杀的十四阿哥，大概算不上善男信女，他也可能确实有过觊觎大宝的雄心或者说野心，可杀人不过头点地啊，如此折辱自己的骨肉兄弟，雍正这种变态的心理实在让人无话可说。不过，皇帝收拾虎入平川的弟弟容易，可应付他手下成千上万根本不鸟秀才的大兵们，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据说因为主帅一去不返，他们开始已经躁动不安，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酿成结果无法预料的兵变！

登基后雍正的当务之急，无疑是赶快找人去接管甘州前线那支群龙无首的大军，而有足够威望和能力去接替大将军王的人选，皇帝思来想去，似乎只有一个人合乎条件，他就是胤祯原来的副手，前北路军统帅延信。

平定西藏后，战功赫赫的延信自然得到了朝廷通令嘉奖，其爵位也由三等奉国将军大幅度越级提升为辅国公，进入了帝国公爵行列。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让老皇帝颇为不快，由于包括策旺诺尔布和罗布藏丹津在内的几位驻藏王公大臣每天争斗不休，被吵烦了的康熙于是打算让延信和噶尔弼，这两位南北路清军的主帅返回西藏再次牵头，以压服各方越来越难以克制的鸡冻情绪。

但没想到，延信推说自己有病就是不去，老皇帝没办法，只好让他回来休养。而噶尔弼的表演则更加拙劣，接到旨意时他本来身体好好的，但一路磨磨蹭蹭，总算挪到了汉藏分界的泸定桥，然后又突然宣布自己生病，再也不肯向前一步。这就有点儿过分了，人家延信可是皇帝的堂侄子，你一个小小旗人，也不问问自己算哪根葱？

于是，噶尔弼的顶头上司年羹尧自然有理由严格执法，他调查清楚，马上把此事捅给了康熙，心情很受伤的老皇帝大怒，下令将这个倒霉蛋就地免职，然后押解京师准备走个审判程序后处死。

军区司令级别的延信和噶尔弼尚且有这样的畏难情绪，由此可见，那年头的援藏工作，该有多么难开展啊！再联想到，西宁的条件尽管比拉萨要好一些，可号称金枝玉叶的大将军王竟能在那里一待就是三年多，这几个人的思想境界，似乎高下立判。

辅国公延信还赖在家里泡病号，但此时，新皇帝出于我们都明白的考虑，再次将其爵位大幅度越级提升为贝子——这已经与大将军王平级了。雍正随即下旨，把这个同族兄弟从病床上拉起来，塞进开往甘州的火车——错了，是马车——立刻办理“摄抚远大将军事”的交接手续。

就这样，延信来到甘州，接管了抚远大将军的大印和总司令部，以及胤祯留下的那一大批军队。由于将领中的大多数，原来都在延信手下干过，老上级来了自然好说话，代理大将军赌咒发誓连哄带骗一番安抚之下，胤祯的部下们很快都安静下来，让一直忐忑不安的新皇帝大大舒了一口气。

尽管来时不情不愿，但这位新贝子却对局势洞若观火，并很快选好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队伍来站。据说临行之前，他收到了新皇帝的一道密旨，上面写着：

“你抵达后，将大将军王所有奏折、所有朱批谕旨及伊之家信全部收缴封固后奏送。如果将军要亲自带来，你从速开列缘由，在伊家信带至京城前密奏。你若手软疏怠，检阅奏文后，并不全部交来，朕就生你的气了。若在路上遇见大将军，勿将此谕稍有泄露。”

这封信读起来，颇让人觉得有些做贼心虚的味道。而无巧不巧的是，从京城赶往甘州的延信与从甘州赶往京城的胤祯，竟然真的在路上相遇了。面对自己曾经的上司以及同一个锅里吃过饭的战友，延信的表现可以说相当的不地道——他狠下心来虚与委蛇，没向这位堂兄弟透露一丝半点儿口风。不仅如此，延信还将从对方处探听到的情况加急密奏给皇帝，让事后才得知真相的胤祯好不郁闷。

延信新官上任后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建议同样新上任的皇帝从西藏全面撤军！后世研究者认为，他的理由其实很充分：一是西藏局势逐渐趋于稳定，准噶尔对西藏的威胁也已经基本解除；二是尽管驻藏清军只有三千兵力，但即使这点儿人马的后勤供应，朝廷和西藏也已经负担不起了，不仅要“运米于数千里之外”，而且“钱粮耗费亦多”，如果在当地解决的话，又要加重已捉衿见肘的西藏的负担。三是驻藏清军尽管人数不多，但却““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分成好几个派系争斗不休，延信认为“不定妄生事端”。

其实，延信的这个建议与清军后勤大总管年羹尧不谋而合。此前在康熙六十一年，被驻军供应问题搞得苦不堪言的年总督就上奏皇帝，请求从西藏全面撤军，结果被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王公大臣们一通猛批，大家七嘴八舌表示“羹尧擅议撤兵，请下部严议”，尽管康熙并没有追究年的责任，但撤军之事最后也不了了之。

新皇登基以后，延信又旧事重提，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他专门拉来已经调任川陕总督的年羹尧一起上奏。既然两位西藏问题专家都这么说，对涉藏问题没什么经验的雍正便同意了，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三月开始，清朝驻军全面撤离西藏，仅仅在川藏门户昌都保留了一千人左右的小部队。

也就是说，现在不仅仅青海，就连西藏的防务也已经空虚了。

罗布藏丹津此时一定觉得，皇天不负苦心人，自己苦苦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但蒙古亲王同时也清楚，仅凭自己的力量去挑战那个庞然大物，胜算无疑相当微弱，为此他必须尽可能地寻找盟友，而最合适和最强有力的外援，无疑就是清王朝的死敌——两年之前罗布藏丹津亲自从西藏赶走的准噶尔人。

请继续期待下篇《三、尔虞我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