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苍狼白鹿：罗布藏丹津之变——黄金家族的最后哀鸣 -- 京华烟云AMIP

作者的话：

打个并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如果上一部《铁马冰河》可以看做正统版《帝国反击》（The Empire Strikes Back）的话，那么这一部《苍狼白鹿》，就似乎可以当成颠覆版的《西斯复仇》（Revenge of the Sith）。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将会看到，罗布藏丹津，这位出身黄金家族的蒙古王爷，如何从一个效忠皇帝的绝地武士，在各种主观和客观因素的作用下，一步步堕入绝望的深渊，最终变成阿纳金那样的黑暗中坚，直至掀起几乎毁灭整个部族的血雨腥风。

这是一个关于欲望、愤怒和偏执的故事。佛教总结出所谓“贪嗔痴”三毒，也许并不是没有道理，在本文中，它们都将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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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食言而肥》

康熙五十九年九月十四日，阳历公元1720年10月15日，北路清军统帅延信陪同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进入圣城拉萨，南北两路清军终于正式会师，这也标志着清军驱逐准噶尔之战取得了最后胜利。

在拉萨举行盛大入城兼凯旋式的清军中，除了达赖喇嘛与清军主帅延信、噶尔弼之外，最为志得意满的人物，就要算青海和硕特蒙古人的一把手——罗布藏丹津亲王了。

此时的罗布藏丹津，显然对未来充满期待，皇帝当初许诺过的西藏汗位，仿佛正在向他招手。有史料记载说，一进入圣城，这位蒙古亲王就搬进了当年自己的亲戚拉藏汗居住的王宫，俨然以西藏未来的汗王自居。相比而言，他的副手察罕丹津郡王则明显要低调许多，他早请示晚汇报，凡事都与清军商量，仿佛已经提前买个尾巴夹了起来。

进入拉萨五天后的九月十九日，西藏临时军政府主席延信便召开高层会议，与会的主要是清军将领及和硕特蒙古诸王公，议题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究竟留谁驻守西藏，背井离乡的清军无疑早早点儿回家，而青海王公却巴不得留下来永远不走，双方利益互补，乍一看这个问题似乎不难解决。

但是，最重要的并不是他们怎么想，而是皇帝怎么想。前面我们说过，康熙早已坚定了驻军西藏的决心，青海和硕特想分一杯羹的话还可以商量，但如果蒙古人要独吞西藏，却是皇帝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因此可以想像的出，这场会议上双方争得面红耳赤，最后毫无结果。

但在这次会议上，延信并非没有收获，他成功地在青海和硕特蒙古诸王公中播下了不和的种子。延信宣布，排座位，吃果果的时候到了！——他对大家说，你们来西藏的王公太多了，我也不知道哪个大哪个小，因此请你们自己排个顺序，看看每个人具体该坐第几把交椅，也就是所谓“酌定坐次”。

为了加强效果，延信同时保证，他会将大家排座位的结果，以正式公文的形式上报给远在青海的清军总司令——大将军王胤祯，对座次较高的王公进行嘉奖，因此这个结果一经确定，以后将不能随意更改。

于是，为了保障个人的利益，蒙古王公们自己先争了起来。在延信的冷眼旁观甚至推波助澜下，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吵，蒙古人最终上报了一份十八人的排位名单，上面的人皆为随同延信由北路进藏的青海首领，他们也都是固始汗的后裔，分属和硕特左右二翼。

按照地理位置，青海和硕特蒙古的庞大地盘又分为左右两翼。据后世学者考证，和硕特左翼辖区自西宁边外栋科尔寺起，沿波罗充可克河北岸（即湟水上游）、青海湖北部、布哈河、布隆吉尔河至额济纳河为界，也就是今天青海省海北州、柴达木盆地西北部、河西祁连山草原及额济纳河流域这一大片地方；和硕特右翼的地盘则东自栋科尔寺，西至噶斯池，南自松潘边外漳腊营，北至波罗充可克河南岸，也就是包括今青海省海南、黄南、玉树、果洛等州及柴达木盆地东南部这一大片地方。

相对而言，和硕特右翼的势力比左翼大得多，人口、牧群也多出不少。前面提到的罗布藏丹津就都来自右翼，身为青海和硕特族长的他，还是左右翼名义上共尊的最高首领，青海蒙古势力第二大的察罕丹津也来自右翼，而左翼的势力则比较分散，由多家共同割据，其中的五个王公实力相对较强。

至于这十八位蒙古王公带到拉萨的军队，有学者统计过，他们少则两百人，多则千人，总数约五千人。这十八人中，有七个人因在政教方面势力较大且手下兵多，延信看了名单后，便给他们起了个形像的称呼——“大户”。这七家大户，按照蒙古人最终呈报给延信的名单上的排列结果，分别是右翼亲王罗卜藏丹津、右翼郡王察罕丹津、左翼贝勒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左翼贝勒阿拉布坦温布、左翼贝子巴拉珠尔拉布坦、左翼贝子洛布藏达尔扎、左翼台吉瑞拉克诺木齐，这个排序也基本反映了各家的势力大小。

不久之后，抗击准噶尔入侵者表现最突出的西藏游击队领袖，阿里总管康济鼐抵达了拉萨，收到清军将领们的欢迎，延信随即致信大将军王，请求嘉奖这位始终不屈的抵抗运动领导人，以及阿尔布巴、隆布鼐等其他藏族有功人员。

此时，由于天气已进入深秋，草原上的牧草逐渐枯萎，原本驻扎在那曲当雄的清朝北路大军因而不得不迁移到拉萨。圣城里平白多了好几万张嘴，仅凭西藏饱经战火的贫瘠土地，就连最基本的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尽管远征军后勤大总管年羹尧加紧转运补给，但青藏高原许多地方已经开始下雪，导致交通运输不便并引起物资供应十分紧张。这就意味着，清朝远征大军的撤离计划，已经必须提上议事议程了。

延信于是再次召集蒙古王公开会，要求他们对自己是否留在西藏做出书面表态，这显然是清廷放出的试探气球，为的就是观察各王公的倾向。最后，这位临时军政府主席陆续收到了五封反馈信。在这些信中，蒙古首领们建议，最好按照先前排座次时确定的名单，由排列最高的五人中——即右翼亲王罗卜藏丹津、右翼郡王察罕丹津、左翼贝勒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左翼贝勒阿拉布坦温布、左翼贝子巴拉珠尔拉布坦——选出一位驻守拉萨。

其中，青海蒙古两位最高首领的表现，尤其耐人寻味。罗布藏丹津亲王显然认为自己势在必得，高傲的他没有对延信提出任何人选，只是建议留在拉萨的蒙古驻军应该保持在千人以上。尽管罗布藏丹津没有毛遂自荐，但显然，也没有任何蒙古王公敢反对他，因此他的名字仍排在五名候选人的第一顺位。

而此前曾同样从康熙皇帝处得到过继承拉藏汗地盘承诺的察罕丹津郡王，此时的态度却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他两次向军政府反映，反复强调自己身体本来就不好，来到西藏后更加水土不服，恐怕已经行将就木，因此还是把机会留给年青人为好。不仅如此，察罕丹津还向大家隆重推荐他以前的对手罗布藏丹津，公开宣称自己的这个堂弟是未来西藏汗王的最佳人选。

看上去，罗布藏丹津亲王似乎已经万众归心，但清廷却一直迟迟没有宣布选秀西藏汗王的正式结果，这让亲王总感觉胸口堵了什么东西，始终不吐不快，而跟随清军进入拉萨之后发生的那两件事，则导致他更为闹心。

前面我们说过，西藏临时军政府判处准噶尔占领期间有通敌行为的七名藏奸死刑。判决发布后，便不断有人为他们求情，但即使达赖班禅这样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出面，也被延信以皇帝的名义统统驳回。最后，达孜巴等人还是被处死，对此，在拉萨的欧洲耶稣会传教士记载道：

“奉皇帝之命，声名狼藉的叛变者被公开处死。许多人请求得到赦免，但都遭到拒绝。甚至大喇嘛（指达赖和班禅）也得到警告，请他们不要进行干涉。”

此后不久，这批欧洲传教士就离开了拉萨。这倒不是因为西藏新政府不喜欢他们，而是其自身原因所造成——早在公元1718年12月，罗马教廷就已做出裁决，宣布西藏教区今后将由圣方济各会（天主教托钵修会派别之一，提倡过清贫生活）负责，而先前来到西藏的那几位传教士却属于耶稣会（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以组织严密著称，提倡军事化管理），但由于喜马拉雅山周边的交通实在不畅，直到两年以后，这些传教士才收到耶稣会总部下达的那道撤离命令。

按照将要离去的传教士的说法，以达孜巴为首的这七名死刑犯都是被清军酷刑处死，临死前显然遭受了极大的折磨，很可能是西藏军政府为了展示自己强壮的肌肉，对那些蠢蠢欲动的不服管教者及潜在敌人，以儆效尤而为：

“全副武装的中国及鞑靼卫兵围着他们，他们光头赤脚，双手被绑。这些可怜的叛变者被带着绕过宏伟寺院的神殿，然后穿过主要街道到刑场.遭到废黜的喇嘛被砍了头。达孜巴及其它人被捆绑在一件特殊的刑具上，遭到严刑拷打，而后被乱箭射死。”

这种惨无人道的刑罚显然颇有警示作用，最起码给几个西方传教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一人就写道：“这些罪恶满盈的叛变者遭到身败名裂的下场。”

据说，在当初为达孜巴求情的那些显要权贵之中，就包括自以为将成为未来西藏汗王的罗布藏丹津。无论延信等人的措辞如何委婉如何有理，但这种拒绝肯定让罗布藏丹津感到好没面子，尤其是再联想起几天前发生的那件事，他的心情肯定更加不爽。

此前，就在进入拉萨仅一天的九月十五日，新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举行了盛大的坐床典礼。但是，身为青海和硕特蒙古第一人，罗布藏丹津在这次典礼上却很可能受到了故意冷遇，因为根据藏族史料的记载，他的排名不仅在代表皇帝的清朝诸文武大员，以及有着崇高宗教地位的格大活佛之后，甚至在同为蒙古人的王公之中，罗布藏丹津的名字也不靠前。按照藏史记载，参加大典的蒙古王公名单依次是：

第一位：顿珠王，即喀尔喀蒙古亲王敦多布多吉，他是成吉思汗十五世孙巴图孟克——也就是著名的北元中兴之主达延汗——的后裔，地位自然十分尊贵。但是，这位根正苗红的蒙古大汗嫡系子孙也仅仅是排场大而已，他在驱逐准噶尔战争中几乎没有任何贡献，是清廷事后紧急把他派过来撑场子的；

第二位：策旺诺尔布公爵，即藏史所说的“公策旺诺尔布”，这也是一位与清廷走得很近的喀尔喀蒙古王公，很早就进入朝廷中任职，这场战争开始时已经升为从一品的内大臣即大内侍卫首脑之一，无疑是皇帝的身边人和心腹，其实际权力和影响力，甚至比样子货敦多布多吉亲王还要大；

第三位和第四位：藏史写做“艾布（E spos）”和“贝利（Bai-li）”，而相应的汉文与满文史料中却并没有这两人的存在，让人颇摸不着头脑，往往认为藏史记载有误。后来，伯戴克（Petech,Luciano）等藏学家终于考证出来，原来是藏史的作者断错了句，其实这两个词指的是同一个人——前面是人名“艾布”或译“埃伯”，而后面则是他的爵位“贝勒”。古人所谓“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看来颇有道理。

这位贝勒爷时任内蒙古阿拉善旗的旗主，他在这场战争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率蒙古部队配合清军在新疆巴里坤等地驻军六年之久，给准噶尔本土造成了相当大的威胁，使得策妄阿拉布坦不敢轻易派兵援助西藏的大策零。当延信的北路大军向西藏进发时，他也率部加入其中，在卜克河、齐诺郭勒、绰玛喇等处击败准噶尔军。

尽管地盘不算大，而其区区贝勒的爵位放在一大堆蒙古亲王、郡王中也并不显眼，但埃伯却另外有两个极为特殊的身份，容我们日后再表。对了，在汉文史料中，他的译名与那位脚踢少林拳打武当的功夫熊猫完全一样——阿宝。

于是，参加达赖坐床大典的王公大臣名单中，原来的第五位，也就是实际上的第四位，才终于轮到了藏史所称的“丹增王”，也就是我们这篇文章里的大BOSS，青海和硕特蒙古右翼的罗布藏丹津亲王——“丹津”便是藏语“丹增”的异译。很显然，如果不是有人故意授意的话，对这位将来有很大概率成为自己汗王的大人物，西藏人是不太可能如此忽视的。

不久之后，延信拟定的关于未来留守西藏的候选人的正式推荐报告终于出炉，但令所有人意外的是，这两位最终的候选人竟然没有一个来自青海！

他们中的一个，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策旺诺尔布公爵，这位来自外蒙古喀尔喀赛因诺颜部的贵族，同时也是清廷的内大臣，做为康熙的近臣，此时他圣眷正隆，代表皇帝暂时管理西藏事务，似乎也说得过去。

而另一个人则有些出乎意料，竟然是内蒙阿拉善的旗主阿宝贝勒！后人考证，身为阿拉善第二代旗主的阿宝，大约出生于康熙二十五年即公元1686年左右，他是首位旗主和罗理的第三个儿子。清朝史料记载道，这位与功夫熊猫同名的小王爷，打小儿就居住在北京，生长于皇帝的宫廷中并与皇子们一起接受教育，因此对满洲贵族颇有亲近感，也培养了一定的汉文化功底。

不仅如此，康熙四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04年，在皇帝的安排下，不到二十岁的阿宝与爱新觉罗家的道克欣郡主结婚，康熙随即授予他“和硕额驸”的头衔——这无疑属于破格，因为郡主的丈夫按惯例只是郡主额驸，只有公主之夫才能称“和硕额驸”。不仅如此，皇帝还下令“赐第京师”，就是给小两口在北京城专门盖了府邸，并且“命御前行走”，也就是让阿宝享受高级侍卫的待遇。

阿宝的正福晋，即那位道克欣郡主的故事很有嚼头，她是和硕庄亲王博果铎（皇太极的孙子，康熙的堂兄弟）之女，据说刚生下来就吓了周围人一大跳，因为她的手指间竟然被肉蹼连成一个整体，就像鹅的脚掌一样，从此便得了个“鹅掌格格”的绰号，后人认为，这大概是某种遗传疾病。

不是许多人对电视剧里的蓝齐儿公主很感兴趣吗？有种说法认为，这位庄亲王郡主的事迹和那位蓝齐儿颇有一比。同另一位现实存在而非文学虚构的人物——噶尔丹大汗的女儿钟齐海公主——类似，我们的这位道克欣格格，似乎也是无数腐女梦想穿越时的首选角色。

据说当年康熙皇帝西征准噶尔大汗噶尔丹，想在大军到来前稳住对手，但鉴于以理服人或以德服人都不太靠谱，于是便决定“以色服人”——把从京城特意带来的长史多禅公主送了过去，而噶尔丹则欣然笑纳。

有人认为此事并非毫无根据，它出于《清圣祖实录》，说的是康熙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696年阴历五月四日，昭莫多大战前夕，皇帝将长史多禅公主连同暖帽、蟒袍、妆缎衬、纯金钩、巾缨带一条、币十端、银二百两等礼品，派人送往噶尔丹的驻地。

两天后的五月六日，准噶尔大汗派手下将领率领一千多人，前来迎接长史多禅公主。噶尔丹死后，据说这位公主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活了下来，后来又嫁给了统治内蒙阿拉善的阿宝王爷，因此，她与道克欣应该是同一人。

但是，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并不存在这个长史多禅公主，而是读者对史料的理解错误——仔细研究《清圣祖实录》，我们会发现，这名所谓的公主，其实是指一名叫“多禅”的官员，他的官名是“公主长史”——皇帝只是派这名被称为“公主长史多禅”的大老爷们儿，去给噶尔丹送礼以稳住对方，并没有美女什么事儿。

因此按照这种说法，后来嫁给阿拉善王爷阿宝的那位道克欣格格，也就和蓝齐儿没啥关系了。其实如果观察一下阿宝和道克欣的结婚时间，就不难得出刚才那个结论：他俩是康熙四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04年成亲的，此时距离那位神秘的长史多禅公主（如果她确实存在的话）嫁给噶尔丹已经有八年之久。

如果与那位神秘公主是同一人的话，道克欣再嫁阿宝的时候，大概已经二十五岁左右了，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早已人老珠黄。况且，很难想像以孔孟卫道士自居的康熙皇帝会让这个寡妇侄女再婚，而且嫁的还是自己要刻意笼络的蒙古王爷。至于电视剧中蓝齐儿的母亲，那个史上唯一被马桶砸死的皇妃，就更加没谱了，不再多说。

阿宝与道克欣结婚几年后，阿宝的父亲和罗理去世。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二月，皇帝诏命阿宝承袭父爵，封多罗贝勒，并继任其父的阿拉善旗札萨克（蒙语‘尊长’之意，为蒙古首领的称号，大致相当于我们多次提到的藏语中的‘第司’）之职。

也就是说，这位阿拉善旗主有一个身份是爱新觉罗家的女婿，而阿宝的另一个身份，则更有可能是清廷留其驻守西藏的最大理由——那就是，他竟然也是和硕特蒙古人！

不仅如此，阿宝和罗布藏丹津一样，都是蒙古最尊贵的黄金家族的后裔。

与许多人想像的不同，蒙古“黄金家族”指的并不仅是成吉思汗的家族，或者更确切一些，它指的其实是成吉思汗父亲也速该的家族——也就是说，“黄金家族”既包括成吉思汗本人的后代，如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等人的后代，也包括这位大汗兄弟们的后代。

在此顺便提一句，满清的“宗室”，指的其实也不只是努尔哈赤的后代，而是指努尔哈赤父亲塔克世（清朝追封庙号为‘显祖’）的后代，不仅包括努尔哈赤的子孙，也包括他的兄弟穆尔哈齐、舒尔哈齐以及雅尔哈齐（此人据说无嗣）的子孙。

和硕特蒙古人的首领，正是成吉思汗同母的大弟弟哈萨尔之后裔。哈萨尔（Hasar），又译做哈斯尔、合撒儿、合撒尔等等，据说这个词在蒙语中是“猛兽”的意思，一说为“天狗”之意。而哈萨尔也确实人如其名，据说他力气极大，能徒手将一个人如木棍般折为两段，并且箭术极其精湛，因而又被人称为“哈布图”，大概是“神箭手”之意。

蒙古早期史料记载，这位猛兽般的弟弟是铁木真征战四方的主要助手，很可能像满洲崛起时的舒尔哈齐那样，哈萨尔也是自己兄长之下的第一副手。铁木真称“成吉思汗”建“大蒙古国”后，赐予哈萨尔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四千户的封地。但正如舒尔哈齐与努尔哈赤后来的关系，成吉思汗对自己这位劳苦功高的弟弟十分忌惮，终于发展到想要除掉后者。只是在他们的母亲诃额仑太后的干涉下，铁木真才不得不罢手，但仍将弟弟的部属大幅削减至1400人，此事最后甚至导致老太后抑郁而终。

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大举西征，从此掀起了席卷欧亚的黄色狂飙，而在此之前哈萨尔就已经死去，许多人猜测他很可能是被自己兄长谋杀的。不过，铁木真对哈萨尔的后裔还算不为己甚，并没有继续迫害他们。哈萨尔的次子移相哥也是位著名神箭手，在成吉思汗举办的一场射箭大赛上，他竟然在335步（OMG！起码百米以上啊！）的距离射中靶心，使得自己的伯父大加赞赏，甚至专门为其立了一块石碑以纪念此事，该碑至今保存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埃尔米塔什博物院。

等到忽必烈称帝，齐王便成为哈萨尔家族的世袭爵位，一直到元朝灭亡。再往后，哈萨尔的七世孙阿克萨噶勒代有两个儿子，长子阿鲁克特穆尔成为蒙古科尔沁部的始祖，而次子乌鲁克特穆尔则成为蒙古和硕特部的始祖。公元十五世纪，和硕特部进入新疆，加入了卫拉特蒙古联盟，由于血统高贵，他们很快取代了原来的绰罗斯（准噶尔部首领的家族），成为卫拉特蒙古的盟主。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在前文已经讲过，随着准噶尔部强势崛起，和硕特部在首领固始汗率领下，由新疆迁居到青海发展，并最终占据了西藏。但是，和硕特蒙古并没有全部离开，仍有一部分留在新疆游牧，他们以固始汗的第四个儿子（一说为第三子）达赖乌巴什为首领。再往后，准噶尔大汗噶尔丹鲸吞四方，达赖乌巴什的孙子和罗理不敌，被迫率残部逃亡到河套以西，最后定居于今内蒙古阿拉善并向清朝称臣，他就是阿宝的父亲。

绕了这么一大圈，我们其实想说的是，派阿宝来西藏很可能不是偶然事件，康熙皇帝无疑想借机把水搅浑，他要向罗布藏丹津等觊觎西藏汗位的青海蒙古王公们宣布：

我是答应过你们，收复西藏后由固始汗的后代继续统治那里。现在，我说话算数，已经把此人派过来了。即便阿宝是爱新觉罗家的女婿，可那又怎么样，他毕竟是固始汗根正苗红的子孙！

就这样，那顶看上去似乎触手可得的西藏王冠，事实上已经离罗布藏丹津越来越远了，正渐渐变得遥不可及……

请继续期待下篇《二、兄弟阋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