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张弘范与文天祥 -- 京华烟云AMIP

让我们还是从厓山海战结束时继续吧。

厓山破，军中置酒大会，弘范曰：“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

天祥泫然出涕，曰：“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

弘范义之，遣使护送天祥至京师。

张弘范与文天祥之间，似乎颇有些惺惺相惜的味道，前者尊重并钦佩后者的选择，而后者似乎也并不把前者当成汉奸——或者说，起码没有表露出类似的蛛丝马迹，并且毫无趁机谋杀这位灭亡自己故国之人的想法。据说，部下曾让张弘范小心文天祥居心叵测，最好不要过分亲近以免出事，张弘范却笑答，对于这样一个忠义至性的男人，“吾保其无他”。

就这样，文天祥被张弘范礼送至当时世界的中心——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交由世界之王忽必烈发落。这座宏伟的城市是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开始动工的，当时仍处在建设之中。

事实上，张弘范给忽必烈带来了一个烫手的山芋，让这位皇帝兼可汗左右为难，无法决定该如何处置文天祥。对忽必烈来说，最理想的结局，无疑是让对方为我所用，姑且不论文天祥的真才实学究竟如何，单是此人名震天下的声望，如果他能答应为元朝服务，就已经足以给所有的宋朝遗民造成彻底震撼了。于是，在皇帝的授意下，下面对文开始了试探：

时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积翁言：“南人无如天祥者。”遂遣积翁谕旨，天祥曰：“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

如果《宋史》这段记载没有问题，那似乎表明文天祥并非彻底拒绝与元朝合作，而是绝不同意当元朝的官，但文同时也表示，如果将来让他“以方外备顾问”，也不是不能考虑的。至于这是文天祥的本意，还是他想设法脱身后再图起事，那就不清楚了，加之《宋史》本来就是元人撰写，这段记载就更加令人生疑了。

劝降文天祥的提议者王积翁原本是宋朝的福建提刑兼招捕使，降元后做到了兵部尚书的高位。鉴于文拒不做官，王打算退一步让他出家当老道，可就在这时候，真正的汉奸留梦炎露面了，一句话就彻底搅黄了局：

积翁欲合宋官谢昌元等十人请释天祥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事遂已。

留梦炎在历史上臭名昭著，其家乡浙江甚至有“两浙有留梦炎，两浙之羞也”之语，显然颇不受世人待见。留当过南宋的宰相，也就是说和文天祥共过事，大概对文颇有了解，他认为，文天祥被释放后肯定会再次起事，到那时候，提议释放他的我们哥儿几个就吃不了兜着走，可要倒大霉啦！

文天祥拒绝了元政府的威逼利诱和多次劝降，忽必烈对他无可奈何，便和宰相们商量，反正这家伙也蹦达不了多高，不如放了他得了，但宰相中却有人与留梦炎的看法一致，认为文被释放后肯定会造反，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上知天祥终不屈也，与宰相议释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为言者，不果释。

既然不能放，于是元朝宰相博罗便向忽必烈建议干脆宰了他算了——这个疏于文墨的蒙古贵族，曾在审讯的时候被伶牙俐齿的文天祥引经据典，抢白得无话可说，大概很想找机会报复一下。可就在这时候，一道奏章送到了忽必烈面前，从而拯救了文的性命。

上奏者竟然是张弘范。原来灭宋之后不久，张弘范就病倒了，一直在家休养，但当听说朝廷正议论要杀文天祥时，他挣扎着爬起来，“表奏天祥忠于所事，愿释勿杀”。由于张弘范的力保，加之忽必烈当时还没有下定杀人决心，这位前朝宰相终于有惊无险。

其实，也许包括文天祥自己在内，当时的大多数汉人文士都清楚宋朝不太可能复辟了。其中的许多人，已经开始为将来打算，他们对于孔子所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也进行了另外一个方向的思考。

身为忽必烈前期最重要的谋士之一，汉人大儒郝经就一直极力为自己的主公谋求统治中国的合法性，他呼吁的观点是：“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也就是说，无论统治者是什么民族，只要他能行“中国之道”，那他就有资格成为“中国之主”。而张弘范正是郝经的弟子，因此这位将军表现出的文化素养，也就不令人奇怪了。

有意思的是，“汉奸”郝经在出使南宋的时候被扣留，而扣留他的正是后人公认的大奸臣贾似道。面对南宋方面的高压威逼，忽必烈的使者们最后被囚禁得心理变态，他们“殆无生意”，甚至有“斗殴相杀死者”。多数人被迫屈服了，而郝经却以苏武般的坚强意志，始终拒绝南宋的劝降：“一入宋境，生死进退，听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终不能”。

苏武被匈奴扣了十九年，而郝经也不遑多让，他被南宋关押了十五年之久，只是因为贾似道想给自己留条后路，才没有处死他。直到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元军大举伐宋，南宋政府终于被迫释放了这个不屈的囚徒。多年的折磨严重影响了郝经的健康，已经“龙钟皓首”的他，被放出不久便病逝于路上。

郝经的理想是“以夏变夷”，也就是用儒家的安邦经国之道去影响忽必烈这样比较开明的蒙古统治者，借他们的力量来“挽回元气，春我诸华”，逐步使乱世走向治世。这也代表了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许多汉人知识分子的追求，毕竟，面对着唐末开始的几百年大分裂，以及“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惫”的残酷局面，单纯的“华夷之防”已没有多大意义了，还不如“以夏变夷”更为实际一些。

另一方面，郝经曾说：“天之所以兴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而这个所谓的“中国之道”，忽必烈“行”的其实也一直是三心二意。

这位世界之王一直在“汉法”和“理财”两种国策间摇摆不定，当财政窘迫时——事实上，尽管元帝国看上去花团锦簇，但其财政却一直处在窘迫之中，后人将其归咎于蒙古皇帝们的大手大脚，造成收支严重失衡——忽必烈就让以色目人为主的理财师们上台，他们以后世臭名昭著的回回人阿合马、吐蕃人桑哥以及汉人卢世荣为代表。

而当这些唯利是图的家伙暂时缓解了财政紧张，却又造成民怨沸腾，忽必烈便摆出为民做主的仁主姿态，将他们统统杀掉以向百姓交待，改让提倡精神文明建设的儒臣们上台，这些人中除了汉人儒生外，还包括不少深受儒家熏陶的蒙古或色目人。但很快，随着财政再度吃紧，帝国政坛便又开始了下一轮循环往复......

其实，郝经等汉人儒生想利用忽必烈来实现自己理想的“中国之道”，而忽必烈对他们，以及他们所谓的“中国之道”，又何尝不是利用？而阿合马等人的恶行，难道与忽必烈就真地没有关系吗？

与张弘范、郝经类似经历的还有许多人，比如李恒，他也是蒙元灭宋之战的积极参与者，只不过此人并非“汉奸”而是“夏奸”，因为他本是被蒙古灭亡的西夏皇族。对于李恒，田中芳树在小说《海啸》中写道：

“李恒为西夏国王之后裔，而西夏亦是为蒙古军所灭。从这件事情看来，其亡国之悲哀理应与宋朝是共通的才对，然而李恒对宋却毫无半点同情或是感伤。他似乎极度认同着忽必烈汗建设世界帝国之大义，因此对于任何违抗者都毫不留情地予以铲除。

“‘点燃亡宋余灰，令天下大乱，破坏和平与统一，陷百姓于苦难之中。文天祥就是这些罪恶之魁首。我们一定要将罪恶消灭殆尽！’李恒如此地训示全军，命令大家毫不留情地歼灭宋军。”

田中芳树继续写道：

“五十岁之时，李恒奉忽必烈汗之命远征安南。地处于越南北半部的这个国家，统治者是以河内为首都之陈王朝。李恒虽然一时占领了河内，但是当时正值夏季，由于酷暑和湿气之故，北方出身的士兵们接二连三地不支倒地。在他迫不得已打算撤兵之际，却惨遭安南军队之凌厉追击而全军溃减。

“李恒因为膝盖被毒箭射中而从马上跌落。兵士们扛着他的身体，满身鲜血泥巴地好不容易才逃回中国本土。可惜毒性已经扩散，李恒的脚肿大有如酒桶一般，经过数日之煎熬终究难逃一死。对于李恒而言，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败北。

“曾经遭到自己毫不留情地追击歼灭的宋军兵将之心情，这时的李恒应该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才对......”

据说射杀李恒的，可能并不是安南人，而竟然是一些汉人。有史料显示，为数不少的汉人在宋朝灭亡后，逃到了东南亚的安南国也就是现在的越南。在后来元帝国征伐安南的战争中，他们积极参加安南抵抗军，并充分发挥了自己在军事科技方面的学识，给试图将越南再次纳入怀抱的中国——如果按照我们官方说法，元政府确能代表那时中国的话——远征军造成了极大麻烦，这些复仇者与丛林和瘴气结合，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包括李恒在内的数名元军统帅的死亡。

对此，田中芳树写道：“顺道一提，当时的安南军队之中有许多都是原本隶属于宋军之将领子弟。这一点在<十八史略>及<元史 卷二百九 安南传>中都有记载。他们的手腕上都刺有“杀鞑”二字。意思就是要“杀尽蒙古人”。他们对于元军之憎恶程度可想而知。”

对这些选择与元朝政府对抗到底的宋朝遗民，我们究竟该把他们看成汉贼不两立的坚定义士？饱受种族迫害的悲惨难民？坚持夷夏之辨的儒家拥趸？阻碍祖国统一的分裂分子？被反华势力利用的海外华侨？还是其他别的什么人呢？

还有，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评判，那么，曾被康熙亲自赞誉为“敢向东南争半壁，方知海外有孤忠”的郑成功、郑经父子，又算不算是台独呢？再假设，如果有一天中国与新加坡发生了战争，那么占新国人口大多数的华人们，又是否无论支持哪一方，都躲不过汉奸之名呢？

历史总给我们留下一些看上去自相矛盾的问题，不是吗？

或者，莫非我们可以把“厓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再往前大幅扩展几千年，于是便成了“牧野之后无华夏，山顶洞后无中国”？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