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发现一个现象:我们对毛泽东的态度变化与我们对父亲的态度 -- 达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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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别扯了,去看58年上半年武昌会议、南宁会议、杭州会议

上毛的讲话。

毛左最恶心的一点就是随意剪裁毛的只言片语替毛辩护,但是根本不提那个时候路线斗争的核心是冒进与反毛巾。毛是怎么说的: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想搞资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只给成品,不给材料。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要思想提出来交谈。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办,不那么办?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报告也一般不大好谈,不讲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和义理之学。前者是修辞问题,后者是概念和推理问题。

党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险是“红而不专”,偏于空头政治家。脱离实际,不专也慢慢退色了,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红安县搞实验田的报告是一个极重要的文件,我读了两遍,请你们都读一遍。红安报告中所说的“四多”,“三愿,三不愿”,是全国带普遍性的毛病。就是对“实业”方面的事不甚了解,而又要领导。这一点不解决,批评别人专而不红,就没有力气,党委领导要三条:工业、农业、思想。省委也要搞点试验田如何?不然空头政治家就会变色。

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自己红了,钻到那里边去出不来,义理之学也不讲了。如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恢复“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河北省一九五六年兴修水利工程一千七百万亩,一九五七年兴修水利工程二千万亩,一九五八年二干七百万亩。治淮河,解放以后七、八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做了十二亿土方,今年安徽省做了十六亿土方,只花了几千万元。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拿出两只手来给人家看,看几个指头生了疮。“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

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六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懂”。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二十年经验,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的问题。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要偏。我们不能偏听梁漱溟、陈铭枢。喜怒无常,常有也并不好,不能对资产阶级右派老是喜欢。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落后问题,古董总落后一点嘛。我们除四害,把苍蝇、蚊子、麻雀消灭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般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

元旦社论,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章伯钧要搞资产阶级设计院,我们设计院是政治局,办法是通一通情报,不带本子,讲讲方针。搞个协定如何,如果你不同意,我有个抵制办法,就是不看。已经两年不看了。地方财政部门也采取这个办法。

这几年反分散主义,创造了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

政治机关有些人提出,说是党政不分,是不是要一家一半?这不行,先不分,然后才能分,不然就是小权独揽,如四十条纲要怎么分,中央二十条,农业二十条,这是不行的。中央搞了四十条,然后分工去办,这就是分。宪法,不能中央搞一个,由什么机关搞一个。小权小分,大权就不能独揽。大家不是赞成集体领导吗?一长制不是搞倒了吗?(苏联军队实行一长制。朱可夫犯了错误)。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

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我说了一千次,一万次,这是极而言之,说的多了,等于白说。人的思想总是逐步受影响的。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你给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了,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

在杭州会议我讲的,恩来同志讲了没有?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我说了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军队增加了八十万人,工人学徒增加了一百万人,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增加人?我不懂,也不知道。

一九五五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一千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六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反“冒进”就影响了人代会的报告。人心总是不齐的,不平衡的规律是宇宙发展的发则。人心不齐,又可以齐,有曲折,螺旋式的前进。当然大家都是为党为国,不是为私。

政治局不是设计院。倾盆大雨在我们身上流走了,老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分散主义有一点,但不严重。各有各的心理状态,我替你们设想,你们大概有一个想法,大概中央是十全十美的,不是全能,也是九分。想起一条写一条,把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自己将信将疑的东西拿出来,跟人家商量,不要一出去就是“圣旨”,不讲则已,一讲就搬不动。四十条就是这样,开始在杭州拟了十一条,天津增到十七条,到北京才增加到四十条。“寡妇养仔,众人之力”,这是工作方法问题。

我看还得闹对立的统一,没有针锋相对不行。要么你说服我,要么我说服你,要就是中间派。有人就是这样,大问题不表示态度。马克思主义不是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吗?这样我不理解,应当旗帜鲜明,大概想作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升天”。

我是罪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文章,反了右倾,心血来潮,找了三十四个部长谈话,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条(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没有人反对,我得了彩,又复辟了。我就有勇气再找部长谈话了。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甚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那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那篇东西,四平八稳,实际是反“冒进”。这篇东西格子未划好,十个指头是个格子,只一个指头有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像陈叔通、黄炎培、陈铭枢的方法。

我要争取讲话,一九五六年元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省市委书记会议承认部分钱花的不恰当,未讲透,那股反“冒进”的气就普遍了。廖××向我反映,四十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吹掉三个东西,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说:“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才能得救”;第二种人是中间派。不痛不痒,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种叹气。总要分清国共界限,国民党是促退的,共产党促进的。

×××为党为国,忧虑无穷,反“冒进”,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请你看篇文章,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这篇文章使登徒子二千年不得翻身,他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九个指头不说,只说一个指头,就是这种方法。

五月间右派进攻,使那些有右倾思想的同志提高了觉悟,这是右派的“功劳”,这是激将法。

我们就怕六亿人民没有劲,不是讲群众路线吗?六亿泄气,还有什么群众路线?看问题要从六亿人民出发,要分别事情的主流、支流、本质、现象。

中央大权独揽,只揽了一个革命,一个农业,其他实际在国务院。

在这个问题上替毛辩护的人,是无脑亦无心。

通宝推:tesst,胡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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