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毛邓的分歧：药能不能停 -- 古城老农

中国最大的病灶，便是僵化，腐化，裂化，其病因主要是缺少组织，缺少主体，更缺少主体的能动性和主动性。

自秦始皇统一天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就是上面一个皇帝，下面一堆乡绅，中间一些官僚和士族军阀，但这四者的构成，也是不稳定的，逐渐的士族军阀的消失了，作为官僚首领的宰相也没有了，皇权统治倒是越来越稳定了，但社会也越来越僵化。

一个皇帝，面对一大堆官僚，是照看不过来的，因此便有了阉党，以抑制庞大的官僚，没了宰相，皇帝面临的威胁小了，但官僚体系反而更加的坚韧，那种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宰相一群官的官僚轮动景象，只有前者还有一些。清朝，虽然没了阉党，满清贵族则担负了原来阉党的角色，以制衡汉族官僚。

皇帝，官僚，乡绅的社会结构，其管治成本是人类历史上最低的，也是最稳定，更是最僵化的，这种社会结构，怎么才能转变为现代国家的社会结构呢？鸦片战争后，不同的人提出了各种见解，当然主要都是西方东西，其根本大多都是建立现代的社会组织，如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实业兴国，教育兴国等等。

皇帝，官僚，乡绅三位一体的政治结构，距离现代社会组织最近的是皇帝，官僚次之，乡绅最远，但中国的革命恰恰只是革个皇帝的命，谁让这个皇帝是少数民族，还是个小孩子呢。当时的情况，最好就是袁世凯支持皇帝，搞君主立宪，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将来有了机会，也可搞搞禅让，但这个袁大头竟然也跟着革命，后来又要自己当皇帝，简直昏了头。

没了皇帝，就出了一堆土皇帝，城头变换大王旗的革命，只是要命，要了百姓的命，要了国家的命。

中国真正应该被革命的，不是皇帝，而是乡绅，为了国家的独立统一，皇帝反而是极为重要的，但中国一切都反了，就是因为乡绅政治在中国是坚实的，是中国两千多年小农社会的根本。

对乡绅政治，小农社会的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因此只有毛领导的革命，才是彻底的革命，其他至多是上层变换，或中层变革，这便是其他发展中国的通病，印度就是典型，蒋介石的那一套，根本就不能触及中国两千多年积淀的根本。

但毛领导的革命，也是有极大副作用的，革命时期的军民一体，上下一心，在革命成功后，革命者蜕化为了官僚，公有制和大一统的中国，官僚的前身又是革命者，其实力是人类从未有过的，整个社会只剩下官僚和百姓两种主要成分，这种二元的社会结构，是既不稳定的，因此毛在不知不觉中，就担负了皇帝的角色，毛，官僚，百姓，构成了事实上的三元机构。

因此，不是毛要独裁，而是那种社会结构的必然，相对于邓换了一个党主席，两个总书记，就知道谁是真正的独裁了，到底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呀。

完全的公有制，大一统的国家体制，官僚与百姓的二元社会结构，国内国际严峻的环境，这样的中国应该怎样治理？

主体的能动性和主动性，是毛泽东思想和精神的灵魂，在战争时期，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在建国后，也同样不能忍受苏联那种僵化的体制，但为了应对严峻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国必须要维持大一统的公有制，怎样防治社会的僵化，腐化，裂化呢？只能走多元化的道路，尽管这种多元是同质化的，并且多元化必然会带来混乱，但有毛对军队的绝对控制，相比整个社会的崩溃，这些混乱的代价也必须要承担。

不动中国两千多年的统治根基，中国就不可能转变为现代国家，而动了这个根基，在没有新的统治根基替代之前，中国的社会一直是很不稳定的，在很多时候都随时可能崩溃。

毛时代的统治根基，应该算是工农兵，现在中国的统治根基，又是什么呢？与工农兵刚好反了过来，是官商学一体的贪腐共同体，其中官僚是主要的，维系着国内的稳定与发展，买办则维系着国际环境的稳定与发展。

现在西方的统治根基，是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宗教的制衡的统一，中国能变成那种社会结构吗？

中国需要的维系国家独立统一的政府，然后是更多更强的企业，再后是自我治理的社团，最后是统一民族精神，甚至人类精神的共同体。

怎样将人们组织起来，是一大难题，怎样维系组织的活力，保持能动性和主动性，又是另一大难题，建国与文革，刚好是对应这两大难题的，毛将这两件事并举，是很有道理的。

改革开放，外部的环境是全球资本，和地缘经济的产能大转移，中国出让产业链的中高端，而占据劳动密集的中低端，内部环境是化公为私，劫贫济富的财富大转移，权富不消费，不浪费，百姓就没活干。过于依赖外国市场，和外国技术，社会上层的寄生性越来越明显，下层社会的流动性越来越大，这便是王岐山提倡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时代背景。

怎样改变中国上层社会的僵化，腐化，裂化，减少其寄生性；怎样将下层的民众组织起来，减少其流动性，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难题。毛的具体言行，可能已经不适用这个时代，但毛的思想和精神的根本，却是适合任何时代的。

僵化，腐化，裂化，不但是中国最大的病灶，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病症，只是中国更加显著罢了，找到解决这种病症的方法，不但是中国的福音，也是全人类的福音。

现代西方的僵化，腐化，裂化病，一是是维系庞大经济存量需要大量劳动力，这些劳力又大多不需要高的素质，导致人口素质下降；二是全民普选，导致社会福利过重，遏制了资本的力量，使得财政负担和劳动力成本大增；三是在前两个条件的基础上，发达国家的民族资本，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转变为国际资本，不在依赖本国的劳动力，资本的国际化，与民主的本地化，导致资本与本国民众脱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