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莫斯科在北部东正教世界当中所取得的最终的胜利可以说出人意料，因为在十六世纪末期，波兰-立陶宛联邦在东欧地区显得格外强大，而莫斯科公国作为一个政治单位看上去则很可能完全消失。伊凡四世的儿子费奥多尔一世于1598年去世，身后没有明显的继承人，随之而来的内战则使得公国步入了多事之秋。经过十多年的战乱以及邻国的伺机入侵，这个国家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瑞典军队逼近了北部，而波兰军队则向东渗透到了莫斯科城下。但是在1610年，占领军遭到痛击，只得鸣金收兵。1613年，一位名叫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的少年被立为沙皇，他开创的王朝一直统治到了1917年。他的父亲费奥多.罗曼诺夫是传统拜占庭政治伎俩的受害者，他被迫许下了不可撤销的修道誓言，并且为自己取了一个法号叫做费拉列特。1619年费拉列特从波兰的监禁当中解脱出来，但是他没有弃绝誓言并为自己加冕，而是自封牧首。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费拉列特通过自己儿子的统治成为了莫斯科公国的真正统治者，在此期间教会与君主结成了紧密无间的联盟。波兰的囹圄经历使得费拉列特成了天主教的坚定反对者，他确保了莫吉拉之流正在基辅推行的所谓创新举措不会玷污莫斯科教会的纯洁。此外他还在莫斯科公国社会当中稳步推进了更加严密的专制统治。

这样的政体对于享有极大政治行动自由的立陶宛东正教贵族阶级没什么吸引力。这种自由是联邦扶植的产物，但是联邦的立国之本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卢布林联盟的条件之一是将相当于今天乌克兰共和国大部分地区的土地从立陶宛转让到波兰王国，包括基辅本身。这一举动肯定了波兰和立陶宛贵族的现有政治特权，但没能有效地向乌克兰各民族授予权利。当地有一支好战的哥萨克族，这帮人当中几乎没有贵族。哥萨克在政治方面憋了一肚子怨气，此外布列斯特联盟以及步步紧逼推进反宗教改革天主教的波兰君主——尤其是齐格蒙特三世（1587年至1632年在位）——也使得他们怒不可遏，因为他们认为这两者都侵犯了自身的东正教信仰。1588至1589年普世牧首耶利米二世的盛大出访鼓励了普通教众的活动。他为东正教教众的宗教性质行会进行了赐福。在主教体系基本缺席的情况下，这些中世纪行会的变体为加强东正教意识以及维护宗教生活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于君主来说，疏远哥萨克人实在不是好主意，因为他们是联邦境内最有效的战斗力之一。*71*

1648年局势终于沸腾了。此前五年联邦一直拖欠哥萨克战士的军饷。这种做法终于产生了致命的结果。一位名叫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的虔诚哥萨克东正教信徒终于受够了波兰统治并且发动了叛乱。无论是在与联邦的战斗当中，还是在与其他哥萨克领导人的斗争当中——这些人只想重新协商卢布林联盟的具体条款——他都展现了振奋人心的领导特质。在战斗的过程中，赫梅利尼茨基直接与莫斯科公国在1654年结盟：这一举动对于未来有着重大意义。接下来的二十年充斥着非同一般的暴行，重创了联邦的元气，死亡人数可能占到了联邦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联邦就这样踏上了通向十八世纪分裂与衰败的漫长下坡路，乌克兰民族也就此陷入了长期的东西方身份认同危机。乌克兰与安德鲁索沃沙皇在1667年签署条约，乌克兰人首次尝到了分裂的滋味，基辅也就此终于落到了莫斯科公国手中——乌克兰的其余部分则在随后一个世纪投靠了过去。从1686年起，一位极其不情愿的普世牧首在万般无奈之下接受了基辅大主教转而向莫斯科牧首效忠的作法。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波兰境内不愿与莫斯科公国有所牵扯的东正教势力再次宣布效忠于布列斯特教会合并会议：这一举动得到了华沙当局的大力支持。除去重新振兴的希腊天主教这个重要例外，第三罗马的教会此时已经主导了北欧地区的整个东正教世界。*72*

与莫斯科的东正教信众相比，没有加入希腊天主教的基辅罗塞尼亚东正教信众有着十分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现在需要适应一个极度厌恶联邦治下宗教多元主义的政权。他们的适应速度可以说相当快。莫吉拉学院以及乌克兰境内其他学校的智识资源现在都要为沙皇效力了。这座学院基本上就是整个俄国境内唯一一座长期性高等教育机构。学院里的学者们创造性地改写了历史。根据更新之后的标准叙述，基辅的统治权“转移”到了莫斯科手中，而乌克兰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小俄罗斯”，与“大俄罗斯”莫斯科公国以及白俄罗斯并列。*73* 与此同时，莫斯科公国的内部局势也远非一潭死水。一场纷争即将把教会交代到沙皇手中，俄国东正教也将因此陷入长期分裂

这场冲突的根由源自阿列克谢沙皇（1645-1676年在位）与尼康牧首（1652-1658年在位），这两人一开始都想改革教会并且还进行过合作。甚至早在莫斯科公国大败波兰-立陶宛之前，尼康就打算将莫斯科打造成为全世界东正教信徒的领袖，要实现这一点必然要推行教会改革。教会改革的绝大部分内容无非就是加强针对教士与教众的纪律约束。对于一个精力充沛且权威思想根深蒂固的人来说采取这种做法并不意外。但是改革大计当中的另外两项因素却导致了不小的麻烦。首先，尼康进一步构建并扩展了“第三罗马”意识形态当中所体现的教士愿景，其手笔之大足以令十一世纪担任第一罗马主教的格里高利七世心有戚戚。实际上，尼康正是围绕着备受尊崇的西方教会伪作《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组织了自己的主张。他声称实际掌管国家权力的人应当是牧首而不是沙皇，并且为自己加上了一度专属于沙皇的“大君”尊号。这种近乎于作死的自戴高帽举动毫不意外地提前终止了尼康的任期并最终使得他身陷囹圄。*74* 他的失败表明了牧首与沙皇之间谁才真正掌握着教会与国家的控制权。等到彼得大帝统治时期这一点还将显示得更加显眼。

但是尼康在担任牧首期间还采取了另一项礼拜仪式改革举措，结结实实地击中了俄国传统的核心。在俄罗斯，教义细节的重要性远远跟不上具体崇拜活动的细节。民间宗教的基础正是由教会历法控制的礼拜仪式神圣演剧，但尼康意识到，这出演剧在许多方面已经背离了当代君士坦丁堡教会编写的剧本。此外在演出当中还混杂了大量的当地仪式，而尼康强烈怀疑这些仪式的行成时间早于基督教。而且尤其可疑的是，大部分此类仪式的用意似乎都旨在为日常生活找乐子。因此他宣布进行改革，声称改革的基础是针对最崇高礼拜仪式文本的深入研究。实际上他只不过是将威尼斯最新出版的希腊语礼拜文本翻译成了教会斯拉夫语。*75*这种做法足以激怒许多忠实信众，因为他们惯于将礼拜仪式视为不可变易的上帝律条。

除此之外，尼康还招灾惹祸地坚持要修改圣礼活动当中最醒目的基督教视觉象征，即赐福手势，这也是神职人员采用最频繁的动作。 1667年的一场教会会议支持了尼康此前的指示，下令所有东正教神职人员和教众画十字时要用象征三位一体的三根手指，而不能用象征基督神人二性的两根手指。*76* 尼康的改革将教士与教众全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在这锅改革大杂烩当中，这个看似微不足道但却格外醒目的变革象征成为了抵抗运动的凝聚点，抵抗的对象则是针对个人崇拜的中央集权干预。过去几百年来人们对于教会集团的命令并非一味尊崇服从，反对派们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此外普通教众的不满情绪也与神职人员的怒火结合在了一起。在礼拜仪式改革的问题上，阿列克谢沙皇与遭到废黜的牧首立场一致，尽管两人在其他各个方面全都冰炭难容，因此他坚持强行推进改革。教会的智识领导权越来越倾向于在乌克兰接受过培训以及访问过希腊的神职人员。在国内传统派同行看来，这两个团体都不可挽回地遭到了罗马天主教异见的侵染。不妥协运动的领导者是一位名叫阿瓦库姆的教士，他撰写了一本十分精彩的自传，其中并未刻意贬低自己的圣徒品质。*77*

就像尼康一样，阿瓦库姆也拥有强大的意志，而且一开始也是沙皇的亲密朋友。他的才华和人脉使得他晋升成了某大教堂的主祭。一开始他支持改革——还亲自砸毁过狂欢节手鼓与面具，并且拐走了两头跳舞的熊——但后来又走上了传统派路线。正所谓枪打出头鸟，当局将他在地窖里一连囚禁了好几年，并且最终在1682年烧死了他。*78*俄国之所以要令人毛骨悚然地复兴在西欧地区早已过时的宗教戒律，是为了应对当时的政治局势：正是在1682年，与阿瓦库姆同情者结盟的莫斯科禁卫军暂时占领了首都。并羞辱了为幼子彼得代行摄政的索菲娅公主的政府。事后索菲娅很快下令用同样的刑罚来招待阿瓦库姆的追随者。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这个群体当中的许多人为了彰显自己对于教会当权集团的蔑视而选择了自焚。愤怒与抗议运动凝聚成了许多教派，他们全都认为官方教会背叛了正信，只有自己的信仰才算得上纯粹。他们后来被称为老信徒（Old Believers），他们发起的运动在十八世纪针对进一步教会变革的抗议当中获益匪浅，并且挺过了所有的后续迫害而幸存至今。

阿列克谢的儿子彼得一世即彼得大帝彻底巩固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独裁统治。他击败了北方的瑞典强权，还羞辱并颠覆了现已没落的波兰立陶宛联邦。1721年彼得宣称自己为俄罗斯全境皇帝，奠定了俄国的扩张模式，该模式在十八十九世纪创造了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之一，从东欧一直延伸到太平洋。莫斯科公国之所以能够转化成为一个新近成型的帝国，不仅仅靠的是军事征服，彼得本人对于西方技术和信息的狂热追逐也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些技术与信息在他手中成为了重塑统治精英文化的工具。在他的亲手主抓之下，俄国的知识储备得到了极大规模的扩张。在1700年之前，莫斯科公国出版的印刷书籍总共不超过500部，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宗教作品。当彼得于1725年去世的时候，图书出版总量增加了1300多部，其中80％都是世俗题材。新书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国作品的译本，这些作品译成俄语之后极大地丰富了俄语词汇——其中相当一部分新词是海军术语，因为彼得新近成立了一支令他既骄傲又喜悦的俄罗斯海军，而海军建设离不开术语。*79* 他设计了一座崭新的首都圣彼得堡来取代莫斯科。这座城市的选址靠近俄国西面的海路，虽然城里教堂林立，但是这些教堂以及整座巨岩之城的建筑风格都仿照了北欧巴洛克流派，从都柏林与阿姆斯特丹到斯德哥尔摩与维尔纽斯都能感受到与此地类似的视觉冲击力。

彼得是俄国历史上最世俗化的沙皇之一。他极其缺乏常规的虔诚态度，为自己张罗了一个充斥着狂饮与放荡的宫廷，其中各种出格之举常常蔓延到教堂里，滥用圣器与作弄礼拜仪式对他的身边人来说不过是玩乐而已。*80* 彼得并不完全排斥莫斯科公国的过去：他留给继任者一个掌握平衡的难题，平衡的一端是将他们与绝大多数臣民团结在一起的鲜明俄罗斯属性，另一端则是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掌握。彼得尤其注重两项遗产：其一是以无条件服从沙皇为基础的俄罗斯身份认同，其二则是农奴制，当他如此佩服的西方社会正在破坏农奴制的存在前提时，他却发扬光大了这一制度。在其他方面，教会对他来说无非是碍事的绊脚石。彼得执意要恐吓并强迫公国贵族采纳西方生活方式和西方服饰，而在他看来教会总是从中作梗。他记得在他父亲的统治时期尼康牧首怎样大言不惭地主张最高权力，他下定决心决不让沙皇再次遭遇来自教会的挑战；教会必须专注于宣讲服从沙皇的重要性。

1700年阿德里安牧首去世后，他的职位一直空置到了1721年，这一年彼得对于教会领导层进行了重大重组，将所有的权力集中了自己的手中。坚持西化路线的彼得建成了一支神职人员团队，团队成员全都在基辅的莫吉拉学院接受过培训。他们当中有一位费欧凡.普克波维奇成为了普斯科夫主教。当时有一位游历广泛且持有神秘主义高派英国国教会宗教观的英格兰律师弗朗西斯.李为沙皇提供了一份建议性备忘录。在这份资料的辅助下，普克波维奇为沙皇政府起草了全新的教会组织构想。普克波维奇本人的观念可以从他的三千余册藏书得见一二，其中四分之三的书籍都属于路德宗。*81* 在新体制之下，统治教会的将不再是大主教，而是由不少于十二人组成的“灵修事务团”（College for Spiritual Affairs），事务团的主持则是沙皇任命的首席代理人。这种体制未免让人联想到此前两个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某些路德宗王公领地所奉行的国家主导教会政府，但这里的限制远比前者更加严格，因为只有首席代理人才能在事务团里发动任何活动。

灵修事务团于1721年第一次召开的时候，出席的主教们纷纷抗议，认为事务团的名字在俄罗斯教会历史上没有先例，而沙皇也很乐意在不改变性质或功能的前提下为这个机构起一个更洪亮的名字：圣议会（Holy Synod）。在接下来二百年里的圣议会与会者当中的确不乏虔诚的教会成员（他们的效忠对象通常都是最黑暗的专制模式东正教教会），但也有一些人基本不信教，或着效仿西方启蒙运动的时尚投靠了共济会并且获得了更大的精神满足。这一点使得俄国教会里的许多人对于共济会怨愤交加，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针对共济会的刻骨仇恨。在圣议会的直接负责君主当中，在位时间最长且政绩最突出的彼得大帝接班人之一是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年至1796年在位），尽管这位德国公主出身的俄国女皇得到了东正教教会的接纳，但是她从来没有疏远自己在文化方面的西方教会路德宗背景，尽管她与怀疑主义的使徒伏尔泰一向交好。教会成为了政府的一个部门，根据彼得在1722年颁布的法令，听取告解的教士必须向国家安全官员报告一切针对沙皇的阴谋或者侮辱沙皇的言论，不得顾及保密义务，违者严惩不贷。*82*

或许有些令人意外的是，彼得将教会管理完全置于政府掌控当中的举措没有激起进一步的高层抗议。但自从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尼康牧首惨遭羞辱以及老信徒们遭到野蛮的官方反制之后，主教们基本也就没有进一步反抗的机会了。而且话又说回来，神职人员群体内部也不团结：沙皇身边经过乌克兰培训的教士小集团就招致了许多人的不满，此外“黑色”教士与“白色”教士之间的鸿沟也越来越宽。前者指的是教士精英，受到过更优越的教育，其职业道路通向主教职位以及教会高层管理岗位；而后者则娶妻成家并在教区服务。彼得引入了培训神职人员的神学院（seminary），西方天主教和新教教会对于这种机构并不陌生，但俄国神学院的课程完全专注于服从二字以及历经十七世纪动荡之后幸存下来的选择性版本东正教传统。*17* 此后几百年里，这些神学院的教育水平或者教育德行并未赢得多少尊敬，许多曾经的学生在回忆录当中对母校也颇有微词。由于神学院只向神职人员的儿子开放，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白色”教士不断强化的特色之一：“白色”教士变成了一个借助子女通婚而自我延续的种姓化群体。无论利弊如何，总之他们养成了专属于自己的文化。他们可能会对于神职产生强烈的献身意识，或者将投身神职视为家族事业而非个人意义上对于属灵生活的投入。此外，许多接受过神学院培训的孩子们毕业以后都无法在教会当中找到工作。受到太多教育且年纪轻轻就人生失意的教士儿子们成为十九世纪俄国的众多不稳定因素之一。*83*

俄国东正教之所以能够挺过十八世纪的无情领导与教士队伍的士气低落，完全是依赖了东正教对于普通俄国民众生活与情感深切掌握，而且民众的感受与国家权力的流行态度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反差。就政府与民众的分离程度而言，俄罗斯在同时代基督教世界当中可谓是个异数。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在最偏远的小村，权威与顺从都是通行的口号。但是地方社区只要向沙皇完税、承担兵役并清除闹事者和犯罪分子，之后基本上就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传统习俗来应对往往困苦不堪的生存环境。*84* 宗教活动与他们的共同体验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宗教或许是唯一一个有可能真正进行个人选择的领域。由于除了极少数精英之外的最广大俄国人基本上都受不到国外的影响，东正教信仰难免会在民间产生变种。

有一些教众对于神职人员感到不满，因为他们在排斥可能与外国势力有染的革新举措时表现不够有力。他们可以在老教徒异见人士当中寻求替代选项。老教徒群体的数量和门类在十八世纪得到了极大膨胀，他们保留了遭到当局否定的传统崇拜方式，并且拒绝一切在他们看来不属于俄国的新鲜事物。一些老教徒拒绝食用沙皇推荐的新主食马铃薯，因为这种作物来自不信上帝的西方世界——马铃薯刚刚传入俄国的时候遭到了农民们的普遍憎恶，直到后来他们发现马铃薯可以用来酿造伏特加为止。“七次大公会议诅咒了茶，咖啡，土豆和烟草”是老教徒的口号之一。在此后俄国历史的不同阶段，餐叉、电话和铁路都遭受过同样的厄运。*85*

有些时候，俄国的宗教异见人士会一头扎进求神冥想活动当中浮现出来的最神经质且最吓人的基督教变体，驱动这种变体的燃料一度曾经是官方教会的主体思想：世界即将结束，最后的审判即将到来。在十八世纪末期有一位自学成才的农民领袖康德拉提.塞列凡诺夫，此人创立了一个致力于消除人类性欲的教派。他的教导基于俄文圣经当中的一个创造性误解。新约当中将耶稣称为Iskupitel（救赎主），他却将其念成了Oskopitel（阉割者）；同样，他还将上帝对以色列人降下的旨意解读成了plotite（要自行阉割）而非plodites（要生养众多）。因此他的追随者或者说阉割派（Skoptsy）严格执行了圣经指示，男性自断阳具，女性自切乳房，借此追求纯洁之身。尽管震惊不已的历任沙皇以及苏联当局都对这个教派大力打压，阉割派还是一直持续存在到了二十世纪中叶才不明不白地消失不见，而即将到来的放纵时代原本可能为这些人的极端作法提供一点合理性。阉割派的自我毁灭冲动并非个案。在十九世纪后期，有一群与邻居们公开和睦相处的老信徒强行制服了他们当中的一户成员，并且活埋了全家老小，由此振兴了最早一批老信徒在末日来临之前通过自杀拯救自己灵魂的传统。*86*

在官方教会之内，流行东正教当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挺过了各种体制缺陷，众多男女圣者们继续在静修派当中寻求平静，并且尽其所能地抚慰着他们身边弊病丛生的社会。许多最受敬爱的东正教圣徒都出自这个时代，其中最有名的大概是萨罗夫的塞拉芬（1759-1833年）。就像此前拉杜尼斯的谢尔盖一样，他也过着典型的安东尼式隐修生活。有一次，一群土匪毫无人性地将他痛打了一顿，使得他永远成了瘸子。于是他就在一块岩石上独自祈祷了一千天。在生命行将告终之际，他放弃了独居生活，面向成群结队的恳求者进行日常咨询与灵修声明借以勉励他们，就像很久以前叙利亚柱居修士所做的一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若能获得安宁，那你身边的千百人都能得救。”*87* 正是在他所处的时代，一套十四十五世纪经典希腊语宗教文本合集为静修派传统的祈祷形式提供了可靠的指导：《慕善集》（Philokalia）由圣山修士编制并于1782年首次在威尼斯出版。仅仅过了十一之年后，乌克兰修士就完成了第一版斯拉夫语译本，并且成为了东正教世界的标准，在十七十八世纪后的压力与分裂之后，这部著作成为了重新整合东正教属灵生活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俄罗斯帝国正在不断扩张，而俄罗斯东正教也借此获得了国际化的视野。俄罗斯东正教一直保持着与圣山的接触，极其慷慨地支持着圣山上的修道生活，来自俄国的支持也使得十九世纪的圣山上出现了大量俄国修道群体。但是沙皇针对奥斯曼帝国的干预还远不止如此，因为此时土耳其苏丹对于领土的控制力显然正在减弱。在整个十八世纪期间，巴尔干以及东方地区受到穆斯林统治的东正教世界越来越寄希望于宣布要保护他们的北方强权，它的教会仍然宣布自己是第三罗马，它的军队则在长期遭受夏甲子孙蹂躏的土地上攻城略地。俄罗斯帝国很快就要踩着腐朽的奥斯曼帝国实现自己的野心，并且与西方宗教改革的继承人发生冲突，为卷入这场较量的所有各方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现在我们将目光转回西方，来看一看那些最终将基督教世界引向1914年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