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在公元一千年左右，居民总人口达到六十万的君士坦丁堡是欧洲人眼中全世界最大的城市。这座城市的规模超越了伊斯兰世界最伟大的城市巴格达，也令罗马与威尼斯相形见绌。尽管拉丁语西方世界竭尽全力试图在罗马与威尼斯实现城市生活，但是两座城市的各自人口充其量也只是君士坦丁堡的十分之一。*1* 古代与中世纪的高耸城墙环绕着广大的区域，至今依然能使得穿行其中的人们感到惊诧。在一个农村占据压倒性地位的社会，初次接触城市的体验一定像登月一样令人心潮澎湃。拜占庭帝国强大且守备有方，帝国皇帝是帝国金币的担保人，而且与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相比，帝国金币的份量与纯度都令人惊骇地未曾改变分毫。作为当时全欧洲唯一的黄金通货，帝国金币在希腊语与拉丁语当中的官方名称都是力量与可靠性的体现，人称诺米斯玛，意为“公认的”。在西欧纹章学当中，象征帝国金币的金色圆盘符号一直流传至今。在诺曼语与法语混用的纹章学术语当中，这个图形的的名称也取了拜占庭的名号，叫做bezant。

从867年开始掌权的马其顿皇帝们很乐意使用雇佣兵。雇佣兵为帝国的军事活动带来了新型战术，并且帮助拜占庭夺回了早已丧失的东部领土，最远达到了塞浦路斯与叙利亚的安提阿。君士坦丁堡教会也开始了自信的扩张。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马其顿王朝在帝国西线取得了另一场重大军事胜利，吞并了保加利亚并且在接下来的二百年里剥夺了当地大主教与君主的独立性。帝国的胜利也导致了北部基辅地区异教统治者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失败与死亡，因为此人对于保加利亚也有自己的盘算。988年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皈依了基督教，东正教于是在另一块新地区扎下根来并且对未来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更远的西方，帝国依然控制着意大利南部，尽管穆斯林军队于962年攻占了当地最后一个据点城市西西里。自信且务实的马其顿皇帝们很乐意与许多被卡尔西顿派基督徒视为异端的群体结为盟友。随着帝国向东推进至人口凋敝的西里西亚与亚美尼亚，皇帝们在当地安置了大量一性论定居者并且允许这些人自行建立不隶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的主教体系。许多拜占庭教会领袖对于这种在帝国基督教历史上绝无先例的做法都大为光火，但是这种做法有效地制衡了居住在边境地区的穆斯林，而且也为桀骜不驯的新来者们提供了主动维护拜占庭长治久安的理由。

不管怎么说，拜占庭社会的复元还是通过一段活力十足的主张得到了表达。提出这一主张的机构曾经为正统胜利出力良多，现在则永久性地塑造了拜占庭的宗教。当时的人们花费了大量精力来记录宫廷与教会的各种仪式。有一位学识与思想都特别过人的皇帝对于拜占庭宫廷的排场进行了决定性的记录，将其作为指导继承人的教材。这位君士坦丁七世（945-959年在位）被人们称作波菲罗根尼蒂斯——“生于紫色之中”。这个称号的用意在于强调他的皇家身份与地位，因为他的父亲在第四次婚姻当中才生下了他，而且这场婚姻在神学层面上很有争议。或许正是因为出身的纠葛才使得君士坦丁七世如此关注各种典礼仪式的规范。此时的宫廷仪式已经与教会分不开了，因为任何教会节日无论重要性大小都需要帝国官方出面捧场，需要官方代表参与游行与礼拜仪式，并且在仪式结束后以主宾身份参加牧首主办的正式筵席。几乎所有存世最早期拜占庭礼拜词手稿都是从十世纪流传下来的，尽管它们都是更早期文本的抄件。此时在帝国内部涌起了一股为这些新文本订立规程的强烈要求。到了十世纪后期，巴西尔二世皇帝赞助翻译者西蒙（Symeon Metaphrastes）率领一队学者编纂了一部圣徒生平月志（Menologion）。与此同时，有一位君士坦丁堡历史的爱好者收集了各种更为古老的材料，编写了一部城市主要建筑物与历史景点怀古观光指南。*4*

对于东正教教会内部统一价值观的主张以及十至十一世纪期间新出现的财富也使得修道院这个在冲突时期成功捍卫（或者说发明）了统一价值观传统的机构得到了大量投资。自然，大部分投资都涌向了历史悠久的古老修道院，其中大部分都位于帝国首都或者其他主要城市。但是修道精神的躁动却使得许多鼓舞人心的圣者走出了修道院去寻求全新的荒野。这是占领“神圣山岭”的大时代。这个时期修道团体的最主要幸存者就是圣山共和国，位于希腊马其顿地区一座直插爱琴海的阿陀斯山半岛。这里的壮丽景色与避世环境在先前几个世纪也吸引了若干隐士前来隐修，但是当地最重要的修道群体大劳拉修道院成立于963年。随着希腊语修道群体的扩张，东方教会的其他语言群体也在当地兴建了修道院。接下来的历史气运流转使得圣山成为了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东正教信仰源泉之一。如今位于希腊境内的圣山共和国享有完全自主权，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全体人口均为男性的国家，在国境内就连由人豢养的兽类与鸟类也全都是雄性。

这个时代是修道生活成功与扩张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的内在张力则通过新神学家西蒙的生平与著作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一开始人们人们称他为“新神学家”可能只是出于讽刺，但是这个绰号很快就将他推上了足以与福音约翰以及四世纪神学家尼撒的格里高利相提并论的地位。新神学家西蒙于二十八岁那年加入了帝国首都的史杜迪特修道院，但是后来又被赶了出来，因为他不愿遵守院规，而且对于一位名叫虔诚者西蒙的高阶修士（此人行止十分古怪，以至于有些当代史学家将他当做了圣愚一类的人物）显示了过分强烈的仰慕之情。后来新神学家西蒙又加入了君士坦丁堡城墙以外的圣玛玛斯修道院。这一回他的鲜明个性产生了更加正面的效果，没过几年他就升任成为了修道院院长。他担任了二十五年院长，期间一直大张旗鼓地尊崇虔诚者西蒙（他为自己的灵修之父树立了圣像，还会特意举行祭日纪念活动），此外他的布道也充满了个人风格。凡此种种最终超出了教会上层的容忍极限，到头来虔诚者西蒙的圣像遭到了破坏，新神学家西蒙本人也遭到了终生流放。

汹涌起伏的个人经历使得新神学家西蒙在著作当中应用了光线与圣化的传统东正教主题，并且以少见的坦诚作风记录了自己正反两面的灵修经历。天梯若望对于灵修体验之泪的强调在他的笔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新神学家西蒙与教会当局的冲突使得他产生了不少极端思想。他着重指出当时的传统允许未经祝圣的修士对忏悔者进行宽恕。从这一点他又推而广之，声称“凡人的祝圣”不等同于上帝通过圣灵进行的钦点——这项主张令教会当局大感不安。新神学家西蒙对于奉命行事的学术活动嗤之以鼻，相比之下更加重视个人灵修体验。他写了一段歌词，声称上帝在派遣圣灵的时候

“并未将其遣往爱慕光荣之人，

并未将其遣往修辞家，或者哲学家，

并未将其遣往希腊著作的研究者……

并未将其遣往口若悬河舌灿莲花之辈……

而是将其遣往了属灵与人间生活的匮乏者，

心灵与肉体同样纯洁之人，

因为他们讷于言语且生活单纯。”*5*

此等潜在破坏性巨大的理念与服从健全权威体系的要求很难协调共存，因此这些理念长期以来一直遭到怀疑与审查也就不奇怪了。到了十四世纪静修派（Hesychast）争端期间，西蒙的教诲将会催生一场关于修道传统本质的大争论。但是新神学家身为最深刻东正教作家之一的美名此时早已传播到了修道仰慕者的传统之外。

过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巴西尔二世的统治终于在1025年结束了。征服保加利亚的战绩使他获得了“保加利亚人屠夫”的名号。巴西尔二世是一位才干超群且精力充沛的统治者，推动基辅贵族皈依基督教的头功就要算在他的名下。他身后留下的帝国江山看上去固若金汤。但是有一个致命的问题：皇帝终生未娶，没有子嗣，因此无法维持马其顿王朝先人所开创的长久稳定。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至高权力争夺战再次将帝国搅得天翻地覆。坚定领导者的缺失使得新近吞并的行省人心惶惶，尤以巴尔干地区为甚。十一世纪四十年代之后，诺米斯玛金币遭遇了七百年来的第一次贬值。这件事成为了帝国国力衰微的显著征兆。*6*

国际形势要求帝国必须拥有一位与巴西尔不相上下的强势皇帝。因为东西双方的新兴强权都盯准了拜占庭的财富与繁华。占有欲强烈的拉丁语民族，尤其是西西里的诺曼君主以及威尼斯与热那亚这两个意大利商业城邦，都在一门心思盘算着如何将自身影响力扩展到地中海东部商路。教皇正在筹划组建十字军并且越发将东方视为发兵目的地。在东方，众多穆斯林部落在名为塞尔柱人的突厥家族领导下结成了新的联盟，首先压倒了巴格达的穆斯林统治者，接着又横扫了拜占庭的东部行省。塞尔柱统治者为自己加封了“苏丹”头衔，在阿拉伯语当中意为“权力”。

拜占庭与塞尔柱人在1071年小亚细亚的曼齐克特进行了奠定大局的交战。时任帝国皇帝的罗美纳斯四世不仅一败涂地，而且还沦为战俘。尽管他受到了优渥的款待并且通过巨额赎金换回了自由之身，这场失败依旧造成了重大后果。此后塞尔柱人的劫掠逐渐掏空了小亚细亚地区，越来越广大的领土脱离了拜占庭的控制。绝大多数在拜占庭修道生活当中举足轻重的修道山区都因为入侵而损失惨重，修士们要么逃走要么沦为奴隶。于是远在马其顿不受刀兵侵扰的圣山就逐渐获得了最高的地位。1081年，帝国将领当中最成功的阿历克塞.科穆宁掌握了皇权并建立了自己的王朝，他随即为了保护帝国免于解体而四面征战。身为皇帝的阿历克塞一世既不能完全信任家族也无法完全信任军队，或许正是这种不安全感促使他在帝国疆域之外寻求盟友。他不止一次地恳求西方统治者们协助他对抗各种敌人。1095年，他的请求首次得到了认真考虑。正是他的请求致使乌尔班二世教皇掀起了最终引发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公共宣传运动。

对于帝国来说，尽管阿历克塞一世以及科穆宁王朝的继任者们才干不俗，在十二世纪竭力重振帝国国运，但是十字军东征还是成为了一场贻害久远的大灾难。如果说东西方的渐行渐远导致了相互不理解与敌视，那么双方最近的频繁接触则导致了东西关系的进一步紧张与恶化。甚至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取得胜利期间，西方大军进驻拜占庭领土的局面就已经令人感到戒惧不安了。与此同时，拉丁语世界也在大后方迅速酝酿着旨在自我开脱的说辞，声称两面三刀的拜占庭妄图暗中破坏十字军的英雄功业。1147年至1149年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未能按照预期攻占巴勒斯坦与大马士革，结果致使双方的恶意进一步加剧。在这场惨不忍睹的远征当中充斥着拉丁语世界与希腊语世界之间的勾心斗角以及十字军官兵罔顾军纪的恶行。千辛万苦才从圣地杀回西欧的残兵败将们带回了满腹怨气。与这场大败局形成明显反差的案例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注意。就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葡萄牙的基督徒们在另一路十字军人马的协助下自发地从穆斯林手中夺回了里斯本。这场成功发生在南欧地区，与拜占庭相隔遥远。拉丁语世界的表现越恶劣——等而下之的恶行还在后头——他们就越喜欢中伤诋毁拜占庭，声称拜占庭阴险狡诈，腐败无能，因此怎样收拾他们都不过分。

问题还不仅仅出在十字军身上。教皇越发以天下共主自居，这项主张不仅对于普世牧首来说是十足冒犯，而且任何东方教会人员都无法接受。因为东方教会一直更贴近主教群体通过教会掌握群体性权威的旧式理念。东方教会很有道理地将西方教会视为不守成规的捣乱分子，而西方教会则刨出来了以往历任教皇主张罗马权威的大鸣大放言论，一路追溯到了六世纪的何尔米斯达斯教皇。1137年，一个造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希腊语教会使团途径卡西诺山修道院并驻足休憩。他们告诉修士们，教皇看上去更像皇帝而不是主教。*8* 西方教会的教法律师格兰西编纂了一部法典，将教皇奉为普世主教。与此同时，东方帝国最伟大的教法律师巴萨蒙（Balsamon）（后来他丧失了自己的安提阿牧首之位，因为拉丁语教会十字军指派了另一位效忠罗马的牧首来取代他）在自己的法典当中将西方基督徒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一通。他化用了诗篇55节的内容：“他们的口如奶油光滑，魔鬼使他们的心刚硬。”*9*

自从1025年巴西尔二世去世之后，帝国的不安全感就与日俱增。症状之一就是针对一切帝国教会异见的不宽容。这股新兴的不宽容态度与九世纪马其顿皇帝的务实作风形成了鲜明反差。但是对于各种教派进行定义与分类的欲望也是马其顿治下东正教的特征之一，而不宽容态度其实也是这一特征的合理发展结果。新兴不宽容情绪的最初表现发生在在巴西尔皇帝去世之后，宽容东部行省一性论居民的帝国政策遭受了致命的削弱。新任皇帝在1028年突然中止了宽容政策而且再没有恢复，这种做法使得长期面对塞尔柱王朝压力的边境地区遭受了严重的后果。前文中我们已经见识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鲍格米尔派成员巴西尔在大赛车竞技场遭受火刑的情节。就在同一时期，君士坦丁堡还发动了若干起异端审判，当时拜占庭的文学与神学学术领袖米凯尔.普塞罗斯以及他的学生意大利人约翰都被卷入了其中。普塞罗斯最终躲过一劫，但是意大利人约翰就没那么幸运了。反复好几场对他不利的听证会之后，从1082年起他遭受了封口令的制裁，只得在修道院里郁郁而终。

意大利人约翰的审判也涉及了政治因素，因为他与科穆宁家族内部的篡位阴谋牵扯在了一起。此外他有意大利背景，还与西西里的诺曼人势力有牵连，因此拜占庭权威在意大利南部的崩溃也为他招致了不少怀疑。阿莱克修斯一世皇帝的女儿安娜.科穆宁娜公主是父皇的坚定拥护者，也是记录皇帝统治的优秀史官。她鄙夷地记录了意大利人约翰的希腊语水平如何低下。但是这场审判还涉及了更长期的问题。普塞罗斯师徒都很喜欢使用经典文本——尤其是柏拉图的文章——来阐述基督教。当年的佛提乌斯主教曾经因为热衷于前基督教时期的文学与哲学而招致了挥之不去的恐惧情绪，如今这种情绪再次被意大利人约翰挑动了起来。这种情绪在之前新神学家西蒙的反智主义思想当中就能得见一二。哲学对于基督教徒来说还能有什么用呢？

这场对抗持续了下去，并且殃及了意大利人约翰的学生尼西亚大主教尤斯特拉修斯。此人点评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尤斯特拉修斯小心地将自己与意大利人约翰的观点区分了开来。阿莱克修斯皇帝还因为他的学术功底而专门征召他来筹备辩论，借以反对亚美尼亚地区帝国臣民所奉行的一性论神学。但是尤斯特拉修斯组织论证时借助了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辩证法，这一点激起了许多神职同事的敌意。1117年尤斯特拉修斯遭受了审判，之后皇帝就把他停职了。君士坦丁堡城内对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兴趣并未就此湮灭，文学作品的多样化也是科穆宁时期的主要特色之一。但是就主流神学而言，拜占庭已经形成了与拉丁语西方教会的巨大反差。正当西欧地区即将通过经院主义对经典学识进行创造性探索并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辩证法的时候，拜占庭当局却远离了同一个智识源泉。这股情绪在东方教会内部的某些角落不断激化并且在十四世纪导致了进一步的动荡。*10*

拜占庭的历史总是在兜圈子，中央集权带来的国运复兴之后总是四分五裂的乱局。1180年阿莱克修斯在担任了将近四十年帝国皇帝之后撒手人寰，他的死亡使得帝国陷入了新一轮轮回。在接下来的五十多年里，平均每两年就会爆发一起夺权政变、叛乱或者其他各种阴谋。*11* 如此混乱不堪的局面为巴尔干与中欧行省提供了兴兵造反摆脱帝国的大好机会。保加利亚再次成为了独立王国，塞尔维亚也在高寿的斯特凡.尼曼雅大公（1166-1196年在位）统治之下成为了独立君主国，匈牙利国王则乘机攫取了帝国最西端的领土。尽管如此，巴尔干地区绝大多数各路土皇帝们还是将君士坦丁堡当做文化榜样，从而为自己的政权增光添彩。他们依然会模仿拜占庭宫廷的名号与规矩来设立官职衙署。十三世纪初期，保加利亚王国当时的首都特尔诺沃建立了独立的牧首体系。这座城市一开始被人称作第三罗马，承接此前的旧罗马与新罗马。很久以后的十六世纪，这个名号将会在一个中心位于极北之地的全新东正教世界重获生机。*12* 此时第二罗马早已沦陷于奥斯曼苏丹之手，而帝国崩坏的根源就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所导致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