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血色嘉绒:两征金川,十全老人的荒诞武功》 -- 京华烟云AM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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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十、黔驴技穷》

  在给皇帝的奏章里,异想天开的帝国首相竟然建议,既然金川的碉楼这么厉害,那不如咱们也赶快建碉楼吧!

  对于自己这条神奇的“以碉制碉”之策,讷亲得意洋洋地解释道:敌人因地制宜,在险要处修建战碉并藏匿其中,因此才能以少胜多以逸待劳。现在我军既然已经逼近敌军战碉,那么自然也应该修建战碉,这就是和敌人“共险”。

  与此同时,此举能向蛮夷表明,我们打算赖在这里不走,真要盖房子耕地过日子了,看他们怕不怕!修碉楼还有一个好处,碉楼里不用留多少人守卫,那么剩下的士兵就可以出去打仗了,这真是依赖险要地形出奇制胜的妙计啊!皇上您就等好儿吧,我已经下令各路人马日夜不停地盖碉楼,很快就要有成果了。

  这下子,乾隆被彻头彻尾地雷翻了,他想破了头,也想不明白自己亲选的这个首相究竟是什么奇葩思路,朕让你领兵去打仗,难道你转行当上了包工头吗?在给讷亲的回信中,皇帝充满怨念地写道:“披阅再四,不能解办理之意。”——是朕智商太低呢,还是你本来就是个SB?

  “彼之筑碉原以自守,我兵自应决策前进,奋力攻取,乃转令攻碉之人,效彼筑碉,是亦将为株守之计耶?”你们都躲在碉楼里,安全是安全了,可朕要的却是敌人的碉楼,像你们这样乌龟不出壳,还怎么去打敌人?你要明白,进攻和防守本来就是两个套路,怎么能混在一起乱用?

  “今因彼守险,我亦筑碉,微特劳费加倍。且我兵已深入贼境,地利、气候素不相习,而守碉势须留兵,多则馈运难继,少则单弱堪虞。”你们每天把主要精力花在房地产开发上,不仅累得臭死,而且对当地水土气候都不服,长此下去难免要出问题。再说了,守卫这些碉楼就必须留下士兵,留多了吧就没法保证他们的粮草供应,留少了吧根本守不住,人家一个冲锋不就拿下啦。

  “浮寄孤悬,客主之形既别,情见势绌,反复之虑尤深。师老财匮,长此安穷?”况且,人家是主场咱们是客场,你修的碉楼像浮萍般无依无靠,孤悬敌境势单力薄,这不就像穿着切尔西球衣跑到老特拉福德去捣乱吗,看人家不揍扁你?再说修这么多碉楼要花多少银子啊,那年头又不兴拍卖土地使用权,皇帝家也没啥余粮,朕哪有那么多拆迁款给你折腾。

  “将来金川扑灭之后,其地不过仍归之番,是今劳师动众,反为助番建碉之举,恐贻笑于国人,跃治于番部矣。”即使今后这片地方平定了,金川仍然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蛮夷之地,现在你兴师动众修碉楼,其实是在为当地人无偿免费盖房子,这不是天底下第一号大傻冒嘛!这种SB行为不仅会让国人耻笑,恐怕更让蛮夷们欢欣鼓舞——既然对抗政府还有回迁房住,那我们是不是也打一仗啊?

  最后,考虑到毕竟还要靠着讷亲为自己打理前线,气恼不已的乾隆还是压住了火气,他耐心写道,长夜漫漫无心睡眠,朕想了整整一宿,越想越觉得修碉楼这事儿太不靠谱,你赶紧叫停,就到此为止吧:“思之一夜,终非善策,不如速罢之为宜”。

  同时,乾隆考虑到金川前线已经堆积了大学士讷亲、尚书班第、内大臣傅尔丹、总督张广泗和提督岳钟琪五名一品大员,可是却频频损兵折将,那么是不是官兵素质不行呢?一直到这时候,攻打金川的清军主要都是绿营兵以及土司们助战的藏兵,皇帝感觉这些汉土士兵的战斗力似乎不怎么样,于是下旨要讷亲等人商议,是否调来号称天下无敌的八旗兵参战。

  派出八旗兵参战,也许并不是乾隆的本意,而只是一个托辞罢了——汉藏士兵战败了,朝廷还可以托辞说没派出最强的,可如果八旗也打了败仗,那就再没有借口可言了,何况,即使高高在上的乾隆也未必不知道,此时的八旗兵已远非他们披坚执锐的祖先那样,弓马娴熟勇猛彪悍了。

  果然,最信不过八旗子弟战斗力的正是前线刀头舔血的将军们,在给皇帝的回信中,张广泗、岳钟琪等人先是恭维了一下八旗军如何天下无双,然后又纷纷表示,这里都是悬崖峭壁的山沟沟,连人走路都困难,战马更派不上多少用场,只能用步兵来搞,八旗铁骑即使来了也没法施展本领,还是不劳他们了,让旗人英雄们就在后方为我等观敌瞭阵得了。将军们还给了皇帝一个相当充分的理由:派八旗兵来军费太高,还是上绿营和土兵更划算些。

  其实这时候,清廷对这场战争已经没有多少信心了,《清史稿》写道:“上知讷亲不足办敌,谕军机大臣议召讷亲还,又念大金川非大敌,重臣视师,无功而还,伤国体,为四夷姗笑。密以谕讷亲,冀激奋克敌。”

  就是说,乾隆已经明白这仗没法再打了,可如果把讷亲叫回来的话,又实在丢不起这个人。金川这么个弹丸之地,宰相亲自指挥却打得一塌糊涂,现在就无功而返,只会成为四夷的笑柄,咱堂堂天朝的脸面何在?于是乾隆只好硬着头皮再次告诉讷亲等小弟,你们无论如何,赶紧搞出点儿成果来,就算最后要跑路,怎么也得给我这个老大一个台阶下吧?!

  清人笔记也写道:“上知其不足恃,然欲其稍有捷音,然后召还,以全国体。”看来这时候,乾隆已经不再指望讷亲了,只盼望前线哪怕能打一两个小胜仗,那么朝廷也就可以顺坡下驴——等“稍有捷音”再撤兵,官军就并非狼狈败逃,天朝和皇上的脸面也算保全了。

  不过嘛,帝国首相再次让提拔他的皇帝失望透顶。好不容易憋出个合理化建议,却被老板冷水浇头,讷亲只好悻悻地停止了金川的房地产开发工作,可面对强悍的敌人和坚固的战碉,他照旧毫无办法,每天只知道伸手向朝廷要兵要钱,“讷乃毫无举措,惟日乞增兵转饷”。

  不久之后,一个消息更让乾隆气炸了肺,皇帝得知,再次异想天开的讷亲这回把希望寄托在了神仙身上,他竟然打算请来西藏喇嘛和终南道士为自己念咒助战!

  不过事实上,把这些屎盆子全扣在讷亲头上也不太公平,最起码后面那个神奇方案即请出终南山的老道,竟然与一位帝国监察官员——御史大人有关。

  这个御史名叫王显绪,他于乾隆元年即公元1736年考中进士,在中央组织部即吏部当起了办事员,一直干到副局级调研员即员外郎,到了乾隆十一年,才终于熬出了头,当上了吏部最有油水的司局级级干部——考功司郎中,相当于掌管帝国整个文官系统绩效考核的司长。一年之后,他又平调为中纪委外驻特派员即监察御史,先后在贵州道和江南道任职。

  就在金川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本来与四川八竿子打不着的王显绪突然给皇帝上了道奏章,他建议了一条“以番制番”之计,具体如下:藏区各土司与莎罗奔矛盾重重,而且这些人本性贪婪,唯利是图。咱们不如把金川附近的土司们都叫来,让他们派兵打头阵,官军只在后面呐喊助阵,同时咱也不让他们白干活,只要谁攻破敌巢抓住莎罗奔,就把金川的土地人民都赐予他。

  这个建议听上去很美,不过乾隆却听到了似曾相识的声音,他批示道:“这些话好像以前听过啊,这不就是王显绪他老爸对朕说过的那些话嘛,可能是小王听老王讲得多了就当成自己的了,也可能是老王以前提议过但朕没有采用,现在借着儿子又旧事重提。”

  原来,王显绪的父亲王柔确曾向皇帝建议过类似的计策,老王同志这时候正以按察使衔的道台身份,跟着张广泗去金川参战——王是张的老部下,他俩此前在云贵平定苗乱时结下了交情,张调任四川后便将他要了过来,准备一有机会就提拔他。

  不过这次,也许是没有办法的缘故,乾隆对王显绪的提议并没有一棍子打死,而是将他的折子转给了讷亲,让他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可行,必要的话,讷亲可以找来王柔,当面详加询问后再行回复皇帝。

  没想到的是,王柔到了讷亲那里,压根儿不再提“以番制番”的事情,反而又出了两个主意,第一个还比较正常,是派“汉奸”潜入金川,里应外合擒下莎罗奔,但该计策却因为没有合适人选而不了了之;第二个则是真正的天雷滚滚,老王隆重推荐请几个终南山道士助战,因为这些老道们擅长一种很拉风的法术——“五雷法”,据说它是因为雷公共有兄弟五人而得名——王柔声称,这种法术可以招来天上的霹雳,一举击毁敌人的碉楼!

  此时,金川前线的高级武将中,任举总兵、张兴副总兵和买国良参将已经阵亡,马良柱总兵和哈攀龙总兵因作战失利而押送京城受审,唐开中副将在色尔力石城之战中受了枪伤至今未愈,而哈攀龙总兵也患了伤寒根本无法作战,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师旅级军官,死的死伤的伤关的关病的病,差不多都趴下了,导致数万人的清军竟然无将可用。在这种情况下,讷亲考虑这些上不得台面的茅招,大概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因素。

  但显然皇帝不这么看,对讷亲奏章上提到的主意,乾隆气不打一处来,他愤怒地批示道,这些想法完全是“无聊之思”也就是吃饱了没事干闲出来的,简直荒谬至极!不仅如此,皇帝很可能从中闻到了阴谋的味道,因为很显然,王柔的身后站着的那个人并不是上奏的讷亲,而是一旁看热闹的张广泗。

  此前,对于讷亲提出的“以碉制碉”之策,张广泗不仅不加阻止,反而举双手赞成,乾隆就已经起了疑心:这样一个久经战场的人,怎么会同意如此荒谬的建议呢?岂不是明显等着看讷亲笑话嘛!为此,皇帝特意下旨,斥责张广泗“附和推诿,严谕诘难”,他还对讷亲说,张广泗的行为“殊添朕忧”,要讷亲今后一定要加倍小心。

  确实,后世历史学者研究认为,讷、张二人的分歧已经越来越大,即使是在个人关系上,帝国首相与川陕总督也已经水火不相容,最后甚至已经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前面说过,清军在色尔力大败后,讷亲便躲在大帐里不出来,把一切军务都推给张广泗,而张也欺负讷不懂业务,又见他这个熊样,对其更为轻视,凡事都自作主张。

  不仅如此,张广泗与老对头岳钟琪更是矛盾重重,导致讷、岳二人越来越接近,最后很可能结成了统一战线。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岳钟琪弹劾张广泗两大罪状,一是兵力布署失误而且不分兵给自己,二是信任金川酋长良尔吉和“汉奸”王秋。虽然乾隆此前一直没有启用岳钟琪,但其实皇帝对这位老将的军事才能一直颇为欣赏,岳这一状告得有理有据有节,已经足够增加乾隆对张的疑心了。

  不久之后,讷亲又向皇帝告状说,张广泗任人唯亲,“其好恶每多不公,人心不能悦服”。具体来讲,张只重用自己从云贵带来的那些军官,而对四川本地将领则故意穿小鞋,甚至打击报复,大家都不服他。为了强调他和张已经没法继续相处下去,讷亲甚至对乾隆说出了“臣与督臣势难共事”这样的狠话——有我没他,有他没我,皇上您看着办吧。

  在对总体战局的判断上,宰相和总督的分歧更大。张广泗仍持乐观态度,他对皇帝说敌人“目下已日食不继,将来必益无以为生,可以坐待其毙”,就是说金川军已经饿得受不了,我们真地什么都不必做,慢慢等着他们饿死就可以了,到了今年冬天或最迟明年春天就一切OK,“当不难犁庭扫穴矣”。

  讷亲则要悲观得多,他认为敌人防守严密,“我兵攻剿以来,一无可乘之机”,即使在卡撒和昔岭这两个重点攻击方向,我亲临前线督战,可猛攻数次却没有一寸进展二路,将领们想破了脑袋,可也没啥好法子,如果等到寒冷的冬季来临,咱们的士气恐怕更加低落。”

  为此讷亲建议大部队应该暂时撤退,只留下部分炮兵驻守,让他们时不时就轰击一下碉楼,为的是让敌人也不得休息。等到明年春暖花开,朝廷再增援三万名精锐官兵,在气温已经合适的农历四月开始进剿,那么我军的兵力无论是兵分路进军还是直捣虎穴都足够用了,最迟来年秋天就可以结束战斗。

  很显然,宰相还是在拐弯抹角地伸手向皇帝要兵要钱。不久之后,讷亲又修正了自己的判断,他说一年时间恐怕不够,敌人狡猾无比,而且困兽犹斗,逼得太急了反而对咱们不利,因此咱们不如把他们团团围困,等敌人累得受不了再打,不过这样的话,彻底解决金川问题恐怕起码还要两三年时间,“若俟二三年后,再调集官兵乘贼疲困,全锐进捣,自必一举成功”。

  这些前后自相矛盾的说法,自然让乾隆感到不可理喻,他批示道:“岂有军机重务,身为经略而持此两议,令朕遥度之理?”你丫说话到底有没有准,难道攻也是你守也是你,你要内外都有理吗?皇帝愤怒地指出,“如能保明年破贼,添兵费饷,朕所不惜。如以为终不能成功,不如明云臣力已竭,早图归计,以全始终。”——能干你就干,干不了你就给老子滚回来!

  仗打到这个份儿上,乾隆只能无可奈何地承认自己的用人完全失误,他不得不决定再次换将。而这一次,鉴于讷、张二人将相不合政出多头的惨痛教训,皇帝打算将金川前线的领导班子连锅端起,讷亲和张广泗一个不留地统统扫地出门,定要换上一个百分百靠得住的人去坐镇才行。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帝国助理宰相即协办大学士、已故孝贤纯皇后的亲弟弟、本文的清方大BOSS——傅恒国舅爷姗姗来迟,终于等到他出场的时间了。

  傅恒的一个伯父在那部著名电视剧《雍正王朝》里经常露面——马齐,尽管他的名字看上去好像是位姓马的汉人,但这位康熙、雍正朝的宰相其实是满洲镶黄旗人,全名应为富察.马齐。马齐和他的弟弟马武在康雍两朝红极一时权倾朝野,直可以与当年的“佟半朝”媲美,人们甚至编了句顺口溜说“二马吃尽天下草”。清朝史官也写道,马齐“历相三朝,年逾大耋,抒忠宣力,端谨老成,领袖班联,名望夙重,举朝未有若此之久者”。

  很可能是出于笼络大臣之目的——马齐兄弟曾是八爷阿其那的死党,新皇登基需要做出和解的姿态——继位后的雍正主动和富察家联姻,让自己的儿子弘历娶了马齐、马武的侄女,这个姑娘就是后来的孝贤纯皇后。尽管婚姻的初衷大概是缘于政治,但弘历也就是日后的乾隆皇帝,和他的结发夫人感情却一直很好。富察皇后的父亲李荣保(又是一个名字类似汉人的满洲人)死的时候,她的小弟弟傅恒还没有成年,因此姐姐便承担起了教养的重任,身为姐夫的乾隆是看着小舅子傅恒从小长大的,郎舅二人的关系显然非同一般。

  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富察皇后病危,临终前她亲手把幼弟托付给了丈夫,乾隆含泪答应。当时,只有二十多岁的傅恒已经是军机大臣、户部右侍郎兼内大臣,相当于中央军委委员、财政部第二副部长兼皇家禁卫军首领之一,这无疑是出于皇帝的特殊照顾。姐姐病故后,傅恒又被提升为户部左侍郎即财政部第一副部长,一年后又升为户部的一把手即尚书,并获得了议政大臣的荣誉头衔。

  到了金川战争陷入僵局的时候,傅恒长长的官名进一步增加,此时他已经是军机大臣(中央军委委员)、户部尚书(财政部长)兼兵部尚书(国防部长)、领侍卫内大臣(皇家禁卫军一把手,不过该职通常不止一人)、协办大学士(助理宰相),以及因为安排姐姐的葬礼表现“勤恪”,从而得到了姐夫授予的“三师”之一“太子太保”的高贵身份。

  到了这个地步,能引起他兴趣继续攀登的高峰大概只剩下两座,一个是帝国实际的首相、军机处一把手即领班军机大臣,另一个则是帝国正式的宰相即大学士,而所有人都不会怀疑,傅恒拿下这两个山头仅仅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这时候的帝国首相正是在金川督战的讷亲。从讷亲启程那时起,就一直有种谣言在京师流传,说首相的离开其实并不是因为前线军情真地那么紧急,而是因为皇帝要给自己的小舅子腾出坑儿来。讷亲肯定也听到了这些言语,他在金川打得三心二意,部分原因大概也与此有关。

  对于这位“人亦敏捷,料事每与上合”的人精首相来说,自己的这个主子虽然表面一向标榜祖父康熙的“宽仁”,但自从老婆病死以后,突然成为鳏夫的乾隆性情大变,让大臣们真正明白了什么叫“伴君如伴虎”的危险,难保皇帝不打自己的主意,通过把首相位置转让给国舅爷,以实现对皇后临终时的承诺。

  大概也正因为如此,虽然乾隆多次表示“欲其稍有捷音,然后召还,以全国体”,但时不我待,首相显然已经等不及了,他屡屡上书要求返回京师述职,“讷亲惟请还京面对”,搞得乾隆不厌其烦,渐渐起了杀机。

  乾隆十三年农历九月,皇帝终于下定决心,派遣一个名叫富成的大内侍卫去前线拘押了讷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对帝国首相“双规”,要他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认真交待问题。出了例行调查之外,皇帝还给了富成一个特殊任务,要他认真观察讷亲的举止言语,并将情况及时向自己汇报。

  按照《清史稿》的记载,根据富成等人提供的汇报材料,乾隆亲手整理出了讷亲的罪状,前后达好几千言之多,大致内容如下:

  一、贪生怕死,临阵退缩:“讷亲受命总戎,乖张畏缩。疏言军夜攻碉,自帐中望见火光,知未尝临敌。又言督军攻阿利山,既回营,我军数十人各鸟兽散。知偶临敌,又先士卒退。”这些应该都是事实,做为清军的最高统帅,讷亲在战场上的不称职人所共知,应该没什么可辩解的。

  二、表里不一,文过饰非:“富成疏讷亲语‘金川事大难,不可轻举,此言不敢入奏’。讷亲受恩久,何事不可言?如固不能克,当实陈请罢兵。乃事败欲以不可轻举归过朝廷,狡诈出意外。”这条也说得过去,讷亲和张广泗一样,始终在拼命推卸责任,尤其是后来,奏章差不多到了语无伦次的地步,显然宰相已经方寸大乱,皇帝认为,正是由于这个酒囊饭袋的不负责任,使得自己无法了解到前线的真实情况。

  三、假仁假义,沽名钓誉:“又值续调兵过,辄言‘此皆我罪,令如许满洲兵受苦’。满洲兵闻调,鼓舞振跃,志切同仇。讷亲以为受苦,实嫉他人成功,摇众心,不顾国事。孤恩藐法,罪不可逭。”这就有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且不说养尊处优的八旗子弟能不能像任举那样“像吃糖那样高兴地去死”,就算俗语所谓“慈不掌兵”是真的,那也应该由任用他的人——也就是皇帝——来负上相当一部分责任,更何况,一向睚眦必报的帝国首相压根儿就没有过慈悲的名声。

  与此同时,与讷亲争斗不休的川陕总督张广泗也被罢官,皇帝的理由之一是张广泗故意对讷亲使绊子即“附和推诿”,二是讷亲弹劾张“分十道进兵,兵力微弱,老师糜饷”,三是岳钟琪弹劾张“玩兵养寇,信用良尔吉及汉奸王秋,泄军事于敌”。最后,“上责广泗贻误军机,夺官,逮至京师”,也就是皇帝以贻误军机的大罪,下令将张广泗押解京师受审。

  讷亲和张广泗留下的职位——经略大学士和川陕总督——全由傅恒接任,在他抵达前线前,经略和总督则分别由清军两员宿将——岳钟琪和傅尔丹代理。为了让国舅爷这个经略大学士当得名正言顺,乾隆下令将其由协办大学士提升为保和殿大学士,不仅如此,皇帝还规定从今天起,保和殿大学士居诸殿阁大学士之首,也就是说傅恒已经是帝国法定的首相。

  似乎还嫌不够似的,到了这一年的十二月,乾隆竟然又将太保头衔授予了小舅子,这可是位极人臣的“三公”之一啊!以往获得“三公”荣誉的要么是死后追赠的大功臣,要么是鄂尔泰、张廷玉那样行将就木的重量级老头子,而傅恒当时还不到三十岁。从此以后,傅恒彻底取代了讷亲,成为天子之下当之无愧的“第一宣力大臣”。

  新官上任三把火,国舅爷接管清军指挥权后下的第一道命令,把所有小伙伴们都彻底惊呆了——他竟然要将绝色美女阿扣斩首!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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