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经》中的植物 -- 桥上

折腾了这一阵，深感植物的“异名同物和同物异名”非常普遍，就把游修龄先生关于这个现象的一篇文章粘过来。不过看了游先生的这篇文章，就更感到我搞的这东西一定有不少纰漏，还请各位不吝指出。游先生文章见于：游修龄《农作物异名同物和同物异名的思考》

下面就是那篇文章了：

————————————————————

农作物异名同物和同物异名的思考

————————————————————

前几天在网上发表了一篇“苏东坡吃番薯？”的小文，只是是一个开场白，真正要说的是想籍此进一步讨论农作物的“异名同物”和“同名异物”这个麻烦、令人困扰的问题。因为类似“苏东坡吃番薯”的误解，并非个别，往往旧的解决了，新的又会冒出来。

把苏东坡咏红薯诗误解作咏甘薯，是属于一揭便清楚的小问题。麻烦的是有不少的误解，各持己见，不能认同。最著名的要算黍和稷的争鸣，一种认为稷和黍是异名同物，黍糯性稷非糯性而已；另一种认为稷和粟是同物异称。事关两种不同的作物，怎么可以不辨清楚？可事实上双方相持了千余年，尽管到现在，稷即是粟的观点已经渐趋认同。我和李根蟠都有专題的讨论，这里就不再说了。

产生作物异名同物和同名异物的原因很多，加以归纳，约有以下几方面：

一、古籍记载造成的分歧

作物名称靠古籍记载流传，古籍不胜其多，其所提到的作物异名同物和同名异物，时常纠缠不淸，后人是靠历代的注疏解释，获得理解。但注疏本身也难免有差错，沿袭相传，便造成以讹传讹，积非为是。即使有人专门研究，指出正确的理解，因受先入为主的惯性影响，及信息传播的局限性，不知道或知道了不接受的，可谓比比皆是。典型的如《诗周南》“采采芣苢”中的“芣苢”，历来的注家都释作“车前草”，还讲了车前草的药用价值。但闻一多、宣草、宋湛庆及本人都先后考证，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芣苢当是“薏苡”，不是车前草。但芣苢是车前草的“定论”，牢不可破，少数人的考证，不能起到扭转的作用[1]。1980年代我参加一次科技史学术讨论会，一位学者的论文内容是关于中草药的，他在发言中提到芣苢，指出即是车前草。会议休息时，我特地同他交换意见，说芣苢现在有多人考证应是薏苡，不是车前草，他听了，不问有那些依据？发表在何处？而是不屑一顾地回答说“当然是车前草！”，因他是药物学家，熟悉车前草治妇女难产，他不能接受芣苢非车前草的见解，其实这不是否定车前草、而是薏苡被张冠李戴的问题。

最近台湾学者出版了一本《诗经植物图鉴》[2]，作者把《诗经》里的植物名称，用现代植物分类的视角，给予定名，并请摄影专家对这些植物现在的生长情况，拍了实物的照片，做到图文并茂，对于研究了解《诗经》很有价值。因《诗经》所咏的植物，现在看不到了，所以鉴定的依据，仍旧离不开古籍的记载和前人的注释，和作者自己的理解，这就难以避免在一些植物鉴定上的失誤。譬如书里以芣苢为车前草，把“苕”解释作紫云英，把“稷”当作黍的不粘者，把“稌”释作稻的其他品种，说“禾”有时指黍等。作者是农艺和土壤学的留美博士，对古籍的记载注释自以引用为主，这是可以理解的。

这里，我们必须提到李时珍的伟大贡献。《本草纲目》虽然是药物学的著作，同时也是部很有价值的农作物正名参考书。“名不正，则言不顺”，李时珍在叙述每种药物（包括农作物）的开头，必先有一项“集解”，剖释古籍记述的异同，给予甄别。他与其他古人的不同是，他坚持亲自到实地考察记载和亲自栽种观察，他的知识来自实践，再与古籍核对，便具有权威的鉴别能力。如脂麻的茎是方形的，但陶宏景误把脂麻的茎分成方形和圓形两种，此后的书籍里都跟着说脂麻的茎有方、圓两种，导致紊乱。又，脂麻的果实有四稜、六稜和八稜的不同，这只是品种的不同，但前人不明这点，分别称四稜脂麻为胡麻，称八稜脂麻为巨胜等，使人无所适从。脂麻的叶片是多形的，从基部往上，大小形狀各不相同，前人不知道这个特点，按叶形分类，便越分越乱。李时珍对此都一一作了纠正。唐陈藏器《本草拾遗》中把“稆豆”误作《尔雅》中的“戎菽”，又等同于驴豆和萱豆。李時珍指出戎豆乃胡豆，萱豆是野緑豆，即鹿豆。与李时珍同样有贡献的是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里也有不少类似的贡献，这里不一一举例。

二、时代差异形成的分歧

一种作物，往往在时代变迁中，改变了称呼。典型的是大豆，甲骨文里早已有象形的叔（菽）字，一直到先秦时期都称菽，如五谷之禾、黍、稻、麦、菽，又时常菽粟或菽麦连称。汉以后在《氾胜之书》里出现区种大豆法，汉以后的古籍都称大豆，只在引用先秦古籍时仍称菽。菽改大豆的原因未详，是否先秦的菽和豆同音，不得而知。“豆”是象形的祭祀礼器名，木豆称“豆”，竹豆称“笾”，瓦豆称“豋”。都用来盛祭品，久而久之，即以豆代菽。豆前加大，是因称菽时，业已包括小粒的菽在内，趁此区分大豆小豆。以后从域外引进的，便顺次称蚕豆、豌豆、绿豆等。先有单音词的麦、麻，然后区分为大麦、小麦、燕麦（单音词穱）及很迟才引进的黑麦等，大豆也属于同样性质。早期原产中国的块根类作物如甘藷、即薯蓣、山药，块茎类作物如芋艿、魔芋等不多，彼此也不易混淆，随着时间延长，陆续有外来作物传入，最初往往借用原有名称，冠名新作物，明末引进的马铃薯，是新创的名称，但一些地方借用山药蛋（零余子）称马铃薯，便容易误会。同样，番薯是明末引进的，也借用原有的甘藷、红薯（即山药、薯蓣）来称番薯，导致了蒋星煜误以为苏东坡咏的红薯是番薯。

创下同物异名历史记录的当推玉米。何炳棣从地方志里摘录出来的玉米异称有65个[3]，咸金山在何的基础上进一步在方志上检索，最后共得99个之多[4]。其中的御麦、西天麦、西番麦、回回大麦、玉麦等名称，不知道的人，容易同大小麦混淆不清。

玉米的新名如此繁多，并非杂乱无章，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寻（其他新作物也类似）。最初往往按传入的来源命名，如西番麦、西天麦、回回大麦等，指从西南方传入。也可从玉米果穗的特点命名，如棒儿米、棒子、腰粟、鹿角黍等。或者着重玉米籽粒的特色命名，如玉谷、玉米、玉麦、玉蜀黍、珍珠粟等。这种命名的方式有很大的缺点，就是借原有的作物麦、蜀黍、粟、谷等，加上一个修饰词构成，容易引起误解。

历史上对于新引进的新作物，若以引进的来源命名，长期积累下来，会看出一些大体的规律。譬如唐以前引进的新作物，多冠以“胡”字。如胡麻，原指脂麻、芝麻，但也指亚麻。胡葵，则是蜀葵的别名。胡荽，又名胡菜，香荽等，但胡菜也指油菜。胡瓜，也即后世所称的黄瓜。胡豆，李自诊《本草纲目》说是种出西胡，故名胡豆。后世以胡豆兼指蚕豆或豌豆，胡豆之名渐废。葱的种类甚多，有名胡葱的，不知道是否西域来。至于葫芦，本名壶盧，为了表明是草本植物，改用同音的葫芦，葫芦原产中国，新石器遗址里很多出土有葫芦的果实，这同来自西域之胡无关。唐以后，新作物的命名多冠以“番”字，如番薯、番豆（花生）、番茄、番椒、西番莲、西番菊（向日葵）等。清代从海路传入的多用“洋”字，如洋芋、洋葱、洋薑、大洋生（一种清末传入山东的大粒种花生）、小洋生（福建）。明初对外来作物曽直接使用音译，如烟草原译“淡巴菰”，不久即流行称烟草。民国以来，直接采用音译的渐趋增加，如咖啡、咖喱。

三、地域差异导致的分歧

这是导致作物异名同物和同名异物的最重要因素。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大国，在文字上，无论南北，书面语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但方言口语则富有地域性和习惯保守性。因此，尽管作物名称的书面语是统一的，但方言口语却分歧甚大。拿稻来说，稻是全国統一的书面语，但南方农民口语常称稻为谷或禾，反之，北方农民口语则称粟为谷或禾。这在地方志上最为清楚。如黄谷、黑谷、白谷、米谷、陌南禾等是粟的品种名，黑谷、红心谷、黄皮谷、落子谷、红禾、乌禾等是稻的品种名，孤立地看，无法区别谁是粟，谁是稻。

有些作物的地域性很强，其他地方很少栽培，故虽然是同物，古籍记载也采用异名。如西藏的“青稞”，川西的“穬麦”、河北、山东种植的“青穬”，都是裸大麦，崔寔《四民月令》八月条：“凡种大小麦，得白露节。…唯穬，早晚无常。”是把大麦同穬分开。（大麦的內外颖紧裹籽粒，不能脱落，穬麦的內外颖则可以脱落。）

甘薯在山东称“地瓜”，可是福建广东的一种豆科作物凉薯，也如甘薯一样，能結地下块根，当地也叫“地瓜”。清代程瑶田在其《九谷考》里误释稷为高粱，即因他在山西看到的高梁，听农民口语音似稷，他似乎恍然大悟，原来古籍之稷即高梁。浙江温州各县称蚕豆为豌豆，称豌豆为蚕豆，两者恰好对调。玉米在南方多称玉麦、玉谷、玉蜀黍、腰芦、六谷等，若回回大麦、西天麦、番大麦等，只见于西南。花生在南方多称落花生，在河南称落生，山东称长生果，《西游记》里的长生果，即是花生。又称万寿果。马铃薯，又名洋芋，《植物名实图考》说贵州、云南一带称“阳芋”，北方多称山药蛋。

陕县庙厎沟出土的粟遗存，报告文字使用“谷子”，经翻译成英语后，变成庙厎沟5000年前已经种植水稻了。茶是书面语，茗、荈、槚、蔎等则是方言，当北方两千年前收集这些方言时，南方闽广方言的“tay”或“te”（茶）还未收入。直到淸代英国人从厦门购买茶叶，把闽南方言的茶音，拼作英语的“tea”，然后荷兰语作“thee”，意大利、丹麦语作“te”，德语作“the”。茶的拉丁植物学属名“Thea sinensis”即采用闽南音为茶的属名。

麦类引进中国最迟的当推黑麦，1939年版《辞海》未收黑麦，到1979年版的《辞海》开始收有黑麦，但没有提何时何地传入。黑麦的耐寒力甚强，所以黑麦在俄罗斯的栽培面积居世界前茅，我国黑麦以西北、东北地区种植为主，可能是从俄罗斯传入。黑麦英名rye源自日耳曼语rugi，不清楚何以译黑麦？可能是黑麦制的面包比小麦面包要黑些，相对于小麦制的白面色（white bread），称rye制的面包为dark bread，中译黑面包，则译rye为黑麦也很自然。黑麦的另一种近亲是多年生或一年生的黑麦草（rye grass），供饲料用，在国內各地有大面积种植。近年来法国育成小麦和黑麦杂交而成的“小黑麦”（tricale)，也在国內推广种植。由于现代信息交通发达，书面语极易統一，黑麦、黑麦草、小黑麦等名称，不会因地区不同而有不同的称呼，历史上存在的新作物因地区而异、名称繁多的现象，此后不大可能再有了。

四、西学东渐引起的分歧

20世纪是一个西方科学不断东进、越来越快的世纪。其中生物科学的东传，给传统农业带來前所未有的冲撞，有关农作物的定名、分类，受到重新的审视洗礼。古籍上作物名称的纷歧，得到科学的鉴定和澄清，国內出版的植物分类学书籍及各个农学院编写的作物栽培和植物遗传育种的书籍里，都在中名的作物后面附上拉丁学名，这些都是正面的效应。另一方面，无疑也带来某些遗憾，由于中国西化的起步较日本为迟，许多植物和作物的学名定名，都是日本捷足先登，典型的如原产中国的籼稻和粳稻，学名被日本加藤定为O. satva subs. indica（印度型）和O. sativa subs. japonica（日本型）。1950年代，丁颖先生曽提出，籼稻的学名应改称O. satva subs. sheng（籼型）和O. satva subs. keng（粳型）。但因学名的制定，使用多种方式，可以是形容植物形态特征的，生育特性的，籽实颜色的，如普通野生稻的通用学名有两个，O. perennis，其中的perennis是多年生之意，O. rufipogon，其中的rufipogon，指籽实紫红色。至于涉及产地的，可以是该植物的原产地，如茶叶学名Thea sinensis，属名取闽南方言茶的音，种名指中国原产。也可以只是分布地之一，水稻的印度型和日本型即是其例。总之，学名和考证起源地是两码事，因而丁颖先生的倡议，未能被国际接受。

所谓“西学”，它的结构是以不断细分为目标，学科越分越细，无疑可以越发深入探索真相。这与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的综合沟通呈鲜明的对照。学科细分以后，学者在各自的领域里发展，成为该领域的专家，但对本行以外的学科则隔行如隔山。传统的文史随着这股大潮，紧跟着也作相应的细分，同时又不断被边缘化。其結果是治科学技术的不了解文史，治文史的不了解科学技术。可是客观的知识是综合的整体，一旦面临普通的常识问题时，反而闹出“不辨菽麦”的尴尬。说苏东坡咏红薯的诗是咏番薯；说向日葵会向日是弥天大谎；说向日葵原产中国，不是从美洲传入等，都是文科学者的“发现”。反之，说中国的池塘养鱼已经有2400年的历史，是动物学家不知道《范蠡养鱼经》是伪书。相信中国的花生早在万年前已经从美洲传入中国，则是外国专家不懂中国古籍和花生原产地的误断（详下）。

20世纪是中国考古学从无到有、蒸蒸日上的一门学科，考古出土的遗物中时常有农作物的炭化种子之类，需要鉴定，出土谷物的鉴定是个从无到有，从粗放到严密的过程。1950年代初，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了一批种子，经前浙江农学院园艺和种子教研组的鉴定，初步认为可能是蚕豆、芝麻、花生的种子。但发掘报告正式发表时，以肯定的语气说是蚕豆、芝麻和花生的种子。一时间报纸争相报道，引起巨大轰动，尽管当时即曾有植物学家如胡先驌等撰文表示质疑，接着江西又有发现新石器时代花生的报道，时间比良渚还早。于是蚕豆、花生原产中国，不是由美洲传入的信息不翼而飞，而且被編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和研究》（1984），成为权威的定论。笔者在1992年时曽偕日本学者再次参观浙江博物馆的出土标本，都觉得不是蚕豆、芝麻、花生的种子，其中的芝麻，其实是甜瓜的种子，后来在江、浙良渚文化遗址中反复出现。尽管否定这些鉴定的文章陆续发表，但是到2000年出版的《中国人发现美洲》，却引用这些不实的资料，说“在距今四五千年前良渚文化钱山漾、水田畈遗址，与水稻一起还同时发现了许多植物种子，已辨明的有花生、芝麻、蚕豆……，据认为花生原产地在美洲，如果没有中国人作为媒介，它们是不可能轻易而远渡大洋的。”作者引用的文献正是上述《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美国地理学家卡尔约尼逊教授对美洲作物在哥伦布来到美洲之前即已传入亚洲很感兴趣，专门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当他看到中国发现新石器时代即已有花生的报道，非常兴奋，亲自到浙江博物馆和江西博物馆参观访问，他对浙江的所谓花生标本残缺，不能肯定，却对江西已有万年历史的完整花生粒深信不疑，据此，他认为花生是新石器时期即已从南美洲传入中国，至于是什么人？怎样传入？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他是地理学家，对于作物起源的知识显然很贫乏，我和他展开热烈的争鸣，未能说服他的观点。后来江西声明该花生标本不是花生，是鉴定失误[5]，不知道他是否知道了。有趣的是，同样的花生误断，一种认为是中国人把花生带往南美洲，一种认为是早在新石器时代，距今万年已由南美洲传入中国。而实际则是鉴定的失误，两者都成了无的放矢。对考古出土作物遗存的鉴定失实的报道，并非只有蚕豆、花生和芝麻。还有四川报道的汉代墓葬中出土了蕃茄种子，和南北朝时期墓葬出土的陶器內壁玉米籽粒印痕，都被作为中国自己早已种植蕃茄和玉米的证据。还有河南出土的高粱籽粒是否属实等，不一一例举，一再揭示了学科隔阂的导致的尴尬。

这些事例的共同原因，与现代人获取知识的途徑有很大的关系。现代青年必须接受文理分家、学科分支的教育，没有不分文理、不分系科和专业的大学，这种教育制度下，每个人的知识结构，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分了又分的小圈子里，因为即使是小圈子的知识，也已经来不及消化接受和发掘，怎么可能再分心去钻研其他的学科？各人都习惯于就自己的知识圈里钻研，对自己所取得的结论自然深信不疑，一旦面临圈外不同见解的碰撞，便发生争执不下的误会。作物的异名同物和同名异物，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侧面而已。

2005，4，2

注释：

[1]游修龄“薏苡和芣苢”，收入《农史研究文集》386页，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

[2]潘富俊著，潘胜由摄影《诗经植物图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3]何炳棣“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收入《香港大公报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下册，1978。原文为64个，何先生赠本人的论文上，又手写增加一个，共65个。

[4]咸金山，从方志记载看玉米在我国的传播《古今农业》1988，1期

[5]游修龄，花生起源和传入中国的时间问题：收入《农史研究文集》116～121页，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

————————————————————

又及：前些日子读到游先生的这篇文章后，我找出了游先生的《质疑“芣苢”即“车前”—— 兼论“芣苢”是“薏苡”》《中国农史》2008.2，作为补充，贴在了关于芣苢的那一篇帖子下面（见《草19 芣苢：芣苢——“芣苢”的另一解》）。我是觉得游先生文章中关于胚胎的那一段非常精彩且很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