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正当佛朗哥在1939年品尝到胜利滋味的时候，包括罗马天主教在内的所有西方教会全都面临着希特勒1933年操纵选举的后果。新教徒就像天主教徒一样沾染了遍体污秽。由于与德意志帝国认同关系密切，德国新教很难适应1918年帝国的失败以及魏玛共和国的成立，因为这一变故不仅一下子推倒了德皇，还扫清了帝国境内的所有王公贵族，而这些人当中的新教徒也都是国家新教 教会的领导人。德国新教领袖就像公众一样觉得不败的德国军队遭到了帝国敌人的背叛，而且绝大多数新教徒都将魏玛共和国的成立视为背叛行为的具体体现。普鲁士的感受尤其苦涩，因为1918年接过教育和公众崇拜部部长公文包——当年威廉.冯.洪堡也曾掌管过这个岗位——的人是一位反教权社会民主党人阿道夫.霍夫曼。据估计，当魏玛共和国于1919年诞生的时候，共和国内部80％的新教神职人员同情与之为敌的君主主义者以及愤怒的民族主义者。这样的大背景并不利于人们批评纳粹主义，而纳粹则有效地利用了这股怒火。*51*

自由派德国新教神学伟大传统的诸多悲剧之一在于这个传统的若干条基本假设可能把一部分最伟大的传统践行者变成了纳粹反犹主义的同路人。他们是路德宗成员：他们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路德在律法与福音之间、或者说在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发现的绝大神学反差；他们肩负着十九世纪圣经学术研究传统的成果。自从F.C.包尔以来，学者们就习惯于将福音书解读为希望靠拢犹太教的彼得路线与希望另辟蹊径的保罗路线之间相互冲突的产物。阿道夫.冯.哈纳克干脆否认了整部旧约，认为其不属于圣经正典。此外他对于古时候马西翁在相同方面的努力也抱有批判性的兴趣。对于下一代的其他学者来说——著名新约学者格哈德.基特尔在这方面尤其恶名昭彰——这一立场使得他们对于希特勒夺权报以欢迎态度，也使得新约圣经学术最重大也最经常遭人查阅的著作《新约神学词典》中混入了不少反犹偏见，毕竟基特尔是这部词典的主编。*53*

这样的智识生活背景为一个自称德国基督徒的新教团体的成立提供了肤浅的可信度，该团体的目的是配合纳粹消除教会当中的犹太人影响力，并试图成为德国新教的发言人。他们再次借鉴了德国新教过往的一个方面，即统一各派新教教会的尝试。这方面的历史确实非常值得尊敬，但如今这段历史已经遭到扭曲，成为了公开种族主义的后盾。为了解释救主本人的加利利出身，德国基督徒认为该地区一直是雅利安民族认同的飞地。他们不仅从十九世纪人类学猜测与来头极为可敬的学术成果当中借用了大量内容，还主张要有选择地接受路德的观点（例如他对于犹太人的过分评论以及顺从更高力量的主题），借以为自己改写基督教信仰的行为张目。这些人得到了纳粹的撑腰，在1933年7月的国家教会选举当中表现出色，他们当中最突出的牧师路德维希.穆勒还获得了帝国主教（Reichsbischof）的头衔。

谁人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或者勇气，能够挺身而出抵挡诱惑与恐吓的阴险混合物呢？确实有这样一位神学家，名叫卡尔.巴特。他是瑞士人，来自德国新教圈子以外，这一点成了他的优势。此外他也同样出身于归正宗新教传统，与德国国家路德宗相比，归正宗在鼓励教会直面世俗权力采取独立或批判立场的方面留下了远远更为丰富的神学遗产。自由派新教领导层对于德意志帝国俯首帖耳的态度早已激怒了巴特，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性越发增强，巴特的怒火也越烧越旺。在他看来，源自施莱尔马赫的传统充斥着虚假，主张理性能够开辟理解神性的道路就等同于骗人。*55* 巴特的《罗马书释义》（Commentary on Romans）出版于1919年，这部著作总结了曾经令希波的奥古斯丁、路德和加尔文都沉迷不已的保罗思想主题：在理性层面上彻底堕落的人性只有通过基督耶稣传导而来的上帝恩典才能得到拯救。不出所料的是，老牌自由派学者阿道夫.冯.哈纳克成了巴特的第一批对手之一。不过巴特对于自由主义的批判还是折服了不少低层神职人员，其中就包括哈纳克在柏林的学生迪特里希.潘霍华。*56*

在当时，这位瑞士归正宗牧师与人脉广泛的年轻路德宗教士有许多志同道合的归正宗与路德宗同伴，大多是年轻一代。这些人在1931年下定决心必须采取一致立场来抵制德国社会当中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后，德国基督徒后的人数有了明显增长。在这一点的刺激下，这些异见人士在1933年至1934年兵合一处，组成了一个“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1934年5月，教会发布声明，在乏味的工业城市巴门召开主教会议，旨在展示其福音派与归正宗信仰，抵制“德国基督徒与当前国家教会政府犯下的破坏性错误”。认信教会调集了一系列圣经文本，不过引人注目地遗漏了在宪制宗教改革人士心目中根深蒂固的、毫不通融地要求人们顺从权威的罗马书13.1：“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相反，声明在谈论顺从问题的时候选取了彼得前书2.17：“敬畏神，尊敬君王。”*57* 尽管这句话在明面上也主张要忠君敬上，但是与罗马书13.1相比却要含糊得多，或者说更具有二重性。在上帝与君主之间寻求平衡的作法致使加入认信教会见证基督教真理的作法不仅危险，而且很有问题。

就像所有身居恶邦的良善基督徒一样，认信教会也遭遇了许多困难。此时统治德国的邪恶势力不仅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基本没有先例。巴门声明没有提到犹太人正在遭受的苦难（三十年后巴特对此表示了遗憾）。认信教会仅仅在通过教会神学施行的种族歧视问题上才采取了正式立场：教会坚持认为国家无权通过种族主义立法将已经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从教会成员群体当中驱逐出去。许多认信教会的成员都认为犹太裔基督徒应该拥有自己的独立教区。*58* 几乎所有教会成员也都感到有责任继续支持民选德国政府。这场运动当中的高层人物之一是马丁.尼莫拉，一位路德宗牧师兼前任潜艇指挥官。他一方面自然而然地支持保守主义与爱国主义，同时又极其厌恶纳粹的暴力与非法行径，这两种思想一直在他心里纠缠不休。在导致纳粹掌权的一系列选举当中他一直投票支持纳粹。他的兄弟，同为认信教会牧师的威廉还是纳粹党员。不过尽管如此，尼莫拉还是在1937年遭到了逮捕。甚至到了1938年4月，就在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之后不久，大部分认信教会的神职人员仍然很乐意宣誓效忠元首。*59* 所有人都要在这种滋生道德混乱的大环境下做决定。纳粹不可能对任何基督教组织报以始终如一的支持，无论该组织怎样紧跟纳粹党。纳粹极其擅长四处市恩收买人心。对于卫理会与浸信会这样的小型教会团体来说，纳粹结束了老派国家教会一直施加在他们头上的歧视政策。希特勒甚至还曾经以个人名义为某座卫理会教堂置办过一座崭新的管风琴。这些教会很喜欢第三帝国鼓励家庭生活并且反对现代颓废风气的做法，以至于在无意之间沦为了稀释英美两国姊妹教会当中敌视纳粹德国观点的帮凶。*60*

所以随着欧洲在1939年陷入全面战争，新教与天主教两边的很多基督徒都发现自己一不小心就会与纳粹主义同流合污。当然，这其中还是有区别的：有些人积极支持纳粹，也有人只是出于困惑而消极不作为，甚或进行抗议乃至抵制。前一类基督徒的代表自然是德国军队的随军牧师。德军入侵苏联之后屡次发动大屠杀，而他们的身影每每出现在屠杀现场。埃里希.科赫是德军在乌克兰暴行的主要执行人。他不仅是资历最老的纳粹党员之一，还是一位虔诚的新教徒，一度曾经在东普鲁士路德宗教会省级议会担任主席。*61* 全世界最可恨的教堂之一就是柏林南郊玛丽恩多夫的马丁路德纪念教堂。这座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民族主义路德宗兴建的教区教堂在纳粹上台以后遭到了接管，这座教堂随即成为了他们的形象工程。虽然雕塑上的万字纹已经被小心地凿掉了，昂首挺胸的党冲锋队员雕像已经被人缴了械，希特勒的胸像也早已不知所终，今天的路德宗教会还是不知道究竟应当如何处理这个令人震惊的礼拜场所——毕竟教堂管风琴的首次奏鸣就是为纳粹纽伦堡集会伴奏。而且这座教堂的未来仍然存在疑问——正所谓造化弄人，当年盟军虽然把柏林炸成了一片废墟，这座教堂却始终保存完好。

同样难以原谅的是在希特勒征服之后冒出头来的傀儡政权，它们将狂热的宗教热忱与他们自己的小号希特勒式种族主义——与正品一样讲究杀字当头——拧成了一体。在斯洛伐克，天主教神职人员始终引领着斯洛伐克身份认同，并且有意识地针对1918年后捷克人的新兴主导地位下手。当希特勒摧毁捷克斯洛伐克之后，1939年到1945年间斯洛伐克傀儡政权的为首人物名叫约瑟夫.蒂索，此人在任职总统期间一直担任着天主教教区神父，此外还负责遵照纳粹意旨驱逐犹太人和罗姆人（吉普赛人）。在克罗地亚，有一位安特.帕韦利奇主掌着一个不甚自然的天主教政权，致力于结束多民族国家局面，摆脱犹太人、吉普赛人和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不过奇怪的是，新教徒与穆斯林倒是被他放了一马）。他的残暴手法甚至令纳粹感到震惊。天主教会也没有谴责帕韦利奇全盘计划当中强制东正教教徒皈依的行径。一位名叫悉东尼.舒茨（Sidonje Scholz）的方济会修士来到集中营里，以死亡来逼迫塞族囚犯皈依天主教。此人后来遭到了塞族抵抗组织的诛杀。萨格勒布大主教斯特皮纳奇主办的报纸随即将他称作“以宗教与天主教克罗地亚之名而死的新时代殉教者”。在邻国斯洛文尼亚，大量天主教徒都十分厌恶克罗地亚的暴行并且采取了抗议活动，要求教皇进行公开谴责。1942年抗议书送交梵蒂冈，此后就没了下文。*62* 波兰教会领袖也曾针对纳粹向被占领波兰人民施加的暴行提交了内容详尽的报告，使得梵蒂冈进退维谷，难以公开回应。

在德占乌克兰，随着苏联红军被德军逼退，一度沉寂的宗教生活再度活跃起来，而民族主义也趁机采取了宗教路线，但是推进宗教路线的方式却是可怕的全新势力组合。德国占领的恶毒作效果是挑动波兰人与最近才实现自我认同的乌克兰人彼此作对，以至于乌克兰希腊天主教徒与乌克兰东正教徒结成了同盟，共同反对波兰罗马天主教徒，尽管他们也像希腊天主教徒一样效忠罗马——三个世纪以来的联盟与敌对局面就这样搅成了一锅粥。1943年，在近来由波兰人管理的沃里尼亚争议领土爆发了双向的种族屠杀式冲突，期间乌克兰人很知道如何将波兰人辨识出来，因为波兰人过圣诞节的日期比希腊天主教与东正教都早。而且波兰人喜欢在木制教堂里庆祝圣诞节，这种建筑一点就着，逃出火海的人也难免遭受枪击。总体而言，此类暴力活动在整个乌克兰导致了大约7万波兰人的死亡与2万乌克兰人的死亡。*63*

至于法国，天主教仍然是国家的痛苦之源。1940年，德军的毁灭性进攻打垮了法军，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随即土崩瓦解，第三共和国对于1789年启蒙运动价值观的世俗主义吸引力也随即遭到了败坏。一个坐落在温泉小镇维希的新政府管理着法国境内未被纳粹直接占领的部分。就任维希政府元首的老迈战争英雄菲利普.贝当元帅将自己动力十足的保守主义立场与童子军传统意识形态捆绑在了一起，尽管他本人并没有多少宗教热情。教会官方很高兴支持新政府的口号：Travail，famille，patrie（“劳动，家庭，国家”）。四十年前在德雷福斯案件当中遭到挫败的法国反犹主义也与远远更为激进的纳粹反犹主义勾搭在了一起。法国天主教教会集团逐渐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怎样可怕的错误。自从法国战败之日起，年轻的初级神职人员们往往就对维希政权抱有疑心，尤其是因为某些维希政客将准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与明目张胆的反教权主义搭配在了一起。

渐渐地，随着德国占领军的剥削性质越发露骨，民族抵抗运动也愈演愈烈。天主教徒在抵抗力量当中作用显著，许多人都英勇地投入了拯救犹太人免遭野蛮对待与驱逐死亡的事业。然而讽刺的是，维希时代留下的最恒久纪念恰恰正是现代天主教礼拜音乐方面最优美的作品之一，莫里斯·迪吕弗莱 的《安魂曲》，将安魂弥撒的素歌旋律纳入了最为丰盈繁茂且摄人心魄的法国唱诗班浪漫主义风格当中。这部作品正是维希政府掏钱资助的结果，作曲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发行商则是贝当元帅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战后许多年里，法国人对于迪吕弗莱这部伟大作品的起源都语焉不详。*64*

庇护十二世教皇身处上述一切冲突的中心。他在二战期间扮演的角色引发了一场又一场辩论，至今依旧未能平息。在一片喧嚣的学术争议与不那么学术的争议当中，我们仍然很难注意不到教皇本人的“沉默”。这种沉默具有两面性。比方说当他在1939年末得知德军内部有人企图暗杀希特勒的时候就对德国政府保持了沉默，同时还谨慎地与西方盟国就自己关于这一事件所掌握的情报进行了沟通；但是随着大屠杀的开展，他也对犹太人的厄运保持了沉默。虽然各种梵蒂冈机构在意大利帮助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逃脱了围捕，但是教皇本人仅仅借助1942年圣诞广播的机会进行过一次鼓足勇气的公开声明。在声明中教皇的确提到了“有时仅仅是因种族或血统就遭到处死或注定要缓慢灭绝的人们”，但是他并没有点出主要受害者的名称。此外教皇还有第三处沉默：战争结束之后他的任期又延续了十三年，期间他从未公开反省过自己在战争期间的行为。这种做法无疑是成心的，或许也是可以理解的。*65*

与教皇本人闷闷不乐的含糊其辞相比，另一位天主教教会领袖则不惮赴汤蹈火：他就是1900年以来的加利西亚乌克兰希腊天主教督主教安德烈.舍普泰斯基（Andrey Sheptytsky），当时加利西亚乌克兰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身处1944年德占加利西亚的险恶环境当中，舍普泰斯基实在想不到除了党卫军之外还有什么力量能够支撑起抵挡俄国人进军的守卫部队。看上去这可能表明他是乌克兰的蒂索神父或者帕韦利奇。但是尽管他全身心投入了乌克兰民族的构建，舍普泰斯基终究是贵族出身，他家祖上可以追溯到多教派多信仰共存的波兰-立陶宛联邦时期。他原本是罗马天主教教会的成员，后来才皈依了希腊天主教，他的一位兄弟曾经在1920年出力打造了赢得胜利的波兰军队。德国入侵之后，他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庇护多名犹太人免于驱逐，还建立了一张藏匿犹太人的网络。

舍普泰斯基的作为还不止于此。随着纳粹招募乌克兰谋杀犹太人，然后又鼓励他们杀害波兰人，舍普泰斯基不惜亲身涉险，向海因里希.希姆莱寄去亲笔信，恳求他不要动用乌克兰警察。接下来他又签发了一份教牧书信，在乌克兰全境的希腊天主教布道坛上宣读。这一回的大环境比起《焦心谕令》的时候还要更加险恶。这封信的题目是《不可杀人》，舍普泰斯基在信中提醒全国教众，谋杀行径绝对无法得到原谅。这并不是他关于这个问题的唯一一封教牧书信。他还曾经在1942年给庇护十二世写信，谴责纳粹主义是“将利己主义夸大到荒谬程度的体系”。能有这样一位领导者是教会的幸运。虽然这位老人在苏联坦克滚滚开回乌克兰之后仅仅几个月就去世了，但他的记忆却支持着希腊天主教徒度过了接下来长达半个世纪的不幸与压迫。*66*

庇护十二世教皇的前任们直到十九世纪都一直强迫罗马成立的犹太臣民在贫民窟安家。但是基督教自从创始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里一直都在推行体制化的反犹主义，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教皇不必也不应独自承担责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德国新教徒面对战时过往的态度比起教皇也好不到哪里去。*67* 全世界的卡尔西顿派基督教在反犹问题上都难脱干系，就连英美两国社会也一直不假思索地奉行反犹主义，直到二十世纪后期才有所收敛。毋庸置疑的是，大多数纳粹的确痛恨基督教，假如纳粹最终取胜，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摧毁基督教的体制权力。然而这一点本身并不能成为开脱基督教的理由。*68* 纳粹的种族灭绝机器招募了无数欧洲基督徒，他们在工业化屠杀犹太人的暴行当中要么甘当螺丝钉，要么袖手旁观。纳粹之所以能够裹挟这么多普通人为虎作伥，让他们投身于将受害者非人化的日常工作当中，是因为这些帮凶们长期以来一直浸润在一千八百年间基督教对于犹太教的负面刻板印象当中——更不用说新约文本里面显而易见的紧张关系了，正是新约的相关描写刺激了这些刻板印象的出现，并且导致了类似“血诬”这样最恶劣最伤人的后果。这是战后欧洲基督徒必须肩负的重担。各派教会都尽全力面对了事实。就像印度传教工作的失败一样，大屠杀也提供了有用的鞭策，时刻提醒基督教保持谦卑。

挺身而出的基督徒也有不少：他们往往形单影只地抵抗着看似无远弗届的纳粹成功，往往令时人感到费解。弗兰茨.杰格斯塔特（Franz Jagerstatter）是希特勒的奥地利同乡，原本只是个籍籍无名之辈，家庭背景也像希特勒一样晦暗难明。这样的个人境遇使他成为了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一开始他决定一辈子在当地的小小教堂里当一名执事，后来在希特勒吞并奥地利的时候又决定在全民公决当中投反对票，最终又下定决心绝不为了邪恶的理由为自己的国家作战。他于1943年在柏林被纳粹斩首，二战结束后他的名字也被列入了家乡的战争纪念碑，并且引起了热烈的争论。*69* 认信教会也拥有了迪特里希.潘霍华这样的招牌人物。虽然他在抵抗纳粹的活动中只能算是个小角色，但是这位路德宗牧师在企图毁灭纳粹政权的秘密圈子里却是个局内人，事先就知道最终将导致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未遂的秘密计划；因此盖世太保逮捕了他并将他投入了监牢。他的境遇使得基督徒重新面对了宗教改革时期就已经提出过的刺杀暴君的道德正当性问题。他在战争结束前夕遭到了处决。德国路德宗就此又多了一名殉教者，反衬着他那些苟且偷生的教友们。潘霍华入狱之后留下了一系列短文与信件，以此为自己毕生的辛勤神学著作事业收官结尾。这批文字当中包含着许多至今仍能令西方基督教振聋发聩的语句，为教会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线索。他的父母在绿树成荫的柏林郊区有一座僻静的住宅与花园，盖世太保就是从这里将他押送到监狱里的。此地至今仍然是他的纪念堂，但他的埋葬地点可能永远都不会为世人所知了。

在打击纳粹德国的盟国阵营当中也有不少头脑清醒的基督徒，他们意识到盟军也会干坏事。乔治.贝尔是潘霍华在英格兰的亲密友人，也是圣公会主教。他在欧洲大陆的合一主义联系人多得令人吃惊。他在二战期间一直充当着英国统治精英的良心，令战时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不胜其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他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德尔.戴维森（Randall Davidson）的家庭牧师（实际上就是私人秘书）。正是在戴维森的努力下，国教会的官方声明才与阿瑟.温宁顿-英格拉姆主教所体现的疯癫爱国主义拉开了距离。现在已经成为奇切斯特主教，而且从1938年起还占据了一个议会上院圣公会主教议席的贝尔比起戴维森走得更远。他决心要将德国与纳粹主义战争行为分离开来。盟军在战争的后半程已经打残了德国空军，因此针对德国城市的系统化无差别空中轰炸也就成为了可能。贝尔对于这种做法大加斥责，也因此招致了不少斥骂。考文垂曾在1940年遭受过德国空军的蹂躏，而考文垂主教则为英国的报复性轰炸政策提供了道义支持。相反，贝尔从1943年就公开谴责饱和轰炸，将其称作“错误的行为”。人们普遍认为，贝尔的直言不讳惹恼了丘吉尔，他也因此而失去了接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职位的机会——但是对于像他这样擅长鼓舞人心的道德领袖来说，这次失利或许未必完全是坏事。战争结束后，他与德国教会人员的温暖友谊以及基督徒的宽恕冲动致使他做出了许多很有问题的判断。在他看来，好几位特定的德国人都不必为自己与纳粹的纠葛而承担后果。*70*

二战在东欧地区最具破坏性也最为野蛮。人们很难想到如此惨烈的局面能为苏联带来什么好处。然而，假如没有击退纳粹军队（俄国人很正确地将其称之为“伟大的卫国战争”）提供的威信，苏联根本不可能一路蹒跚地走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毕竟早在希特勒入侵之前苏联就已经毁灭了这么多的生命，严重地掏空了政府的合法性。被极度自满蒙蔽了双眼、没能看清希特勒背叛双方联盟企图的斯大林摇身一变，成为了足以与罗曼诺夫家族第一代或者彼得大帝相媲美的战时领导人与俄罗斯民族捍卫者。卫国战争也将俄罗斯东正教会从体制灭绝的厄运当中拯救了出来，虽然大量的道德妥协仍旧难以避免。1939年，全苏联只有四位东正教主教依然还是自由之身。1943年9月，正当俄国上下拼命战斗阻止德国军队挺进腹地的时候，斯大林邀请牧首与三位宗主教举行了一次会议，这也是俄国自1917年以来首次召开教会会议。这次会议使得整个俄罗斯东正教教会投入了战争努力当中，督促信众为国捐躯。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教会也同样从各自的爱国活动当中得到了好处。亚美尼亚教会带头筹集的资金足足为红军添置了两个坦克师。*71*

战争结束之后，这种体制化的容忍得到了延续。1946年，斯大林正式铲除了东正教会在俄国境内的竞争对手，苏联政府一度曾经鼓励过，此时已经步履蹒跚的革新派（Renovationist）教会。一开始，激进派神职人员真心想要创造1905年流产的革命过程中产生过的改革版东正教，但他们的愿景最终还是沦为了破坏东正教的手段与鹦鹉学舌式的共产主义宣传。斯大林意识到他最好栽培一个惟命是从的东正教领导层，使得自己在世界各地其他基督徒领袖面前不至于跌份。莫斯科牧首之位就这样成了斯大林继任者们的工具，尽管与此同时他们也恶狠狠地试图在同一座教会里终结所有的公众宗教生活。*72* 当苏联再次横扫乌克兰之后，斯大林骤然终结了在红军撤退后纳粹进驻前曾经繁荣一时的希腊天主教教会。1946年，乌克兰的傀儡圣议会宣布1596年布列斯特联盟无效。在接下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希腊天主教教会被强行纳入了莫斯科东正教教会的旗下。*73* 西方盟国对于斯大林将东欧纳入势力范围做法表示了无奈的接受，苏联军队随即长驱直入。除去希腊以外，各个国家的东正教教会都心不甘情不愿地跟着莫斯科牧首一起与各个共产主义卫星政权维持着合作与迫害并存的关系。这些地区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有着更密切的外部联系，勉强可以支撑下去。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通常更容易被视为“人民民主国家”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