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不过当时梵蒂冈从墨西哥冲突当中学到的并不是这一课。墨西哥冲突以及教会与左派之间在西班牙和苏维埃俄国两地同时爆发的惨烈对抗使得梵蒂冈将基督教的主要敌人定位成了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欧洲的未来于1919年托付给了民主制度，但是在战胜国建立的所有新生政体当中，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在1939年初依旧还是一个正常运作的民主共和国，而且此时已然命不久长了。两次世界大战间期的历史是独裁政权稳步颠覆民主的过程。有些统治者是试图恢复过去的传统主义者，比方说匈牙利。当时匈牙利是天主教君主制国家，不过并没有君主，只有摄政王，由没有海军的海军上将霍尔蒂.米克洛什担任。更具毁灭性的运动既鄙视贵族过去又鄙视资产阶级民主，并信奉最终将会蜕变为种族主义的极端形式民族主义。各种极端民族主义通过一支意大利变种获得了共同的名字，这个名字至今阴魂不散，尚有一战之力：法西斯主义。即便把话说得好听一点，天主教教会在法西斯主义方面的历史纪录也着实令人不忍猝读。

也许并不奇怪的是，接连几代日后成为教皇的意大利神职人员都是绝对君权体制培养出来的公务员，因此他们对于民主并没有多少天然的同情，就好像庇护九世并不是自由主义的真心朋友一样。不过他们并不会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将“现代主义”这个单词打造成一切良善天主教徒理应厌弃之物的庇护十世教皇于1910年毫不留情地扫清了民主改革派法国天主教青年运动“道路运动”（Le Sillon）并对其加以谴责，同时还大肆鼓吹教会等级制度的好处。相比之下，本笃十五世却被道路运动充满魅力的创始人马克.桑尼埃迷住了。本笃十五世不仅没有进一步宣扬前任的严词指责，还鼓励桑尼埃在法国政治当中开展基督教民主活动。这种态度使得法国天主教在接下来几十年里通过多种活动谨慎地发展政治多样性，借此为自己开辟了一条脱身路线，摆脱了自己与德雷福斯事件当中失败者的破坏性结盟。这一招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笃的继任者庇护十一世更进一步，对于道路运动的死敌、保皇派反犹组织“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caise）投以冷眼，而庇护十世对这个组织则偏爱有加。*42* 1925年，庇护十一世不顾反动法国天主教徒的震惊抗议，决然取缔了法兰西行动。对他有利的事实之一在于，该组织的创建者兼记者查尔斯.莫拉斯是一个公开的无神论者，仅仅将天主教当做不可或缺的工具来看待。他真正的目的是打造一个革新且纯化的君主制法国，尽管这个愿景看上去晦暗难明。教皇长期以来试图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和解的经历以及梵蒂冈对于民族主义的猜疑都使得教皇在审视法国局势时采取了较为现实的观点。

自从1922年贝尼托.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夺权以来，庇护十一世在意大利办事就没那么有底气了。墨索里尼大统领可能也是一个无神论者，比起莫拉斯好不到哪里去。但他能够应用自己吞没的国家政权来实现教皇彻底认可的目标，尤其是镇压共产党。法西斯党徒暴力拆散工会并扶植法西斯经营的企业协会的行为难免令人愉快地想起利奥十三世《新事谕令》当中的统合主义腔调。庇护十一世很快就在1931年的《四旬谕令》（Quadragesimo anno）当中重申了这份感念之情。庇护十一世是一位意大利爱国主义者，而且墨索里尼大统领显然需要设法赢得天主教徒的善意。所以根据1929年的《拉特兰协定》，梵蒂冈正式成为了世界上最小的主权国家，国土面积相当于一座英式乡村花园。这是一个口含银匙降生人间的国家，立国之初就拥有175亿里拉的财富。这笔钱来自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馈赠——比起当年意大利国王向庇护九世提供的资助确实是少了很多，但仍然相当可观。

庇护十一世将这笔意外之财的财务管理责任交给了一位和蔼且才干过人的银行家贝纳迪诺.诺加拉。首先此人自然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同样重要的是他还是教皇的米兰同乡。他要求在投资问题上完全自主。因此尽管《四旬谕令》做出了明文规定，教皇也在同时期多次谴责了投机资本主义，诺加拉却照旧长袖善舞不受妨碍。身为平信徒的诺加拉在天主教教会内部获得了此前只有查理五世皇帝或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才享有过的权力。1948年某苏联记者准确地描述道，他把天主教教会变成了“全世界最伟大的金融信托体系”。*43* 一夜之间梵蒂冈的的手头变得极为阔绰。考虑到这次与魔鬼做交易之后十几年间即将展开的大灾难，有钱终归比没钱好。

没过多久，一个远比墨索里尼的自我膨胀式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更邪恶更没下限的法西斯主义变种也顶着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简称纳粹党）的名头粉墨登场了。阿道夫.希特勒出生时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皇帝的臣民之一，他抓住了魏玛共和国财政与政治混乱的时机，无所顾忌地使用暴力，并且有效利用了传统德国右翼政党的迟钝。他通过如同梦魇一般可怖的操纵手法玩弄投票数字，在德国民主体制之内大搞连横合纵，最终终于成功上位。1933年3月，德国天主教政党中央党（Zentrum）决定在国会大厦投票支持将会赋予希特勒至高权力并且架空民主制度的《授权法案》。正是这份法案为希特勒彻底废除民主体制扫清了最后的屏障。随着纳粹眉飞色舞地将极权独裁的恐怖机器落实到位，罗马在德国的首席特使，未来的庇护十二世教皇欧亨尼奥.帕切利与希特勒商定了一份协约，承诺在“第三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和1871年霍亨索伦第二帝国名义上的继承者——境内维护天主教教会自由。而罗马方面支付的代价则是解散中央党以及禁止教会神职人员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协议敲定之后，希特勒很快就显露了他对于天主教教会的蔑视，尽管他生来就是天主教教会成员。恶毒的纳粹黑色宣传与暴力选择性地造访了天主教，与此同时纳粹势力也逐渐演变成了更加彻底且恶毒的形式。作为希特勒憎恨的核心受害者，无助的犹太人即将领教纳粹的手段。

罗马此时已经无法回头了。来自德国的报道越来越使得庇护十一世感到恐惧，于是他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他用德语向德国发布了一道通谕，这道《焦心谕令》（Mit brennender Sorge）成功地私下传入德国，并且在1937年圣枝主日（Palm Sunday）的每一座德国天主教布道坛上得到了同时宣读。《焦心谕令》斥责了针对教会的骚扰，并且否定了纳粹种族主义的前提。《焦心谕令》的发布是1945年纳粹德国最终倒台之前少数几项全国一盘棋的反纳粹公共活动之一。但它丝毫未能改变纳粹外交与国内政策逐步恶贯满盈的局面。自从文化斗争以来，德国天主教徒曾大肆宣扬他们对于德国的忠诚，并且在德国社会内部挖出一块块自己的灵修空间。他们原本希望1933年的政教协议能够保护这些空间，等到他们发现希特勒不是俾斯麦而协约不过是一纸空文的时候已经无计可施了。*44* 教皇所能做的只有在幕后加紧操作，将法西斯意大利与纳粹德国分离开来，以及在希特勒与1938年访问墨索里尼的时候被动地表达自己的深刻不满。希特勒还没到意大利的时候教皇就离开了，罗马的大小教堂均未加以装饰，梵蒂冈的博物馆也全部关门谢客。三年前墨索里尼入侵基督教埃塞俄比亚的时候教皇也保持了沉默，但是两次沉默的含义并不相同。*45*

罗马仍然将共产主义视为更甚于法西斯主义的邪恶代表。在1937年公布《焦心谕令》的同一个圣周，教皇向全世界发布了《神赎谕令》（Divini Redemptoris）。在教皇看来，共产主义的诸多恶行包括“剥夺人的自由，夺取人类个性的所有尊严，并且去除了一切抑制盲目冲动爆发的道德约束”。在当时，这种失衡的视角似乎是颇有道理的算计结果，尽管令人感到压抑。因为纳粹对于教会只是骚扰而已，苏联却打算彻底铲除基督教并且导致了大量破坏与死亡——西班牙也是一样。在西班牙，教皇一直在积极支持由法西斯主义撑腰的武装力量针对民选政府的攻击。

西班牙的情况是两次世界大战间期教皇选边决策的最悲惨结果之一。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梵蒂冈究竟为什么要反对共和政府。1931年君主制之后成立的西班牙共和国进行了一连串的社会和经济改革，期间大力模仿了教会早已切身体会过的拉丁美洲与法兰西共和国反教权政策：例如停止宗教教育与国家财政对于教堂维护或者教士津贴的支持。思虑不周的共和派针对日常天主教徒生活的各种细节发动了毁灭性的冲击，激怒了大批原本未必会特别反对共和国或者特别怀念废王阿方索十三世的普通天主教教徒。更糟糕的是，愤怒的天主教示威进一步撩拨了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怒火。没过多久到了1931年，他们就开始焚烧教堂建筑。*46*

战线就这样划定了。新近浮现的基督王意象再次成为了政坛右翼的名义领袖。这种事不仅发生在墨西哥，在比利时政坛的激进天主教群体当中也可以见到。*47* 新成立的西班牙天主教政党在1934年赢得了不少选票，激怒了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现在针对教堂建筑的攻击已经不过瘾了，神职人员也成了痛下杀手的对象。当左翼政党在1936年赢得选举之后，一群军官决定以武力推翻选举结果。他们与一场由法西斯主义催生的新兴“长枪党”运动结成了盟友。这些人当中有一位自加利西亚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此前他因为参与政治活动而丢脸地被当局遣送到了加那利群岛，如今他却趁着飞速发展的局势咸鱼翻身，成了运动领袖。一位神秘兮兮的英国军情六处官员休.波拉德少校安排了佛朗哥离开加那利群岛前往摩洛哥的关键航班，并且掩饰了这架英国租用飞机的真正目的。他这么做并非出于上级指示，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以及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热情崇拜者）。波拉德后来曾经公开且义正词严地地为纳粹轰炸巴斯克首都格尔尼卡的行为辩护。当时他很为自己履行了“一个虔诚天主教徒帮助教友摆脱麻烦的责任”而感到自豪。民族主义者们凭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军事支援击败共和国的捍卫者之后，波拉德还从心存感激的佛朗哥手中领受了一枚勋章。*48*

接下来的三年里，西班牙经历了异常残酷的内战，而梵蒂冈在此期间却仅仅看到了共和派的暴行。当然这些行径着实恶劣至极：神职人员遭到谋杀，教堂遭到有系统的焚烧，甚至坟墓里的尸体都被挖出任人嘲笑。民族主义者的宣传抓住共和派强奸修女的事例大肆炒作，尽管没有任何确切记载表明这种事当真发生过。这种事显然触犯了共和派的军事荣誉观念。的确发生过的暴行被一位历史学家称做“欧洲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反教权流血事件”。比方说在马拉加的安达卢西亚教区，在1937年意大利军队占领这里之前一年里，当地240名教士当中有115人遇害。通常情况下他们都会在临死之前遭受性虐待，或在死后遭到阉割。如此暴行反映了男性平信徒的精神官能症。在行凶者看来，天主教教士的独身生活必然导致淫欲难耐。这种古老的恐惧也是反教权主义的经典桥段。*49* 不过罗马方面并没有特别注意到，在半岛北部的巴斯克地区，大多数神职人员都站在地方自治与共和国一边反对佛朗哥手下的民族主义者，而民族主义者也将他们与长枪党的其他敌人归为了同一群并且施加了野蛮的惩罚。

当佛朗哥在1939年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庇护十二世教皇向西班牙人民发布广播，赞扬西班牙“再一次给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先知们提供了天主教信仰坚不可摧的崇高证据”。庇护十一世区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企图被人遗忘了。当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无助残余部分时，梵蒂冈没有进行任何抗议活动，而且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天主教教会在德国也因此而受益不浅。*50* 至少教会并未主张恢复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与留存至今的罗马宗教法庭（Holy Office）平起平坐。但是在佛朗哥大元帅治下的警察国家西班牙也用不着宗教裁判所。毫不顾及过去一百年半岛历史的佛朗哥政权在西班牙重申了1492年的驱逐法令：西班牙必须成为一个种族纯洁、恭顺父权式权威、奉行统合主义且全民一心的天主教国家。直到大元帅阁下死于1975年为止，西班牙一直维持着冰冷的独裁专制，仅仅在执行层面略有微调。此时天主教教会的发展已经使他变成了一件越来越令人尴尬的历史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