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1978年，笔者平生第一次造访罗马，恰逢不幸短命的约翰.保罗一世教皇继位大典前夕。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地穴里，笔者有些惊讶地盯着约翰二十三世花团锦簇的坟墓。坟墓两侧是一对大型青铜花圈，捐赠人是已故西班牙将军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它们看起来就像是两个特别险恶的看守，看管着这位二十世纪最喜兴最不拘一格的教皇。自从1963年后约翰二十三世去世后不久，这对花圈就已经到位了。笔者很想知道这对宝贝如今被打发到哪个犄角旮旯里面去了。这座坟墓周遭的难堪记忆如今已经终结了，因为自从最近的册封圣徒手续启动之后，约翰二十三世的遗体已经遵照习俗被虔诚地迁往了神圣的玻璃门陈列柜里面，将要在这里度过正式成为圣徒之前的准备阶段。*1* 虽然约翰二十三世在教皇历史上任期较短，但这段任期对于基督教造成的变革性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罗马天主教教会的界限。这场变革否定了军事独裁者佛朗哥曾经提出的一切主张——因此这两个青铜花圈看上去才如此违和。花圈与坟墓的风格冲撞是一个无意识的象征，如今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对花圈的消失惋惜不已。过去半个世纪里，基督徒见证了一场文化战争，其结果至今未有定数。

1958年，前任梵蒂冈外交官、红衣主教兰卡里当选成为了约翰二十三世。当时他正在威尼斯宗主教的岗位上享受着光荣而体面的半退休生活。兰卡里胜选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多少敌人，并且所有参选人都认为他造不成多少危害。毕竟他已经是七十六岁高龄的老人了，所有人都不无道理地认为他在教皇位子上坐不了几天就要蒙主恩召。在刚刚经历了令人精疲力竭的庇护十二世在位时期之后，人们难免想要找一位性情平和的人来担任教皇，从而使教会有机会找到下一位富有决断的领导人来引领未来方向。当然，兰卡里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很擅长化解冲突，但是这也暗示着他不太可能延续自从法国大革命的磨难以来已经成为教皇招牌特色的善战好斗风格——人们都还清楚地记得《谬误举要》里边咄咄逼人的批判言论，或者庇护十世与庇护十一世针对现代主义与共产主义发表的骇人斥骂。

新任教皇热情洋溢且充满了无尽的好奇心，使得那些一心只希望教皇循规蹈矩的教会人员大为不安。不过他也是个极其精明的人，尤其擅长实现自己的意愿。不过他的意愿与梵蒂冈教廷主要成员的希望并不吻合，后者只希望恪守既有观点，避免进一步的讨论。结果教皇在 1959 年不顾教廷上下的惊恐万状，宣布自己有意在梵蒂冈召开教会会议，把所有话题全都摆到桌面上来。*2*既然会议的召开已经不可避免，梵蒂冈的行政机器只得服软。在这种情况下接下来要做什么是显而易见的：通过宗教法庭（Holy Office）（这是当时指代罗马宗教裁判所的委婉语）严格控制会议议题。这种做法不仅反映了第一次梵蒂冈会议的态度，也反映了特伦特路线的态度：这世上有许多恶劣观点，任何良善的天主教徒都应当避而远之。正如宗教法庭负责人红衣主教奥塔菲亚尼在会议早期阶段公开阐明的那样，“必须要注意的是，本次会议以简明清晰为要，与长篇布道、主教的教牧书信甚至教宗本人的谕令都不相同。经年以来的实践已经认可了这次会议的恰当风格。”

奥塔菲亚尼的主张面临着三个障碍。首先，教皇将一位乔瓦尼.巴蒂斯塔.芒特尼召回了罗马。此人常年在梵蒂冈担任公务员，曾经与庇护十二世关系密切，不过后来因为同情心泛滥而遭到冷遇，明升暗降地流落到了米兰大主教的岗位上。重返罗马之后，芒特尼头上又多了一顶红衣主教冠。他对于梵蒂冈的运作机制知根知底，很有兴趣与当年的同事们智斗一番。其次，两千多名主教于1962年抵达了罗马，其中欧洲人还占不到一半。尽管为这些主教祝圣的教会系统将现代主义视为无处不在的仇敌，但是这些主教们还是带来了大量如何在1962年经营天主教的实践经验。第三就是公众视线对于会议进程的关注。当年召开特伦特会议的时候，宗教法庭并不用招架记者。现在梵蒂冈被迫聘请了一位新闻官，不过他在旁听会议的时候没有座位。雇主的鄙夷心态由此一览无遗。*4*

如此规模的天主教领袖聚会可谓前所未有。教皇在大会开幕致辞当中兴奋地谈到了天主教教会将人世居民引向“人类关系新秩序”的天赋使命。而且他并未面向人世一味说教，而是批评了那些认为人世“无非仅仅充斥着背叛和毁灭”的“厄运的先知”。亲耳听到这段讲话是很重要的，因为随后出版发行的拉丁语讲稿遭到了大幅删节。*5* 更引人注目的是，教皇邀请了新教教会的观察员，而且他们也当真亲身来到的会场。在特伦特会议之前，胆敢踏入罗马的新教徒都要冒着烧死在火刑台上的风险。更有甚者，在会议开始一段时间后，一批女性天主教教徒也受邀参加了会议，其中大多数是修女。所有这些受邀者自然都无权投票，但他们的存在依然象征了天主教教会走出传统壁垒的意愿。教廷精心准备的各种防御性文件草案全都遭到了否决，并且遭到了完全不同的文本的替换。这次会议的核心遗产是两份至关重要的共识文件——它们为一部分天主教徒提供了采取进一步行动的跳板，也为另一部分天主教徒造成了麻烦的障碍。

第一份文件名叫《万民之光谕令》（Lumen Gentium），是一份关于教会性质的敕令。这份文件的初稿是在红衣主教芒特尼的指示下撰写而成的，不过后来就像许多其他文件一样遭到了改造。另一位红衣主教蒙蒂尼曾经公开批评原稿文理不通，还有一位布鲁斯红衣主教激烈地斥责了原稿当中的“胜利主义”、“教权主义”与“法律至上主义”。*6* 终稿遭到了彻底的改头换面、就连标题都根据伟大的比利时合一主义红衣主教利奥.乔瑟夫.胥恁斯的意见进行了更改。这份文件通过对于动词的精心选择体现了针对此前罗马天主教声明的显著突破：文件并未简单地将基督的教会与教皇主持的教会等同起来，而是声称基督的教会“存在于”罗马天主教教会当中。这句话对于其他教会意味着什么呢？——“存在于”与“等同于”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份文件还做出了全新的尝试，意在解决几乎毁掉特伦特会议的权威问题。第一次梵蒂冈会议曾经就这个问题给出过一个片面（而且过分偏向教皇至上主义）的答案。这份文件的第二章题为“上帝之民”，根据启示录1.6的说法，大祭司基督（Christ the High Priest）将要使这些人“成为国民、作他父神的祭司”。受任圣职的教士阶层要“组织并统御祭司之民”，但是民众的祭司权利也可以在教会生活的众多方面得以行使，包括礼拜活动与日常方面。这一点对于主教制度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谕令还提出了“共同治理”（collegiality）的概念，与教皇至高权威相呼应。这个概念重申了除去罗马主教之外其他主教的权威——仅仅如此吗？还是说同样也主张了他们有权替代罗马主教的权威呢？谕令当中对于教皇无过错的重申并未暗示后一种诠释。*7* 红衣主教奥塔菲亚尼玩了一把寒意入骨的冷幽默，他注意到福音书中唯一一次“共同治理”行为就是门徒们在耶稣受难之前集体逃离客西马尼花园的情节。*8*

第二份文件名叫《喜望谕令》（Gaudium et Spes），企图在现代世界的背景下为教会定位：

“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在更加深刻地探讨了教会的奥秘之后，不仅面向教会之子以及所有尊奉基督之名的人，而且面向全体人类毫无动摇地发言。这次会议渴望给所有人解释一下，教会如何设想其自身在当今世界的存在与活动……”

上帝之民认为教会的领导是充溢人间的主的灵。在这个信念的推动下，教会不惮辛劳地破译着上帝存在与目的的真正讯号。信仰的审视使得一切事物都不再相同，彰显了上帝的大计，唤醒了人类的使命感，并且因此引领着心智构想出完全属于人类的解决方案。

这段话洋溢着幸福感饱满的信心，约翰教皇早在会议开幕致词当中已经表达了这种情绪：教会不必害怕与边界之外的人们进行公开讨论，而不必一味对他们进行说教。

这份会议声明还挑明了很多内容，其中大部分内容早先已经被西方教会当中与天主教分离的弟兄们发现了：地方语言礼拜仪式的价值、对于此前两个世纪圣经学术成果的勇敢采纳，对于合一主义的开放态度，以及对于平信徒事工的肯定。这份《当今谕令》（Nostra aetate）或者说《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为犹太人在基督徒手中遭受的苦难进行了公开道歉，这份文件的最终稿直截了当地批驳了认为犹太人犯有弑神之罪的传统基督教思想。与会人员当中有一位主教觉得会议进程完全无法接受而且混乱得一塌糊涂，他与其他少数人一起从始至终都投票反对这些统称为《喜望谕令》的声明。这位卡罗尔.沃伊蒂瓦来自波兰，在中途休会期间就任了克拉科夫的大主教。此外还有一位与会的德国神学家若瑟.拉青格教授也在私下里表达了自己对于《喜望谕令》的不满。在他看来，谕令当中喜气洋洋的基调未免过于肤浅了。

等到这些关键文件获得教皇认可与颁布的时候，约翰二十三世已经去世了。早在会议正式召开之前他就已经被诊断出了癌症。确诊之后他只活了几个月，没能来得及看到这个革命性项目完全展开。但是他掀起的势头使得红衣主教蒙蒂尼迅速当选为保罗六世教皇，会议也继续召开了下去。保罗教皇决心保持改革的步伐，但是当他加紧改革以及在日后认真贯彻落实具体改革措施的时候却反复表现出了优柔寡断的性格。他的前任曾经戏谑地声称他的脾气“un po' amletico”——“有点像哈姆雷特”。*10* 保罗六世一度看上去特别开放，一心想要彻底改变庇护十二世的梵蒂冈。但是现在他开始为了改革应当在何处收手而心焦不已。也许并不奇怪的是，保罗六世对于全体主教的共同掌权抱有怀疑态度。为了赢得保守少数派对于《万民之光谕令》的支持，他接受了这些人提出的附加“序言”。这段附加文本以经院主义风格的语言指明了文本主体在共同治理方面的局限性。

在发表会议闭幕词的时候，保罗六世主动将玛利亚称为教会之母。此前好几个波兰主教曾经恳求他为玛利亚加封一个更加强力的尊号：女中保（Mediatrix）。与这一举动相对照的事实是，将玛利亚奉为教会之母的想法在《万民之光谕令》当中已经退化成了礼貌的呢喃细语。将整个人世奉献给圣母是个很保守的提案，但是与这次会议作出的其他重大决策相比，关于这个提案的表决却最富争议，胜负差距也最为狭窄。这个结果恐怕使得教皇大为动摇。不管怎么说，这个结果都提醒我们，保罗六世未必一定就会将正式章程讨论结果的地位摆在主要公共声明的前面，即便第一次梵蒂冈会议确立的教皇无过错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不能涵盖这些声明。这种抬高玛利亚的行为主张惹毛了许多人，其中就有德国红衣主教奥古斯丁.比（Augustin Bea）。他一眼就看出此举并非刻意拉拢新教徒，甚至都不一定是为了拉拢东正教。*11*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对于母亲、父亲和家庭的关切为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的革命计划造成了最严重的干扰。因为对于教会实践进行改革的请愿大潮尤其正是在性问题方面吓退了教皇。与会人员广泛地期待着非洲传教所揭示的现实局面以及合一运动在世界其他地区所引起的实际问题会使得罗马教会放松对于神职人员独身的坚持，但是保罗六世却重申了独身原则。从此北半球的教士从业人数开始稳步下降，越来越多的神父为了成家而放弃了圣职。纵观世界其他地区，独身生活在主流文化当中向来地位不高，因此教皇在这个问题上教皇的裁决直接被人无视了。值得注意的是，教士从业在这些地区依旧生机勃勃。教皇对于人工节育毫不通融的立场甚至造成了更大了破坏：这个问题激起了自从马丁.路德的救恩神学以来教皇权威在西方教会历史当中所遭受过的最严重挑战。

避孕技术在十九世纪末期已经得到了改造。现在人们已经能够既容易又便宜地将异性性交与怀孕相分离了。欧洲人和北美居民很快就抓住了这个可能性。神学家又会作何反应呢？普世圣公宗很快就顺应了新形势：只要看一看参加兰贝斯会议的主教们作出的声明口吻转变得多么迅速，就能意识到这方面的变化。在1908年，他们呼吁基督徒“反对一切有损人格，不利于国家福祉……且不容于基督教道德的人工避孕手段”。在1920年，他们仍然高度关注着“有碍于家庭的理论与行为”的扩散以及“鼓励已婚夫妇刻意进行以行为自身为目的的性结合”的说教，但同时又不愿意制定相应的行为准则。到了1930年，他们就改换了口径，认为“每一对夫妻应当在上帝面前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以及因为心存困惑而听取了医学与属灵方面的合格建议之后，自行决定（是否避孕）。” *12*

自从圣公会主教们作出这条酌情建议之后，世界上又发生了很多事。西方性观念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遭遇了一场文化革命，第二次梵蒂冈会议正好躬逢其盛，参会人员们也被这场革命吓得大惊失色。罗马天主教的道德教诲是否会遵循与圣公会相同的轨迹呢？1964年，保罗六世宣布他要在会议第三阶段开始之前结束关于性问题的讨论。这一举动再次表现了他的主动性，同时也强烈暗示着天主教将会走上另一条相反路线。然而在1968年，天主教教义看起来好像的确会得到变革。在长达五年的审议之后，一个自然法专家委员会——其中包括许多平信徒乃至女性——即将公布一份关于人工节育的报告。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禁止避孕装置的理由不够充分。委员会的思路吓得保罗六世教皇赶紧扩大了委员会人数并且改变了委员会成员投票资格的判定标准。他原本打算借此推翻原结论，结果这个结论却得到了加强。作茧自缚的教皇最终无视委员会的工作并于同年发布《人命谕令》（Humanae vitae），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份文件将人工避孕从天主教徒的家庭生活当中彻底排除了出去。*13* 令教皇惊愕且沮丧的是，罗马的公开发言根本没能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在整个北方天主教世界，无数平信徒与神职人员都进行了公开而愤怒的抗议。更糟糕的是，人口调查很快表明数以百万计的天主教教徒根本不管教皇的禁令，将其视为废纸一张。天主教教徒如此齐心地鄙视一份旨在为他们构建生活范式的教皇声明，这种场面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

在整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旷日持久的避孕之争为保罗六世的教皇任期蒙上了永久的阴影。但是这位人性十足且注重隐私的教皇在位期间还取得了许多其他正面成就。比方说他在1965年与普世牧首达成协议，结束了1054年以来东西方教会相互宣布绝罚的历史。1966年他又面见了颇有圣徒气质的坎特伯雷大主教迈克尔.拉姆齐（Michael Ramsey）。此外保罗六世还走遍了全世界，以往任何一位教皇都没有此等事迹。他小心翼翼地开启了与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对话，同时又将罗马与佛朗哥政权的关系打压到了前所未有的冰点——根据可靠的报道，佛朗哥在临死前的最后一年里差点遭到绝罚。*14* 在教皇周围，天主教徒们爬上了改革举措与第二次梵蒂冈会议意见共同组成的木筏，并且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将其加以实施，往往不受教皇的控制。

除了避孕风波之外，对于教会生活最具有普遍颠覆性的问题就是公众敬拜的变革。这一点表明了会议的用心：所有信徒都能通过积极参与信仰活动彰显自己的教士特质，因此他们应当更加投入地参与礼拜仪式，而不仅满足于唱唱圣歌而已。想将全体信众包容进礼拜活动的用心的确值得称道，但是这一原则的落实依然体现了罗马方面最为死板的中央集权倾向。一夜之间，特伦特传统的弥撒仪式就遭到了禁止（仅在少数小心隔离的区域存在例外），用来顶替的拉丁语仪式基本上也在世界各地遭到了地方语言的翻译。千百年来支持并慰藉了无数信徒的圣体赐福如今遭到了神职人员的广泛反对，因为他们试图将教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弥撒仪式本身上面。这种做法就此消失了。在特伦特会议之后曾经发展得十分精致的祭台陈设如今成了多余的存在。因为教会决定让弥撒主持者面对教众，换句话说神父要站在祭台的后面。此前祭台从来都紧靠着装饰有雕塑或者绘画的墙壁摆放，因此所有的装饰都冲着另一边。于是看上去一副便宜货气质的桌子（价钱究竟便宜多少姑且不论）纷纷挤进了历史悠久的教堂里。对于会众弥撒的强调也使得众多侧祭台遭到了忽视，只得默默蒙尘。

与地方语言弥撒一并来临的是音乐革命。在二十世纪早期的天主教当中，为了恰当且尊崇地演唱古代素歌，人们爆发出了巨大的学术和音乐能量。到了如今，出于此类考虑而进行的训练已经像巴洛克风格的祭台一样多余了，因为教会要求会众们用自己的语言来演奏音乐。许多神父们此前从未接受过面向会众上音乐课的培训，如今他们经常被迫违背自己的本能自行创造一整套此前在天主教当中几乎不存在的音乐用法，而且天主教教会里根本没有相应的原生曲目库。一夜之间，除去少数几座极其擅长传统音乐的最后阵地之外（外加教皇自己的西斯廷礼拜堂），原声吉他骤然成为了天主教音乐风格的独裁者，就像当年的日内瓦赞美诗横扫宗教改革英格兰一样。除了素歌之外，全套以弥撒为核心的天主教音乐作品遗产在礼拜活动中也全都靠边站了，而且如今圣公会信徒演奏此类音乐的频率与效果恐怕还要胜过天主教徒。在这方面受到伤害的人们远不仅限于神学保守派。有些不服气的人们一直在半秘密地进行着老式弥撒仪式并且演奏相关音乐。传统派天主教徒因为当前情况而憋了一肚子闷气，这些反抗者的作法则成为了导致他们爆发出来的催化剂。在有些地方这一点甚至引发了教会分裂。还有一些人则忍气吞声静待时机。这些人当中就包括约瑟夫.拉青格，他于1977年被任命为慕尼黑大主教，他的哥哥则在雷根斯堡大教堂工作，是德国天主教的最杰出教堂音乐家之一。*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