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中的成语16 -- 桥上

《昭十五年传》：

十二月，晋-荀跞如周，葬穆后，籍谈为介。既葬，除丧，以文伯宴，樽以鲁壶。王曰：“伯氏，诸侯皆有以镇抚王室，晋独无有，何也？”文伯揖籍谈。对曰：“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镇抚其社稷，故能荐彝器于王。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献器？”王曰：“叔氏，而忘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无分乎？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处参虚，匡有戎狄。其后襄之二路，鏚钺、秬鬯，彤弓、虎贲，文公受之，以有南阳之田，抚征东夏，非分而何？夫有勋而不废，有绩而载，奉之以土田，抚之以彝器，旌之以车服，明之以文章，子孙不忘，所谓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孙伯-黡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不能对。宾出，王曰：“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p 1371）（10150701））（125、129、114）

我的粗译：

我们昭公十五年（公元前五二七年，周景王十八年，晋昭公五年）十二月，晋国的荀跞（知文伯）前往周王室那里，为景王的王后穆后送葬，籍谈做他的副手。葬礼完成，除去丧服以后，“王”（周景王）设宴招待荀跞。在宴会上，用来斟酒的是鲁国进献的壶，于是“王”借机对荀跞提出：“伯氏，诸侯皆有以镇抚王室，晋独无有，何也？”他是问：伯父家里的啊，各家诸侯都能进献一些彝器给我家，为什么只有晋国不来进献呢？

荀跞没法回答，就对籍谈作揖，请他来回答。于是籍谈回答说：“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以镇抚其社稷，故能荐彝器于王。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献器？”他是说：当初这些诸侯受封的时候，天子都赐给他们镇国之宝，所以这些诸侯也会向王室进献彝器。只有晋国，远居深山，与戎人和狄人作邻居，远离王室，天王的威力到不了这里，我们对付那些野蛮人都来不及，还顾得上进献彝器吗？

“王”生气了，就训斥他说：

叔父家里的（叔氏）啊，你忘了吗？晋国的先祖——叔父唐叔，是成王的嫡亲弟弟，怎么会没得到镇国之宝？文王阅兵使用过的密须之鼓和大路（专车），武王战胜商人时所用的阙巩之甲，这都是唐叔受封时成王赏给他的镇国之宝啊。唐叔有了这些镇国之宝，才能镇住那些野蛮人，在那个上应“参宿”的地方站住脚。后来襄王又把自己的两辆专车赏赐给了文公，还赏给他鏚钺和秬鬯（酒）、彤弓和虎贲，文公得到了这些，还得到了南阳之田，以此成为东方的霸主，这不就是这些镇国之宝起了作用吗？

对手下的那些臣子，天子会赏赐功勋，不忘劳绩，封给他们土地人民来奉养他们，送给他们祭祀的宝器帮助他们，赐给他们车辆服饰以表彰他们，赏给他们旌旗标帜以荣耀他们，这些诸侯子子孙孙都不忘记天子的赏赐，这就是所谓“福”啊。如果没有这些天子赏赐的“福”和“祚”，哪还有晋国的叔父啊？

而且，叔父家里的，你的先祖孙伯-黡就曾负责总管晋国的典籍，以此帮助治理晋国，所以才有你“籍”这个“氏”。一直到辛有的第二个儿子叫‘董’的去了晋国，晋国才有专门的史官‘董史’。你的先祖既然总管典籍，你怎么能忘记这些呢？

籍谈听了这番话，完全被镇住了，一句话也答不上来。等这些客人走了以后，“王”还不依不饶，说：“籍父（籍谈）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

一些补充：

这里的“伯父家里的”（伯氏）是指荀跞，周天子管所有的同姓诸侯都叫伯父或者叔父，管所有的异姓诸侯都叫舅父，突出了他们之间的亲戚关系，进而对这些诸侯的代表也称之为伯氏、叔氏、乃至舅氏。荀跞代表晋昭公前来，所以周景王称他为伯氏。类似的，“叔父家里的”（叔氏）是指籍谈。当时的“氏”字大体意为“那里”、“那些”。

至于为何同出一家（晋国），荀跞就是伯氏，籍谈就是叔氏，我觉得可能是后人的混淆；当然也可能是周景王临时顺嘴那么一说，因为晋侯显然既不是周景王真正的“伯父”也不是周景王真正的“叔父”，称叔称伯均无不可，他总不能把那两个人都称作伯氏或都称作叔氏吧，所以就顺嘴把看着岁数大的叫成“伯氏”，把看着岁数小的叫成“叔氏”。

“数典而忘其祖”（shǔ diǎn ér wàng qí zǔ），显然是成语“数典忘祖”（shǔ diǎn wàng zǔ）的来源。

上面“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我觉得反映了各诸侯国的行政机构是逐步完善起来的，也有赖于人才的引进。

《昭十五年传》：

籍谈归，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终乎！吾闻之：‘所乐必卒焉。’今王乐忧，若卒以忧，不可谓终。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于是乎以丧宾宴，又求彝器，乐忧甚矣，且非礼也。彝器之来，嘉功之由，非由丧也。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王虽弗遂，宴乐以早，亦非礼也。礼，王之大经也。一动而失二礼，无大经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经。忘经而多言，举典，将焉用之？”（（p 1374）（10150702））（125、129、114）

我的粗译：

籍谈回国以后，把这事告诉了叔向，叔向评论说：

当今天子看来下场不会好！我听说：“所乐必卒焉。”当今天子以忧为乐，难保会以忧收场，不会是好下场。今年周王室那里出了两件大丧事，都是当今天子应该服丧三年的大丧事，当今天子居然还能设宴款待吊丧的客人，又向客人求取彝器，真是过于以忧为乐了，而且不合于“礼”。

彝器是用来表彰功勋的，不是用于吊丧的。现在这种大丧，不论多么高贵的人都应该服丧，这才合于“礼”。天子虽然不必服丧三年，但这时候就宴乐，还是太早了，同样不合乎“礼”。“礼”是天子施政的原则，当今天子这一件事就有两处违反了“礼”，大大偏离了施政的原则。而且在朝堂上说的话都会记入典籍，典籍就是要记录施政原则的。偏离这个原则随便乱说，就算引用了过去的典籍，又有什么意义？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曰：

指太子寿卒与穆后死。王为太子服三年丧，今《仪礼丧服》有明文；然夫于妻，则期而已矣，无服三年之文。唯《墨子》《节葬下》、《非儒下》、《公孟篇》俱有夫为妻丧之三年之文，与《仪礼》异，与《左传》合。惠栋《补注》引《墨子》而不得其说，顾颉刚《史林杂识》则谓“《丧服》一经当有二本，甲本如《墨子》及《左传》作者之所见，乙本则汉以来诵习者也。”

杨伯峻先生注“言以考典”曰：

杜《注》：“考，成也。”典谓典则。

杨伯峻先生注“举典，将焉用之？”曰：

举典，即数举典籍。与上文“考典”之“典”相应而义不同。

这是叔向在《左传》中出现最晚的年份，他已经是风烛残年，甚至有认为他在去年（公元前五二八年）就已经死了，看来叔向应该就死在这一年（公元前五二七年，鲁昭公十五年，晋昭公五年），大约享年六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