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中的成语16 -- 桥上
子干归,韩宣子问于叔向曰:“子干其济乎?”对曰:“难。”宣子曰:“同恶相求,如市贾焉,何难?”对曰:“无与同好,谁与同恶?取国有五难:有宠而无人,一也;有人而无主,二也;有主而无谋,三也;有谋而无民,四也。有民而无德,五也。子干在晋,十三年矣。晋、楚之从,不闻达者,可谓无人。族尽亲叛,可谓无主。无衅而动,可谓无谋。为羁终世,可谓无民。亡无爱征,可谓无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难以弑旧君,谁能济之?有楚国者,其弃疾乎!君陈、蔡,城外属焉。苛慝不作,盗贼伏隐,私欲不违,民无怨心。先神命之,国民信之。芈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获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宠贵,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难,谁能害之?子干之官,则右尹也;数其贵宠,则庶子也;以神所命,则又远之。其贵亡矣,其宠弃矣。民无怀焉,国无与焉,将何以立?”宣子曰:“齐桓、晋文不亦是乎?”对曰:“齐桓,卫姬之子也,有宠于僖;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以为辅佐;有莒、卫以为外主;有国、高以为内主;从善如流,下善齊肃;不藏贿,不从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厌。是以有国,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宠于献;好学而不贰,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馀、子犯以为腹心,有魏犨、贾佗以为股肱,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有栾、郤、狐、先以为内主,亡十九年,守志弥笃。惠、怀弃民,民从而与之。献无异亲,民无异望。天方相晋,将何以代文?此二君者,异于子干。共有宠子,国有奥主。无施于民,无援于外;去晋而不送,归楚而不逆,何以冀国?”(《昭十三年传》(p 1350)(10130210))(108、114)
这里有两个成语,一个是“同恶相求”(tóng wù xiāng qiú),还有一个是“从善如流”(cóng shàn rú li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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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恶相求”杨伯峻先生有注:
服虔谓“国人共恶灵王者如市贾之人求利也”,则同恶泛指恶灵王之人。顾炎武《补正》引傅逊曰:“同恶谓同谋造乱之人,如薳居、蔓成然之属。”此又一说。杜《注》谓“弃疾亲恃子干,共同好恶”。然召子干者非弃疾,其说更不足信。召子干者乃蔡之观从,从求子干、子皙以复蔡。同恶固泛指恶灵王者,亦包括子干。(诸说皆不合《传》意,仍以服虔说较近。)。
在《昭二十五年传》还有:“众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将蕰。蕰蓄,民将生心。生心,同求将合。君必悔之!”((p 1463)(10250605))(116)。此“同求将合”之“同求”正“同恶相求”之“同恶”也。
另外,在《成二年传》中有“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p 0796)(08020308))(069),在《成六年传》中有“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p 0830)(08061102))(074),在《襄二十年传》中有“书曰“蔡杀其大夫公子燮”,言不与民同欲也;“陈侯之弟黄出奔楚”,言非其罪也。”((p 1053)(09200403))(109),在《昭二十五年传》中有“求逞于人,不可;与人同欲,尽济。”((p 1248)(10040103))(108、111),这些所谓“同欲”,与“同恶”也有接近之处。
总之,这是当时“君子”经常会遇到的一类问题,就是要办成一件事所需要的“人心”方面的条件,所以《左传》中多次提及。
不但如此,其他典籍中还有: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记述的孔子之言:“道不同不相为谋。 ”。
《齊語》1中管子有言:“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強。”。
孙子亦有言:“上下同欲者胜。”(《孙子译注》(p 023)李零(030500)《谋攻第三》)。“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孙子译注》(p 002)李零(010200)《(始)计第一》)。
后人说《易》则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以上都是古人对类似情景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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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从善如流”,其下还有互相联系的“下善齊肃”一句,杨伯峻先生在此亦有注云:
古有上善、下善。《老子》:“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此“下善”似指一般行动。齊、肃并有疾速之义,故《传》以齊肃连文。《国语楚语下》曰,“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肃以承之”,韦《注》云:“肃,疾也。”王引之云“齊亦当为疾”,是也。《礼记玉藻》云:“君子之容舒迟,见所尊者齊遫。”齊肃、齊遫义并同。说详杨树达先生《读》。
如此,则有“流”才有“下”,水流就下而飞流直下。下可以是方位词也可以是动词,在我的理解,“下善齊肃”之“下”是动词。
联系起来,大体上“从善如流,下善齊肃”意谓:向善就像水流就下一样自然而然,因此向善的动作自然而然的就会十分迅速。
自然而然地向善,自然而然地迅速行动。这叔向对齐桓公的评价可够高的。
另外,在《成八年传》中也提到“从善如流”:
楚师之还也,晋侵沈,获沈子-揖初,从知、范、韩也。君子曰:“从善如流,宜哉!《诗》曰:‘恺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绩矣。”((p 0838)(08080202))(074)
还有《成六年传》:
于是军帅之欲战者众。或谓栾武子曰:“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子盍从众?子为大政,将酌于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战者,三人而已。欲战者可谓众矣。《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众故也。”武子曰:“善钧从众。夫善,众之主也。三卿为主,可谓众矣。从之,不亦可乎?”((p 0830)(08061102))(074)
这里的“善钧从众。夫善,众之主也”也是“从善如流”的另一个方面。
上面这两段《左传》说的是同一件事:晋国的十二位军帅——卿之中除中军元帅栾武子之外有八人“欲战”,只有三人“不欲战”,但由于“从善如流”——向善就像水流就下一样自然而然,所以栾武子之决定不开战就“宜哉”了,甚至不从八人而从三人也可以算是“从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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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春秋经》和《左传》中的相关段落及我的粗略翻译和一些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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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二十七年传》:
壬午,宋公兼享晋、楚之大夫,赵孟为客。子木与之言,弗能对。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对也。((p 1133)(09270406))(094、114)
乙酉,宋公及诸侯之大夫盟于蒙门之外。子木问于赵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对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无隐情,其祝史陈信于鬼神无愧辞。”子木归以语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辅五君以为盟主也。”子木又语王曰:“宜晋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无以当之,不可与争。”((p 1133)(09270407))(058、094、114)
我的粗译:
我们的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五四六年,晋平公十二年,楚康王十四年,宋平公三十年),七月壬午那天(杨注:壬午,六日。),晋国和楚国的大夫都来到了宋国,准备举行和平的盟誓。宋公(宋平公)设宴招待晋、楚两国的大夫,晋国的赵孟(赵武)是主客。楚国的令尹子木作了精彩的发言,赵孟答不上来,只好让随行的大夫叔向(羊舌肸)替自己发言,而叔向的发言也很精彩,子木也答不上来了。
乙酉那天(杨注:乙酉,九日。),宋公(宋平公)和各家诸侯的大夫在蒙门之外盟誓。子木就问赵孟(赵武)说:“范武子之德何如?”他是问晋国过去的名臣士会(范武子)到底有什么卓越之处。赵孟回答说:“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无隐情,其祝史陈信于鬼神无愧辞。”这是说士会这个人首先把自己的家族治理得很好,所以在晋国讲话理直气壮,而且其家族的祝和史在向鬼神陈辞的时侯也不会心中有愧。
子木回国以后就把这话告诉了他们的王(楚康王),他们的王感叹说:“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辅五君以为盟主也。(士会真是了不起啊!能把对神和人的关系都处理好,所以也就能辅佐五任国君完美地保持晋国的盟主地位。)”子木又对他们的王说:“宜晋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无以当之,不可与争。(现在晋国成为霸主不是没有道理的,有叔向这样的人辅佐他们的卿,我们楚国在这方面比不过他们,没法和他们竞争。)”
一些补充:
这次盟会就是所谓“弭兵之盟”,是当时的重要“国际外交”活动,在这个舞台上,叔向展示了自己的才华。此次盟会的详情请见前面《左传》中的成语15附:子产为政3和《左传》中的成语15附:子产为政4。
叔向是晋平公的大傅,晋国的上大夫。晋国此时刚刚形成“赵”、“韩”、“中行”、“魏”、“范”、“知”六大卿族共治的局面,叔向因为是晋平公的大傅,地位大概仅次于六个卿,但没有实权。
叔向(羊舌肸)是羊舌职的次子,估计生于公元前五九三年(鲁宣公十六年,晋景公七年),他在《左传》中首次出现是在十三年前,即公元前五五九年(鲁襄公十四年,晋悼公十五年)。第二年,公元前五五八年(鲁襄公十五年,晋悼公十六年),估计约三十五岁的他就当上了晋平公的大傅。而此时他大概四十七岁左右。
“蒙门”杨伯峻先生注曰:“宋都东北有蒙城,则蒙门为宋都之东北门,出此门至蒙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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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二十九年传》:
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说叔向,将行,谓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p 1167)(09291308))(086、141、114)
我的粗译:
两年后,我们的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五四四年,晋平公十四年,吴馀祭四年),吴国的公子季札访问了晋国,他欣赏那里的三个卿:赵文子(赵武)、韩宣子(韩起)、魏献子(魏舒),评论说:“晋国其萃于三族乎!(晋国的精英恐怕都会归向这三个家族了!)”
季札还欣赏叔向,在将要离开的时候他对叔向说:“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于难。(我的大人您还是要努力!现在贵国的主上傲慢,下面的大夫又都很有势力,晋国的政权将落入这些大夫的手中。我的大人您喜欢讲真话,得要考虑别惹上麻烦。)”
一些补充:
此时距离叔向去世大概还有十七年左右,距离叔向的儿子杨食我(伯石)被杀、他的家族被灭还有三十年,距离知伯被杀,赵、韩、魏三家把持晋国还有九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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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三十年传》:
于是鲁使者在晋,归以语诸大夫。季武子曰:“晋未可媮也。有赵孟以为大夫,有伯瑕以为佐,有史赵、师旷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师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后可。”((p 1172)(09300302))(082、114)
我的粗译:
(又一年后,晋国错误的征发了一位老人去筑城,在询问这位老人的年纪时,老人的回答形成了一道数学题,主事者解不了,咨询了几位大夫,最终士文伯(士匄,伯瑕)算出了老人的年纪,同时赵武也妥善处理了此事的善后。我记得河里有一个帖子专门讨论这个数学题,十分精彩,但找了找,没找到。)当时鲁国的使者正在晋国,回来以后就把此事报告了诸位大夫。
于是季武子(季孙宿)感叹说:“晋未可媮也。有赵孟以为大夫,有伯瑕以为佐,有史赵、师旷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师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后可。”他是说:我们不能看轻了晋国。晋国有赵孟(赵武)作大夫(按周天子论的大夫,实际是指卿),有伯瑕(士匄,士文伯)辅佐他,有史赵和师旷作顾问,有叔向和女齊教育他们的主上。而且他们的朝中还有很多君子,怎么能轻看他们呢?只能努力侍奉好他们。
一些补充:
其实这一段《左传》中提到的几位大夫都为解数学题和解决这个突发事件做出了贡献,但是其中并没有叔向。由此可见这位叔向是当时晋国著名的有才华的大夫,所以提到能干的人就不能不提他。
另外,《左传》中出现过的晋国的“士匄”有两位,此士匄为士氏别族之士匄(姓:祁;氏:士;名:匄;字:伯瑕;谥:文),非曾执晋政称“范宣子”之士匄(姓:祁;氏:士、范;名:匄谥:宣),后一士(范)家谥“文”的还有一位名人士燮,称“范文子”,而此处之谥“文”的士匄则称“士文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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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五年传》:
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齊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君子谓叔侯于是乎知礼。((p 1266)(10050301))(116、114)
我的粗译:
六年后,我们的昭公五年(公元前五三七年,晋平公二十一年),这年的秋七月,我们的昭公出访晋国,从在远郊的欢迎仪式开始,到后面的互赠礼品,圆满完成了所有的礼节,一直没出纰漏。很让晋方人员吃惊。于是晋侯(晋平公)就问手下的大夫女叔齊(叔侯):“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女叔齊回答说:“鲁侯焉知礼!”晋侯问:“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意思是我们的昭公圆满完成了所有的礼节,一直没出纰漏,怎么还不算“知礼”呢?
女叔齊回答说:“那是‘仪’,不能说是‘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现在鲁国的政令都出自公室以外的私家,无法收回,有贤臣子家羁,不能任用。背弃与大国的盟约,而去陵虐小国。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趁火打劫,却不能察觉自家的隐患。现在公室的部属一分为四,由别人指挥,‘民’的生计也都依赖他人。‘民’的心已经不再向着公室,他还不去设法解决。他虽然是国君,但灾祸已经近在眼前,他还满不在乎。以上这些才是‘礼’的要点,可他却热衷于熟悉琐细的仪节,说这种人‘善于礼’,不是根本不沾边吗?”
贵族们都说这里叔侯(女叔齊)才是“知礼”的。
一些补充:
叔侯(女叔齊)是叔向的同事,叔向担任大傅是叔侯推荐的。二人同是晋平公的老师,还是亲密朋友。《晋语八》中记载了叔侯(司馬侯)死后叔向前往吊唁时说的话:“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
无他,姓“左”。
首先我觉得《左传》是一门教材,是鲁国公室的教材,是依托《春秋经》讲解时政的教材。而既然是时政教材,就会不断更新,所以我猜现存《左传》是以左丘明更新的那一版教材为底本的。而左丘明是与孔子同时而略早的鲁国人,是贤人,符合上面的设定。当然现存《左传》还经过孔子及其弟子的修改润色,孔子用它来作为自己私学的教材,自然会与时俱进做了些修改,最后成书的当是一位孔门弟子。
《左传》一书,是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学者左丘明以《春秋》为参考文献,编写的关于时事政治的成人教材。提供给在朝廷当官的人士学习。而最后的《左传》版本是经过孔子及其弟子修改过的。
照这样看,左传类似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什么届,第什么次会议的文件。是经过专业人士编写,并传达。
花花你。桥上有什么东西?
看来我的表述能力不够。
不是给当官的学习,是给将要当官,同时当家长的人学习,不是成人,至多是年轻人。
看来时政这个词用得不够准确,我本来是用来和历史相对而言的,是说教授的是正在发生的历史。是教给他们怎样干事,包括别人哪些干得对哪些干得错,所谓“礼”,大体上是行为规范。
《昭三年传》:
既成昏,晏子受礼,叔向从之宴,相与语。叔向曰:“齐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區、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jù)贱踊(yǒng)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戏,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齐矣。”叔向曰:“然。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shèng)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雠。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谗鼎之铭》曰:‘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将若何?”叔向曰:“晋之公族尽矣。肸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无子,公室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p 1234)(10030302))(102、114)
我的粗译:
这是我们的昭公三年(公元前五三九年,晋平公十九年,齐景公九年),晋平公来自齐国的爱妾少齐去世,晋平公很悲伤,于是齐国提出从齐国的公主里再选一位给晋平公作继室,派晏婴(晏子)来晋国敲定此事,定婚仪式完成后,晋国按礼设宴招待晏婴,叔向参加了宴会,和晏婴交谈。交谈中,叔向问:“齐其何如?(齐国现在怎么样啊?)”晏婴回答说:
现在已经是末世了,我说不好齐国会不会被陈家取代。反正主上根本不照顾那些“民”,都放弃给了陈家。
我们齐国过去有四种量器,豆、區、釜、钟。四升为豆,以上也是每级四个,一直到釜。十釜为一钟。而陈氏则把前三种量器都增加了一个数,钟就变大了。陈家用自家的量器借出粮食,却用公家的量器回收。他们在山上砍了木材放到市场上,但只收山中的价格;他们在海上采来了鱼、盐、蜃、蛤放到市场上,但只收海边的价格。
“民”尽力所得,三分之二交给了公家,用于自己衣食的只有三分之一。公家仓库中的粮食已经生了虫,其他物资也已经朽坏,但国中的“三老”却吃不饱穿不暖。国中的诸市上,鞋很便宜但“踊”却很贵。
民人如果有痛苦,需要有人安抚,要是能爱之如父母,民人自然会归之如流水。能这样做的人,就算不想得到“民”的拥护,能躲得开吗?箕伯、直柄、虞遂、伯戏这些陈氏家的祖先已经辅佐着胡公和大姬来到齐国了。
叔向也说:
是啊,就是我们这里的公室,也已经是末世了。主上的指挥车没有合适的驾马,“卿”已经没有可以统领的属于公室的“军”或者“行”,主上直属部队的员额不足,公室部队的“卒”和“列”都没有适当的官长。同时,庶民的生活困难,劳役繁多,主上的宫室却越修越大。道路上隔不远就有饿死的人,主上宠爱的女子她们家却成了最富的家族。“民”听到主上的命令马上逃开,就像有仇人在追他们。栾、郤、胥、原、狐、续、庆、伯这些姬姓家族的人,不是在当“皂”就是当了“隶”。执政权全归了各大家族,“民”没有公室可以依靠。主上还不知悔改,以玩乐掩盖忧患。公室的衰亡,已经要不了几天了。《谗鼎之铭》上说:“昧旦丕显,后世犹怠。”何况现在主上还不知悔改,怎么能保持家族的长久呢?
晏婴问:“子将若何?(大人准备怎么办呢?)”叔向回答说:“晋国的公族已经全都衰亡了。“肸”(叔向自称名)的同宗原来有十一个家族,现在只有我羊舌氏还在而已。“肸”的儿子没出息(狼子野心),公室又不靠谱,我如果能善终就很幸运了,还指望能有后人祭祀我吗?”
一些补充:
这里叔向公然以“公族”自居,恐怕也是忘记了前面季札建议的“当思自免于难”。
而且,叔向所在的羊舌家并不比时任中军元帅韩起所在的韩家和晋国公室的关系亲近多少,韩家的始祖是曲沃桓叔的儿子,羊舌家的始祖是曲沃桓叔孙子曲沃武公(晋武公)的儿子,近两代而已,都已经出了五服(曲沃桓叔——曲沃庄伯——晋武公——晋献公——晋文公——晋襄公——公子捷——、孙谈——晋悼公——晋平公;曲沃桓叔——韩万——赇伯——韩简——子舆——韩厥——韩起;晋武公——伯侨——公孙某——羊舌突——羊舌职——羊舌肸)。
杨伯峻先生注“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曰:
杜《注》:“登,加也。加一谓加旧量之一也。以五升为豆,五豆为區,五區为釜。则區二豆,釜八斗,钟八斛。”《读左传》云:“《管子轻重丁篇》云:‘今齐西之粟釜百泉(钱),则鏂二十也;齐东之粟釜十泉,则鏂二泉也。’尹知章云:‘五鏂为釜。’鏂与區同。据《管子》五區为釜,与《传》文陈氏登一之说正合,此又足证明《管子书》晚出。”(《管子轻重》诸篇皆战国甚至西汉作,其证甚多,不仅此一例。)《积微居金文说余说子禾子釜再跋》有陈介祺所藏齐量器实测数。
据《中国古代度量衡器》:“1857年山东胶县灵山卫出土了3件齐国(战国田齐)量器,即子禾子铜釜、陈纯铜釜、左关铜鉌。铜釜铭文严格规定了量器的管理制度以及违反者所受的处罚,与两件右里铜量相佐证,可推知齐国容量单位1升约合205.8毫升,1釜合20580毫升。”
央视有一个关于战国齐国量器的 视频,介绍的比较详细,您若感兴趣可以看看。
《考工记》中关于齐国(春秋姜齐)官方量器“栗氏量”有如下记述:“栗氏为量,改煎金锡则不耗,不耗然后权之,权之然后准之,准之然后量之,量之以为鬴(fǔ,釜),深尺,内方尺而圜其外,其实一鬴。其臀一寸,其实一豆。其耳三寸,其实一升。重一钧。其声中黄钟之宫。概而不税。其铭曰:‘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
下面是依据“栗氏量”制造的“新莽铜嘉量”(右侧是铭文拓片)的图片,这里的铭文为:“黄帝初祖,德沛于虞。虞帝始祖,德沛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据土德受,正号既真。改正建丑,长寿隆崇。同律度量衡,稽当前人。龙在己巳,岁次实沈。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享传亿年。”图片截自网上:
杨伯峻先生注“三老”曰:
三老旧有三解,杜《注》云:“三老谓上寿、中寿、下寿,皆八十以上,不见养遇。”孔《疏》引服虔云:“三老者,工老、商老、农老。”以上二说皆不足信。《礼记乐记》云:“食三老五更于大学。”《文王世子》云:“遂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郑《注》:“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养之,示天下之孝悌也。”诸侯亦养三老,即此三老之义。惠栋《补注》以三老即三寿,引晋姜鼎铭“保其孙子,三寿是利”,《鲁颂》“三寿作朋”为证。但三寿,宗周钟作“参寿”,犹高寿,郭沫若谓以参星之高比寿,后人更转变为山寿。因之不取。
杨伯峻先生注“屦贱踊贵”曰:“屦,麻或革所制之鞋。踊,脚被断者所用,一说为假足,一说为挟持之杖。此言被刑者之多。”
杨伯峻先生注“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曰:
《释文》引贾逵云:“燠,厚也。”休,赐也,见杨树达先生《积微居金文说》。此谓陈氏于民人之痛苦,因厚赐之。杜《注》“燠休,痛念之声。”服虔谓“燠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时小儿痛,父母以口就之曰噢休,代其痛也。”皆不确。
杨伯峻先生注“箕伯、直柄、虞遂、伯戏”曰:
杜《注》:“四人皆舜后,陈氏之先。”遂见八年《传》,余人无可考。
杨伯峻先生注《昭八年传》“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曰:
杜《注》:“遂,舜后。盖殷之兴,存舜之后而封遂。言舜德乃至于遂。”遂亦见三年《传》,曰虞遂。((p 1305)(10080603))
杨伯峻先生注“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曰:“此八氏之先,栾枝、郤缺、胥臣、先轸、狐偃五氏皆卿,续简伯、庆郑、伯宗皆大夫。本皆姬姓,王符《潜夫论志氏姓》曾略及之。”
杨伯峻先生注“《谗鼎之铭》”曰:
杨树达先生《读左传》云:“《说文》云:‘鬵,大鬴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读若岑。’谗鼎盖即鬵鼎,鬵、谗音近通假耳。”谗鼎本是鲁所有,《韩非子说林上》谓齐伐鲁,索谗鼎云云,《吕氏春秋审己篇》、《新序节士篇》皆作岑鼎,不知是此鼎否。然鲁之谗鼎早已在齐,叔向未必能暗诵其铭文,此或晋之鬵鼎铭也。
杨伯峻先生注“昧旦丕显,后世犹怠”曰:“昧旦,欲明未明之时。言凌晨即起,可以大显赫,而后世犹懈怠不为。”
“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qí ài zhī rú fù mǔ,guī zhī rú liú shuǐ)和“民闻公命,如逃寇雠”(mín wén gōng mìng,rú táo kòu chóu)据我的印象也是古代的某种成语。
左丘明的记载最早见于《论语》·〈公冶长〉。对左丘明的姓名有很多观点。一说复姓左丘,名明[1],一说单姓左,名丘明。还有观点认为他姓丘名明,因其世代为左史,所以人们尊其为左丘明
《昭五年传》:
晋-韩宣子如楚送女,叔向为介。郑-子皮、子大叔劳诸索氏。大叔谓叔向曰:“楚王汏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汏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币帛,慎吾威仪;守之以信,行之以礼;敬始而思终,终无不复。从而不失仪,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训辞,奉之以旧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国,虽汏侈,若我何?”((p 1266)(10050401))(108、114)
我的粗译:
我们的昭公五年(公元前五三七年,晋平公二十一年,楚灵王四年),晋平公把女儿嫁给了楚灵王,晋国的韩宣子(韩起)前往楚国送亲,叔向是他的副手。半路上,郑国的卿子皮和子大叔在索氏那里慰劳他们,大叔(子大叔)就对叔向说:“楚王汏侈已甚,子其戒之!(楚王现在任性胡为,大人要小心!)”
叔向回答说:
任性胡为只会给他自身带来灾祸,哪有本事殃及别人?要是我们适时交换礼品,有尊严地与他们交往;始终保持信用,处处不失礼节;从一开始就怀着虔敬之心,并且考虑到所有的前景,那就没有实现不了的目标。我们虽然服从他们的意愿,但仍不会让他们对我们失礼,虽然尊敬他们,但也要保持我们的尊严。以我们的言辞引导他们,遵奉过去的成规,按照先王的规矩行事,也照顾到二国的平衡。就算任性胡为,他又能把我们怎么样?
一些补充:
作为韩起的助手,叔向是干得很出色的,二人的关系大概也不错。
“索氏”(杨注:索氏在今河南-荥阳县(属郑州市)稍西。),推测位置为:东经113.36,北纬34.79(大索荥阳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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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六年传》:
三月,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yí)子产书,曰:((p 1274)(10060301))(111、114)
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yǐ)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bì),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禦,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huì)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涖之以彊,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p 1274)(10060302))(111、114)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bì)之兴,皆叔世也。((p 1275)(10060303))(111、114)
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xù),立谤(bàng)政,制参(sān)辟(bì),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fú)。”如是,何辟(bì)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xī)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p 1276)(10060304))(111、114)
我的粗译:
下年三月,郑人铸了刑书,公之于“民”。听说此事,叔向就派人给子产捎了封信,里面说:
原来我是对大人抱有期望的,现在已经不抱希望了。过去先王是根据具体的形势来决定事情,不会订立刑律,是害怕在“民”之中产生争执之心。就这样还不够,又用“义”来规范,用“政”来纠正,用“礼”来引导,用“信”来保证,用“仁”来号召。而且制定出不同的禄和位以鼓励那些服从的人;推行严厉的刑罚以警诫那些出格的人。还生怕不够充分,就以“忠”来教育他们,以“行”来提醒他们,以“务”来训练他们,在使用他们时保证他们要“和”,在领导他们时保证他们要“敬”,还以强者做他们的榜样,以明断为他们立规矩。同时要为他们选任“圣哲”的统治者,“明察”的管理者,“忠信”的指挥者,“慈惠”的教导者。这样“民”才能用得上,不会生祸乱。如果“民”知道有定好的规则,就不会在乎统治者,就都会产生争执之心,自己了解“书”上的要求,照此行动,希望“徼幸”成事,那就没法办了。
夏代出现乱政的时候,制订了《禹刑》,商代出现有乱政的时候,制订了《汤刑》;周代出现有乱政的时候,制订了《九刑》:这三种刑律开始通行的时候,都是盛世转向末世的时候。
现在大人负责管理郑国,重新整治了田地的围墙和沟洫,推行了“民”所反对的政策,还制订出三种刑律,铸在了“刑书”上面,要靠这些来使“民”平定,不是适得其反吗?《诗》里面说:“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说“仪刑文王,万邦作孚。”按这样说,哪需要什么刑律?可照你这么做,“民”知道可以争执的根据了,就不会按照“礼”的要求去做,而是事事对照“书”里的要求,一点点小事,都会起争端。这样只会产生更多的各种官司,还会使贿赂更加泛滥,在大人这一代,郑国就会败落吧?“肸”(叔向自称名)听说,“国将亡,必多制”,就说的是您现在这种做法吧。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议事以制”曰:“议读为仪;仪,度也。制,断也。谓度量事之轻重,而据以断其罪。说详王引之《述闻》。”
我在这里以“伯仲叔季”之“叔”解“叔世”之“叔”,则“叔世”就是“季世”之前那个世代。
那两句诗头一句出自《周颂清庙之什我将》:“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高亨先生注那句曰:仪式,即法度。刑,通型,效法。典,法则。又解:典,读为德。靖,平定。(《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480))。下一句出自《大雅文王之什文王卒章》:“命之不易,无遏尔躬。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高亨先生注那句曰:仪刑,效法。作,始也。孚,信也。此句言万国才相信周王朝。(《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369))
《昭六年传》:
复书曰:((p 1276)(10060305))(111、114)
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p 1277)(10060306))(111、114)
我的粗译:
子产回了信,信里说:
要照大人您说的——我“侨”不成器,不能造福子孙,但我是在救急。不过虽然没能遵奉大人的教训,可也不敢忘记大人的好意。
一些补充:
叔向管得还真是宽呢,不过从拥戴公室的角度也是可以理解的:本来郑国的国君已经是傀儡了,大概还剩下法官的职能,再有了“刑书”,国君更失去了随心所欲扮演宽仁的裁判者的机会,也就完全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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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六年传》:
韩宣子之适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晋竟,晋侯将亦弗逆。叔向曰:“楚辟(pì),我衷,若何效辟?《诗》曰:‘尔之教矣,民胥效矣。’从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书》曰:‘圣作则。’无宁以善人为则,而则人之辟乎?匹夫为善,民犹则之,况国君乎?”晋侯说,乃逆之。((p 1279)(10060702))(114)
我的粗译:
也是在这一年,楚国的公子弃疾将要访问晋国。当初韩宣子(韩起)前往楚国送亲,楚人没有派人迎接。这次晋侯(晋平公)也打算不派人去迎接公子弃疾。但叔向劝晋侯说:
尽管楚人不像话,我们可是有教养的人,为什么要跟他们学坏呢?《诗》里说:“尔之教矣,民胥效矣。”我们是要让人家向我们学好,怎么能学别人干坏事呢?《书》里说:“圣作则。”我们怎么可以不仿效善人,却去学别人的缺点呢?而且一个匹夫为善,“民”还会向他学习,主上是国君,您为善的行动不就更有号召力了吗?
晋侯听了很高兴,就决定还是派人去迎接公子弃疾。
一些补充:
那句《诗》出自《小雅鱼藻之什角弓》:“尔之远矣,民胥然矣。尔之教矣,民胥傚矣。”(《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350))高亨先生有注:
胥,郑笺:“胥,相也。”
胥,皆也,此胥字与上文胥字义不同。
那句《书》杨伯峻先生注云:
杜《注》:“逸书。则,法也。”作伪《古文尚书》者取入说命。
我记得“圣作则”好像是朱元璋忌讳的话。
《昭七年传》:
单献公弃亲用羁。冬十月辛酉,襄、顷之族杀献公而立成公。((p 1296)(10071301))(114)
《昭十一年传》:
单子会韩宣子于戚,视下,言徐。叔向曰:“单子其将死乎!朝有著定,会有表;衣有禬,带有结。会朝之言必闻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视不过结禬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则有阙。今单子为王官伯,而命事于会,视不登带,言不过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从。无守气矣。”((p 1325)(10110601))(114)
十二月,单成公卒。((p 1327)(10110901))(114)
我的粗译:
在我们的昭公七年(公元前五三五年,晋平公二十三年,楚灵王六年)那会儿,当时周王室的重臣单献公不重用自己的亲族却任用外来的人,结果到冬天,十月辛酉那天(杨注:辛酉,二十日。),他高祖单襄公和他祖父单顷公其他儿子的家族就杀掉单献公,拥立了他弟弟成公。
四年以后,昭公十一年(公元前五三一年,晋昭公元年,楚灵王十年),单子(单成公)代表周天子在“戚”那里会见韩宣子(韩起),可他总是低着眼睛,说话也很慢。于是随从韩起的叔向就指出:
单子恐怕快要去世了。大臣在朝廷上都有明确的排位,会盟时也会在各家参会使臣的位置上设立标帜。而礼服上都有“禬”(衣衿当胸交会之处),衣带上都有“结”。会朝时讲话,必须要让所有有确定排位的人或者有标帜的参会者都能听到,这样才能让大家都明白事情将要怎么办。而且主持会朝的人视线必须要高于“结”低于“禬”,这样才能表现出应有的表情和姿态。讲话是表达意向,表情和姿态则是加强这个意向,如果不能完美地把意向表现出来,就不能完美地达到目的。这次单子作为天王的代表,是要在会盟之时发布天王的指示的。结果他视线低到衣带以下,走路迈不开步,表情体现不出应有的威严,讲话也听不清楚。要是体现不出威严,就无法让人敬畏;要是传达不清楚意向,就无法让人服从。这样,也就无法保持自身的“气”了。
这年十二月,单成公就去世了。
一些补充:
单家从单襄公的睿智明察到现在单成公的颟顸糊涂也就三代人,叔向可能是见过单襄公的,至少单襄公是在他成年以后才去世的。
下面是一件古代服装的图像(截自网上),从中可以找到“结”与“禬”分别所在的位置(胸口和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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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八年传》:
八年春,石言于晋-魏榆。晋侯问于师旷曰:“石何故言?”对曰:“石不能言,或馮(píng)焉。不然,民听滥也。抑臣又闻之曰:‘作事不时,怨讟(dú)动于民,则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宫室崇侈(chǐ),民力彫尽,怨讟并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于是晋侯方筑虒(sī)祁之宫,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远于其身。小人之言,僭(tiě)而无徵,故怨咎及之。《诗》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gě)矣能言,巧言如流,俾(bǐ)躬处休’,其是之谓乎!是宫也成,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p 1300)(10080101))(118、114)
我的粗译:
(我们的昭公)八年春,在晋国的魏榆有一个石头居然说了话,晋平公就问师旷说:“石何故言?”师旷回答说:
石不能言,是有什么东西附在它上面,它才说了话,要不是这样,“民”听到的东西不就太多了吗。而且臣下还听说:“作事不时,怨讟动于民,则有非言之物而言。”意思是如果集合大量的“民”发动战争行动或劳役,却耽误了农时,“民”心怨愤,就会有原来不能说话的东西发声。
现在我们这里宫殿修得又高大又宽敞,“民”的力量已经被用尽了,已经无法保障他们的生存,怨愤之心溢于言表,在这样的情况下,石言,不亦宜乎?
当时晋侯(晋平公)正在建筑虒祁之宫。叔向评论说:
子野(师旷)说的是“君子”才说得出的话。“君子”的话,就应该信而有徵(征),这样才不会给自身招来怨恨。而“小人”-的话,那就是僭而无徵(当时僭是信的反义词),所以经常招来麻烦。《诗》里说“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处休”,说的就是现在这种情境吧!虒祁那座宫殿要是盖成了,各家诸侯一定会背叛我们,主上也会遇到灾祸,这位大人已经预见到了。
一些补充:
叔向所引的那段诗出自《小雅雨无正》,是该诗的第五章,高亨先生注“匪舌是出”曰:“出,当读为拙。”注“维躬是瘁”曰:“躬,自身。此句言:只是自身会受毁损。”注“哿矣能言”曰:“哿(kě可ɡě),嘉,乐。此句指会讲话的人真快乐。”注“俾躬处休”曰:“休,吉庆,福禄。此句言使自己享有高官厚禄。”(《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284)《小雅节南山之什雨无正》)
“魏榆”(杨注:杜《注》:“魏榆,晋地。”战国时属赵,《史记秦纪》,庄襄王三年攻赵-榆次,即此魏榆,在今山西-榆次市西北。),但有指出魏榆当为雍榆——《榆次县志》:周春秋石言于晋魏榆,注家未尝明指为在此地。考晋有雝榆,亦曰魏榆,杜征南云朝歌东有雝榆城,石言当在其处。若六卿分晋时,榆地为魏,有因名魏榆,则非即春秋所纪之魏榆,盖在今辽州榆社县。则“魏榆”推测位置为:东经114.45,北纬35.63(浚县瓮城村遗址)。
“虒祁之宫”(杨注:虒音斯。《水经汾水注》云:“汾水西逕虒祁宫北,横水有故梁截汾水中,凡有三十柱,柱径五尺,裁与水平,盖晋平公之故梁也。物在水,故能持久而不败也。”又《浍水注》云:“又西南过虒祁宫南,其宫也背汾面浍,西则两川之交会也。”则当在今侯马市附近。《韩非子十过篇》谓“晋平公觞之于施夷之台”,卢文弨谓施夷之台似即《左传》虒祁之宫。王先慎云:“《御览》引作虒祁之台。”),推测位置为:东经111.23,北纬35.60(新田西)。
《昭九年传》:
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晋-梁丙、张趯率阴戎伐颍。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迩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废队是为,岂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使偪(逼)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戎有中国,谁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难乎?伯父图之!我在伯父,犹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谋主也。伯父若裂冠毁冕,拔本塞原,专弃谋主,虽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谓宣子曰:“文之伯也,岂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来,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诸侯之贰,不亦宜乎!且王辞直,子其图之。”宣子说。王有姻丧,使赵成如周吊,且致阎田与襚,反颍俘。王亦使宾滑执甘大夫襄以说于晋,晋人礼而归之。((p 1307)(10090301))(118、114)
我的粗译:
我们的昭公九年(公元前五三三年,周景王十二年,晋平公二十五年),周王室直属城邑“甘”的管理者“甘人”和晋国的阎嘉争夺“阎”那里的田地,结果晋国的梁丙和张趯就率领“阴”那里的戎人进攻“颍”来示威。惊动了天王,天王就派了詹桓伯前往晋国-,谴责说:
我周家因为后稷的功劳,从夏代时就领有了魏、骀、芮、岐、毕,这是我周家西方的土地,等到武王克商以后,又领有了蒲姑、商奄,这是我周家东方的土地,还领有了巴、濮、楚、邓,是我周家南方的土地,以及肃慎、燕、亳,是我周家北方的土地,我周家在哪个方向的疆界会离这么近?文王、武王、成王、康王都封了的自己的亲弟弟作诸侯,在周边保卫我们周家,也是为了防止我们周家出什么意外情况,对待他们怎么能像帽子和假发那样,用旧了就扔呢?(其中很多都被晋国灭掉了。)
先王让梼杌这样的凶人居于四裔,就是让他们抵御螭魅这些危险,所以才有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从秦国那里回来的时候,把允姓之姦也招来了,让他们靠近我们姬姓部族中各家的采邑居住,甚至进入到我周家的郊甸,而且那些戎人已经窃据了那里的土地。这些戎人窃据中国的土地,到底是谁的责任?我们的祖先后稷在天下推行农业,现在有些地方却又变回戎人的牧地,不是危险的趋势吗?请伯父考虑!
伯父和我周家的关系,就像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谋主,现在伯父如果要裂冠毁冕,拔本塞原,专弃谋主,那些戎狄还会把余一人(周天子专用的自称,詹桓伯这是在代表周天子发言)放在眼里吗?
于是叔向劝此时晋国执政的中军元帅宣子(韩起)说:“文之伯也,岂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来,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诸侯之贰,不亦宜乎!且王辞直,子其图之。”他是说:即使当初我们文公做了“伯”(霸主),又能够改变自家的标帜了吗?(没有!)他还是拥护周天子,而且更加恭敬。文公以后,一代不如一代,反而不把宗周放在眼里,暴露出自家没有教养。要老是这样,各家诸侯不是肯定会背离我们吗!而且天王说的有理,大人必须要考虑。
宣子听了以后心悦诚服。于是趁着王室的姻亲有丧事,派排在第三位的卿、上军将赵成前去吊唁,并把“阎”那里的那块田地交还给王室,同时向王室致送了“襚”,还遣返了颍之战的战俘。天王也派宾滑把负责管理“甘”的大夫“襄”抓起来送往晋国,以取悦于晋人。但晋人赶紧释放了“襄”,以礼相待,然后把他请回了王室那里。
一些补充:
韩起(韩宣子)和叔向的工作关系还是不错的,能让叔向发挥自己的才能。
杨伯峻先生注“弁髦”曰:
弁髦有二说,《小尔雅广服》云,“弁髦,太古布冠冠而蔽之者也”,则以弁髦即缁衣冠,为一物。另一说,大多数注家则以弁为缁布冠,古代男子行冠礼,先用缁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之后,弃去缁布冠不复用矣。据《仪礼既夕礼》郑《注》,“儿生三月,剪发为鬌(留而不翦者)。”如此,则剪去者为髦。至《诗鄘风柏舟》“髧彼两髦”,此乃假发为之,父母死则取去者,非此之髦。则弁、髦为二物。敝,弃也,弃而不用也。《礼记郊特牲》“冠而敝之可也”,敝即弃义。
杨伯峻先生注“襚”曰:“襚,送死者之衣。”
“甘”(杨注:甘,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南。#甘人,据下文,指甘大夫襄。甘在今洛阳市西南,亦见僖二十四年《传注》。#甘即平公采邑,在今洛阳市南郊。),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19,北纬34.44(洛阳南郊偏西鹿蹄山古石城)。
“阎”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4,北纬34.6(洛阳西南)。
“阴戎”推测位置为:东经111.10,北纬34.10(卢氏县东北,祁村弯,据说有遗址。)。
“颍”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7,北纬34.4(颍谷西)。
“魏”推测位置为:东经110.69,北纬34.72(芮城永乐宫周围古魏城。有遗址,近方形城,周长4500。春秋至战国早期:晋)。
“骀”推测位置为:东经108.00,北纬34.26(扶风县太子藏)。
“芮”推测位置为:东经110.14,北纬34.69(洛汭),其后北迁至东经110.50,北纬35.51(韩城县昝村镇梁带村一带,据《史记》,与梁国同时亡于秦,以芮、梁近邻,后当亦同时入于晋)。
“岐”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07.6,北纬34.45(岐山之阳)。
“毕”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08.7,北纬34.4(咸阳北毕原)。
“蒲姑”推测位置为:东经117.80,北纬37.07(陈庄、唐口村间小清河北岸,陈庄遗址)。
陈庄遗址中的古代“祭台”:
“商奄”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7.1,北纬35.6(曲阜东)。
“巴”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1.2,北纬30.5(长阳县一带)。
“濮”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2,北纬30(石首县附近)。
“楚”推测位置为:东经110.63,北纬32.78(丹阳?淅川龙城,有遗址,方形城,东730,西915,南1030,北974。西周?至东周、汉:楚)。
“邓”推测位置为:东经112.10,北纬32.08(襄樊团山镇邓城村南)。
“肃慎”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7,北纬40(燕东)。
“燕”推测位置为:东经116.06,北纬39.61(北燕,董家林古城,董家林村东)。
“亳”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09,北纬35(亳夷)。
“王城”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2,北纬34.67(王城)。
“丰”推测位置为:东经108.73,北纬34.21(沣河西岸马王镇一带)。
“镐”推测位置为:东经108.74,北纬34.24(沣河东岸斗门镇一带)。
“瓜州”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09,北纬34(秦岭)。
下面是詹桓伯发言相关诸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所谓“西土”、“东土”、“南土”、“北土”,当以“王城”为天下之中。
《昭十三年传》:
子干归,韩宣子问于叔向曰:“子干其济乎?”对曰:“难。”宣子曰:“同恶相求,如市贾焉,何难?”对曰:“无与同好,谁与同恶?取国有五难:有宠而无人,一也;有人而无主,二也;有主而无谋,三也;有谋而无民,四也。有民而无德,五也。子干在晋,十三年矣。晋、楚之从,不闻达者,可谓无人。族尽亲叛,可谓无主。无衅而动,可谓无谋。为羁终世,可谓无民。亡无爱征,可谓无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难以弑旧君,谁能济之?有楚国者,其弃疾乎!君陈、蔡,城外属焉。苛慝不作,盗贼伏隐,私欲不违,民无怨心。先神命之,国民信之。芈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获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宠贵,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难,谁能害之?子干之官,则右尹也;数其贵宠,则庶子也;以神所命,则又远之。其贵亡矣,其宠弃矣。民无怀焉,国无与焉,将何以立?”宣子曰:“齐桓、晋文不亦是乎?”对曰:“齐桓,卫姬之子也,有宠于僖;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以为辅佐;有莒、卫以为外主;有国、高以为内主;从善如流,下善齊肃;不藏贿,不从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厌。是以有国,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宠于献;好学而不贰,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馀、子犯以为腹心,有魏犨、贾佗以为股肱,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有栾、郤、狐、先以为内主,亡十九年,守志弥笃。惠、怀弃民,民从而与之。献无异亲,民无异望。天方相晋,将何以代文?此二君者,异于子干。共有宠子,国有奥主。无施于民,无援于外;去晋而不送,归楚而不逆,何以冀国?”((p 1350)(10130210))(108、114)
我的粗译:
我们的昭公十三年(公元前五二九年,晋昭公三年,楚灵王十二年),楚国的王子子干从晋国回归楚国去争王位,晋国执政的韩宣子(韩起)就问叔向:“子干其济乎?(子干能成事吗?)”叔向回答说:“难。”
宣子再问:“同恶相求,如市贾焉,何难?”他是说:那些人都反对楚灵王,应该像都去市场买东西一样,一拍即合,为什么还难呢?
叔向又答道:
没有共同的目标,能和谁来共同对敌呢?要想当上国君,如果遇到五种情况就很困难:第一,虽有先君的认可但没有人追随;第二,虽有人追随但没有内应;第三,虽有内应但没有谋略;第四,虽有谋略但没有“民”拥护;第五,虽有“民”的拥护但本人未能直接施恩于“民”。
子干在晋国呆了十三年,在晋国和楚国追随他的人,没听说有什么能人,可以说是没有人追随。他的家族已经全被灭掉了,亲戚又都背叛了他,可以说是没有内应。现在楚国并没有什么破绽,他却开始行动,可以说是没有谋略。他长期在外客居,可以说是没有得到“民”的拥护。他被驱逐的时候没有人表现出爱戴他的意思,应该说他本人并没有直接施恩于“民”。现在的楚王虽然残暴,但心胸并不狭窄,要想让楚国以子干为君,就得克服那五道难关,还要杀掉原来的楚王,谁能办成?
最后取得楚国的,应该是弃疾吧!弃疾统治着陈国和蔡国,而且方城之外都归他管。在这个区域中,没有苛刻繁重的负担,盗贼也都不敢嚣张,弃疾自身虽有私欲但都没有坏了规矩,“民”也就没有太大意见。这样一来,祖先和神灵都授命于他,“国”内的“民”也都信任他。而且过去芈姓(楚国王室所属的部族)有乱的时候,最后都是年纪最小的王子成为君主,这是楚国的惯例。
这样来看弃疾:第一,他得到了神的支持;第二,他有“民”的拥护;第三,他通过管治已经普遍地直接施恩于“民”;第四,他曾经受先王的宠爱;第五,他继位符合惯例。有这五点优势,对比子干面临的五道难关,又有谁能够阻止弃疾成事呢?
而且子干曾担任的职位,不过是右尹;在王子之中,他又只是庶子;根据神的意旨,他离王位又很远。他的身份既不显贵,又没得到君王的认可,“民”不怀念他,“国”内也没人支持他,他靠什么得到君位?
宣子又问:“齐桓、晋文不亦是乎?”他是说:当初齐桓公和晋文公不也是这样吗?
叔向答道:
齐桓公是卫姬的儿子,有宠于齐僖公;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为他的辅佐;有莒国和卫国当他的靠山;有国氏和高氏两大家族作他的内应;他本人从善如流,办起好事来效率很高;而且他不贪图财物,不放纵私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厌。这样的人得到齐国,不亦宜乎?
再说我们的先君文公,那是狐季姬的儿子,有宠于献公;他既好学又专心致志,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五名“士”跟随他。他还有先大夫子馀和子犯作为他的腹心,有魏犨和贾佗当他的股肱,有齐国、宋国、秦国和楚国当他的靠山,有栾氏、郤氏、狐氏、先氏四大家族作他的内应。虽然他流亡了十九年,但回国为君的意志却越来越坚定。惠公和怀公不肯好好对待“民”,“民”也就转而拥护我们文公。何况献公已经没有别的公子,“民”也就只能指望我们文公。上天正庇佑晋国,除了我们文公还能支持谁呢?
子干和这两位君主不同的地方有:楚共王另有宠子,“国”内已经有了实际的主宰,子干本身又没有直接施恩于“民”,在外部也没有靠山,离开晋国的时候晋国没有派兵相送,回到楚国的时候楚国没有人来迎接,他凭什么指望能得君位?
一些补充:
子干最终为弃疾火中取栗,成事后又被弃疾阴了一把,竟被假情报吓得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