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比《平凡的世界》更平凡——路遥笔下的流星年华 -- 马前卒

5 谁还记得曹菊英？

刚上网的时候看过一个笑话：【本人表白六次，被表白七次，暂以7:6领先……】。这显然是一个当代段子。因为只有在自由恋爱时代，被表白和被表白之间的比率才能用来说明一个人的魅力。《平凡的世界》描述了一个所有人都从传统社区进入现代社会的年代，其中孙少平和少数朋友走的最积极、最主动。那么，问题来了？谁拒绝过孙少平的主角光环？郝红梅算一个，还有谁？

就我的记忆，另一个拒绝孙少平的人是黄原（延安）城外阳沟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女儿曹菊英。当然孙少平这一分丢的很冤枉，因为他对此根本不知情。

孙少平打工时的勤俭诚恳不仅给包工头留下了深刻印象，还对了市郊实权人物曹书记的心思。因此，在未开口提亲之前，孙少平先得到一个市郊户口做见面礼——这几乎相当于非洲非法移民拿到一张美国绿卡。按曹书记的盘算，孙少平无法拒绝这个礼物，自然也不会拒绝和土豪的女儿结亲。所以，无需询问孙少平对婚姻的意见，曹书记就开始操办迁户口，为女儿准备一条很可能用上的“备胎”。在曹书记眼中，一个【准】城市户口足够拉平主角和龙套之间的差距，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城乡经济鸿沟可见一斑。曹书记选婿的自信，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侯玉英向孙少平求婚的资本。

接下来的情节似乎一切都按曹书记的剧本进行。孙少平耐心地为曹菊英讲课，顺便看清了她的相貌：

而曹菊英对孙少平的印象也不错：

在上一代人看来。有这种程度的好感，有土豪父母的经济援助和承诺：（如果少平成了他们的上门女婿，那阳沟队其他人有什么，少平就得有什么），婚姻的基础已经足够稳固。接下来20年，他们完全可以指望孙少平这个优秀的青年撑起门户，甚至继承曹书记的地位也不无可能。

万没想到，18岁的曹菊英对这个方案行使了否决权：

这里的细节很耐人寻味。从后面的情节看，在孙少平肯定不会入赘曹家的前提下，曹书记为孙少平要一个招工指标依然不犯难。那么可以想象，如果孙少平真的当了上门女婿，曹书记绝不会让他一辈子当农民。而是会发动自己的关系网，为孙少平在城市里找一份足够体面的工作，保证自己的女儿生活无忧。所以，“找个有工作的对象”这个要求，恐怕不仅仅是经济诉求，而主要是对城乡文化背景差异的担忧。

前面谈到那时县城和乡镇的天壤之别。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城市和农村，区别不仅仅在于电灯和煤油灯、柏油路和泥巴路，还有20年来城市迅速工业化带来的生活方式革命。县城以上的城市，集中了绝大多数八小时工作制、家里有电灯、有读写能力的人口，这意味着有时间、有机会、有能力参与现代文化活动的人都在城市，城乡文化因为城市的迅速进步而出现了断裂。即便毛泽东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文艺下乡、知青下（回）乡，也只能在局部缓解矛盾，无法弥合城乡之间的鸿沟。这也正是中学生孙少平对城市的向往和敬畏的来源。

城乡鸿沟可以说是时代的必然。8小时工作制、电灯、普及教育的经济基础是工业化高效劳动，农业村落的经济效率无法支持这样的生活。中国暂时还没有足够的机器工具把所有人装备起来，为了保证工业高速增长，为了保证最优秀的青年随时乐于被抽调进城市，中国必须让城市里的工业人口优先享有现代化生活。可以说，孙少平和他的同学们对城市生活的渴望，曾经是中国高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源。直到最近几天，中国最大的农业省份河南取消了城乡户口区分，孙少平们熟悉的城乡鸿沟才开始逐步被填平。

这一制度的副产品就是“城二代”对农村的歧视。

建国前，除了上海天津沈阳等几个工业中心外，大多数城市都只是附近乡村的中心，是一个“超级集镇”，在文化上和乡村区别不大，直到工业化建设在几乎所有内地城市铺开，城乡文化才出现明显区分。在工业化进程中，第一代被招工提干的城市人口大多来自农村或者生活无保障的城市贫民，他们即便认识到农村生活的落后，也能接受至少是容忍身边人的农业社会生活习惯。等到他们的子女长大，这些年轻人从记事起就把准现代化生活当成必需品，看待进步相对缓慢的农村就是另一种眼光了。对他们而言，上山下乡已经是值得哭爹喊娘的惨事；和农村人结婚？那想都不要想！

平心而论，这种看法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优越感”和“特权思想”。毕竟几十年后的事实证明，现代化生活消灭落后的农业社会习惯是一种必然。曹菊英是个18岁的少女，没有义务考虑全社会的公平问题，没有资格讨论正在取消的知青下乡政策，对于在80年代前期达到顶峰的城乡差异和歧视问题，她应该只是直观地理解为：“要找个能说上话，生活习惯不冲突的男人，农村的多半不行”（我代她做总结）。

这个简单的择偶观，既反映了建国前30年中国的根本性转变，也说明了当时中国的大多数地区还没有体会到工业化的成就，还需要另外一个30年来解决问题。直到30年后的今天，农村出身的“凤凰男”到城市生活，依然会激发无数的家庭矛盾。在书中描写的80年代初，我们必须承认，曹菊英的判断的确有一定道理，即便她因此错过了比她优秀许多、更适应现代社会的孙少平，这也只能算是小概率事件，无法否认城乡文化差异也是择偶“初选”的重要客观标准。

当然，即便曹菊英如此有主见。如果在一个父权制至上的传统社会里，她也不可能拗过为选婿付出了巨大努力的父亲。曹菊英能一口否决用心良苦的父母，和孙兰花坚决要嫁给王满银，侯玉英苦追孙少平一样，也是现代化社会逐步摧毁传统社会的表现。

从前面引用的段落可以看到，曹菊英其实对孙少平颇有好感，和孙少平的相互了解程度远远超过了包办婚姻时代大多数夫妻的婚前了解。但对于一个准现代化女性来说，这绝不意味着你可以指定我嫁给这个看上去不错的男人！1956年，新凤霞和赵丽蓉的成名作、评剧电影《刘巧儿》就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这个经典唱段，说的是刘巧儿拒绝了和未谋面的赵柱儿的包办婚姻，又对赵振华（正是赵柱儿）暗生情愫。无数台下的少女从中认识到：在新社会，男人优秀不优秀，终归要自己决定才算数，而且自己决定就算数！

《刘巧儿》电影是一部优秀的宣传片，宣传目的是配合1950年5月1日公布的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新婚姻法第一章第一条即规定：

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但在实际执行中，传统婚姻习惯和新社会还要经历一代人的搏斗。直到全书的第三部，曾经对社会变革最热心的孙玉亭还会拿出父权的威风来压制子女自由恋爱

孙玉亭最终没能阻止女儿嫁给金强，曹菊英也对父母的包办婚姻行使了一票否决权，经过一代人的斗争。新中国建立以来，和工业化建设同步推行的文化革命，到此算是开花结子，落地生根，再也不可能反转了。从孙兰花的例子来看，文化革命的成果要比工业革命传播快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孙兰花、侯玉英还是曹菊英，在这几位准现代女性的考虑中，文化背景已经是至少可以和经济因素相提并论的择偶条件，甚至有所超过。而他们的父母，在择偶等问题上明显要比她们“现实”，会更多地考虑经济问题。孙兰花的父亲希望女儿嫁给殷实农民，曹书记把能干的雇工选为女婿，侯玉英的父亲则为了讨好县城显赫家族，主动告发了郝红梅。

“代沟”两侧的差异无所谓对错，只是分别应用了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两个不同的参照系。管仲说“仓廪足而知礼节”，几千年后，当工业文明创造出的财富远远超过“仓廪实”这个阶段的时候，新的“礼节”也就是生活方式自然也会纷纷涌现。整本书的主线就是主角孙少平在这新旧交替的大潮中奋力向前的经历。不过，大潮卷来的时候，学游泳的不止是主角，还有无数运气或好或坏的配角。20年前的我喜欢看主角弄潮，如今我更喜欢看配角们笨拙而真实的泳姿。

6 笔下春秋

在这篇书评里，我从背景中拽出来的配角基本都是女性。这不是巧合，而是我预先确定的“取样”标准。因为我在重读小说的时候发现：“主角光环”不止会修正孙少平的人生，对于其他男配角，尤其是那些和孙少平、和王卫国年龄相近的配角，路遥在写作中显然也产生了代入感，也会不时地让他们用一下“主角光环”，多享受几分人生的亮色。

比如说那个前半程的反面角色周文龙，当了工农兵大学生又主动要求回乡务农；以公社主任身份当造反派，推行“极左路线”却让父亲享受吃肥肉的特权；攻击田福军的“修正主义”政策，并顶替了田福军的副县长（革委会副主任）位置。这显然是个按80年代政治风向做了“脸谱化”处理的人物。

然而，周文龙这个角色的人生经历和现实中的王卫国有很多重合之处。两人都是文革初的中学生，都参加过武斗，都在70年代初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都曾回乡务农，都有过政治上的大起大落。所以，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到了第二部田福军复起之时，周文龙做了一个180度大转向，而且准主角田福军并没有把他的急转弯视为谄媚：

在周文龙党校毕业后，田福军再次展现了自己的宽宏和用人不拘一格，为此不惜和自己曾经的最佳搭档张有智翻脸：

到了最后，为了证明周文龙的成功转型，张有智反而充当了反面典型，丢掉了政治前途：

这段情节除了再次验证全书“认真读书就有好人生”的总原则外，很明显弱化了整党、抓“三种人”的政治风暴，轻描淡写地让周文龙过了这一关，重新拿到大好前程。而实际上，翻出当时的中央文件可以看到，整党条款简直就是为周文龙量身定做的：

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1/10/20000529/80786.html

和王卫国不同，周文龙在文革初期不是“保”派，而是挑战老干部的“反”派，以这样的身份参与武斗，又在文革中当了回乡典型，还公开批评过“邓副主席”，他在80年代初的政治气氛中没有判刑、没有死在专案组已是祖上积德。保留公职？保留级别还要提拔任用？想都别想！所以我很有把握的推断，周文龙的救星是路遥暂时借给他的主角光环，而不是现实中个别干部的任人唯贤。

从全篇来看，路遥给对70年代的知识分子干部、男性知识青年大多安排了远超现实的好结局。哪怕是周文龙、武惠良这种小配角也不例外。至于那些文化水平不高，为人比较传统的人物，以及大多数女性角色，路遥写起来却杀伐果断，毫不留情，赤裸裸地展示了命运的冷酷。对此，我在重读的时候只能解释为路遥在部分角色身上寄托了太多的个人情感。凡是能找到王卫国影子的角色，人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良”。只有那些次要女配角，路遥绝不会在写作时把自己代入她们的角色，所以，我更倾向于在女配角的人生中寻找真实的时代色调。

后续点这里：

https://www.ccthere.net/article/4075451

链接出处

• 续 3-4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