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文革的权谋与理想（修改稿）序 -- 语迟

　　历史中的群体意识是有惯性的。今年媒体上对甲午海战的分析比较多，看来看去，甲午海战中，我海军之所以覆灭，我认为，原因就在“骄兵必败”。当时我大清国已垂垂老矣，国家凋敝，民不聊生，被外国人也狠揍了几次。但我们还是很骄傲。1886年发生的“长崎事件”，反映了清军的骄横和嚣张。我们的兵在日本本土寻衅滋事，杀了人，最后还逼的日本赔款。本来李鸿章派定远、镇远两舰去日本三菱公司维修，是示威的，想吓唬日本，可意外发生的事件，却使日本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发誓要灭了中国海军。

　　“骄兵必败”是个很唯心的事情，为什么骄傲的人都会栽跟头？甚至完蛋？在历史和生活中，这是一条铁律。符合所谓 “可重复、可检验”的科学标准。然而这其中的道理，科学是解释不了的。。。“长崎事件”时的清军，表现出的傲慢骄横，是不正常的。因为真正强大的中国，历来都很谦和。就比如一个真正强大的人，他一定很平和，他不会声色俱厉，张牙舞爪。如马嘎尔尼评价乾隆皇帝时说的，“他的举止极有尊严，又不失和蔼和关怀，带有一种恩赐的态度。他是个非常好的老先生，”。。而“长崎事件”时我们国运已衰，1840年以来一直又被欺辱，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加上羸弱不堪被欺辱的现实，表现在日本这个带有敌意的弱者面前，就成了某种畸形的骄横。总算有个地方可以耍耍威风。也许这种对日本的傲慢轻敌的心态一直持续到1894年。5个小时的海战，我们没有打沉日本一条船。岂非咄咄怪事。天不助我也。整个战争，以邓世昌、刘步蟾为代表的海军官兵成批自沉自尽，那是气疯了。

　　古语云 “高者必堕”。一切皆无常，这个宇宙中就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极必反。所以中国做了几千年的世界第一，这个局面迟早会变的。而且爬的有多高，摔的就有多惨。自1840年始，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的优越感、我们的民族尊严被一点一点的打掉，最后那么一丁点亮光，也随着邓世昌们一同沉入了大海。。。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为什么呢？因为鲁迅身处中国几千年以来最绝望、最没有尊严的时期，他却依然保持了民族的优越感，鲁迅仍在呼吁中国人的“自信力”。而那个时代，中国人哪儿去找自信呢？。。鲁迅虽然也呼唤科学，称赞国外的很多事，但是鲁迅的态度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拿来主义”。鲁迅不象那时以及现在的很多人一样，带着谄笑和崇敬的眼神来看待西方和科学。。。。说的明白一些，且不论科学这个东西本身有什么问题，就算科学是个好东西，我们也就象当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一样，拿来用就可以了，我们又有什么必要对胡人胁肩谄笑呢？“拿来主义”的言外之意就是西方算什么东西。这就是鲁迅的精神。德不孤，必有邻。毛泽东对此极为欣赏，毛说，“鲁迅是懂中国的”。。。所以文革中，中国曾经批判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算个什么东西这不重要，实际上批判的则是自1840年以来，直至现在，很多很多中国人在西方尤其是科学面前表现出的“奴颜和媚骨”，表现出的对科学以及科学名人的迷信。。。 （不过那些被授意批判爱因斯坦的人，并没有理解这个授意，弄出来的东西也不伦不类。）

　　鲁迅在孤独的绝望中死去。死前一个月，单打独斗了一辈子的鲁迅终于撑不住了，1936年9月19日，他在绝笔《女吊》中自叹道，“她两肩微耸，四顾，倾听，似惊，似喜，似怒，终于发出悲哀的声音，慢慢地唱道：‘。。。，呵呀，苦呀，天哪！’。。。”再之前14天，1936年9月5日，鲁迅在《死》中写道，“。。。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礼仪，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郭沫若曾经说鲁迅，“除了自己谁都骂”。在那个时候的中国，也许99%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丧失了“文化优越感”与自信力。。汪精卫就是一个典型，是个代表。汪精卫一介文人，与历代汉奸都不一样，历代的汉奸（溥仪集团除外，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都是为了图谋眼前的利益，而只有汪精卫是一个汉奸中的理想主义者。他做汉奸不是为了利益，而是对国家绝望到极点，从而打心底里认为中国不如外国，认为中国是劣等民族。汪精卫认为投降和依附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介于鲁迅与汪精卫之间的，如梁实秋，胡适，陈西滢，徐志摩，林语堂，还有很多左翼的作家，等等，在思想上要么臣服于欧美，要么投降于苏俄，不过是些10%的汉奸，50%的汉奸，80%的汉奸，其中没有纯粹的汪精卫，也没有纯粹的鲁迅。这之中每个人都有汉奸的成分和嫌疑。所以鲁迅说“我的怨敌可谓多矣”。。“一个都不宽恕”。。。鲁迅与各种程度的汉奸势不两立，所谓“民族魂”的荣誉就是这么来的。。。文革中说某些人是汉奸、洋奴，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思想上的奴颜媚骨，在思想上认贼作父，在思想上对中国文化的背叛。之所以背叛，也是因为不懂。某些人的理想仅仅是把中国变的跟美国一样富裕发达。而美国人民究竟幸福还是不幸福，这个哲学问题，超出了某些人的理解能力。美国西方那些发达先进的表面现象，就是某些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某些人的榜样。。这有区别于汪精卫吗？汪精卫的理想也不过是在天皇的领导下，把中国变成日本。

　　中国古老悠久的文明和优越感，被最近百年的沦落和屈辱所扭曲，劳动人民沉默麻木，而知识分子们却草木皆兵。时至1949年，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共圈子以外的大部分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对此还持观望态度。中国人以被摧残的异常敏感的不自信的神经，关注着毛的一举一动。于是第一次访问苏联，毛泽东就招致了国内大量批评。。“认为毛泽东以中国元首之尊，不应当去给外国元首拜寿；认为斯大林不去车站亲迎，是看不起中国领导人；对新闻报道中使用斯大林‘接见’毛泽东的字眼难以接受；看到芭蕾舞剧中一中国人的形象状似小丑，即认为是对中国人的污辱，等等。包括经毛泽东向苏方提议，由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的成立航空、造船、石油及有色金属四个合营公司的决定，一些城市的学生上街游行抗议，认为是对苏联侵害中国主权、掠夺中国资源的变相纵容。”。。。民意最终迫使毛泽东在合营公司的问题上改变了态度。。到了1957年的时候，情况变了。斯大林死了，毛成了共产圈的教父。在这7年中，中共在战场上逼和美军，中国造出了第一辆汽车，造出了第一架世界先进水平的喷气式飞机，中共迅速在战后恢复了经济，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气象也焕然一新。。世道真的变了，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真切感受，谁也无法否认的。。但是这个时候，也许大部分中国人被扭曲的心态仍然处于飘忽不定之中。。打比方说，一个长期营养不良饿的快死的人，突然饱餐了一顿鸡鸭鱼肉，高蛋白，这样的话，身体是要出问题的。也许毛和中共一开始就错了。也许中共压根就不该在1949年至1957年期间，表现的那么牛逼。。也许毛不该让中国这个精神上饿的快死的人，突然饱餐一顿高蛋白大热量的精神饭，也许应该先慢慢的喝点稀粥什么的。。。这下好了，到了1957年的时候，也许一切都已无法挽回，人民的精神出了问题。有观点说，“全国亿万人。。。都陷入到那样一种盲目的自信和热情之中，造成那样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集体失智的历史现象。。。”

　　大跃进时期，在举国狂躁的环境中，却有一小股势力一直置身事外，冷眼旁观。这就是PLA。还有PLA的名义领导彭德怀。1950年，作为解放战争中几乎被边缘化的红军元老，彭德怀之所以对出兵朝鲜态度积极，也许一定程度上是在刷存在感。彭目睹了张国焘、张闻天、王稼祥等党内元老的沦落，也许难免兔死狐悲，唇亡齿寒。彭在党内没有人脉，没人愿意和他亲近。老本也吃的差不多了，也许彭一直在等待机会东山再起。

　　从朝鲜回国后，彭仍然被边缘化了。就一个朝鲜战争，论功劳，彭该不该在八大进常委呢？非要说彭淡泊名利，肚子里没气，那也许是不现实的。这还扯不到名利和权力的问题，至少彭德怀会认为这不公平。以前的贴也说过，彭德怀的怨气也许不单是他自己的问题，他还代表着军方。25年中军方一直在前台叱咤风云，战争结束后却立刻靠边站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个落差是相当大的。。。所以彭才会说“林彪是毛主席的嫡系”，发这种牢骚，意思是所以林彪才进常委。又说“李富春（也是常委）是个大草包”等，把刘周邓等一干文官尽皆骂遍。

　　大跃进中，当权派当局者迷。彭德怀袖着手站在旁边看。1959年中央召开庐山会议。也许彭德怀认为机会来了。彭给毛写了一封私信，其中说，“。。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彭谈到了“混乱”。大跃进期间中央一系列会议，也许并不是在定调子、定指标，来主动的引导局势，而也许是在企图控制局势。这是一个主动与被动的问题。。大跃进也许很大可能是一场自下而上、上下一体的运动，这也许是一种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匪夷所思的现象，是一种极其奇怪的混乱。。。。其实仔细读一下历史，就会发现所谓“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等等，这些口号都不是中央提出来的，都是民间或者报纸的发明，中央拿过来用。局势似乎极度混乱，中央连续高密度的开会，预期的工农业指标也一改再改。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与之前的“一系列会议”也许没什么不一样，都是企图控制和调整。。。

　　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中，彭德怀扮演了一个“在野反对党”的角色。他的“万言书”写的和风细雨，温文尔雅，因为彭德怀此时胸有成竹。。。“万言书”说，“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当所有当权派都在手忙脚乱应付乱局的时候，彭德怀却平静而满足的说，该算算总帐了吧？彭就象《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小孩，一语道破，而其他人对这个问题一直在装糊涂。。

　　1959年7月14日，彭给毛写了信。而所谓毛“大发雷霆”，说“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这是在1959年7月23日。之间隔了10天。这是毛泽东大喘气儿？毛难道象南美丛林中的树懒一样，你用针扎他一下，他到下个礼拜四才会喊疼？

　　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私下建议毛算总账。毛泽东想了2天。7月16日，毛向全体与会者公开了“万言书”，没附任何评论。。。彭认为被毛出卖了。而这么做也许又得罪了全体与会者当中，所有的“当权派”。在毛未明确表态的情况下，“当权派”搞不清楚毛在这个时候公开这封信是到底什么意思。是不是你老毛想“借刀杀人”，本来你老毛就是这么想的，对不对？你不方便说，正好借彭德怀的嘴说出来，要算总账？

　　彭德怀之所以给毛写“私信”，也许是有想法的。对大跃进秋后算账，这不是一句话的事。因为如果追究“个人责任”的话，所有56年八大以后上蹿下跳的“当权派”，没有一个跑的掉。如果要算总账，清洗所有的当权派，这是浩大的工程，方方面面要准备很长时间。彭在试探毛泽东的态度，如果毛和彭想法一样，那么毛彭联盟就可以达成，下一步的步骤就可以按部就班的继续。如果毛不这么想，那不过也就是个私信，除了毛谁也没看到。而且彭不过是挑破了窗户纸。已经饿死了人，还有那些巨大的损失，就没人负责吗？而几乎全党上下对此都在装糊涂，也许每一个应该负责的人都在朦朦胧胧的幻想着“法不制众”。

　　这下子给毛出了个大难题。这封信没办法“留中不发”。因为你一旦装看不见，装作没有这回事，彭德怀就会写第二封信、写第三封信。彭德怀还会找一些人，来一起写信。逼着你表态。但是如果回复这封信的话，又怎么回复呢？说你彭德怀说的不对？怎么不对？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也错了？如果必须回复，那也只有按照彭的意思，结成“毛彭联盟”，与所有当权派为敌。这样的话，党就要大分裂了。。。。（王光美回忆刘少奇在庐山的一些细节时说，“虽然少奇同志认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即使有些意见说得不对，也不算犯错误，但他并不赞成彭总的做法。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已经开始着手纠“左”，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

　　似乎除了被迫与彭结盟，搞大清洗，毛泽东别无选择。。。然而毛泽东之所以是毛泽东，而不是他彭德怀，就在于毛善于出人意料。。。毛泽东对这封信没有“留中”，也没有回复，而是把这封信公开了。“集体讨论”。

　　1959年7月16日，“万言书”被公开，从此到7月23日，乱哄哄，说什么的都有，某一方认为“彭德怀是在私下告他们的状”。。也有张闻天这样稀里糊涂的，发言支持万言书。7月16日—7月22日，毛泽东没有参加讨论，讨论期间，“对彭德怀抨击激烈。会上彭德怀便与很多人打了起来”（谁说中共的议会不打架？）。闹的太不像话。7月23日，毛“大发雷霆”，开始作总结发言，毛泽东要表态了。开头就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就是这么一个“大发雷霆”。在后世就演变成对彭总和万言书“大发雷霆”。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做总结发言，谈了两个小时，洋洋洒洒一万字。云山雾罩，东拉西扯。。。如果毛真想说什么的话，可能几百字就够了。也许正是因为毛什么都不想说，发言才会是这个样子。毛这是在和稀泥。。。。毛泽东在讲话中除了逐条批驳“万言书”之外，剩下的就是大包大揽，说，“。。。我有两条罪状：一是，一千零七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如果讲到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果然，王光美回忆，“毛主席批了彭总的信以后，少奇显得心情沉重，整天关在办公室里不出来，不是看材料就是想问题，什么娱乐活动也不参加，每天要吃很多安眠药才能入睡。”。。。

　　毛泽东这个表态，既没有支持彭德怀，也没有支持当权派。一边批驳彭德怀，一边又承认当权派有责任。就象毛在这个讲话中说的，“。。。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因为无论毛支持任何一派，党立刻就分裂了。所以毛把错误和责任揽到自己名下，企图息事宁人，让这事儿一风吹。。。但是事已至此，党的分裂已经无可避免了。

　　窗户纸捅破了。问题已经摆出来了。你当权派折腾的已经饿死人了。纵然你人多势众，大权在握，道理上你却站不住脚。彭德怀一派虽然人少又无权，但是有理不在声高。这对立的两派竟然旗鼓相当，当权派甚至处于劣势。而整个天平中最有分量的砝码，毛泽东，此时又在骑墙，不偏不倚。所以少奇同志怎么不“心情沉重”呢？。。。

　　毛泽东之所以在彭刘争斗中骑墙，保持中立，那也是没有办法。毛如果倒向彭，对大跃进秋后算账，那么中共将面临建党以来最大的危机。所有经济条线的当权派将被清洗，那就是一场人事变动的风暴，可能要牵涉几十万人。党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这个结果，在这个时候，对党和国家有利吗？而毛如果想倒向刘，又有什么理由呢？彭德怀不过是要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你有什么理由反对？

　　我们看这个电视剧《雍正王朝》，其中太子第一次被废的时候，大阿哥胤禔秘密向康熙建议，杀掉太子。说皇阿玛若不忍心下手，他就冒天下之大不韪，替父亲永除此患。康熙怎么做的呢？皇帝也是没有表态，而是把所有的儿子都叫来，把这个秘密建议公开了，说你们大哥建议朕杀太子，你们怎么看？。。其余几个儿子大发一怒，把大哥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丑事兜了个底儿掉，最后把胤禔废了。。。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电视剧中这一幕，与众说纷纭的59年庐山会议，应该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

　　最终彭德怀被干翻了。。。。但是，这个大跃进的责任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对于这个责任问题的纠结，一直持续到1981年，最后全部推到毛泽东身上了事。死人又不会出来给自己辩护。。。早在1962年7000人大会，刘少奇等就在面对这么一个选择，是要党，还是要毛泽东？如果由毛来背负大跃进的责任，那也许只是毛一个人的覆灭，而如果由党来背负大跃进的责任，那将会导致千万人头落地，中共也就灰飞烟灭了。。。7000人大会大多数与会者，选择了保党，而没有选择保毛。他们企图重操庐山会议击沉彭德怀的故技，众志成城，也企图把毛泽东推翻。如果不是林彪及时救驾，毛就完了。

　　大跃进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弄的这么乱七八糟，主要是毛的问题，还是刘邓的问题，还是几十万党的干部以及全国人民的问题，究竟是一场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上下一体的运动，这些可以细细研究。然而无法回避的是，大跃进大饥荒，饿死了那么多人，总要有人来承担责任。而此责任如此重大，除了毛泽东，谁也担不起。。。1958年11月武昌会议上，毛就说的很清楚，“。。。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后来果然，就算没有饿死3000万，起码有几百万人吧？那么如此严重的政治事故，你仅仅罢免一两个政治局常委，刘少奇邓小平等，就能说的过去吗？也许只有党魁毛泽东下台，甚至承担刑事责任，才有可能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这就是毛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面对的局面。。。。按照党章规定，中共应于1961年召开九大，为什么没有呢？这说明党内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混乱。如果在1961年召开九大，公开党内矛盾，毛就可能被选掉，也许被踢出政治局，一撸到底。由之而来的就是中共内部的大火并，PLA会第一个跳起来拥毛。。。。结果将乱的不可收拾。所以1962年7000人大会就是九大的预备会议，先看看情况再说。

　　我在上个贴中说，毛泽东眼界宏大，其他的领导人眼界狭窄。即便刘少奇等出于捍卫党的“公心”，在1962年来倒毛保党，他们就没有看到，如果倒毛成为事实，那就不是中共完蛋的问题了，那将是个整个中国完蛋的问题。。。哲学问题，世界观这个事情，太重要。因为不同的世界观，毛在做世界梦，其他人在做小家子梦。也是因为不同的世界观，更会导致方方面面细细碎碎的各种想法和构思背道而驰。。。文革中倒霉的很多共产党，我认为他们应该认命。他们遭受的折磨，从因果报应来讲，也许就是在为大跃进买单。也许他们本该为那些饿死的人民偿命的，没杀他们已经是法外施恩了。

　　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中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在警告全党。然而，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高者必堕，物极必反，中共也“骄兵必败”，从荣耀的顶峰摔下了悬崖。。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