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我小时候患有诵读困难症。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依然患有诵读困难症。直到今天我在手写的时候依旧不得不盯紧每一个在我笔下成型的字母，即便如此我还是会经常搞错字母的顺序或者遗漏字母。我的母亲很早就发现了我的诵读困难症状，因此从我两岁那年就开始陪我一起读书。我经常一整个下午都坐在她腿上，学习单词发音，训练的劲头活像是语音界的奥运会运动员。我们练习字母书写的时候就好像字母的形状是全世界最可爱的事物。为了维持我的注意力，她送给我一个黄色毡毛封皮的笔记本，上面绣着小熊维尼与跳跳虎。我们制作了很多识字卡片，在坐车的时候拿出来玩游戏。我全心沉浸在母亲对我的全然关注当中，我母亲教我识字的态度也总是掺有一丝玩乐的成分，似乎这是全世界最有趣的谜语，专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游戏。我六岁那年，我的父母为我在纽约申请了十一所学校，所有这十一所学校全都拒绝了我们的申请，声称我永远也不可能学会读书写字。一年以后，我终于被一家学校录取了。校长十分勉强地认可了我的高级阅读技巧，承认我的表现推翻了一度曾经预言我永远学不会阅读的测试结果。这次凯旋在我们家里树起了一面高扬的旗帜。我与诵读困难的斗争取得了初期胜利，这场胜利极大地影响了我日后的成长：凭借着耐心、爱、智识与意志力，我们击溃了神经系统的异常病态。不幸地是，这次胜利也为日后我们家的另一场斗争搭建了舞台。当另一类公认反常状态——也就是同性恋取向——的征兆在我身上鬼鬼祟祟地显现出来的时候，此前的胜利使得我们很难相信自己无法克服这些迹象背后的病根。

人们经常问我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的。我不清楚确切知道这一点究竟意味着什么。我的确花费了不少时间才明确自己的性取向。不过在很小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想要的东西很不寻常，与大多数人的需求格格不入，以至于我根本不记得在此之前的时光。近来的研究显示，早在两岁的时候，日后将要成长为同性恋的男孩子就会显现出反感打闹嬉戏的迹象。到了六岁的时候，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会作出与性别角色明显不符的行为。因为很早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的许多行事冲动都缺乏赳赳男儿的气概，于是我就踏上了进一步自我再造的旅程。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老师让我们写下自己最喜欢的食物。其他人写的都是冰激凌、汉堡包与炸薯条。我却骄傲地选择了自己曾经在东二十七街的一家亚美尼亚餐馆吃过的土耳其面包布丁配奶油卷。我从来没有与其他同学交换过棒球卡，而且在校车上经常念叨歌剧里的情节。所有这些作法都无法使我在学校里受到欢迎。

家里人倒是都很喜欢我，但是我一直是矫正的对象。我七岁那年，我母亲领着我和我兄弟去麦迪逊大道上的印度之路鞋店购物。要走的时候，售货员问我们想要什么颜色的气球。我兄弟想要大红色的气球，我则想要粉红色的气球。我母亲正色答道我其实并不想要粉红色的气球，因为我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我最喜欢的颜色其实真是粉红色，但是在她的注视之下，我只能违心地接受了蓝色的气球。今天我最喜欢的颜色的确已经变成了蓝色，但是我依然还是同性恋。这一事实不仅证明了我母亲对我的影响力，还彰显了这股影响力的局限性。有一次她曾经说道：“你小时候不喜欢其他孩子的玩法，我也鼓励你做你自己。”接下来她又半开玩笑地补充道：“有时候我觉得当时我对你太放任了。”有时候我倒是觉得她对我放任得还不够。但是不管怎么说，她对于我的个性的鼓励的确塑造了我的人生，尽管她当时的态度无疑有些模棱两可。

我的新学校奉行准自由主义的教学理念，并且打着种族融合的旗号，这意味着我们班上有两三个拿奖学金的黑人与拉美裔儿童，他们基本上不与其他同学打交道。我在这座学校的第一年，一位名叫黛比.卡马乔的拉美裔同学在哈莱姆举行了一场生日派对。她的父母不清楚纽约私营教育体系的运作规程，结果将派对的举办时间选定在了校友返校舞会的同一周末。得知此事之后，我母亲问我假如我的生日派对没人参加我会多么难过，并且坚持我必须去。我怀疑就算没有这么方便的借口，班上的许多孩子恐怕也不会参加她的派对。我们全班一共有四十个人。算上我在内，班上的白人孩子一共只来了两个。派对现场简直令我心惊胆战：黛比同学的表姐妹们硬要拉着我跳舞；所有人都只说西班牙语；所有的食物都是油炸的，而且我从来没见过。此情此景吓得我六神无主，哭着跑回了家。

我当时并没有将所有人都回避黛比的派对这件事与我本人不受欢迎的事实联系起来，尽管几个月之后我又被打击了一次。鲍比.芬克的生日派对邀请了全班所有人，唯独没有邀请我。我母亲给他母亲去了电话，以为他把我漏下了。芬克夫人说她儿子不喜欢我，也不希望我参加他的派对。派对当天，我母亲来学校接我，并且直接领着我去了动物园，还在老派詹宁斯先生餐馆吃了一份热巧克力圣代冰激凌。日后我才意识到我母亲当时多么为我感到心疼——当时她恐怕比我更不好受，或者说比我允许自己意识到的感受更不好受。当时我并没有想到她的温柔体贴其实是为了补偿来自外部世界的侮辱。当我考虑我的同性恋取向为我的父母带来了怎样的不适的时候，我能理解我的弱点将我母亲推向了多么脆弱的境地，也能理解她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先发制人地驱散我的悲伤，让我确信我们用不着在别人的世界里寻找快乐。禁止我选择粉红色的气球肯定也是保护性举措的一部分。

我很高兴我母亲叫我参加了黛比.卡马乔的生日派对，因为我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还因为这件事标志着我开始养成了宽容的态度。尽管当时我还懵然无知，不过等我成人以后这种态度将会使我有能力接受我自己并且找到幸福。我的确忍不住想要将我本人以及我的家庭描绘成为自由主义例外论的闪亮灯塔，但是事实情况并非如此。小学的时候，我曾经戏弄过一位黑人同学，声称他长得很像社会研究课本插图当中住在圆顶茅草屋里面的非洲原始部落儿童。我当时没觉得这是种族主义，只觉得好玩，而且多少不算错。多年以后，当时的回忆令我后悔不已。后来这位同学在脸书上联系上了我，我诚恳地向他做出了道歉。我说我唯一能拿来为自己辩解的理由就是在学校里面做同性恋很不容易，为了排解我自己受到的歧视，我又将歧视施加在了别人头上。他接受了我的道歉，并且告诉我他其实也是同性恋。他的经历令我肃然起敬，因为针对他的两种偏见当年都曾在学校里大行其道，而他还是挺过了如此恶劣的环境。

小学是一片暗流汹涌的水域，我在其中只能不知所措地挣扎扑腾。但是在家门之后，偏见永远不会与残忍搅和在一起。在家庭当中，我身上那些比起诵读障碍更加难以纠正的毛病总会遭到最大限度的淡化，绝大多数情况下我的怪癖也总能得到家人的体谅与迎合。十岁那年，我突然对列支敦士登公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年以后，我父亲趁出差的机会带着全家人来到了苏黎世。一天早上，我母亲宣布她要开车带着我们前往列支敦士登的首都瓦杜兹。这次旅行显然是为了满足我的愿望，而且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愿望，换句话说全家人都在迁就我。至今我依然牢记着意识到这一点之后的激动心情。回想起来，我对于列支敦士登的痴迷的确很奇特，但是禁止我选择粉红气球的母亲这一次却体贴地专门安排了一整天的行程。我们在一家美丽的咖啡馆里吃了午饭，游览了当地的艺术博物馆，还参观了当地的印刷所，令列支敦士登扬名世界的邮票就是在这里印制的。尽管我并不总是觉得家里人认可我的存在方式，但是我的确总能感到我的各种古怪之处得到了承认与放任。不过界限的确存在，而粉红气球逾越了界限。我们家的规矩是在同一的公约框架下保持对于差异性的兴趣。我不满足于仅仅观察这个大千世界，还想亲身体验这个世界的宽广与多彩：我希望自己能潜入海底撷取珍珠，我希望自己能将莎士比亚的著作倒背如流，我希望自己能冲破音障，我还希望自己能学会织毛衣。从一个角度来说，像这样改造自我的欲望或许可以表明我试图将自己从不受欢迎的生存方式当中解放出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些想法都是我在自我本质面前做出的姿态，也是我最终接受自我本质的关键支点。

甚至早在幼儿园里，我在午休的时候就喜欢与老师谈话，因为我口齿不清，其他小朋友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老师们大概也听不懂，不过他们都是成年人，因此很有礼貌地让我说了下去。到了七年级，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躲在布瑞尔夫人的办公室里吃午饭，她是低年级部主管的秘书。直到中学毕业我都从来没有去过食堂。因为在食堂里我要么与女生坐在一起，这样一来难免受人嘲笑，要么与男生坐在一起，这样一来别人又会笑话我本来应当与女生坐在一起。随大流的冲动往往是定义童年生活的界定性因素，但是这种冲动在我身上从来没有存在过。当我开始考虑性问题的时候，同性恋的离经叛道简直令我心潮澎湃不能自已——我意识到，性行为对于少年人来说本来就是禁区，而我想要的东西甚至还要更加与众不同并且不为世间所容。同性恋对于我来说就像土耳其风味的甜食或者列支敦士登一日游一样令人振奋。但是我同时也想到，假如有人发现我是同性恋，那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我的母亲不希望我成为同性恋，因为她觉得我将会因此吃很多苦头。不过她也同样不希望自己成为同性恋的母亲。问题并不在于她想控制我的人生——尽管就像绝大多数家长一样，她的确真心相信她眼中的幸福就是至高无上的幸福。问题在于她想要控制她自己的人生，尤其是想要改变自己作为同性恋母亲的人生。不幸的是，解决她的问题必然意味着将我牵扯进来。

很早的时候我就学会了深切憎恨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因为如此卑怯的姿态其实应和了我们家对于另一类垂直身份的反应。我母亲是犹太人，而且她认为当犹太人很丢脸。这个观点是从我姥爷那里学来的。他一辈子都掩饰着自己的宗教信仰，以免丢掉自己在公司里的高级职位——这家公司拒绝雇佣犹太人。此外他还是一家拒绝犹太人加入的乡村俱乐部的成员。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我母亲曾经与一位来自德州的男士订下了婚约。但是后来男方的家族威胁他，要是他胆敢娶犹太老婆就将他逐出家门，于是这位男士就解除了婚约。这次事件重创了我母亲的自我认知，因为在此之前她都从来没有将自己视为犹太人。她觉得自己想成为什么人就能成为什么人。五年后她嫁给了我父亲——他也是犹太人——并且从此生活在了一个基本上由犹太人组成的社会圈子里面。但是她的内心深处总是潜藏着一股反犹主义思潮。她总能看到符合各种刻板模式的人，并且评论道：“就是这些家伙搞坏了我们的名声。”九年级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位班花，我问我母亲对这个小姑娘有什么看法，她说：“她看上去太像犹太人了。”她这种自怨自艾的自我怀疑心态也围绕着我身为同性恋的事实组织了起来：换句话说，我继承了她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的天赋。

童年结束之后很久，我依然紧紧地抓着童年的玩物不肯松手，将它们当做阻塞性意识的堤坝。如此任性的不成熟心态之上又覆盖了一层维多利亚风格的做作与拘禁，后者的用意并非掩饰性欲，而是要将性欲彻底根除。我曾经有过一个非常天马行空的想法，觉得自己能成为《小熊维尼》系列童话里的主人公克里斯朵夫.罗宾，永远住在百亩森林里面。事实上，《小熊维尼》的最后一章如此令我感同身受，以至于我根本不忍心听人讲述，尽管我的父亲将全部其他章节都为我朗读了几百遍。《小熊维尼的房子》全篇这样结尾：“无论他们去了哪里，无论路上发生了什么，在森林深处的那块魔法地，一个小男孩与他的小熊总会在一起玩耍。”我决心要成为那个小男孩与那头小熊，永远将自己封冻在童稚时光，因为长大成人对于我来说就意味着一望无尽的羞辱。十三岁那年，我买了一本《花花公子》杂志，花了好几个小时认真翻阅，试图打消自己看到女性胴体时的不适感。就连写家庭作业都没这么令我头痛。到了上高中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早晚都必须与一名女性发生性关系，但是我觉得自己真的做不到。因此当时我经常想到死亡。我内心里不愿意成为克里斯朵夫.罗宾、不愿意永远躲在魔法森林里玩耍的那一部分正在暗自策划着效仿安娜.卡列尼娜，将卧轨而死当成自己的出路。回头看看，这样的二元心理实在是可笑得很。

八年级的时候我在纽约霍瑞斯曼高中就读。有一个比我年长的孩子嫌弃我的举止，并且给我起了个外号叫“珀西”。我们两个上学要搭乘同一辆校车。每天我一上车，他和他那帮哥们就会齐声高呼“珀西！珀西！珀西！”有时候我会与一位非常羞涩以至于不敢与别人说话的华裔男孩坐在一起（后来我发现其实他也是同性恋），还有的时候我则与一位几近失明的女孩坐在一起，其他学生对待她的态度同样非常残忍。有时候，车上的所有人都会一起加入这场挑衅大合唱。整整四十五分钟的车程里，所有人都会扯着嗓子高喊“珀——西！珀——西！珀——西！”：从第三大道到罗斯福车道，穿过威利斯大道桥，从狄根少校高速公路的一头直到另一头，最后直到河谷区246号大街，喊声始终不会停歇。那位盲人姑娘一直反复告诫我“别理他们”。于是我就坐在那里，谁也骗不了地假装什么事也没有。

整整四个月之后，有一天我放学回家，我母亲问我，“最近校车上出什么事了吗？有没有其他学生叫你珀西？”原来一位同学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母亲，他的母亲又打电话转告了我的母亲。我承认了以后，她紧紧抱住我，很久没有松开。然后她问我为什么没有尽早告诉她。我从来没想过应该告诉她这件事，一部分原因在于谈论如此丢人的事情似乎只能使其更加真切，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我觉得就算告诉她也没用。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我觉得我母亲同样也会十分厌憎令我遭受折磨的特质，而且我真心想要保护她免于失望。

从那以后，校车上多了一位监管老师，于是再没有人公然进行珀西大合唱了。充其量也就是有人会在校车上与学校里喊我两声“死基佬”，往往在老师们能听到的范围内，而他们也并不会特意阻止此类行为。这一年，科学课老师告诉我们男同性恋都有大便失禁的毛病，因为他们的肛门括约肌被玩坏了。恐同的思潮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无处不在，但是我们学校里面眼高于顶的校园文化尤其打造了一套锋刃犀利杀人不见血的恐同观念

2012年6月，《纽约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篇霍瑞斯曼校友阿摩司.卡米尔的文章，其中揭露了若干位男性教师针对学校男生的性侵犯与虐待，从时间上来说恰好正是我在那里上学的时候。文章援引了若干位受害学生的证言。在经历了如此可怖的遭遇之后，这几位学生要么染上了毒瘾或者酒瘾，要么沉湎于其他类型的自毁行为。有一位学生还曾经在不惑之年自寻短见，因为他的家人顺藤摸瓜地发现了他那饱受挤榨的少年经历，以至于多年累积的绝望终于压倒了他。这篇文章令我心碎，也令我困惑不已。因为根据文中控诉曾经做出此等行径的好几位老师当年对我都特别好。我在霍瑞斯曼度过了一段孤独而又凄凉的时光，而这些老师对待我的态度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加和善。我最敬爱的历史老师曾经带我出去吃晚餐，他送我一本耶路撒冷版圣经，还经常在其他同学都不想与我扯上关系的时候趁着课间与我闲聊。我的音乐老师让我在全校音乐会上表演独唱，允许我对他直呼名字，在他的办公室里陪他聊天，还组织学校的合唱俱乐部进行巡演，这段经历算得上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冒险经历之一。他们似乎全都看出了我究竟是什么人，并且并未因此而看低我。正是因为他们心照不宣地认可了我的性取向，我才没有沦为瘾君子或者走上绝路。

九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的美术老师（兼学校橄榄球队教练）一直缠着我，想和我谈论手淫的问题。我简直被他吓瘫了。我以为他是在故意给我下套，假如当真与他谈话，他就会四处宣扬我是同性恋，这一来我肯定会进一步沦为更加不堪的笑柄。不过除了他以外，其他教职员都没有动过我一个手指头——可能是因为我当时身材瘦小，社交能力低下，还带着眼镜与牙套，也许是因为我的父母向来有护犊子的名声，还有可能当时的我身上笼罩着一股自我隔绝的傲慢气质，因此看上去比其他学生更不容易下手。

在与我交谈之后不久，这位美术老师就遭到了指控与解雇。接着我的历史老师也被解雇了。一年以后他了结了自己的性命。我的音乐老师当时已经结婚了，他总算挺过了后来的“恐怖统治”——这是一位同性恋教师日后对于那段时光的称呼，因为许多同性恋教师都在这个时期遭到了学校的驱逐。在写给我的信中，卡米尔认为校方之所以解雇与性侵事件并无关系的同性恋教师，是因为“一场遭到误导的尝试，旨在根除恋童癖。为此校方虚伪地将恋童癖与同性恋当成了一回事。”学生们之所以肆无忌惮地说长道短，甚至胆敢当面对这些老师出言不逊，正是因为学校方面明目张胆地认同他们的偏见。

学校戏剧部的负责人安妮.马凯是一位女同性恋，她低调地熬过了这段歧视横行的时期。在我毕业二十年以后，我们两个开始通过电子邮件相互联系。此后又过了十年，我听说她已经走到了弥留之际，于是开车来到长岛东头探望她。阿摩司.卡米尔此前联系过我们两个人，当时他正在为自己的文章进行调查。我们两个都因为他的指控而感到不安。马凯小姐是一位很睿智的老师，她曾经和蔼地向我解释，之所以一直有人挑逗我是因为我的步态，还向我展示了更加自信的走路方式。她曾经在我升到高年级的时候排演了王尔德的《不可儿戏》，并且为我安排了亚吉能.孟克烈夫的角色。我这次来是为了向她表示感谢，可是她叫我来却是为了向我道歉。

她解释道，她此前干过另一份教职。结果关于她与另一名女性同居的流言传到了学校里。家长们提出了抗议，于是她在余下的职业生涯当中一直隐藏着自己的真实性取向。如今她很后悔自己当年始终与我维持着公事公办的疏远距离。她觉得自己原本可以成为指引同性恋学生的灯塔，但是却辜负了这些学生们——尽管我们都清楚，假如她当时的态度更开放，肯定会丢掉工作。当年我还是她的学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可能更亲密了。但是几十年后重新谈及往昔，我才意识到当时我们两个当年究竟多么疏远。我真心希望我们两个能够成为同龄人，哪怕仅仅是片刻而已，因为四十八岁的我肯定能够与曾经在少年时期教导我的马凯小姐成为好朋友。校园以外的马凯小姐是一位同性恋权益活动家，如今我也成为了这样的人。在学校里，我知道她是同性恋，她也知道我是同性恋。但是我们各自的同性恋取向如同囚笼一般禁锢了我们，以至于我们两个根本无法开诚布公地讨论这个问题，只能向彼此提供善意而不是真相。这么多年以后再次与她见面激起了我心中旧有的孤独感。这次见面提醒了我，除非我们能够将囿于个体的身份转化成为水平层面上的团结一致，否则非常态的身份认同可以使人陷入多么孤立无援的境地，。

阿摩司.卡米尔的文章发表之后，霍瑞斯曼高中的校友们举行了一场局促不安的在线联谊会。有人写道他既为受害者感到难过，也为加害者感到难过，后者“是一群受伤而迷茫的人。这个世界教导他们，他们渴求同性的欲望是病态的表现，而他们则不得不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上下摸索。学校是世界的镜像。学校不是完美的桃花源。并非每一位教师都具有健全的人格。我们固然可以谴责这些教师，但是他们仅仅是症状而不是病根。问题的根源在于，一个不宽容的社会塑造了一群自我厌憎的人，他们又因为这种自我厌憎的心态而作出了不恰当的举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性接触之所以不可接受，是因为这种行径利用了师生之间的权力不对等，以至于模糊了强力胁迫与两厢情愿之间的界限。此类行为经常会导致无法愈合的创伤。卡米尔采访并描述过的学生们显然如此。我经常思索我的老师们怎么能作出这种事来。我觉得假如某人的核心存在方式被视为疾病与犯罪，那么这种存在方式与更严重罪行之间的区别界限在此人看来恐怕也并不会是不容置疑的铁律。将身份当做病态来对待必然会促使真正的病态越发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