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外蒙至尊——哲布尊丹巴法王【续】 -- 京华烟云AMIP

确实，当得知喀尔喀请求内附的消息后，朝廷里有人提出，不如趁此机会把这些难民都吞并了，让他们统统变成帝国直接统治下的臣民得了。但康熙却不同意，认为这样太缺德了，即“不忍乘其厄”，他下令把这几十万人统统安置到内蒙边界地区暂住，同时调来大量牛羊帐篷，给难民们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资。

除了明面上的道义因素以外，皇帝其实考虑得相当深远，他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说，当时如果不许喀尔喀人内附，那么外蒙古“必皆沦入于厄鲁特”，到那时噶尔丹的势力能膨胀到何种程度，就无法预知了。

康熙深知准噶尔决不肯善罢甘休，为此他已经做好了与噶尔丹全面开战的准备。皇帝完全明白，“允其内附而恩养之，噶尔丹必假此衅端，与我朝媾难”，并且强调，接纳喀尔喀的决策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非漫然而为之也。”

事实证明，康熙的决策极其英明。在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一年之中清廷就接纳安置了数十万喀尔喀难民，康熙实行的赈济、安抚政策，有效地增强了清朝对蒙古民族的吸引力，漠北喀尔喀蒙古对清朝的向心力急遽增强。后来，人们通常把这一年，看做是外蒙古正式臣服清廷的时间标识。

喀尔喀蒙古人的亲戚，当年南迁到内蒙的喀尔喀左翼或称内喀尔喀人，是最早被清朝前身后金政权征服的蒙古人之一，他们早在努尔哈赤时期便向后金称臣纳贡。原来的喀尔喀左翼迁走后，一部分右翼人移民到河对岸填补了空白，他们便成了新的喀尔喀左翼，最后竟然发展的比本家还好，清初喀尔喀蒙古三大集团中，土谢图汗部和车臣汗部都属于左翼，只有扎萨克图汗部是右翼。

到了皇太极时期，满洲人击溃了蒙古帝国最后的正统皇帝——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将元朝留下的传国玉玺收入囊中，皇太极及其子孙从此自诩为成吉思汗当然的继承人。尤其是公元1636年，以林丹汗之子额哲为首的数十位内蒙古王公，一起向皇太极宣布效忠，他们还给自己的新大汗造了个蒙古头衔——博格达车臣汗，“博格达”蒙语为“天”，“车臣”则是“聪明、智慧”，正好与他的汉语尊号“天聪”汗相对应。

为加强满蒙联系，爱新觉罗皇族与蒙古贵族世代联姻，其中最突出的无疑是科尔沁部，其首领家族与统治西藏的和硕特汗国系出同源，都是成吉思汗大弟弟哈萨尔的后裔。科尔沁部涌现出孝庄太后等著名清宫后妃，而许多满洲公主也嫁到了蒙古草原。当年，外蒙古三汗也派出了外交使团携带礼物访问皇太极的宫廷，受到热情接待，清朝从此将其视为“北藩”即北部属国。

顺治时，内蒙古各部都已归附，不过外蒙古虽然和清朝来往不断，还经常以“朝贡”名义派出使团（其实他们更像是贸易商队，不仅沿途做牛马毛皮生意，回来时还能从清廷得到大量礼品财物），但这种联系更多地是出于经济目的，目的是得到与内地做边贸生意的特权。为了获得更多赏赐和贸易许可，喀尔喀王公们名义上接受了清帝的册封，但前者并非后者的真正下属，外蒙与清朝之间的纽带十分脆弱，双方经常爆发小规模冲突，关系并不稳定。

如今，随着喀尔喀王公们的正式臣服，满洲皇帝终于被除了卫拉特之外的蒙古人，一致承认为成吉思汗、忽必烈等诸位蒙古大汗的合法继承者，所有蒙古贵族们被要求延续自古以来的传统，将自己的忠诚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博格达汗（博格达Bogda，蒙语意为神、圣或天，合起来就是‘天可汗’）。

正所谓“穷则搁置争议，达则自古以来”。当时正是清朝最发达的时期，身为汉人的天子，同时又是蒙古人的博格达汗，自然要展现一下泱泱大国拉风的气度，于是乌兰布通战后的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皇帝在原来蒙古帝国三京之一的上都多伦遗址（位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命令内外蒙古各部必须参会。这就是有名的多伦会盟，与会者包括外蒙古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图汗部、车臣汗部，以及内蒙古四十九个旗的几乎所有王公。

博格达汗认为，对于刚刚归附没有规矩的外蒙野蛮人，“宜训以法度”，于是大展排场，不仅带来了十六营各种兵种的护卫队兼仪仗队，还有从北京专门运过来充场面的四头大象。清廷要求蒙古王公们只能在御营五十里之外驻扎，不得进入哨卡之内。

在盛大的阅兵式上，全身披挂威风凛凛的康熙，数落了喀尔喀蒙古此前“扰害生灵”的诸多不是。再世西门庆土谢图汗又惊又怕，他当众承认错误，痛心疾首地带领属下们不停磕头。为表忏悔，土谢图汗在清廷实力派大臣索额图等人的监督下写了认罪书，就这样经过博格达汗的调停，扎萨克图汗部接受了对方道歉，两家的恩怨就此揭过。

为了震慑这些桀骜不驯的蒙古人，清军特意展现了出了强大的武力。康熙皇帝不惜亲自出马，史载弓马娴熟的他在阅兵场连发十箭，竟然有九支中的，让一向以射术自诩的外蒙王公们颇为惊服，不由得叹曰：“神武也！”。随后包括骑兵、步兵、炮兵在内的诸多兵种，于多伦举行了规模庞大的军事演习。

按照康熙身边的法国传教士张诚的记载，在这次演习中，清军出动了上万骑兵，一千两百名步兵，以及五百名炮兵和七十门大炮，步兵和炮兵在中间，骑兵分列两翼，排成的阵列长达十里。震天动地的隆隆枪炮声中，许多蒙古人面如土色，据说土谢图汗本人吓得悚惧失态如坐针毡，恨不得当场找个地缝藏起来，可以说康熙完全到达了预期的训诫效果。

正所谓打一巴掌揉三揉，一张一弛方为文武之道。多伦会盟中，皇帝宣布，根据大家商量的结果，自己决定赦免土谢图汗犯下的罪孽。被土谢图汗杀害的扎萨克图汗之位，则由后者的弟弟继承，喀尔喀三汗都封为亲王，由朝廷颁发册文和汗印，即委任状和公章。从此以后，外蒙贵族们废弃了从北元时代遗留下来的“诺颜”、“济农”、“珲台吉”等旧蒙古头衔，代之以满洲形式的亲王、郡王、贝勒等名号。

此外清廷还为他们独创了一些颇有蒙古自己特色的爵位称呼，比如亲王、郡王之前都加上“札萨克”之称，再比如公爵（镇国公、辅国公）之下并非汉式的侯伯子男，而是一到四等台吉，这些爵位后来也同样适用于西藏贵族。

为表优待，蒙古王爷们基本上都是世袭罔替，也就是俗称的“铁帽子王”，而满洲王爷们除了极少数外，按规矩都要一代一降级，直至成为普通宗室。史载这些新任命的王爷、公爵、台吉们脱下皮袄换上清朝的官袍，按照主子定下的规矩，学模学样地对康熙“皆执臣礼”。

皇帝于会盟中公布了一个重大决定——按内蒙四十九旗的范例，将外蒙古划分为三十四个旗，具体行政管理制度参照内蒙古执行，各旗的参领、佐领等行政官员则由朝廷任命。这就意味着，外蒙古从此由黄金家族的私人领地变成了帝国政府的行政辖区，王公们则从世袭领主变为皇帝委任的地方官，喀尔喀再也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

一年之后，清廷又将历史形成的喀尔喀左右两翼的行政格局进行了变更，改为左中右三路，土谢图汗部为中路（也称北路），编为17个旗，车臣汗部为东路，编为12个旗，扎萨克图汗部为西路，编为8个旗，共三十七个旗，比原来多给了三个旗的编制，这里的“路”，也就是后来“盟”的雏形。

为期六日的会盟期间，康熙几乎天天宴请蒙古王公并给予诸多赏赐，他们吃喝玩乐外带拿，高兴的不亦乐乎。不仅如此，皇帝还特地带来了多个文艺演出团体，席间表现了大量杂技和木偶等节目，看得人目不暇接。

这场春晚般的绚烂盛宴里，孤陋寡闻的外蒙王公如同乡下人第一次进城，他们纷纷表示，要是早知道这样，俺们就不在荒漠草地瞎折腾，早点来大汗身边享福多好——“圣主如此深仁，臣等恨归顺之晚耳！惟愿圣寿万年，俾臣等仰沐洪恩，长享太平之福”。最后，当康熙起驾回銮时，蒙古王爷们跪送于道路两旁，“依恋不已，伏地流涕”，应该已经心服口服。

后人认为，多伦会盟的历史意义极其重大，不仅标识着外蒙彻底成为了清帝国的一部分，而且消除了以往历代中央王朝都难以避免的北方少数民族边患，此后无论是准噶尔还是俄罗斯，都无法突破喀尔喀蒙古这个清朝助手的阻隔。“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坚固的屏障延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直到鸦片战争后才黯然落幕。

这套国防格局，用康熙自己的话说，就是：“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我没必要修长城，外蒙就是我的长城！如此豪气，至今仍让后人感叹万千。

对于为外蒙归附做出最大贡献的一世哲布尊丹巴活佛，清廷自然不会亏待。多伦会盟中，康熙将哲布尊丹巴的座位与土谢图汗、车臣汗和扎萨克图汗三位世俗领主并列，多次接见他并勉励有加。随即，清朝正式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大喇嘛”，以官方名义授予其统管喀尔喀部宗教事务的权力。就这样，凭借着自己在蒙古人中的巨大威望和帝国朝廷的鼎力支持，哲布尊丹巴终于成为仅次于达赖和班禅的黄教第三号活佛，宗教地位虽然略逊于两位教主，但做为外蒙古最高法王，其政治势力却远超老二班禅，几可与老大达赖分庭抗礼。

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统的主寺，是位于蒙古帝国旧都哈拉和林的额尔徳尼昭。它很可能是外蒙古第一座真正的固定寺院，此前的所谓佛寺大都是随游牧民逐水草到处迁移的毡房寺院。额尔徳尼昭也是一世哲布尊丹巴出身的土谢图汗家族之家庙，于十六世纪晚期由他们的先祖阿巴岱始创，主要建筑材料便是利用哈拉和林遗址上的石头砖块——公元1370年和1387年，明军两次攻克这座蒙古旧都，哈拉和林遭到彻底毁灭，后虽经数次重建也难成气候，渐为一片废墟。

在准噶尔入侵期间外蒙人整体向内蒙逃亡，额尔徳尼昭也受到准噶尔军的严重破坏，蒙古人归后来对它进行了修复扩建，最终发展成一座拥有六大僧院和数千名僧侣的庞大寺院，并不比黄教六大主寺小。

不过，哲布尊丹巴并不常驻额尔徳尼昭，他一般住在外蒙古的政治中心库伦，也就是今天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因而也被人们俗称为“库伦活佛”。据说多伦会盟后，一世哲布尊丹巴与康熙过从甚密，成为后者的主要宗教顾问。每年的“木兰秋狝”（清朝在华北与内蒙交界的秋季射猎活动，因在木兰围场举办而得名，其实主要目的是与蒙古贵族们联络感情，相当于满蒙贵族的定期大联欢），皇帝都会邀请哲布尊丹巴参加，然后一起回京城过年。

由于外蒙古与木兰围场距离遥远，哲布尊丹巴不可能老把时间耗在路上，因此事实上，他从此常驻在热河（今承德）而非库伦，很少回到外蒙。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