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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外蒙至尊——哲布尊丹巴法王【续】

确实,当得知喀尔喀请求内附的消息后,朝廷里有人提出,不如趁此机会把这些难民都吞并了,让他们统统变成帝国直接统治下的臣民得了。但康熙却不同意,认为这样太缺德了,即“不忍乘其厄”,他下令把这几十万人统统安置到内蒙边界地区暂住,同时调来大量牛羊帐篷,给难民们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资。

除了明面上的道义因素以外,皇帝其实考虑得相当深远,他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说,当时如果不许喀尔喀人内附,那么外蒙古“必皆沦入于厄鲁特”,到那时噶尔丹的势力能膨胀到何种程度,就无法预知了。

康熙深知准噶尔决不肯善罢甘休,为此他已经做好了与噶尔丹全面开战的准备。皇帝完全明白,“允其内附而恩养之,噶尔丹必假此衅端,与我朝媾难”,并且强调,接纳喀尔喀的决策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非漫然而为之也。”

事实证明,康熙的决策极其英明。在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一年之中清廷就接纳安置了数十万喀尔喀难民,康熙实行的赈济、安抚政策,有效地增强了清朝对蒙古民族的吸引力,漠北喀尔喀蒙古对清朝的向心力急遽增强。后来,人们通常把这一年,看做是外蒙古正式臣服清廷的时间标识。

喀尔喀蒙古人的亲戚,当年南迁到内蒙的喀尔喀左翼或称内喀尔喀人,是最早被清朝前身后金政权征服的蒙古人之一,他们早在努尔哈赤时期便向后金称臣纳贡。原来的喀尔喀左翼迁走后,一部分右翼人移民到河对岸填补了空白,他们便成了新的喀尔喀左翼,最后竟然发展的比本家还好,清初喀尔喀蒙古三大集团中,土谢图汗部和车臣汗部都属于左翼,只有扎萨克图汗部是右翼。

到了皇太极时期,满洲人击溃了蒙古帝国最后的正统皇帝——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将元朝留下的传国玉玺收入囊中,皇太极及其子孙从此自诩为成吉思汗当然的继承人。尤其是公元1636年,以林丹汗之子额哲为首的数十位内蒙古王公,一起向皇太极宣布效忠,他们还给自己的新大汗造了个蒙古头衔——博格达车臣汗,“博格达”蒙语为“天”,“车臣”则是“聪明、智慧”,正好与他的汉语尊号“天聪”汗相对应。

为加强满蒙联系,爱新觉罗皇族与蒙古贵族世代联姻,其中最突出的无疑是科尔沁部,其首领家族与统治西藏的和硕特汗国系出同源,都是成吉思汗大弟弟哈萨尔的后裔。科尔沁部涌现出孝庄太后等著名清宫后妃,而许多满洲公主也嫁到了蒙古草原。当年,外蒙古三汗也派出了外交使团携带礼物访问皇太极的宫廷,受到热情接待,清朝从此将其视为“北藩”即北部属国。

顺治时,内蒙古各部都已归附,不过外蒙古虽然和清朝来往不断,还经常以“朝贡”名义派出使团(其实他们更像是贸易商队,不仅沿途做牛马毛皮生意,回来时还能从清廷得到大量礼品财物),但这种联系更多地是出于经济目的,目的是得到与内地做边贸生意的特权。为了获得更多赏赐和贸易许可,喀尔喀王公们名义上接受了清帝的册封,但前者并非后者的真正下属,外蒙与清朝之间的纽带十分脆弱,双方经常爆发小规模冲突,关系并不稳定。

如今,随着喀尔喀王公们的正式臣服,满洲皇帝终于被除了卫拉特之外的蒙古人,一致承认为成吉思汗、忽必烈等诸位蒙古大汗的合法继承者,所有蒙古贵族们被要求延续自古以来的传统,将自己的忠诚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博格达汗(博格达Bogda,蒙语意为神、圣或天,合起来就是‘天可汗’)。

正所谓“穷则搁置争议,达则自古以来”。当时正是清朝最发达的时期,身为汉人的天子,同时又是蒙古人的博格达汗,自然要展现一下泱泱大国拉风的气度,于是乌兰布通战后的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皇帝在原来蒙古帝国三京之一的上都多伦遗址(位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命令内外蒙古各部必须参会。这就是有名的多伦会盟,与会者包括外蒙古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图汗部、车臣汗部,以及内蒙古四十九个旗的几乎所有王公。

博格达汗认为,对于刚刚归附没有规矩的外蒙野蛮人,“宜训以法度”,于是大展排场,不仅带来了十六营各种兵种的护卫队兼仪仗队,还有从北京专门运过来充场面的四头大象。清廷要求蒙古王公们只能在御营五十里之外驻扎,不得进入哨卡之内。

在盛大的阅兵式上,全身披挂威风凛凛的康熙,数落了喀尔喀蒙古此前“扰害生灵”的诸多不是。再世西门庆土谢图汗又惊又怕,他当众承认错误,痛心疾首地带领属下们不停磕头。为表忏悔,土谢图汗在清廷实力派大臣索额图等人的监督下写了认罪书,就这样经过博格达汗的调停,扎萨克图汗部接受了对方道歉,两家的恩怨就此揭过。

为了震慑这些桀骜不驯的蒙古人,清军特意展现了出了强大的武力。康熙皇帝不惜亲自出马,史载弓马娴熟的他在阅兵场连发十箭,竟然有九支中的,让一向以射术自诩的外蒙王公们颇为惊服,不由得叹曰:“神武也!”。随后包括骑兵、步兵、炮兵在内的诸多兵种,于多伦举行了规模庞大的军事演习。

按照康熙身边的法国传教士张诚的记载,在这次演习中,清军出动了上万骑兵,一千两百名步兵,以及五百名炮兵和七十门大炮,步兵和炮兵在中间,骑兵分列两翼,排成的阵列长达十里。震天动地的隆隆枪炮声中,许多蒙古人面如土色,据说土谢图汗本人吓得悚惧失态如坐针毡,恨不得当场找个地缝藏起来,可以说康熙完全到达了预期的训诫效果。

正所谓打一巴掌揉三揉,一张一弛方为文武之道。多伦会盟中,皇帝宣布,根据大家商量的结果,自己决定赦免土谢图汗犯下的罪孽。被土谢图汗杀害的扎萨克图汗之位,则由后者的弟弟继承,喀尔喀三汗都封为亲王,由朝廷颁发册文和汗印,即委任状和公章。从此以后,外蒙贵族们废弃了从北元时代遗留下来的“诺颜”、“济农”、“珲台吉”等旧蒙古头衔,代之以满洲形式的亲王、郡王、贝勒等名号。

此外清廷还为他们独创了一些颇有蒙古自己特色的爵位称呼,比如亲王、郡王之前都加上“札萨克”之称,再比如公爵(镇国公、辅国公)之下并非汉式的侯伯子男,而是一到四等台吉,这些爵位后来也同样适用于西藏贵族。

为表优待,蒙古王爷们基本上都是世袭罔替,也就是俗称的“铁帽子王”,而满洲王爷们除了极少数外,按规矩都要一代一降级,直至成为普通宗室。史载这些新任命的王爷、公爵、台吉们脱下皮袄换上清朝的官袍,按照主子定下的规矩,学模学样地对康熙“皆执臣礼”。

皇帝于会盟中公布了一个重大决定——按内蒙四十九旗的范例,将外蒙古划分为三十四个旗,具体行政管理制度参照内蒙古执行,各旗的参领、佐领等行政官员则由朝廷任命。这就意味着,外蒙古从此由黄金家族的私人领地变成了帝国政府的行政辖区,王公们则从世袭领主变为皇帝委任的地方官,喀尔喀再也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

一年之后,清廷又将历史形成的喀尔喀左右两翼的行政格局进行了变更,改为左中右三路,土谢图汗部为中路(也称北路),编为17个旗,车臣汗部为东路,编为12个旗,扎萨克图汗部为西路,编为8个旗,共三十七个旗,比原来多给了三个旗的编制,这里的“路”,也就是后来“盟”的雏形。

为期六日的会盟期间,康熙几乎天天宴请蒙古王公并给予诸多赏赐,他们吃喝玩乐外带拿,高兴的不亦乐乎。不仅如此,皇帝还特地带来了多个文艺演出团体,席间表现了大量杂技和木偶等节目,看得人目不暇接。

这场春晚般的绚烂盛宴里,孤陋寡闻的外蒙王公如同乡下人第一次进城,他们纷纷表示,要是早知道这样,俺们就不在荒漠草地瞎折腾,早点来大汗身边享福多好——“圣主如此深仁,臣等恨归顺之晚耳!惟愿圣寿万年,俾臣等仰沐洪恩,长享太平之福”。最后,当康熙起驾回銮时,蒙古王爷们跪送于道路两旁,“依恋不已,伏地流涕”,应该已经心服口服。

后人认为,多伦会盟的历史意义极其重大,不仅标识着外蒙彻底成为了清帝国的一部分,而且消除了以往历代中央王朝都难以避免的北方少数民族边患,此后无论是准噶尔还是俄罗斯,都无法突破喀尔喀蒙古这个清朝助手的阻隔。“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坚固的屏障延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直到鸦片战争后才黯然落幕。

这套国防格局,用康熙自己的话说,就是:“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我没必要修长城,外蒙就是我的长城!如此豪气,至今仍让后人感叹万千。

对于为外蒙归附做出最大贡献的一世哲布尊丹巴活佛,清廷自然不会亏待。多伦会盟中,康熙将哲布尊丹巴的座位与土谢图汗、车臣汗和扎萨克图汗三位世俗领主并列,多次接见他并勉励有加。随即,清朝正式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大喇嘛”,以官方名义授予其统管喀尔喀部宗教事务的权力。就这样,凭借着自己在蒙古人中的巨大威望和帝国朝廷的鼎力支持,哲布尊丹巴终于成为仅次于达赖和班禅的黄教第三号活佛,宗教地位虽然略逊于两位教主,但做为外蒙古最高法王,其政治势力却远超老二班禅,几可与老大达赖分庭抗礼。

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统的主寺,是位于蒙古帝国旧都哈拉和林的额尔徳尼昭。它很可能是外蒙古第一座真正的固定寺院,此前的所谓佛寺大都是随游牧民逐水草到处迁移的毡房寺院。额尔徳尼昭也是一世哲布尊丹巴出身的土谢图汗家族之家庙,于十六世纪晚期由他们的先祖阿巴岱始创,主要建筑材料便是利用哈拉和林遗址上的石头砖块——公元1370年和1387年,明军两次攻克这座蒙古旧都,哈拉和林遭到彻底毁灭,后虽经数次重建也难成气候,渐为一片废墟。

在准噶尔入侵期间外蒙人整体向内蒙逃亡,额尔徳尼昭也受到准噶尔军的严重破坏,蒙古人归后来对它进行了修复扩建,最终发展成一座拥有六大僧院和数千名僧侣的庞大寺院,并不比黄教六大主寺小。

不过,哲布尊丹巴并不常驻额尔徳尼昭,他一般住在外蒙古的政治中心库伦,也就是今天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因而也被人们俗称为“库伦活佛”。据说多伦会盟后,一世哲布尊丹巴与康熙过从甚密,成为后者的主要宗教顾问。每年的“木兰秋狝”(清朝在华北与内蒙交界的秋季射猎活动,因在木兰围场举办而得名,其实主要目的是与蒙古贵族们联络感情,相当于满蒙贵族的定期大联欢),皇帝都会邀请哲布尊丹巴参加,然后一起回京城过年。

由于外蒙古与木兰围场距离遥远,哲布尊丹巴不可能老把时间耗在路上,因此事实上,他从此常驻在热河(今承德)而非库伦,很少回到外蒙。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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