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在武装冲突地区养育强奸受孕子女意味着极大的负担——社会地位丧失，婚嫁前景渺茫，等等——有鉴于此，不管不顾依然要养育孩子的母亲居然如此之多实在令人诧异。但是尽管她们凭借坚定的心志留下了孩子，却往往无法为孩子提供足够的物质支持。“印尼士兵拿我当牲口，轮流强奸我，让我生了很多孩子，”东帝汶的一位强奸幸存者这样说道，“如今我再也没有力气为我的孩子争取一个更好的未来了。”

最近的一份报道注意到强奸受孕的子女“成为了整个国家遭受的创伤的象征，社会也倾向于不承认他们的需求。”这些孩子经常会面临法律问题，例如子女的国籍往往随父亲，没有父亲的孩子也就成了没有国籍的人。欧洲大学和平研究中心的扎拉.伊丝梅尔解释道，“这样一来，确保这些孩子的基本社会福利就成了问题，因为国际法关于儿童人权的规定都要以国家责任为基础。”在越南，混血儿童被称为战争之后的“生命尘土”，他们不能上学，不能看病，因为他们不能随父亲注册户籍。很多人都会自残，为的只是看上去更像美国人，或者更像亚洲人。

波斯尼亚强奸受害者的子女在克罗地亚寻求庇护的时候得不到公民身份。1990年伊拉克占领科威特之后，强奸的科威特女性生下的子女至今得不到科威特国籍。伊丝梅尔辩称，这些孩子“本身也是强奸的受害者，尽管只是第二位的受害者。他们的基本权利同样遭到了剥夺。”她继续写道，“强制受孕往往被单纯视为妇女问题，因为战争而生的子女得不到任何考虑。这一点不仅让他们遭到了边缘化，还使得他们的受害者身份遭到忽视，甚至还被扔进了施暴者的阵营。”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主张儿童有公民权。但是这部文件并没有单独强调强奸受孕子女的权利，也没有在任何程度上保障非婚生子女的平等待遇。外国人经常想收养这些孩子，但是颜面无光的当地政府往往会禁止此类收养，或者为了维护民族身份而刻意堆砌领养手续。养父母所在国家的政府往往也会推行火上浇油的政策，例如英国政府就试图促进针对巴尔干地区强奸子女的收养，但是却不肯赋予强奸受害人移民英国的机会，

马瑟琳.尼昂森加身材娇小，双眼圆睁，五官紧凑，神情悲哀。在接受采访时她的姿态始终像一个缠人的孩子，一直在焦虑地抬眼看天，似乎等待着某人批准她继续活下去。战争开始的时候她只有十九岁，刚来到基加利探亲，然后她家就遭到了袭击。此后不久她又找到了另一户藏身的人家。这户人家的户主是个老头，他抛弃了自己的妻子，迫使马瑟琳成为了他的性奴隶。过了两个半月以后，他宣布自己已经把马瑟琳玩腻了。她遭到了轮奸，并且不情不愿地投靠了另一个强奸犯寻求庇护。此人是个商人，将她带到了刚果。当她得知战争结束的时候恳求回家，可是当时她已经怀孕了，于是她的丈夫决定留下她和孩子。马瑟琳等待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这名商人出门做生意，她抓住机会拿了三千刚果法郎（大约等于五美元）逃出家门，然后说服一名出租车司机将她拉回了卢旺达。回国之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委员会收容了她。她的子宫严重受损，在生下女儿之后不得不被手术摘除。她给女儿起名叫克莱门丝.图伊森格。

自从战争之后，马瑟琳一直为她的哥哥看家。她哥哥是一名鳏夫，他拒绝让克莱门斯来进家门，部分原因在于她有艾滋病。在马瑟琳看来，至少她哥哥并没有抛弃他，尽管她本人遭到了强奸并且也有艾滋病。克莱门丝住在马瑟琳母亲家里，马瑟琳每周会探望她一次。马瑟琳很难开口向克莱门丝解释她的出身，但是更令她担心的是如何告诉女儿她们两个都注定活不长。克莱门丝的身体上已经出现了水泡，马瑟琳的母亲将这些水泡称作“粉刺”，并且带她去医院。当母女两人身体都还算健康的时候总会一起开怀大笑，假如马瑟琳感觉不舒服，克莱门丝就会蜷缩在她的身旁安慰她。马瑟琳经常在想，如果她的女儿死在她前面是不是会更好。总体而言她的确认为这样会更好。“人们因为我生下了这个坏记忆的孩子而可怜我，但是她是我生命当中的光明。像现在这样缓慢死去，却没有孩子的安慰，那可要比现在的情况还要糟糕一千倍。我的确快要死了，但是我并不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