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我之所以下决心要写一章关于罪犯父母的内容，是因为我在2002年看了一场电视采访。受访者保罗.冯.赫腾的女儿莱斯丽是曼森家族的成员之一。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群年轻人在查尔斯.曼森这位富有魅力的领袖的率领下实施了一系列暴力犯罪。1969年8月，莱斯丽杀死了一位百货店店主罗丝玛丽.乐比安卡，从背后捅了受害人十四刀。三十三年后，她的父亲出现在拉里.金的访谈节目现场，为自己的女儿恳求假释许可。“假如莱斯丽从来没有吸食她的第一支大麻烟，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了。”保罗.冯.赫腾说道。“你觉得这都是大麻的错吗？”拉里.金质疑道。“全靠大麻与迷幻剂，曼森才能控制这些人。”保罗.冯.赫腾答道。拉里.金随即反驳，“上百万从没过杀人的人都抽过大麻。”节目组的专家又补充道，莱斯丽在犯罪时并没有抽大麻。令我大为着迷的是，保罗完全看不到事实，看不到自己的女儿如何自主选择了谋杀他人的行径。这一幕让我想起了有些聋人子女的父母，他们始终无法理解自己的子女为什么永远都不能快乐或流畅地使用口语；还有些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父母始终幻想自己的子女依然完整无缺地潜藏在病症的表象之下，等待着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此后不久，我读到了911恐怖袭击参与者萨卡里亚斯.穆萨维的母亲的访谈报告。她描述了母子关系怎样随着儿子逐渐沉湎于原教旨伊斯兰教而日益疏远，儿子如何批评她不戴面纱，并且在一名堂兄的撺掇下拒绝从事铺床叠被之类的“女性活计”。尽管如此，当她看到儿子的面孔出现在电视上并且与袭击事件牵扯在一起的时候依旧猝不及防。“他怎么能与这种事扯上关系呢？我吃不下饭，我睡不着觉，我一直对问我自己，‘这种事也能是真的吗？’我所有的孩子都有他们自己的房间，有零花钱，有条件出门度假。假如他从小在不幸或者贫困当中长大，那么我还能理解。但是他什么都不缺啊。”这段话彰显了一段形同陌路的母子关系：母亲丝毫不明白儿子成了什么人，儿子也根本不想告诉她。

我在少管所里遇到过一个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他告诉我，他之所以偷车撞车是因为“我能办到。”这位丹.帕特森对于自己已经搞到手的东西向来不屑一顾。他曾经非常骄傲地用一套价值三百美元的汽车音响交换了一盒香烟。我问他有没有想过汽车主人的感受，他说：“他们他妈的给过我什么好处呢？”十七岁那年他已经因为偷车遭到了第十次逮捕。他绝望地谈到了自己与父母之间的互动。“每次我们想谈话的时候，我都感觉到我们中间似乎隔着一块玻璃窗户。有一次警察抓了我之后让我回家，我爸说，‘上床去吧，待会儿我们谈谈。’我在床上躺了一个半小时他都没来，于是我就从窗户里爬出去跑掉了。后来他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说‘因为你根本不想和我说话。’”丹出现在法庭上时，他的母亲在证人席上说：“这不是我的儿子，他不是这种人，我为什么不能直接把他领回家呢？”我问丹最早什么时候开始跟父母撒谎，“当他们不再注意我是谁的时候，”他说。

莱纳尔.达莫的《一位父亲的故事》（A Father’s Story）描述了他与儿子杰弗里之间的关系。他的儿子在1978年到1991年之间的密尔沃基杀死了十七名年轻男性。这部回忆录不仅是一本名人传记，也是一声渴求赎罪的呼喊。杰弗里显然是一个来自混乱家庭的失常孩子。但是绝大多数来自混乱家庭的男孩都不会对于谋杀、分尸以及吃人等等行径产生性痴迷。莱纳尔写道：“我的生活沦为了回避与否认的日常练习。我只要想到这些最后的日子，我就觉得自己在内心里摆出了一副低头猫腰的丑态，一边期待着即将降临的打击，同时又不顾一切地希望打击不会降临。就好像我把我儿子锁进了隔音室，然后挂上了帘子。这样我就既不能听到他说话，也不会看到他究竟变成了什么东西。”

像这样几乎要割断亲子关系的否认并不罕见。在《致命后果：死刑犯家人的讲述》（Capital Consequences: Families of the Condemned Tell Their Stories）一书当中，蕾切尔.金追踪了九个不得不竭力应对死刑判决的家庭。书中记述了一位伊瑟.赫曼的故事，他的儿子戴维犯下了残忍的谋杀，然后就若无其事地回家过圣诞节，期间始终没有谈到自己的罪行。“我经营着两家业务繁忙的公司，我本人有健康问题，我手下管着很多人。因此我的担子从一开始就非常重。”伊瑟说。“我的母亲与兄弟健康状况都很差，那段时期对我来说很困难。大卫总是一个很和善的人，他不想烦我。”伊瑟这样描述大卫的审判：“我们没有为大卫提供一个健康可爱的成长环境。我们整天吵架，家里的氛围非常紧张。尽管如此，大卫依然曾经是一个好人。”像大卫这样处境的孩子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心理困境：假如父母拒绝承认你究竟是什么人，子女必然会感到与父母极其疏离——甚至痛苦不堪。一位母亲可能在你杀了人以后依旧固执地认为你是个“非常和善的好人”，此时你肯定会觉得自己不得不犯下更严重更激烈的罪行，唯此才能让自己的自主行为获得承认。讽刺的是，父母的否认态度不仅可能助长了子女犯下的难言罪行，而且还会将这些罪行从父母的眼中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