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乱弹：苏联武装直升机值7吨猪肉，中国装甲车值496吨干龙眼 -- 山猫部落

注：本人不懂波斯语，英文也奇臭，下面提到的伊朗内容皆来自二手中文资料。

自黄巾军、白莲教到太平天国，中国就缺乏单纯依靠宗教造反成功的案例，对比历史上的伊斯兰帝国似乎少了政教合一这课。不过，阶级斗争是对造反理论的高度概括，造反的根源都来自现实利益冲突，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神圣的外衣和方便借口罢了。我说过“自由平等、独立自主、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造反大业的作用和阿弥陀佛、安拉真主、真_善_忍一路货色，都是口号和信仰。”宗教在造反中的作用是提供信仰统一思想，不是造反模式，不然也无从解释除了伊斯兰就没有其他成功运作政教合一，总不能说只有安拉真主才有战斗力吧？。

1978年由霍梅尼领导的那场伊斯兰革命，对所有中国的普通人来说都太过陌生。有一位学者指出，“革命是在几乎20年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的背景下爆发的”。这真是太奇怪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革命前的伊朗，更多政教分离的倾向，比霍梅尼成为“最高领袖”后的政教高度合一的社会环境要宽松的多。

难道宗教的魔力超越了宽裕的经济和宽松的政治环境，以至于造反有第四种“宗教革命”模式？

在20世纪６０年代前，伊朗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人均收入不到３００美元。１９５３年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复位，这是一个力图使伊朗跻身于世界最发达地区行列的雄心勃勃的铁腕人物。在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后，巴列维于６０年代初发动了一场全面的社会经济改革运动，他称其为“白色革命”。“白色革命”包括以下一些内容：土地改革，森林收归国有，工人入股分红，取消妇女面纱，给妇女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６项措施。这是一个十分激进的改革运动，旨在从根本上改变伊朗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以便使伊朗尽快向资本主义现代国家转化。其中最有意义的是关于农业和土地制度的改革措施。１９６２年１月９日伊朗政府公布的土地改革法共有９章，涉及到许多方面，从所有权的转移到农业服务项目的增加。它规定个人占有的土地不得超过６个“当”，多余的土地必须出售给土地改革局。违法的地主将遭严惩，守法的地主则可得到补偿。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处于不利地位，但当局仍为地主提供了三种选择：他们可将自己的土地分割、出租或出售。这样的政策大大减缓了与地主的直接冲突。土地改革局则将这些收购来的土地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给农民，农民可在１５年内分期会清费用。土地改革的结果是大片土地从少数土地占有者手中转移给了广大的分成制佃农，地主虽然不满，却无法对抗政府和农民的压力。应该说，国王在处理农民与地主矛盾的过程中采用了比较明智的做法，但在改革中他却未能协调同宗教势力的冲突，尽管政府在土改中对宗教地产一再采取温和的抚慰措施，土地改革和取消妇女面纱等行动仍然遭到了宗教势力的强烈反对。宗教首领阿亚图拉霍梅尼领导的反政府示威被巴列维国王血腥镇压了下去，霍梅尼被流放到国外。

障碍清除之后，伊朗的民族工业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国民经济以９％－１２％的比率持续增长。人均收入１９６５年为３００美元，到１９７７年时几乎增长了一倍。在一段时期内，伊朗的工业化进程应该说是相当顺利的，似乎没有一个国家能象伊朗人那样幸运。然而，在这种表象后却隐藏着一种潜在的危机，那就是这一切成就都在于有国王的支持，而国王本身的权力又大得不受任何制约，民族的命运全系于一人之身，这种高速度的工定化显然有很大的风险。随着伊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石油美元滚滚而来，这种潜在的危险也就日益暴露出来。国王为自己的成就所陶醉，开始独断专行，野心膨胀，俨然以一个世界伟人自居，忘记了他要实现的目标和能力之间的差距，也忘记了宗教势力对其政权的威胁－１９６３年他实际上只击败了霍梅尼，而未击败整个宗教势力。从７０年代起，国王一心要在军事上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用１９０亿美元购买了与其国力根本不相称的美式先进武器，而在１９７１年前，伊朗军费每年的开支不超过１０亿美元。另一方面，国王对伊朗资金的大量外流不闻不问，对政府机构中越来越严重的贪污腐败之风丝毫不加制止，生活费用的上涨以及普遍的财政骗局损害了中产阶级下层和工人阶级的利益，禁止言论自由使知识分子感到失望，而强迫老板向工人出售４９％的股票又使企业主感到沮丧，允许赌博和酗酒则不必要地激怒了宗教势力。国王头脑发热，他的随心所欲使他不再注意协调各社会集团的利益（而这本是他１９６３年获胜的基础），反而使自己成为破坏一切社会集团利益的代表，于是他开始遭到９５％以上的伊朗人的反对。国王的政策终于在１９７７年底导致伊朗经济恶化，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经济动乱和政治动乱，动摇了国王的统治根基。以霍梅尼为首的宗教势力利用这一有利的契机，很快将巴列维赶下了台。

事实上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王权专制独裁，腐败盛行，政治军事全面依附美国，生活模式极度西化。王室心目中的现代化是靠美国顾问和留美学生来实施的，这个现代化进程中没有毛拉们的位置；除了王室和美国势力，也没有其他社会阶层可以参与政治活动。

然而，伊斯兰教原本就不是一般中国人理解中的宗教，它更像是一个政党。

“伊斯兰教并不是出世的宗教，而是一个出世入世的宗教。因此，政教分离的思想是一种错误的思想，要知道，只注重个人事务而不注重社会事务，只重视后世不重视人类今世生活，只出世而不入世的宗教是残缺不全的宗教。因为后世的幸福生活完全建立在今世生活的基础之上。一个宗教如果不能为人类指明获得后世永恒幸福的正确途径，不阐明今世人类正确的生活道路，不制订个人与社会完美法规，这个宗教就是残缺不全的，是无法保障人类后世永恒幸福的宗教。鉴于此，伊斯兰教作为一个完美的宗教，为保障人类后世永恒的幸福而为人类指明了今世正确的生活道路，并制订了符合人类天性的正确严密的个人和社会法规。伊斯兰教认为：宗教和政治是相辅相成的，脱离了政治的宗教是残缺不全的宗教，是无法保障人类后世永恒幸福的宗教。因此，要想保障人类后世永恒幸福，首先得依靠政治在今世建立倡导公正、维持正义、引人于正道的政府，以教导和引导人民大众在真主的康庄大道上，作为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为获得后世永恒的幸福而将今世建设成人间的乐园而努力奋斗。 ”――伊斯兰革命领袖大阿亚图拉哈梅内伊

伊朗社会与中东其它国家一样，伊斯兰文化影响深厚，面临着如何完成社会转型、实现现代化的探索。巴列维王朝以白色革命为起点，以石油繁荣为支撑，以世俗化为追求的现代化转型是为巩固王权服务的，经济繁荣的背后暴露出诸多深层次矛盾，最终被扫出历史舞台。"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是在世俗化的现代化道路失败后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的新探索。

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伊朗身为一个位居要冲的产油大国已经不可能置身世外了，就连古老的伊朗库姆神学院都用上了计算机和互联网。占伊朗人口15%的新生代成长起来，强烈要求跟上时代的步伐，改变现状。在这一背景下，温和、开明的宗教人士哈塔米在1997年的总统选举中以压倒优势当选，在之后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哈塔米总统的改革派议员又占据了多数席位。伊朗国内的政治气氛逐渐宽松，经济迅速增长，与阿拉伯国家和欧盟的关系改善。

1997年12月，伊朗作为东道主成功举办了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会上哈塔米总统与许多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握手言欢。最令人注目的是，哈塔米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文明对话”的倡议，主张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明相互交流和包容，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勇气和睿智，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舆论的普遍欢迎。当时的美国克林顿政府也一度对伊朗做出过一些积极的姿态。美国和伊朗的足球队和摔跤队互访进行友谊比赛，一度被传为佳话。有的西方传媒将这称作20世纪90年代美伊间的“足球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