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22：仲遂——杀嫡立庶 -- 桥上

《文元年经》：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p 0507）（06010001））（052）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p 0507）（06010002））（052）

《文元年传》：

于是闰三月，非礼也。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余于终，事则不悖。（（p 0510）（06010201））（052）

《文元年经》：

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p 0508）（06010005））（052）

叔孙得臣如京师。（（p 0509）（06010007））（052）

《文元年传》：

王使毛伯-卫来赐公命。叔孙得臣如周拜。（（p 0512）（06010401））（052）

我的粗译：

在我们文公元年（公元前六二六年，周襄王二十七年，晋襄公二年，齐昭公七年，卫成公九年），闰了三月，这不合规矩。当初先王制定历法的时候，将一年的发端规定在天象循环重新开始的时候，把一季的节令规划到仲月之中，而多出的月则在年内处理。将一年的发端规定在天象循环重新开始的时候，节气就不会错乱；把一季的节令规划到仲月之中，“民”就不会迷乱；而多出的月在年内处理掉，季候就不会混乱。

还在这一年，我们的“王”派毛伯-卫来给我们“公”（鲁文公）颁赐策命，我们则派叔孙得臣前往周王室拜谢。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关于鲁文公有注云：“名兴，僖公子，母声姜。”

杨伯峻先生注“元年春王正月”曰：

正月二十三日丙戌冬至，建子。有闰月。

杨伯峻先生注“公即位”曰：

无《传》。依春秋礼制，先君死，无论葬与未葬，嗣君俱于翌年正月改元即位。《公羊》文九年《传》“不可一日无君。缘终始之义，一年不二君，不可旷年无君”云云，足以说明当时礼制。

杨伯峻先生注“二月癸亥，日有食之”曰：

无《传》。《公羊》于“癸亥”下衍“朔”字。当依王引之《述闻》说删，三《传》并无异文。史官不书朔，当是以癸亥为晦日而日食。《宋史?律历志三》、《元史?历志二》俱谓三月癸亥朔，入食限，是也；但宋史因疑此二月为三月之误，则非。朱文鑫《春秋日食考》云：“春秋日食三十七，书日与朔者二十七，书朔不书日者一，书日不书朔者七，不书日与朔者二。自隐公三年至宣公十七年，凡一百二十八年，记载日食十五，书朔者七，不书朔者八。自成公十六年至哀公十四年，凡九十四年，记载日食二十二，书朔者二十一，不书朔者一。由此观之，宣公以前平均八年半书一日食，而不书朔者多；成公以后，平均约四年半书一日食，而不书朔者仅一，足证当时历家已知日食之必在朔，而观测所得，亦有合于天象，故后之记载较胜于前也。”此说颇有理，则此二月癸亥之日食，盖当时历法误以三月之朔为二月之晦，故不书朔，非字之误。

桥案：以上两条《春秋经》在《左传》中均未提及，我意本章《左传》作者会在讲解此节述及鲁文公的段落中拿出这两条《春秋经》，但已无需进一步说明。

杨伯峻先生注“于是闰三月，非礼也”曰：

江永《群经补义》曰：“古历皆用平朔，谓日月皆平行，故朔日或失之先，或失之后，日食有不在朔者。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姜岌、《大衍》、《授时》诸历法皆推是三月癸亥朔入食限，《经》书‘二月癸亥’，不言朔，盖误以癸亥为二月晦，而以甲子为三月朔也。三月甲子朔，则四月宜有丁巳，故《经》书‘四月丁巳葬僖公’。是年本无闰三月，左氏以为日食必在朔，二月为癸亥朔，则四月无丁巳，意其间必有闰月，故凭空发《传》云‘于是闰三月非礼也’。”（王韬《春秋历推考》说同。）

杨伯峻先生注“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曰：

此三语旧说纷纭，今据江永《群经补义》说解之。履端于始，始指冬至，谓步历以冬至为始也。故下云“序则不愆”。《御览》二九引臧荣绪《晋书》熊远议曰“履端元日”，又引庾阐《扬郡赋》曰“岁惟元辰，阴阳代纪。履端、归余，三朝告始”。以履端为定岁首。（杜《注》谓“步履之始以为术之端首”，似推历元，非也。推历元者，汉《太初历》以后之法，古未有是。）举正于中者，三代各有正朔，以正朔之月为正月也。杜《注》云“举中气以正月”，（亦）非也。古代惟有启、闭、分、至八节，偶亦见启蛰（即惊蛰）等，（然）二十四节气其后始备。以冬至为始，以闰余为终，故举正朔之月为中。虽周正建子，而在“履端于始”之前而言先王之正时，则通三代言之。沈彤《小疏》曰：“举正于中谓历象日景中星以纪分至在四仲月也。冬至在正北，则夏至在正南，春、秋分在正东正西可知，故指其所在之位而称为正也。”此说亦通。盖古人推历，（唯）有二法，一（曰）观天象，二（曰）测日影。观天象有时为云层所遮掩，不得正确；测日影有时亦遇阴、雨，难定长短，故最初不确者多。其后经验积累，能知日月星宿周行之大致，再加以观测之术验之，则日益密合。《孟子?离娄下》云：“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定也。”足见至战国时，天文历法之学已有可观者矣。归余于终者，置闰月或三年或二年，常置于岁终也。今置于三月，故云非礼。然此盖言先王之正时，其实，以《春秋经》、《传》日月互相推校，知闰不必在岁终（，随时可以置闰）。《春秋》《经》、《传》纪闰月者九，除襄九年《传》之闰月为误字外，仅八次。若昭二十年《传》“闰月戊辰杀宣姜”，《传》文上有八月，下有十月，闰在其中，则不在年终明矣。其他如昭元年《经》书“六月丁巳，邾子-华卒”，又下书“十一月己酉，楚子-麇卒”。六月有丁巳，则十一月不得有己酉，中间应置一闰。又如昭二十八年《经》书“夏四月丙戌，郑伯-宁卒”，下文书“秋七月癸巳，滕子-宁卒”，四月七月相距一百十余日，四月有丙戌，七月安得有癸巳？其间必有一闰（可知）。凡若此者，不胜枚举。古人闰月罕举大事，故《经》、《传》书闰月者稀，而不必在岁末，（可以断言，）作《传》者仅就古法发论耳。所谓古者，以今日出土卜辞考之，亦在殷代祖甲以前。据卜辞，武丁至祖甲，岁终置闰，名曰十三月。而帝乙、帝辛时代之卜辞，绝无十三月，集其卜旬之辞推算，皆年中置闰。西周初期亦年中置闰。王国维《生霸死霸考》、吴其昌《金文疑年考》已明确言之。《周金文存》著录之遗尊、受尊、牧簋，虽有“十又三月”，实乃闰十二月之异称，不得因此而疑以岁终置闰为常。

杨伯峻先生于此段之末注云：

《史记?历书》亦载此语，字句略异。

杨伯峻先生注“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曰：

僖二十四年《传》有毛伯，孔《疏》以为“计是一人”。毛盖其采邑，伯乃其家号，杜《注》云“毛，国；伯，爵”，恐不确。锡命见庄元年《经》并《注》、僖十一年《传》并《注》。此乃嗣位诸侯天子之锡命，《春秋》《经》、《传》载此者二：一，文元年锡鲁文公命；二，僖十一年锡晋惠公命。金文中有伯 [臼/辰]鼎铭，即锡 [（甘/十）亙]侯嗣位之命。吴大瀓、吴闿生等俱谓 [（甘/十）亙]侯即韩侯，可备一说。

杨伯峻先生注“叔孙得臣如京师”曰：

《礼记?檀弓?正义》引《世本》云：“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兹，兹生庄叔-得臣，得臣生穆叔-豹，豹生昭子-婼，婼生成子-不敢，不敢生武叔-州仇。”雷学淇《校辑世本》云：“案《春秋传》及《世族谱》，庄叔-得臣生宣伯-侨如及穆叔-豹，豹生昭子-婼及孟丙、中壬、竖牛，婼生成子-不敢，不敢生武仲-州仇，州仇生文子-舒，是为叔孙氏。其说与《世本》皆合。”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周”——“京师”——“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桥案：“正”是正月，每年的第一个月；“朔”是朔日，是每月的第一天；“正朔”也就意味着历法的制定。我们是农业国，所以制定历法在古代政治中占有独特的重要地位，以致所谓“正朔”成了政治合法性的标志。这一段《左传》是较早的关于阴阳合历历法制定原则的阐述，有原则至今仍在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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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元年经》：

公孙敖如齐。（（p 0509）（06010011））（052）

《文元年传》：

穆伯如齐，始聘焉，礼也。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zuǎn)修旧好，要结外援，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p 0515）（06010801））（052）

《文二年经》：

三月乙巳，及晋-处父盟。（（p 0518）（06020003））（052）

《文二年传》：

晋人以公不朝来讨，公如晋。夏四月己巳，晋人使阳处父盟公以耻之。书曰“及晋-处父盟”，以厌之也。适晋不书，讳之也。（（p 0522）（06020301））（052）

公未至，六月，穆伯会诸侯及晋司空士縠盟于垂陇，晋讨卫故也。书“士縠”，堪其事也。（（p 0522）（06020401））（048、052）

我的粗译：

我们的卿穆伯（公孙敖）出访齐国，这是新君即位后的首次访问，是“礼”的要求。凡君即位，都会由卿出访各家诸侯，延续原来的友好关系，结交新的外援，侍奉好邻国，以此来维护社稷，这就是“忠”、“信”和“卑让”之道了。“忠”，是“德”的方向；“信”，是“德”的保证；“卑让”，是“德”的根本。

但是晋国因为我们“公”（鲁文公）没去朝见，派人来谴责我们，于是在我们文公的二年（公元前六二五年，周襄王二十八年，晋襄公三年，齐昭公八年，卫成公十年），我们“公”去了晋国。夏四月己巳那天（杨注：己巳，十三日。），晋人由大夫阳处父出面与我们的“公”盟誓，以此羞辱我们。《春秋经》上写“及晋-处父盟”，没写上此人的“氏”，就是要鄙薄此人。《春秋经》没记载我们“公”前往晋国，是要避讳。

由于我们的“公”还没回来，于是在六月由穆伯（公孙敖）代表我们与各家诸侯以及晋国的司空士縠在“垂陇”那里盟会，举行这次盟会是因为晋国准备要惩处卫国。《春秋经》写上“士縠”的“氏”和“名”，是因为这次他很好地履行了职责。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凡君即位，卿出并聘”曰：

并之言普也，徧也，并聘谓向诸侯普徧聘问，说详王引之《述闻》。《周礼?秋官?大行人》云：“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大戴礼?朝事篇》亦云，“使诸侯世相朝，交岁相问，殷相聘”，此乃世相朝也。郑注《大行人》云：“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国朝焉，小国聘焉。”齐、鲁敌国，文公继僖而立，往齐始聘。襄元年《传》云：“九月，邾子来朝，礼也。冬，卫-子叔、晋-知武子来聘，礼也。凡诸侯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聘焉，以继好结信，谋事补阙，礼之大者也。”此盖襄公继成公初立，诸侯来朝聘也。邾国小于鲁，故其君来朝，卫、晋与鲁为兄弟之国，故来聘也。文九年《经》云“曹伯-襄卒”，十一年《传》云，“秋，曹文公来朝，即位而来见也”，亦是世相朝之礼。

杨伯峻先生注“践修旧好”曰：

践当读如缵(zuǎn)，《说文》：“缵，继也。”经典亦作“纂”，《尔雅?释诂》：“纂，继也。”《周语上》“纂修其绪”，《晋语九》“纂修其身”，皆以纂修连文，纂修即继修也。此践修旧好，谓继修旧好也。说详俞樾《平议》。洪亮吉《汉魏音》谓践读为翦，《尔雅》?：“翦，勤也。”不如俞说之确。

杨伯峻先生注“三月乙巳”曰：

乙巳，十九日。

杨伯峻先生注“及晋-处父盟”曰：

杜《注》：“不地者，盟于晋都。”前此未有大夫盟鲁者也，有之，自处父始。

杨伯峻先生注“夏四月己巳，晋人使阳处父盟公以耻之”曰：

《经》书“三月乙巳及晋-处父盟”，《传》云“夏四月己巳晋人使阳处父盟公”，月日不同。杜《注》以为《经》、《传》必有一误，《读本》则以为三月文公适晋，则盟在四月。

杨伯峻先生注此处（书曰“及晋-处父盟”，以厌之也）云：

厌当如《论语?宪问》“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之厌，憎恶、厌弃之意。杜《注》谓“厌犹损也”，顾炎武《补正》引傅逊谓“厌，临也，以尊临卑，如汉人所云厌胜之耳”，皆不确。

杨伯峻先生注“晋司空士縠”曰：

司空即大司空；士縠，士蒍子，庄二十六年《传》，晋-士蒍为大司空，则士縠盖继父职。说参沈钦韩《补注》。

杨伯峻先生注“晋讨卫故也”曰：

元年，卫听陈共公之谋，使孔达伐晋。

杨伯峻先生注此处（书“士縠”，堪其事也）云：

金泽文库本作“书曰晋-士縠”，多“曰晋”二字。堪其事者，能胜任其事也。其实，自文公以前，会盟侵伐，内大夫以名见，外大夫多称人。若僖二十五年洮之盟，莒庆称名；二十六年向之盟，卫-宁速称名，其例不过偶见耳。自此以后至宣公以前，霸国之大夫盟会书名，霸国之大夫及一国二国之大夫，如宋-华元、郑-公子归生、卫-孙免，侵伐亦书名。至会伐、会盟而列序大夫名氏者无有也。自成二年战于鞌，内大夫四人并列，而晋-郤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皆列序焉；成十五年会吴于钟离，而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鰌皆列序焉。自是以后，不以名见而称人者，惟曹、许、邾、莒、滕、薛、杞、鄫小国之大夫而已。此盖记史者据形势而渐变书法。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晋”——“绛”——“故绛”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垂陇”（杨注：“垂陇”，《公羊》、《谷梁》俱作“垂敛”，陇、敛盖一声之转；敛，古音在侵部；陇，古音在东部，东、侵古亦可相通，详顾炎武《唐韵正》。垂陇，郑地，《水经?济水注》云：“又南会于荥泽，有垂陇城。”当在今河南省-荥阳县东北。#垂陇，在今（郑州市稍西而北二十余里。即）荥阳县东北。），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3.6，北纬34.9（古荥东北）。

“卫”——“帝丘”（杨注：卫，国名，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后。传世有康叔丰鼎，丰即封。“卫”字卜辞多见，足见其地名早已有之，金文亦有，字形不一。此时卫国都朝歌，即今河南省-淇县治。戴公庐曹，今河南旧滑县治（新治已移至道口镇）；文公迁楚丘，今滑县东六十余里；成公迁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县。于春秋后十三世二百五十八年，为秦二世所灭。#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明一统志》又有帝丘城，云在滑县（此指旧治，今已移治于其西之道口镇）东北七十里土山村，即卫成公所迁，盖其境相接也。则卫自楚丘迁帝丘，两地相距不远。#卫自成公已迁都帝丘，即今濮阳县西南二十许里之颛顼城。），推测位置为：东经115.10，北纬35.66（濮阳县-高城村南，安寨、七王庙、冯寨、东郭集、老王庄。僖三十一年——前629，卫迁于帝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