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22：仲遂——杀嫡立庶 -- 桥上

《文十四年经》：

九月甲申，公孙敖卒于齐。（（p 0601）（06140008））（053）

《文十四年传》：

穆伯之从己氏也，鲁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于莒，而求复。文伯以为请。襄仲使无朝听命。复而不出。三年而尽室以复适莒。文伯疾，而请曰：“谷之子弱，请立难也。”许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请重赂以求复。惠叔以为请，许之。将来，九月，卒于齐。告丧，请葬，弗许。（（p 0605）（06141101））（053）

我的粗译：

当年穆伯（公孙敖）跑去找己氏了，鲁人就立穆伯的嫡长子文伯（孟孙谷）当他们家的族长。穆伯后来又在莒国生了两个儿子，就想着回来。文伯替他提出了请求，我们这里掌权的襄仲（公子遂）要求穆伯不可上朝去见我们“公”。因此穆伯虽然回来了，但不能参与政事。结果，他在第三年就把亲属家财卷了又前往莒国。

后来文伯生了病，就向我们的“公”请求说：“谷（文伯自称名）之子弱，请立难（惠叔）也。（我“谷”的儿子还太年幼，请立我弟弟“难”当我们家的族长。）”，我们“公”答应了。文伯去世，立了惠叔。

再后来，穆伯又提出拿大量的财物交换让他回来，于是惠叔替他向我们的“公”请求，我们“公”答应了。可是，在我们文公十四年（公元前六一三年，周顷王六年，晋灵公八年，齐昭公二十年），九月甲申那天（杨注：甲申，十日。），穆伯正准备回来，却死在了齐国。他在那里的家人来通报他的死讯，并请求归葬，但我们不答应。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九月甲申，公孙敖卒于齐”曰：

公子庆父、臧孙纥，《春秋》皆不书其卒。故《谷梁传》云：“奔大夫不书卒。”公孙敖于八年奔莒，于例不当书其卒，此书之者，杜《注》云：“既许复之，故从大夫例书卒。”

杨伯峻先生注“襄仲使无朝听命”曰：

无朝听命，禁止其使不得与听政事。

杨伯峻先生注“请葬”曰：

杜《注》：“请以卿礼葬。”沈钦韩《补注》云：“此请归葬于鲁。下《传》‘饰棺至堂阜’，知惟请归葬，尚不及望卿礼也。”沈说是也。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莒”——“莒父”推测位置为：东经118.83，北纬35.58（今莒县县城，春秋初莒国迁来）。

《文十五年经》：

齐人归公孙敖之丧。（（p 0608）（06150004））（053）

《文十五年传》：

齐人或为孟氏谋，曰：“鲁，尔亲也，饰棺置诸堂阜，鲁必取之。”从之。卞人以告。惠叔犹毁以为请，立于朝以待命。许之，取而殡之。齐人送之。书曰“齐人归公孙敖之丧”，为孟氏，且国故也。葬视共仲。声己不视，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丧，亲之终也。虽不能始，善终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情虽不同，毋绝其爱，亲之道也。’子无失道，何怨于人？”襄仲说，帅兄弟以哭之。（（p 0609）（06150401））（053）

我的粗译：

下一年，我们文公的十五年（公元前六一二年，周匡王元年，晋灵公九年，齐懿公元年），穆伯（公孙敖）的灵柩还在齐国，就有齐人为穆伯所在的孟家出主意说：“鲁，尔亲也，饰棺置诸堂阜，鲁必取之。（鲁国，也是你们的亲族，你们把棺木按规格装饰好放到堂阜，鲁人肯定会运回去。）”，孟家照这个主意干了。

我们边界上的卞人发现了棺木，报告到都城，惠叔（仲孙难）在自己父亲死后一直满面憔悴，就这样到朝廷上，请求把灵柩接回来，还站在朝廷上不走，执政者就答应了他。于是他把灵柩接回来停灵。有齐人伴随灵柩一直送到我们这里。《春秋经》上写“齐人归公孙敖之丧”，是照顾孟家的面子，也是为了我们的“国”。

穆伯下葬的规格比照他父亲共仲（公子庆父）。惠叔的母亲、穆伯夫人戴己的妹妹、与戴己一起嫁给他的声己不愿看到灵柩，等正堂围上帘幕才去哭丧。

当时我们执政的卿襄仲（公子遂）不想前去哭丧，但惠伯（叔彭生）劝他说：“丧，亲之终也。虽不能始，善终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情虽不同，毋绝其爱，亲之道也。’子无失道，何怨于人？（丧事，已经是亲族相处的最后一步了。虽然你们前头有矛盾，但最后的这点事还是要做好。史佚说过：“兄弟之间要各尽所能。有困难要帮助，有好事则祝贺，灾害后去慰问，参加祭祀要虔敬，遇到丧事须尽哀，不管什么情形都不能断了友爱之情，这才是与亲人相处的方式。”，大人照这么做，还有什么怨恨放不下呢？）”。襄仲听得高兴，就率领我们这里他那些兄弟辈（也是穆伯的兄弟辈）去哭了丧。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齐人或为孟氏谋”曰：

公孙敖，庆父之子，为孟氏，故《鲁语上》称文伯-谷为孟文子。自孟献子以后，《传》常以孟氏称之。

杨伯峻先生注“饰棺置诸堂阜”曰：

古人于死人之棺木及其载柩之车，依天子、诸侯、大夫、士之不同，而有不同之装饰，谓之饰棺。依《礼记?丧服大记》，大夫之饰棺，其围车之帷，边缘画为云气；其上覆盖以白布，曰荒，边缘亦画为云气，谓之“画帷、画荒”。帷、荒之中央，又画为火三行，黻三行（黻见桓二年《传?注》），谓之“火三列，黻三列”。再于荒下以白色锦以为屋，谓之“素锦褚”。帷、荒之间于其四角各以一纽连结之，共计四纽，二纽用红色，二纽用黑色，谓之“纁纽二，玄纽二”。但此为国中丧柩之制，齐人于公孙敖，未必用此。《礼记?杂记上》有大夫死于道路之礼，云“以布为輤而行”。輤者，载柩将殡之车饰也，盖以白巾围车也。公孙敖之饰棺或仅如此。堂阜见庄九年《传》并《注》。

下面是横水西周1号墓中发现的部分“荒帏”遗痕的图片，“荒帏”即当时的棺罩，图片出自《山西考古发现系列10——绛县横水大墓沉睡3000年竟是西周倗国国君、夫人墓》：

杨伯峻先生注“卞人以告”曰：

杜《注》：“卞人，鲁?卞邑大夫。”孔《疏》：“治邑大夫例呼为人。孔子父为鄹邑大夫，谓之鄹人，知此‘卞人’是卞邑大夫。其邑近堂阜，故见之而告鲁君。”其后谓之县宰，襄七年《传》南遗为费宰，定五年《传》子泄为费宰，《论语?先进》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定八年《传》、哀十四年《传》有成宰，定十年《传》有郈宰，《论语?雍也》有武城宰。卞已见僖十七年《传（经？）》并《注》。

杨伯峻先生注“惠叔犹毁以为请”曰：

居丧悲哀过甚以致身体容颜有所损害谓之毁，故《礼记?檀弓下》告诫人以“毁不危身”，《丧服?四制》告诫人以“毁不灭性”。公孙敖卒于去年九月，至此年夏，亦已数月。此时其哀例当稍减，然据《传》，惠叔为孝子，于未葬之前，其哀毁犹初死时，故云“犹毁”。沈钦韩《补注》云：“《丧服?小记》‘久而不葬者，惟主丧者不除’。此犹毁者，未行卒哭变除之礼。”其说是也。惠叔哀毁且以归葬请于朝。

杨伯峻先生于此处（书曰“齐人归公孙敖之丧”，为孟氏，且国故也）注云：

此释所以书之之故。为孟氏者，孟氏世为鲁卿，而公孙敖又孟氏之祖也。为国者，孟氏，国之公族也。

杨伯峻先生注“葬视共仲”曰：

共仲即其父庆父，详闵二年《传》。《孟子?万章下》：“天子之卿受地视侯。”赵歧《注》：“视，比也。”杜《注》：“制如庆父，皆以罪降。”

杨伯峻先生注“声己不视，帷堂而哭”曰：

古代于人初死，尸置堂中小歛，四周围以帷幕，曰帷堂。《礼记?檀弓上》云：“尸未设饰，故帷堂，小歛而撤帷。”据郑玄《注》，盖小歛时须动摇尸体，不欲使人共见，乃以帷幕遮之。则帷堂者，初丧之礼也。《檀弓下》又有帷殡。帷殡者，棺木殡于西阶之上，然后帷之。其礼始于敬姜之哭公甫靖，此时尚无有。沈钦韩《补注》谓“帷堂帷殡，其事惟一”，误。《礼记?杂记上》郑玄《注》云：“凡柩自外来者，正棺于两楹之间。其殡必于两楹之间者，以其不死于室，而自外来，留之于中，不忍远也。”据此，公孙敖之丧亦外来，其柩当置堂中，与死于室殡于西阶者不同，而帷堂是以初丧之礼待之也。杜《注》云：“声己怨敖从莒女，故帷堂。”《檀弓下》孔《疏》亦云：“声己哭在堂下，怨恨穆伯不欲见其堂，故帷堂。”若然，则声己之帷堂，非古礼所当然，恐于礼意不合。

杨伯峻先生注“襄仲欲勿哭”曰：

襄仲于公孙敖为从父兄弟，于古礼制，服小功五月，则此时已除丧矣。然《礼记?丧服小记》云：“为兄弟，既除丧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既反其服，则当哭也。说本马宗琏《补注》。襄仲欲不哭者，杜《注》云：“怨敖取其妻。”

杜《注》“兄弟致美”云：“各尽其美，义乃终。”

杨伯峻先生注“救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情虽不同，毋绝其爱，亲之道也”曰：

救其匮乏，贺其喜庆，吊其災祸，与其祭而敬，逢其丧而哀，五事之情虽各不相同，不绝其爱则一，此对待亲人之道也。

杨伯峻先生注“襄仲说，帅兄弟以哭之”曰：

《仪礼?士丧礼》云：“死于適室，亲者在室，众妇人户外北面，众兄弟堂下北面”，是人初死，众兄弟哭位在堂下北面也。又云：“入，及兄弟北面哭殡。”是兄弟哭殡之位亦北面也。然则襄仲帅兄弟之哭位宜在堂下北面（桥：此北面为面朝北之意）。说详沈钦韩《补注》。

“堂阜”（杨注：堂阜，据文十五年《传》“鲁，尔亲也，饰棺置诸堂阜，鲁必取之”之语，是知为齐、鲁交界处而地属齐。一至齐境，即释管仲之缚。详洪亮吉《左传诂》。堂阜在今山东-蒙阴县西北。），推测位置为：东经117.88，北纬35.84（南围子村）。

下面是敖死归葬一些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文十五年传》：

他年，其二子来，孟献子爱之，闻于国。或谮之，曰：“将杀子。”献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爱我闻，我以将杀子闻，不亦远于礼乎？远礼不如死。”一人门于句鼆，一人门于戾丘，皆死。（（p 0611）（06150402））（053）

我的粗译：

多年后，穆伯（公孙敖）的两个儿子回来了，他们的侄子、文伯-谷之子、当时孟家的族长孟献子（仲孙蔑）很喜欢他们，整个“国”（鲁国都城）里都知道。可还是有人向孟献子诬告他们，说是：“将杀子。（他们要杀害大人。）”，献子（孟献子，仲孙蔑）就把这话告诉了季文子（季孙行父）。那两个儿子听说这话，于是说：“夫子以爱我闻，我以将杀子闻，不亦远于礼乎？远礼不如死。（大家都知道我家大人喜欢我们，现在大家还都知道我们要杀害我家大人，这样我们不就是完全没规矩的人了吗？成了没规矩的人还不如死了。）”，于是一人战死在为句鼆守门时，一人战死在为戾丘守门时。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孟献子”曰：

献子，文伯-谷之子仲孙蔑，此时尚少，宣九年始见《经》，其当政自在惠叔死后。

杨伯峻先生注“夫子以爱我闻”曰：

夫子指孟献子。孟献子于二子为姪，行辈小于二子，然为孟氏嫡嗣，且继承卿位，或其年且长于二子，故二子以夫子称之。

杨伯峻先生注“一人门于句鼆，一人门于戾丘，皆死”曰：

门作动词，有二义，一为攻门，僖二十八年《传》“晋侯围曹，门焉，多死”是也。一为守门，哀四年《传》“以两矢门之，众莫敢近”是也。此则宜为后一义，盖句鼆与戾丘俱为鲁邑，二子是鲁人，非作乱，自无攻门之事。杜《注》：“句鼆、戾丘，鲁邑。有寇攻门，二子禦之而死。”虽出猜测，或得其理。“鼆”或作“黽”，音黽。句鼆、戾丘，俱不详今地所在。

“句鼆”、“戾丘”均无从估计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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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敖与公子庆父可谓有其父必有其子。

《文元年经》：

天王使叔服来会葬。（（p 0508）（06010003））（053）

《文元年传》：

元年春，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叔服曰：“谷也食子，难也收子。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p 0510）（06010101））（053）

我的粗译：

在我们的文公元年（公元前六二六年，周襄王二十七年，晋襄公二年，齐昭公七年），春天，“王”（周襄王）派内史叔服来我们这里参加僖公的葬礼。公孙敖（孟穆伯）听说此人能看出人的前程，就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带给他看。看过之后，叔服就告诉他说：“谷（孟文伯）也食子，难（孟惠叔）也收子。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那个“谷”啊，将来会供奉大人您；那个“难”啊，将来会为大人您下葬。那个“谷”啊，下巴宽厚，必有后于鲁国。）”。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天王使叔服来会葬”曰：

叔服，《传》称内史叔服，则内史为其官。《公羊》何休《注》以叔服即王子虎，恐非。孔《疏》云：“四年风氏薨，五年王使荣叔归含且賵，召昭公来会葬，《传》曰礼也。夫人之丧，会葬为礼，知诸侯之丧，天子使大夫会葬为得也。”

杨伯峻先生注“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曰：

见，旧读去声，此谓引其二子出与叔服相见。与《论语?微子》“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句法同。

杨伯峻先生注“谷也食子，难也收子”曰：

谷，文伯；难，惠叔。食子，奉祭祀供养也；收子，葬其身也。惠叔收葬，见十五年《传》。文伯、惠叔又见七年《传》。

杨伯峻先生注“谷也丰下”曰：

丰下，颐颔丰满也。

杨伯峻先生注“必有后于鲁国”曰：

《礼记?檀弓》孔《疏》引《世本》云：“庆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谷。”自文伯以下，其后嗣世为鲁卿，称孟氏。谷先公孙敖而死，见十四年《传》。其子孙实奉祭祀，即此“有后”也。

“周”——“京师”——“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文七年经》：

冬，徐伐莒。（（p 0555）（06070009））（053）

公孙敖如莒莅盟。（（p 0555）（06070010））（053）

《文七年传》：

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声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声己辞，则为襄仲聘焉。（（p 0562）（06070701））（053）

冬，徐伐莒，莒人来请盟，穆伯如莒涖盟，且为仲逆。及鄢陵，登城见之，美，自为娶之。仲请攻之，公将许之。叔仲惠伯谏，曰：“臣闻之：‘兵作于内为乱，于外为寇。寇犹及人，乱自及也。’今臣作乱而君不禁，以启寇雠，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孙敖反之，复为兄弟如初。从之。（（p 0562）（06070702））（053）

我的粗译：

当年穆伯（公孙敖）的老婆来自莒国，叫戴己，她生下了文伯（仲孙谷），她妹妹声己生下了惠叔（仲孙难）。后来戴己去世，穆伯又想在莒国另聘一个新老婆，但莒人不买账，认为他那里还有声己，他就说要为襄仲（公子遂）下聘。

这是在我们文公的七年（公元前六二〇年，周襄王三十三年，晋灵公元年，齐昭公十三年），那年冬天，徐国进攻了莒国，莒人来我们这里提出要结盟。于是穆伯去莒国参加盟誓，同时为“仲”（公子遂）迎接新娘。

到鄢陵那里，穆伯爬上城墙看见了新娘，很漂亮，就自己娶了。“仲”听说此事，向我们“公”（鲁文公）请求攻打穆伯家，我们“公”准备答应，但叔仲惠伯（叔彭生）向我们“公”进谏说：“臣闻之：‘兵作于内为乱，于外为寇。寇犹及人，乱自及也。’今臣作乱而君不禁，以启寇雠，若之何？（臣下听说：“在“国”里面动起武器叫“乱”，在“国”外面动起武器叫“寇”。“寇”还能伤到别人，“乱”就只能伤到自己人。”，现在您的臣下要作乱，主上却不制止，眼瞧着招来外贼，怎么收场呢？）”。

于是我们的“公”制止了“仲”（公子遂）。惠伯（叔彭生）让“仲”和穆伯讲和，还让“仲”放弃这个老婆，又让公孙敖（穆伯）把这个老婆送回去，要求两人复为兄弟如初，这两人都答应了。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声己生惠叔”曰：

穆伯即公孙敖，见元年《经》并《注》。文伯、惠叔，又见元年《传》并《注》。戴己、声己，戴、声俱是其谥，则春秋时，卿之夫人亦有谥。

杨伯峻先生注“莒人以声己辞”曰：

言声己当继戴己为室，不必另聘。

杨伯峻先生注“叔仲惠伯”曰：

《礼记?檀弓》孔《疏》引《世本》云：“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为叔仲氏。”杜《注》云：“惠伯，叔牙孙。”

杨伯峻先生注“寇犹及人，乱自及也”曰：

外寇若来，双方皆不免伤亡，故言及人。内乱作，死伤皆是一家人。

杨伯峻先生注“惠伯成之”曰：

成之谓和解之，使勿相怨。《周礼?地官?调人》云：“凡有斗怒者成之。”此“成之”亦此义。

“徐”（杨注：徐，国名，嬴姓。故徐子国在今安徽省-泗县西北五十里。#徐国本在今江苏-泗洪县南，昭三十年被吴所灭，楚迁之于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七十里。#杜《注》：“防壅山水以灌徐。”此盖利用堤防以山水攻城最早纪载。），推测位置为：东经118.40，北纬33.35（泗洪县-半城镇，庄二十六年后）。

下面再贴一遍徐国故城所在示意图（陈伟 《楚“东国”地理研究》 （p 045））：

“莒”——“莒父”推测位置为：东经118.83，北纬35.58（今莒县县城，春秋初莒国迁来）。

“鄢陵”（杨注：鄢陵，莒邑，据顾栋高《大事表》，当在今山东省-临沭县境，与成十六年郑地之鄢陵不同。），推测位置为：东经118.56，北纬35.67（沂水县南，汉东安故城遗址）。

《文八年经》：

公孙敖如京师，不至而复。丙戌，奔莒。（（p 0565）（06080006））（053）

《文八年传》：

穆伯如周吊丧，不至，以币奔莒，从己氏焉。（（p 0567）（06080501））（053）

我的粗译：

下年，我们文公的八年（公元前六一九年，周襄王三十四年，晋灵公二年，齐昭公十四年），穆伯（公孙敖）奉派前往周王室吊丧，可他根本没去。冬十月丙戌那天（杨注：丙戌，七日。），他带着礼品跑到莒国去找那个没娶成的老婆己氏了。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公孙敖如京师，不至而复。丙戌，奔莒”曰：

公孙敖于僖十五年帅师，计已成年，至此又二十七年，近六（五？）十矣，故六年后即死。

杨伯峻先生注“以币奔莒”曰：

币指穆伯所齎吊丧之礼物。

杨伯峻先生注“从己氏焉”曰：

己氏即本为襄仲聘，后竟自娶，旋又遣返之莒女。

《文十五年经》：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p 0608）（06150005））（052）

《文十五年传》：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礼也。日有食之，天子不举，伐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训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p 0612）（06150501））（052）

我的粗译：

这年六月辛丑朔（初一）那天，发生了日食。我们在“社”那里擂鼓并献祭了牺牲，这不合规矩。发生日食的时候，天子会减省自身的用度，并在“社”那里击鼓；各家诸侯则只在“社”那里献祭礼品，而在“朝”那里击鼓；这种安排就是要表明，在侍奉“神”、引导“民”、以及侍奉“君”的时候，一定得有差别，这是古之道。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曰：

以今法推之，相当公元前六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之日食。

杜《注》“诸侯用币于社”云：“社尊于诸侯，故请救而不敢责之。”

杨伯峻先生注“以昭事神、训民、事君”曰：

杜《注》：“天子不举，诸侯用币，所以事神。尊卑异制，所以训民。”训谓教训。朱彬《经传考证》谓“训犹顺也”，亦通。

杨伯峻先生注“示有等威”曰：

杜《注》：“等威，威仪之等差。”意谓因天子、诸侯贵贱不一，故威仪亦异，此亦以示之。

杨伯峻先生于“古之道也”之后注云：

此所以释“非礼”。非礼者，伐鼓当于朝，不当于社；于社当用币，不当用牲，此“鼓、用牲于社”，乃用天子之礼故也。互详庄二十五年《传》并《注》。——桥：可见前面《《左传》人物事略20附：哀姜孙邾2/4》。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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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十六年经》：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p 0616）（06160004））（052）

毁泉台。（（p 0616）（06160005））（052）

《文十六年传》：

有蛇自泉宫出，入于国，如先君之数。秋八月辛未，声姜薨。毁泉台。（（p 0616）（06160301））（052）

《文十七年经》：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声姜。（（p 0623）（06170002））（052）

《文十七年传》：

夏四月癸亥，葬声姜。有齐难，是以缓。（（p 0624）（06170201））（052）

我的粗译：

再下一年，我们文公的十六年（公元前六一一年，周匡王二年，晋灵公十年，齐懿公二年），有蛇自泉宫爬了出来，爬进我们的“国”，数目和我们先君的数目一样。到秋八月辛未那天（杨注：辛未，八日。），我们文公的母亲、僖公夫人声姜去世，于是我们平毁了泉台。

一年后，我们文公的十七年（公元前六一〇年，周匡王三年，晋灵公十一年，齐懿公三年），到夏四月癸亥那天（杨注：癸亥，四日。），才为声姜下葬。这是因为有齐人来进攻，所以耽误了。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有蛇自泉宫出，入于国”曰：

泉宫在郎，郎在曲阜南郊，为近郊之邑。入于国者，入于鲁都曲阜也。

杨伯峻先生注“如先君之数”曰：

杜《注》以为鲁自伯禽至僖公凡十七君，详《鲁世家》。蛇入于国者亦十七条，故云“如先君之数”。

杨伯峻先生注“秋八月辛未，声姜薨。毁泉台”曰：

杜《注》：“鲁人以为蛇妖所出而声姜薨，故坏之。”梁玉绳《瞥记》云：“杜不数伯御也。其实当数伯御作十八君。文公在位十八年，时公有疾，先示兆，而公母声姜适后三月而薨，遂以为姜薨之象。夫蛇果为姜出，何必如先君之数乎？如先君数者，告公十八年而终也。”以怪异之说为真，亦失之拘。

杨伯峻先生注“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声姜”曰：

“声姜”，《公羊》作“圣姜”。声与圣音近得通假。

杨伯峻先生注“夏四月癸亥，葬声姜。有齐难，是以缓”曰：

声姜死于上年八月，至此凡九月，依“五月而葬”之例，缓。

“泉台”——“泉宫”——“逵泉”——“郎”——“郎囿”（杨注：元年春，费伯已城郎，而今年又城郎，盖鲁有两郎。费伯城者为旧鱼台县治东北八十里之郎，去鲁（曲阜）约二百里，为远。此年城者，盖鲁（曲阜）近郊之邑。说见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又互详庄三十一年《经?注》。#鲁有两郎，一为隐元年“费伯帅师城郎”之郎，离曲阜约二百里。一为鲁近郊之郎，隐九年“夏城郎”，即此郎。《公羊传》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则三国之师已至曲阜近郊。#郎即隐公九年“城郎”之“郎”，据庄十年《传》，齐师、宋师次于郎，鲁自雩门窃出，大败之。雩门为鲁南城门，则郎为鲁南郊之邑可知。《公羊》文十年《传》云：“泉台者何？郎台也。郎台则曷为谓之泉台？未成为郎台，既成为泉台。”则此台即泉台也。泉台即逵泉之台，据《寰宇记》及《清一统志》，逵泉在曲阜县东南。#逵泉，据《清一统志》，在曲阜县东南五里，水中石如伏鼋怒鼍。#据《公羊传》，泉台即郎台。余详庄三十一年《经?注》。顾栋高《大事表》七之一谓即十八年《经》“公薨于台下”之台，非郎台，似无据。#《檀弓下》亦载此事，云“战于郎”，郎当是鲁郊地名，但公为属右师，战场必不与左师同。），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59（洗脸盆）。

下面再贴一遍“鲁”及其周围一些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图中黑色的一团就是“鲁”的城垣，包括护城河，北面和西面利用了泗水。城中阴影部分是当时的居住低、作坊和墓地等，分布的很稀疏。但左下部分没有是因为现代城区覆压无法勘探。城中黑色的线是当时的河道，棕色的线是当时的道路，这些道路与城墙相交的地方就是城门。据曲英杰先生《史记都城考》，鲁国之城门从正南门（南东门）起顺时针依次为：雩门，稷门，吏门，西门，子驹之门，争门，北门，莱门，上东门，东门，石门。曲先生认为南面偏东还有一门是鹿门，但据《曲阜鲁国古城》，考古勘探排除了那一带还有另一座城门的可能。而泉台在雩门外不远逵泉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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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十八年经》：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台下。（（p 0628）（06180001））（052）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p 0628）（06180004））（052）

《文十八年传》：

六月，葬文公。（（p 0631）（06180301））（052）

《文十八年经》：

秋，公子遂、叔孙得臣如齐。（（p 0628）（06180005））（052）

《文十八年传》：

秋，襄仲、庄叔如齐，惠公立故，且拜葬也。（（p 0631）（06180401））（052）

我的粗译：

下一年，我们文公的十八年（公元前六〇九年，周匡王四年，晋灵公十二年，齐懿公四年），六月癸酉那天（杨注：癸酉，二十一日。），为我们文公下葬。

这年秋天，我们的卿襄仲（公子遂）和庄叔（叔孙得臣）去了齐国，这是因为他们新立了惠公为国君，也是要拜谢他们派人来参加葬礼。

一些补充：

鲁文公之死《春秋经》已交代清楚，且其细节与本章《左传》作者想谈的事无关，故本章《左传》作者未进一步解说。

杨伯峻先生注“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曰：

二月初一日乙卯冬至，建亥，有闰。丁丑，二十三日。

杨伯峻先生注“公薨于台下”曰：

《读本》云：“薨于台下，言非路寝。”此台当是宫中之台，或以为泉台。夫泉台在郊邑，且已毁于十六年，故知其未必然。沈钦韩《补注》云：“台下非寝疾之所，卒然而毙，或升高而陨，俱未可知。《谷梁》曰：‘台下非正也。’”

杨伯峻先生注“六月，葬文公”曰：

《传》无虚立之例，此于《经》无所补充、说明而立《传》者，疑本与下《传》不分，为“拜葬”张本也。

杨伯峻先生注“秋，公子遂、叔孙得臣如齐”曰：

二卿同为使者而书于《经》者，此及定六年“季孙斯、仲孙何忌如晋”两次而已。定六年《传》云：“季桓子如晋，献郑俘也。阳虎强使孟懿子往报夫人之币。”则两人同往，各有使命，非一人为正使，余人为介也，故杜此《注》云：“书二卿，以两事行，非相为介。”

杜《注》“秋，襄仲、庄叔如齐，惠公立故，且拜葬也”云：“襄仲贺惠公立，庄叔谢齐来会葬。”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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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文公在位十八年，一直是活在重臣争斗的阴影里，老妈死了，他也死了。

《文十三年经》：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p 0593）（06130004））（052）

大室屋坏。（（p 0593）（06130005））（052）

《文十三年传》：

秋七月，大室之屋坏，书，不共也。（（p 0598）（06130401））（052）

我的粗译：

这年秋七月，“大室”的房顶出了问题，《春秋经》记下此事，因为这是对祖先不尊重。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大室屋坏”曰：

“大”，《公羊》作“世”。惠栋《公羊古义》云：“《公羊》皆以‘世’为‘大’，如卫‘大叔仪’为‘世叔齐’，宋‘乐大心’为‘乐世心’。”大室，贾逵、服虔、杜预皆以为“大庙之室”，其说是也。大庙者，周公之庙。大室者，大庙当中之室。《尚书?洛诰》“王入大室祼”，昭十三年《传》“埋璧于大室之庭”，《礼记?月令》“天子居大庙大室”，皆可以为证。《公羊》、《谷梁》谓为世室，乃鲁公-伯禽之庙，不足据。大室之制为二层，屋上有屋，古谓之重屋。此言“屋坏”，意谓其上之屋坏，非全坏也。

桥：下面是我推测的可能的重屋的样子，图中黄色的是墙，粉色的是柱子，灰色的是屋顶。后世所谓重檐庑殿顶（见故宫三大殿），我估计就是由此而来：

下面是故宫太和殿的图片，出自《探寻中国古代科技的奥秘第二讲、中国古代的建筑与数学》：

杨伯峻先生注“秋七月，大室之屋坏，书，不共也”曰：

杜《注》：“简慢宗庙，使至倾颓，故书以见臣子不共。”共同恭。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文十三年经》：

冬，公如晋。卫侯会公于沓。（（p 0593）（06130006））（052）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晋侯盟。（（p 0594）（06130008））（052）

公还自晋，郑伯会公于棐。（（p 0594）（06130009））（052）

《文十三年传》：

冬，公如晋朝，且寻盟。卫侯会公于沓，请平于晋。公还，郑伯会公于棐，亦请平于晋。公皆成之。（（p 0598）（06130501））（052）

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p 0598）（06130502））（052）

《文十四年经》：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晋。（（p 0600）（06140001））（052）

我的粗译：

这年冬天，我们的“公”（鲁文公）前往晋国朝见，并要重申两国的盟约。半路上，卫侯（卫成公）在“沓”那里会见我们“公”，请我们“公”帮他们与晋国讲和。在我们“公”返回时，又有郑伯（郑穆公）在“棐”那里会见我们“公”，也要请我们“公”帮他们与晋国讲和。我们“公”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我们“公”见郑伯时已经是我们文公的十四年（公元前六一三年，周顷王六年，晋灵公八年，齐昭公二十年，卫成公二十二年，郑穆公十五年），郑伯在“棐”宴请我们“公”。

宴席上，他们的卿子家（公子归生）首先唱：“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鸿雁飞得高，簌簌振羽毛。贵人在路上，野外很辛劳。想起可怜人，一人很孤独。）”（《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254）《小雅?鸿雁之什?鸿雁?首章》）。

我们的卿季文子（季孙行父）回应说：“寡君未免于此。（寡君也是如此。）”，然后文子（季孙行父）唱：“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四月到夏天，六月是暑天。先祖太忍心，让我受苦辛。）”（《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313）《小雅?谷风之什?四月?首章》）。

子家又唱：“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我在郊野行，麦苗青又青。要想求大邦，谁能去求情。）”（《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076）《鄘风?载驰?四章》，注意，高亨先生给出的分章与此不同，这是杨伯峻先生的分章）。

文子回唱：“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山坡花开旺，都是棠梨花。这车怎么样？贵人才配它。戎车套起来，四匹大公马。岂敢在家藏，一月三出发。）”（《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227）《小雅?鹿鸣之什?采薇?四章》）。

一听文子这么唱，郑伯马上向我们“公”拜谢，我们“公”也向他答拜。

一些补充：

注意，前面《春秋经》提到“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晋侯盟”，但本章《左传》作者意不在此，故只作为背景材料，未进一步解说。

“维常之华”之“常”，我意主要指蔷薇科（Rosaceae）梨属 Pyrus bretschneideri白梨，在别处我有详细些的讨论，如有兴趣可移步《木03-甘棠、杕杜、常棣：棠、杜、棣、檖（上）》、《木03-甘棠、杕杜、常棣：棠、杜、棣、檖（中）》及《木03-甘棠、杕杜、常棣：棠、杜、棣、檖（下）》。

下面是白梨的图片，出自《白梨树》：

下面是另一张白梨的图片，出自《绥中白梨——关外梨香飘全球》：

杨伯峻先生注“十有二月己丑”曰：

十二月无己丑，包慎言《春秋公羊传历谱》疑为“乙丑”之误，则为十六日。

杨伯峻先生注“冬，公如晋朝，且寻盟”曰：

《读本》云：“寻八年衡雍之盟。”

杨伯峻先生注“卫侯会公于沓，请平于晋”曰：

鲁文适晋经卫，卫成特会之，托其谋求和于晋。

杨伯峻先生注“公还，郑伯会公于棐，亦请平于晋”曰：

鲁文自晋还，过郑，郑穆亦特会之，托其谋和于晋。鲁文若许，必须反程之晋。

杨伯峻先生注“公皆成之”曰：

晋皆许成，于是有明年六月新城之盟。此言“公皆成之”者，终言之也。

杨伯峻先生注“子家赋《鸿雁》”曰：

子家，郑大夫公子归生之字。《鸿雁》，《诗?小雅》篇名。《传》言赋诗某篇，不言某章，皆指首章。《鸿雁》之首章云：“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子家赋此者，郑国以鳏寡自比，欲鲁文怜惜之，为之道路奔波，再度去晋，而请和也。“之子”“劬劳”云云，盖指鲁侯。

杨伯峻先生注“寡君未免于此”曰：

言己亦鳏寡也，盖推诿之辞。

杨伯峻先生注“文子赋《四月》”曰：

《四月》亦《诗?小雅》篇名。其首章云：“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孔《疏》云：“《四月》，大夫行役之怨诗也。大夫言己四月初夏而行，至六月徂暑矣，寒暑易节，尚不得归。我之先祖非人乎？王者何当施忍于我，不使得祭祀也。文子言己思归祭祀，不欲更复还晋。”顾炎武《补正》谓取《四月》“乱离瘼矣”“维以告哀”之意。然此非首章语句，自不可信。《四月》固非大夫行役之怨诗，然古人赋诗，断章取义，不必拘泥。徐干《中论?谴交篇》、《诗》孔《疏》引王肃说，皆以此诗为大夫行役过时刺怨而作，或即用《传》意。

杨伯峻先生注“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曰：

《载驰》，《诗?鄘风》篇名，许穆夫人所作，见闵二年《传》。《传》凡两言《载驰》之四章，不言卒章，则《载驰》之分章不止四也。今《传?笺》本分《载驰》为五章，但此及襄十九年《传》所赋之“《载驰》四章”，其取义皆在“控于大邦，谁因谁极”两句，而《传?笺》则分在末章中，或所分章数虽是，而所分内容则可商。朱熹《集传》因此改定《载驰》为四章，“控于大邦”两句虽在四章中，但亦是卒章，仍与《传》义不相合。竹添光鸿《会笺》谓《载驰》本实五章，首章六句，次八句，次六句，次四句，卒四句，则“控于大邦”两句在四章，又非卒章，或与《传》义合。“控于大邦，谁因谁极”者，《毛诗》云：“控，引也。极，至也。”郑《笺》云：“今卫侯之欲求援引之力，助于大国之诸侯，亦谁因乎？由谁至乎？”子家赋此，盖谓郑欲求援引于大国晋，望因鲁而至也。

杨伯峻先生注“文子赋《采薇》之四章”曰：

《采薇》，《诗?小雅》篇名。义取“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之“岂敢定居”，盖许其不安居，折而复至晋，为之谋成也。

杨伯峻先生注“十有四年春王正月”曰：

正月十六日甲午冬至，建子。

杨伯峻先生注“公至自晋”曰：

无《传》。杜《注》谓所以书者，告于庙也。

“晋”——“绛”——“故绛”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卫”——“帝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10，北纬35.66（濮阳县-高城村南，安寨、七王庙、冯寨、东郭集、老王庄。僖三十一年——前629，卫迁于帝丘）。

“郑”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韩故城）。

“棐”——“棐林”——“北林”（杨注：“棐”，《公羊》作“斐”，皆从非声，故可通假。杜《注》：“棐，郑地。”当即宣元年及襄三十一年《传》之棐林，在今河南省-新郑县东二十五里。#棐音斐，《公羊》作“斐”。《方舆纪要》谓棐林在今河南省-新郑县东二十五里。然襄三十一年《传》谓卫襄公如楚，“过郑，印段迋劳于棐林”，则棐林宜在新郑北三、四十里处。#北林，郑地，当在今河南省-郑州市东南，新郑县之北。#北林即棐，当在今新郑县北约四十里。#棐林即北林，今新郑县北约四十里，亦单称棐。#《宣元年传》：“晋-赵盾帅师救陈、宋。会于棐林，以伐郑也。楚-蒍贾救郑，遇于北林，囚晋-解扬。晋人乃还。”（（p 0649）（07010802））（055）），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3.8，北纬34.6（新郑县北约四十里）。

“沓”（杨注：杜《注》：“沓，地阙。”徐卓《经义未详说》云：“鲁都兖州，晋都平阳，郑、卫相错于晋、鲁之间。鲁公如晋，必历郑、卫之郊。郑伯会公于棐，亦请平于晋，杜《注》：‘棐，郑地。’则卫侯会公于沓，请平于晋，沓当在卫地。”），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1，北纬35.4（“卫”南）。

下面是鲁文公出访晋国两成卫、郑一些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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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十四年经》：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帅师伐邾。（（p 0600）（06140002））（052）

《文十四年传》：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吊焉，不敬。邾人来讨，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p 0602）（06140201））（052）

《文十五年经》：

夏，曹伯来朝。（（p 0607）（06150003））（052）

《文十五年传》：

夏，曹伯来朝，礼也。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p 0608）（06150301））（052）

我的粗译：

当初邾文公去世时，我们的“公”派了人去吊唁，但在人家那里不敬。这年，邾人为此来问罪，攻打我们的南部乡野。所以我们的惠伯（叔彭生）又去进攻了邾国。

下年，我们的文公十五年（公元前六一二年，周匡王元年，晋灵公九年，齐懿公元年，曹文公六年），夏天，曹伯（曹文公）来我们这里朝见，这是规矩。各家诸侯在五个年头内应该两次互相朝见，以促进天王意图的贯彻，这是古之制。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夏，曹伯来朝，礼也。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曰：

十一年曹伯来朝，今年又来，故《传》云云。诸侯五年再相朝，其他古书无徵，或春秋前曾行此制。

“邾”——“绎”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2，北纬35.31（邾国，邹城-纪王城，纪王村及其东周围，有遗址，近方形城，2530╳2500，南部凸出依山势。东周至汉。当于文十二年迁此）。

“曹”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53，北纬35.11（今城西北四里，汉城）。

《文十一年经》：

秋，曹伯来朝。（（p 0579）（06110003））（052）

《文十一年传》：

秋，曹文公来朝，即位而来见也。（（p 0580）（06110301））（052）

《文十二年经》：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来奔。（（p 0585）（06120001））（052）

《文十一年传》：

郕大子朱儒自安于夫钟，国人勿徇。（（p 0584）（06110601））（052）

《文十二年传》：

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钟与郕邽来奔。公以诸侯逆之，非礼也，故书曰“郕伯来奔”。不书地，尊诸侯也。（（p 0586）（06120101））（052）

《文十二年经》：

秋，滕子来朝。（（p 0586）（06120005））（052）

《文十二年传》：

秋，滕昭公来朝，亦始朝公也。（（p 0588）（06120401））（052）

我的粗译：

到我们文公的十一年（公元前六一六年，周顷王三年，曹文公二年），秋天，曹文公来我们这里朝见，这算是即位之后的例行朝见。

郕国的大子朱儒在他们“国”以外的城邑“夫钟”自成一体，但郕国“国”那里的国人都对他不服气。到我们文公的十二年（公元前六一五年，周顷王四年），春天，郕伯（郕国国君）去世，郕人另立了国君，这位大子就带着“夫钟”以及“郕邽”投奔了我们。我们的“公”将他作为诸侯来迎接，不合规矩，而《春秋经》上就此写“郕伯来奔”，没记载他献上的田地，是要把他作为诸侯来尊重。

这年秋天，滕昭公也来朝见，同样是刚即位就来例行朝见。

一些补充：

此一段反映鲁国也是地区霸主。

杨伯峻先生注“秋，曹文公来朝，即位而来见也”曰：

九年八月曹共公卒，文公当于去年即位。此时来鲁朝，距其父之死已过二十三月。

杨伯峻先生注“十有二年春王正月”曰：

正月二十四日甲申冬至，建子。有闰月。

杜《注》“郕大子朱儒自安于夫钟”云：“安，处也。夫钟，郕邑。”

杜《注》“国人勿徇”云：“徇，顺也。”

杨伯峻先生于“国人勿徇”之后注云：

此章当与下年《传》“春，郕伯卒”连读，或本是一《传》。

杨伯峻先生注“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曰：

此当承上年《传》末章“郕大子朱儒自安于夫钟，国人勿徇”连读，则郕人之所以更立君者，由太子自安于他邑而国人不顺之。

杨伯峻先生注“大子以夫钟与郕邽来奔”曰：

邽音圭。《御览》一四六引服虔云：“郕邽亦邑名，一曰郕邦之宝圭，大子以其国宝与地夫钟来奔也。”然则“郕邽”有两解，杜预盖以下文“不书地”云云，只言“地”，不言“宝”，故取服前说，而云“郕邽亦邑”，其实恐不确。高士奇《地名考略》云：“郑穆公妾曰圭妫，疑圭亦小国，郕并之而加邑为邽，《左传》系之以郕为郕邽，所以别于秦武所伐之邽也。”此说亦可疑。即据高说，郕果灭圭，必在此年之前，而“圭妫”之称则在此后，而见于襄十九年《传》，则圭未必为郕所灭。郕邽仍以解为郕国之宝为宜。邽即圭，疑本作圭，自杜《注》误从“邑名”之解，而后世传写者遂加邑作“邽”。古者器物之贵者，恒以国系，如《尚书?顾命》称越玉、夷玉，《礼记?明堂位》称崇鼎、贯鼎，《传》称纪甗、莒鼎，此“郕圭”亦其一例。说参王引之《述闻》、朱绪曾《经说》卷四及李贻德《辑述》。至杨宽《古史新探》疑为郕国命珪，则乏确据。郕国之事以后再无记载，或不久即为鲁国所吞并。

下面是周代镇圭的图片，出自《温凉玉圭》：

杨伯峻先生注“公以诸侯逆之，非礼也”曰：

郕太子实非君，而鲁文以诸侯之礼接待之，故《传》曰“非礼”。

杜《注》此处（故书曰“郕伯来奔”。不书地，尊诸侯也）云：“既尊以为诸侯，故不复见其窃邑之罪。”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曹”（杨注：曹，国名，姬姓，武王封其弟叔振铎于曹，都陶丘，故城当在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南七里。说见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二十四。鲁哀公八年，为宋所灭。《史记》有《曹世家》。曹本地名或国名，卜辞已见。如《殷虚书契?前编》二、五“在[（東東）/口]，贞”，《后编》上十五“猷伐[東東]，其????[栽-木]”。[（東東）/口]、[東東]皆曹字，《说文》作“[（東東）/日]”。但不知其地是否在陶丘。#曹都今山东省-定陶县，卫都楚丘，今河南省-滑县东六十余里。#杜《注》：“陶叔，司徒。”陶叔疑即曹叔振铎。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曹伯-夷薨”下云：“叔之封近定陶，故《左传》又谓之陶叔”，此说是也。（亦犹战国时魏之称梁，韩之称郑。）#杜《注》：“以伯爵居甸服。”然桓二年《传》言“晋，甸侯也”，此又以晋、曹相比，而谓曹在甸服，似两“甸”字义有不同。晋甸侯之甸已详桓二年《传?注》。《周礼?大行人》：“邦畿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以地望言之，曹在今山东-定陶县，距周初王畿较远，与《大行人》甸服合。），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53，北纬35.11（今城西北四里，汉城）。

“郕”——“成”（杨注：“郕”，《公羊》作“盛”，或本亦作“郕”。郕，国名。传世器伯多父簋铭云“成姬多母”，成姬即郕姬。鲍鼎《春秋国名考释》亦云：“泉文‘成’不从邑，郕者，后起之字也。”周原甲骨有“宬叔用”三字，宬叔即成叔，则字又作“宬”。据《管蔡世家》，初受封者成叔武为文王之子，武王与周公之弟。孔《疏》云：“后世无所见，既无世家，不知其君号谥。”一九七五年于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发现成伯孙父鬲，或疑郕本封于西周畿内，东迁后改封于山东。《方舆纪要》及顾栋高《大事表》并谓古郕国当在今山东省-汶上县西北二十里，然恐离卫太远。《元和郡县志》十二、《太平寰宇记》十四、《路史?国名记》五、王应麟《诗地理考》六并云东汉-郕阳县为古郕伯国，则郕故城当在今山东-濮县废县治（（濮县今已并入范县，移治英桃园））东南（，可信）。或云在鄄城和鄆城之间。），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2，北纬35.52（鄄城县-引马乡）。

“夫钟”——“夫锺”（杨注：夫音扶。“锺”，《公羊》作“童”，童、锺两字可通假。据沈钦韩《左传地名补注》，今山东省-汶上县治东北有夫锺里。当即古夫锺地。据文十一年《传》，夫锺为郕邑。），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6，北纬35.8（汶上县东北）。

“滕”（杨注：滕，国名，周文王子错叔-绣，武王封之，居滕，今山东省-滕县西南十四里有古滕城，即滕国也。此滕侯不知其名与谥。自叔绣至滕宣公十七世，乃见于《春秋》；滕隐公卒于鲁哀公之十一年，滕隐公以后，尚有六世为君，孟轲犹得见滕文公。《战国策?宋策》谓宋康王灭滕。孔《疏》引《世族谱》谓齐灭滕。金正炜《战国策补释》主宋灭滕说。彝器有滕侯????[魚木]簋、滕虎簋。“滕”字并从舟从火作“[腾-月+舟-马+火]”。《魏三体石经左传残石》则作“縢”。一九八〇年于滕县-庄里西村发现一套青铜乐器。），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8，北纬35.04（滕，滕州-东滕城村周围，有遗址，不规则长方形城，内城？：东555，西590，南850，北800。周-汉）。

《文十二年经》：

季孙行父帅师城诸及鄆。（（p 0586）（06120008））（052）

《文十二年传》：

城诸及鄆，书，时也。（（p 0592）（06120701））（052）

我的粗译：

也在这一年，我们加筑了“诸”和“鄆”的城墙。《春秋经》记载此事，是因为此事的进行合于节令。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季孙行父帅师城诸及鄆”曰：

《春秋》书城筑者二十九次，惟此及襄十五年城成郛、哀三年城启阳，书“帅师”。

“诸”（杨注：诸、防皆鲁邑。据《山东通志》，诸故城在今山东省诸城县西南三十里，石屋山东北，潍河南。防即东防，详隐九年《经?注》。），推测位置为：东经119.25，北纬35.92（诸城市-枳沟镇-乔庄）。

“鄆”（杨注：“鄆”音運，《公羊》作“運”，同音假借。鲁有两鄆，东为东鄆，昭元年《传》云：“莒、鲁争鄆，为日久矣。”此时属鲁，故季孙帅师城之。必帅师者，备莒以兵来争也。《谷梁传》谓“称‘帅师’，言有难也”，恐未必然。成九年楚伐莒，“莒溃，楚遂入鄆”，襄十二年，“莒人伐我东鄙，围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钟以为公盘”，则其时鄆在莒矣。家炫翁《春秋详说》谓“鄆有三，莒之别邑亦曰鄆”，则成九年及襄十二年之鄆另是一鄆，恐不确。昭元年三月鲁复取鄆。诸及鄆皆与莒相邻。鄆当在今山东省-沂水县东北五十里。西鄆见成四年《经》并《注》。），推测位置为：东经118.77，北纬35.95（东鄆，沂水县-高桥镇-徐家荣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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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十三年经》：

邾子-蘧蒢卒。（（p 0593）（06130003））（052）

《文十三年传》：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p 0597）（06130301））（052）

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p 0598）（06130302））（052）

我的粗译：

在我们文公的十三年（公元前六一四年，周顷王五年，晋灵公七年，郑穆公十四年，卫成公二十一年），邾文公占卜把国都迁往“绎”，他们的史告诉他说：“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说：“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要是利于“民”，那就是对“孤”有利。上天造出了这些“民”，又为他们选定了“君”，就是要让“君”能够利于“民”。只要“民”得了利，我肯定能跟着得利。）”；他的左右又问：“命可长也，君何弗为？（能延长您的“命”，主上为什么不肯干？）”，邾子（邾文公）告诉他们：“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我的“命”就是要维护“民”。何时去世，那是气运。只要能对“民”有利，那就只管迁吧，没什么比这更“吉”的了！）”；于是把邾国迁到了“绎”。

这年五月，邾文公去世了。贵族们都说他“知命”。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邾子-蘧蒢卒”曰：

蘧蒢音渠除。《公羊》、《谷梁》俱从竹作“籧篨”。《说文》艸部，蘧与蒢，是不同之两物；而竹部，籧篨为粗竹席，是一物。此盖假物为名，当以从竹者为正。凡隶书从竹之字多变从艸，此作“蘧蒢”或由隶变。说参赵坦《异文笺》、臧寿恭《古义》。孔《疏》云：“蘧蒢，邾子-琐之子也。庄二十九年即位，僖元年与鲁盟于犖。”

杨伯峻先生注“天生民而树之君”曰：

《诗?周颂?有瞽》“崇牙树羽”，毛《传》云：“树羽，置羽也。”成二年《传》“树德而济同欲焉”，杜《注》云：“树，立也。”则树有置立之义。树之君，为之置立君主也。

杨伯峻先生注此处（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云：

左右所言之命为寿命之义，邾文公所言之命为命分之义，两义似不同，故以生命之长短为时也。

杨伯峻先生注“五月，邾文公卒”曰：

邾文自即位至此岁已五十一年，盖老死。

“邾”——“郰”——“訾娄”推测位置为：东经117.31，北纬35.37（大律村）。

“邾”——“绎”（杨注：邾，国名，曹姓。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邾公钟跋》。（僖二十一年?传?称之为“蛮夷”。）初都今曲阜县东稍南，盖鲁之附庸，后都今邹县东南，春秋后八世楚灭之。《礼记?檀弓》、《公羊》皆作“邾娄”，《国语?郑语》、《晏子春秋?内篇上三》、《孟子》并作“邹”，盖邾娄速读而音变。传世彝器有邾公牼钟、邾公华钟（“邾”并作“鼄”）及邾公钟、邾公[釒乇]钟等。仪父，邾君之字，名克。另一曹姓邾，楚之与国，在湖北-黄冈（见陈直《金文拾遗》）。#绎音亦，邾邑，今山东省-邹县东南有峄山，绎、峄字通。邾文公所迁当在峄山之阳与郭山之北夹谷地带。一九七二年夏于此地因大雨冲出一铜鼎，为费敏父嫁女与邾之媵鼎。沈钦韩《地名补注》引《山东通志》谓邾城在邹县东南二十五里，邾文公所迁城周二十余里，在峄山之阳，俗误为纪王城，邾迁都后，境内又另有绎邑，宣十年公孙归父帅师伐邾取峄，乃取其别邑，非取其国都。#“绎”，《公羊》作“蘱”，不知其故。杜《注》：“绎，邾邑。”孔《疏》云：“文十三年《传》称邾迁于绎，则绎为邾之都矣。更别有绎邑，今鲁伐取之，非取邾之都也。亦因绎山为名，盖近在邾都之旁耳。”余见文十三年《传?注》。），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2，北纬35.31（邾国，邹城-纪王城，纪王村及其东周围，有遗址，近方形城，2530╳2500，南部凸出依山势。东周至汉。当于文十二年迁此）。

《文六年经》：

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p 0543）（06060009））（052）

《文六年传》：

闰月不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政也，何以为民？（（p 0553）（06060901））（052）

我的粗译：

两年后，我们文公的六年（公元前六二一年，周襄王三十二年，晋襄公七年，齐昭公十二年），我们这里在闰月没有告朔，这不合规矩，设置闰月是为了调节节令，确定了节令才能举办大事，举办好大事才能过得更好，这就是让“民”兴旺的诀窍。不向上天报告闰月的朔日所在，就是放弃了日常的职责，还怎么能统领“民”？

一些补充：

“朔”，阴历每月的第一天。

杨伯峻先生注“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曰：

《传》云“闰月不告朔”，则“告月”即告朔。告朔者，每月以朔告神也。《论语?八佾篇》云，“子贡欲去告朔之餼羊”，是告朔用特羊，告朔之后，听治此月朔之政事，谓之听朔。《礼记?玉藻》“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诸侯皮弁以听朔于大庙”是也。听朔又谓之视朔，僖五年《传》“公既视朔”、文十六年《经》、《传》“公四不视朔”是也。行此礼讫，然后祭于诸庙，谓之朝庙，此“犹朝于庙”是也。又谓之月祭，《礼记?祭法》“皆月祭之”是也。其岁首则谓之朝正。襄二十九年《传》“释不朝正于庙”是也。先告朔，次视朔，然后朝庙，此三事同日行之。告朔、视朔皆于大庙，孙诒让《周礼?春官?太史?正义》分别甚明，可参看。又孔颖达本《疏》及《礼记?玉藻?疏》以《周礼?春官?司尊彝》之“朝享”为朝庙，则不可从。朝享为四时之间祀，非月祭也，亦详孙诒让《周礼正义》。齐召南《考证》云：“犹者，幸其仅存此朝庙之礼，是餼羊之意也。《经》意所讥，在不告朔耳。”

杨伯峻先生注“闰月不告朔”曰：

告朔，即《经》之“告月”，详《经?注》。

杨伯峻先生注“闰以正时”曰：

月绕地球一周，即恒星月之平均数为二七．三二一六六日。但古人至汉代始得其近似值。西周以及今日，所谓阴历，则以自初一（朔）至月底（晦）为一月之日数，古谓之朔实，今谓之平朔月。古人测定其日数约为二九．五三〇五八五日。与近世所测平朔月为二九．五三〇五九略有差距。一平朔月既为二十九天半强，故必分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始能得其合朔。日蚀必在朔，由《诗?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可以知之。若每年十二个月，则全年为三百五十四日或三百五十五日。而地球绕太阳一周，则为三六五．二四二一九日，此为回归年之日数，两者相较，平均每年差约十日二十一时。分、至、启、闭以及四时，必以地球绕日为准，故必置闰以弥补差数，然后四时得正，故曰“闰以正时”。

杨伯峻先生注“时以作事”曰：

《隋书?经籍志》引作“时以序事”，盖谓依节气与物候而定生产劳动，《诗?豳风?七月》所谓“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是也。

杨伯峻先生注“事以厚生”曰：

生产劳动不失其时，始能衣食。

杨伯峻先生注“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曰：

生民之道即在于此。

杨伯峻先生注“不告闰朔，弃时政也，何以为民？”曰：

为民犹言治民。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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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七年经》：

七年春，公伐邾。（（p 0554）（06070001））（052）

《文七年传》：

七年春，公伐邾。间晋难也。（（p 0555）（06070101））（052）

《文七年经》：

三月甲戌，取须句。（（p 0554）（06070002））（052）

《文七年传》：

三月甲戌，取须句，置文公子焉，非礼也。（（p 0555）（06070201））（052）

《文七年经》：

遂城郚。（（p 0554）（06070003））（052）

我的粗译：

转过年来，我们文公的七年（公元前六二〇年，周襄王三十三年，晋灵公元年，齐昭公十三年），春天，我们的“公”（鲁文公）出发去攻打邾国。这回抓住了晋国发生变乱的机会。

三月甲戌那天（杨注：甲戌，十七日。），打下须句，把邾文公的儿子安排在那里，但是这不合规矩。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七年春”曰：

去年闰十二月二十九日戊午冬至，实建丑。

杨伯峻先生注“间晋难也”曰：

读去声，间晋难者，晋国国内有立君之争，得此空隙，因而用兵也。

杨伯峻先生注“三月甲戌，取须句”曰：

须句，见僖二十一年《传》。《传》云：“邾人灭须句。”翌年《传》又云：“伐邾，取须句，反其君焉。”则此之“取须句”亦与“伐邾”相连，故杜《注》云：“须句，鲁之封内属国也。僖公反其君之后，邾复灭之。书‘取’，易也。例在襄十三年。”

《襄十三年传》：“夏，邿乱，分为三。师救邿，遂取之。凡书取，言易也；用大师焉曰灭；弗地曰入。”（（p 0998）（09130201））（087）。

又杨伯峻先生注《宣九年传》“秋，取根牟，言易也”云：

襄十三年《经》“取邿”，《传》云：“凡书取，言易也。”成六年《经》“取鄟”，《传》亦云“言易也”。昭四年《经》“取鄫”，《传》云：“取鄫，言易也。莒乱，著丘公立而不抚鄫。鄫叛而来，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师徒曰取。”综合观之，凡取邑或取国，取之甚易，则言“取”。然有用师徒者，亦有不用师徒者。此取根牟，非如鄫之叛其国而来，则用师徒者也。（（p 0701）（07090201））（064）。

杨伯峻先生注“三月甲戌，取须句，置文公子焉，非礼也”曰：

此与僖二十二年《传》“取须句，反其君焉，礼也”正相对。彼以归其君、复其国为“礼”，此则灭其国，而以他人为守须句之大夫，故为“非礼”。“文公子”者，据杜《注》，为邾文公之子，其时叛邾而在鲁。

“邾”——“郰”——“訾娄”（杨注：郰，鲁邑，今山东-曲阜县东南约四十余里。#邾，国名，曹姓。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邾公钟跋》。初都今曲阜县东稍南，盖鲁之附庸，后都今邹县东南，春秋后八世楚灭之。《礼记?檀弓》、《公羊》皆作“邾娄”， 《国语?郑语》、《晏子春秋?内篇上三》、《孟子》并作“邹”，盖邾娄速读而音变。传世彝器有邾公牼钟、邾公华钟（“邾”并作“鼄”）及邾公钟、邾公[釒乇]钟等。仪父，邾君之字，名克。另一曹姓邾，楚之与国，在湖北-黄冈（见陈直《金文拾遗》）。），推测位置为：东经117.31，北纬35.37（大律村）。

“晋”——“绛”——“故绛”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须句”（杨注：须句，句音劬。《公羊》作“须朐”。杜《注》，“须句，在东平-须昌县西北”，则在今山东省-东平县东南。据《水经?济水注》，今东平县西北亦有朐城，引京相璠云，须朐一国二城，盖后迁都。在东平县西北者是。），推测位置为：东经116.16，北纬35.86（梁山县-小安山镇-东张庄村北）。

“郚”（杨注：郚音吾。此郚为鲁邑，与庄元年《经》“齐师迁纪-郱、鄑、郚”之郚为纪邑而为齐所夺者不同。此郚当在今山东省-泗水县东南。），推测位置为：东经117.37，北纬35.55（泗水县-汉舒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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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八年经》：

螽。（（p 0565）（06080007））（052）

《文九年经》：

夫人姜氏如齐。（（p 0569）（06090002））（052）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齐。（（p 0570）（06090005））（052）

九月癸酉，地震。（（p 0571）（06090011））（052）

《文十年经》：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孙辰卒。（（p 0574）（06100001））（052）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p 0575）（06100004））（052）

一些补充：

如上，这三年鲁国生过蝗虫（螽）、发过地震，还曾长时间无降水，自己“公”的夫人又曾返回齐国，而且四朝老臣臧孙辰（臧文仲）也去世了，我想本章《左传》作者采用这几条《春秋经》意在反映鲁文公的日子不好过。

杨伯峻先生注“螽”曰：

无《传》。杜《注》：“为災，故书。”余详桓五年《经?注》。

杨伯峻先生注《桓五年经》“螽”曰：

螽音终。古者螽、蝗不分，今则螽斯（蜇螽）、草螽属螽斯科，螽（蚱蜢）、蟿螽、土螽属飞蝗科。《春秋》所书之螽，皆飞蝗。成災甚大，故书之。《艺文类聚》引《春秋佐助期》云：“螽之为虫，赤头甲身而翼，飞行，阴中阳也。螽之为言众，暴众也。”又引《五行传》云：“介虫有甲能蜚，阳之类，阳气所生。于《春秋》为螽，今谓之蝗。”皆以螽即飞蝗，与《诗》之螽斯、草虫不同。（（p 0103）（02050008））（014）。

杨伯峻先生注“夫人姜氏如齐”曰：

无《传》。杜《注》：“归宁。”盖以出姜为齐昭公之女，父母在乃归宁也。齐昭为齐桓之子，齐桓公死于僖十七年，距鲁文之立已十八年，鲁文娶其女，甚有可能。

杨伯峻先生注“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齐”曰：

无《传》。孔《疏》引苏氏云：“夫人归宁书‘至’，唯有此耳。”

杨伯峻先生注“九月癸酉，地震”曰：

无《传》。九月无癸酉。昭二十三年《经》云：“八月乙未，地震。”《传》云：“八月丁酉，南宫极震。”盖乙未之地震在鲁，丁酉为乙未之第三日，其震在周。《经》只书“乙未地震”，不书丁酉之地震；可见《春秋》所书之地震皆自鲁言之。说见孔广森《公羊通义》。

杨伯峻先生注“十年春王三月辛卯”曰：

正月初二癸酉冬至，建子。辛卯，三月二十一日。

杨伯峻先生注“臧孙辰卒自”曰：

无《传》。臧孙辰即臧文仲，庄二十八年即为卿，出使于齐告糴，至此五十年，盖老死。其子许嗣为卿，为宣叔。杜《注》：“公与小歛，故书日。”

杨伯峻先生注“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曰：

无《传》。杜《注》：“义与二年同。”

杨伯峻先生注《文二年经》“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曰：

无《传》。僖三年《传》云：“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为災也。”此亦不曰旱，依义例推之，似亦不为災。故杜《注》云：“周七月，今五月也，不雨足为災，不书旱，五谷犹有收。”（（p 0518）（06020005））（052）。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文二年经》：

公子遂如齐纳币。（（p 0519）（06020008））（052）

《文二年传》：

襄仲如齐纳币，礼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礼之始也。（（p 0526）（06020701））（052）

我的粗译：

这年，我们执政的卿襄仲（公子遂）又前往齐国履行为我们主上求婚的纳币这一步，这是“礼”的要求。每当国君即位的时候，都要设法加强舅甥间关系，且要操办昏姻之事，娶回元妃好主持祭祀，这就是“孝”。“孝”，是“礼”的发端。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公子遂如齐纳币”曰：

详庄二十二年《经?注》。

杨伯峻先生注《庄二十二年经》“冬，公如齐纳币”云：

纳币即《仪礼?士昏礼》之纳徵，亦即后代之纳聘礼。币，帛也。但古人于玉、马、皮、圭、璧、帛皆称币，因此六种皆常用作礼物。《士昏礼》言昏礼有六，一纳采，採择女也；二问名，问女之姓氏归以卜其吉凶；三纳吉，卜于庙而吉，使使者往告；四纳徵，使使者纳币以定婚；五请期，告婚期；六亲迎，往迎妇。《春秋》于六者仅《谷梁传》于此年书纳采、问名、纳徵、告期，《左传》唯书纳币与亲迎及成八年“聘共姬”，余数者不知同于《士昏礼》否。（互详文二年《传?注》。）纳币不自往，故文二年“公子遂如齐纳币”，《传》曰“礼也”；成八年“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传》亦曰“礼也”，则此庄公亲往纳币，其不合当时之礼可知。《公羊》、《谷梁》两《传》俱云：“亲纳币，非礼也。”（（p 0219）（03220006））（026）。

杨伯峻先生注“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曰：

齐与鲁世为昏姻，鲁公屡娶齐女，齐与鲁为舅甥之国，遣使申好，故曰好舅甥。纳币固所以修昏姻也，故云修昏姻。此于文公为初娶，故云娶元妃。古人谓娶妻所以助祭祀，故云奉粢盛。文公于此年纳币，至四年夏始逆女。僖公卒于前年十二月，至此及大祥，《公羊传》谓“三年之内不图婚”，后人因此议论纷纷，盖以后代之礼讥评前人，恐两周之人并无此礼法，《公羊》乃汉人之著作。宣公固文公之子，继文公即位。文公卒于二月，宣公次年即位，三月逆夫人，父死仅年余即成婚，《经》、《传》无讥，何况此之纳币也。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文三年经》：

冬，公如晋。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晋侯盟。（（p 0528）（06030006））（052）

《文三年传》：

晋人惧其无礼于公也，请改盟。公如晋，及晋侯盟。晋侯饗公，赋《菁菁者莪》。庄叔以公降、拜。曰：“小国受命于大国，敢不慎仪？君贶(kuàng)之以大礼，何乐如之？抑小国之乐，大国之惠也。”晋侯降，辞。登，成拜。公赋《嘉乐》。（（p 0531）（06030701））（052）

《文四年经》：

四年春，公至自晋。（（p 0532）（06040001））（052）

我的粗译：

下一年，我们文公的三年（公元前六二四年，周襄王二十九年，晋襄公四年，齐昭公九年），晋人又觉得前面对我们“公”（鲁文公）太无礼了，于是提出再举行一次盟誓。我们“公”就去了晋国，十有二月己巳那天（杨注：己巳，二十二日。），与晋侯（晋襄公）举行了盟誓。

盟誓过后，晋侯设宴招待我们的“公”，宴席上晋侯首先唱道：“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角蒿花儿开，就在山坡处。我见到君子，高兴有礼数。）”（《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243）《小雅?南有嘉鱼之什?菁菁者莪?首章》），庄叔（叔孙得臣）马上提醒我们的“公”走下正堂下拜，然后说：“小国受命于大国，敢不慎仪？君贶之以大礼，何乐如之？抑小国之乐，大国之惠也。（小国来听从大国的吩咐，怎敢不注意礼数？主上赐下隆重的礼节，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兴呢？我们小国的高兴，全靠大国的赐与。）”。听了这话，晋侯（晋襄公）也走下正堂，辞让我们“公”的拜谢，然后两人一起登上正堂，完成拜谢。接着我们的“公”唱道：“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君子很高兴，处处显美德。照顾民和人，上天赐福泽。保佑又显灵，上天永照拂。）”（《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412）《大雅?生民之什?假乐?首章》）。

一些补充：

“菁菁者莪”之“莪”，我意主要指紫葳科（Bignoniaceae）角蒿属Incarvillea sinensis角蒿，在别处我有更详细些的讨论，如有兴趣可移步《草16 蒿：蒌蘩萧艾苹蔚莪蓬（下）》。

下面是角蒿的图片，出自《巨鹿草典》：

下面是另一张包含角蒿的图片，出自ArtemisiaLiu《月神眷顾的“蒿”家族——青蒿和它的亲戚们》，这篇文章也很好看：

杨伯峻先生注“庄叔以公降、拜”曰：

庄叔，叔孙得臣，时相其礼。《战国策?秦策》：“泠向谓秦王曰：‘向欲以齐事王。’”高诱《注》云：“以犹使也。”此以字亦当训使。降、拜者，降阶、再拜，杜《注》：“谢其以公比君子也。”

杨伯峻先生注“君贶之以大礼”曰：

大礼谓饗礼。

杨伯峻先生注“晋侯降，辞”曰：

降阶辞让，不使鲁公拜。

杨伯峻先生注“登，成拜”曰：

两人皆升阶至堂上，然后完成拜礼。

桥案：关于上面“降、拜”、“降，辞。登，成拜”的情形，有必要参考以下两图，图中黄色的是墙，上图中淡紫色的是屋檐边缘，上图中的圆圈以及下图中粉色的是柱子，西楹和东楹是此建筑的两根主要的大柱（顶梁柱），此两柱所在空间是正堂。正堂是在一个夯土台基上，正堂前面中间部分没有墙，是敞开的。所谓“降”就是主人通过阼阶、客人通过宾阶走下夯土台基，“登”则是主人通过阼阶、客人通过宾阶再走上夯土台基进入正堂：

杨伯峻先生注“四年春”曰：

去年闰十二月二十六日壬寅冬至，实建丑。

“晋”——“绛”——“故绛”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文四年经》：

夏，逆妇姜于齐。（（p 0532）（06040002））（052）

《文四年传》：

逆妇姜于齐，卿不行，非礼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鲁也，曰：“贵聘而贱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废之，弃信而坏其主，在国必乱，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诗》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敬主之谓也。”（（p 0533）（06040401））（052）

我的粗译：

再下一年，我们文公的四年（公元前六二三年，周襄王三十年，晋襄公五年，齐昭公十年），我们从齐国迎回了妇姜（出姜），但迎接的人里头没有卿，这不合规矩。贵族们就此明白出姜在鲁国长不了，认为：“贵聘而贱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废之，弃信而坏其主，在国必乱，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诗》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敬主之谓也。（下聘的人比亲迎的人地位高，这样一来，就成了让她当小君却又不尊重她，推她上位又把她弄下去，既不讲信诺，又损害了自家“主”的尊严。这么干在国必乱，在家必亡。肯定长不了！《诗》里说过，“上天得敬畏，随时保尊严”，就说的是要尊重“主”。）”。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夏，逆妇姜于齐”曰：

杜《注》：“称妇，有姑之辞。”并参宣元年、成十四年《经?注》。春秋-鲁十二公，六公娶齐女，惟僖公之声姜逆、至皆不书。《公羊传》谓所娶为齐大夫之女，《谷梁传》谓公自逆，则皆臆说，毛奇龄《春秋传》驳之是也。

杨伯峻先生注“逆妇姜于齐，卿不行，非礼也”曰：

刘文淇《疏证》曰：“桓三年《传》例，‘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于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敌国上卿送女，则逆女当然（逆自应相当），故《传》以卿不行为非礼。下文‘贵聘贱逆’，则大夫行也。”

杨伯峻先生注“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鲁也”曰：

章炳麟《读》曰：“允当借为遂，终也，此谓出姜不终于鲁，还复归齐耳。允又与骏通，不骏于鲁，亦谓子孙不长茂于鲁也。”出姜之子被杀，己亦大归，俱见十八年《传》。

杜《注》“贵聘而贱逆之”云：“公子遂纳币，是贵聘也。”

杨伯峻先生注“君而卑之”曰：

君谓小君，国君之妻曰小君。不以国君夫人礼迎之，是卑之也。

杨伯峻先生注“立而废之”曰：

立为夫人，而不以其礼，犹废之也。

杨伯峻先生注“弃信而坏其主”曰：

杜《注》：“主，内主也。”弃信谓贵聘贱逆，不依所聘时之礼行事。夫人，公宫内之主，而卑之、废之，故曰“坏其主”。

杨伯峻先生注“在国必乱，在家必亡”曰：

家谓卿大夫，古卿大夫多有采邑，故谓之家，《论语?季氏篇》“有国有家”是也。

杨伯峻先生注“畏天之威，于时保之”曰：

《诗?周颂?我将》句。于时，於是也。杜《注》：“言畏天威，於是保福禄。”杜盖用诗本义。而《传》似断章取义，证明“敬主”，则“之”字不当指福禄，而指内主，下文“敬主之谓”可证。

《周颂?清庙之什?我将》：“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480））。

《文二年经》：

丁丑，作僖公主。（（p 0517）（06020002））（052）

《文二年传》：

丁丑，作僖公主。书，不时也。（（p 0521）（06020201））（052）

《文二年经》：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p 0518）（06020005））（052）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p 0518）（06020006））（052）

《文二年传》：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jī)僖公，逆祀也。于是夏父弗忌为宗伯，尊僖公，且明见曰：“吾见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后小，顺也。跻圣贤，明也。明、顺，礼也。”（（p 0523）（06020501））（052）

君子以为失礼：“礼无不顺。祀，国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谓礼乎？子虽齊圣，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zhú)。宋祖帝乙，郑祖厉王，犹上祖也。是以《鲁颂》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礼’，谓其后稷亲而先帝也。?诗?曰：‘问我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礼’，谓其姊亲而先姑也。”（（p 0524）（06020502））（052）

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p 0525）（06020503））（052）

我的粗译：

前面在这年二月丁丑那天（杨注：丁丑，二十日。），为我们僖公立了牌位，《春秋经》上记载此事，是因为立牌位没在应在的时间内。

后来，到秋八月丁卯那天（杨注：丁卯，十三日。），又在大庙隆重举行祭祀，把僖公的牌位向前移，打乱了应有的祭祀顺序。当时是夏父弗忌为宗伯，他主张要尊僖公，还扬言：“吾见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后小，顺也。跻圣贤，明也。明、顺，礼也。（我能看见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后小，才是“顺”。把精明通达的鬼往前排，才是“明”。既“明”且“顺”，才合于“礼”。）”。

但贵族们都认为这么干是“失礼”的：“礼无不顺。祀，国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谓礼乎？子虽齊圣，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郑祖厉王，犹上祖也。是以《鲁颂》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礼’，谓其后稷亲而先帝也。?诗?曰：‘问我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礼’，谓其姊亲而先姑也。（“礼”，就不可能不“顺”。“祀”，是国之大事，却要“逆”着来，还能说是“礼”吗？儿子就算再英明，也一贯都是排在父亲后头接受祭祀的。因此，禹不会在鲧的头里，汤不会在契头里，我们文王和武王也不会在不窋头里。宋国祭祀祖先时先祭祀帝乙，郑国祭祀祖先时先祭祀厉王，都是要把祖先摆头里。所以《鲁颂》里说：“春秋都不忘，祭祀不耽误。伟大‘后’和‘帝’，祖先有后稷。”，贵族们认为这是“礼”，因为这里虽然后稷更亲近，但还是把“帝”放在了头里。?诗?里也说：“问候姑姑们，然后是大姐。”，贵族们认为这也是“礼”，是说这里虽然姐姐更亲近，但还是把姑姑们放在了头里。）”。

得知此事后仲尼（孔子，孔丘）评论说：“臧文仲（臧孙辰），其不仁者三，不知（智）者三。下展禽（柳下惠），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智）也。（臧文仲这个人，干了三件不仁的事，三件不知的事。贬黜展禽，废弃六关，自家的妾织蒲，是三件不仁的事。注重无意义的器物，放任扰乱祭祀顺序，祭祀爰居，是三件不知的事。）”。

一些补充：

当时还有一个背景，即上面那条《春秋经》所言从上年十有二月开始一直到本年秋七月鲁国都没有降水，不知此章《左传》作者认为这是什么征兆。

杨伯峻先生注“丁丑，作僖公主”曰：

主，死者之牌位。《通典?吉礼七》引许慎《五经异义》云：“主之制，正方，穿中央，达四方。天子长尺二寸，诸侯长一尺，皆刻谥于背。”《五经异义》又谓“唯天子诸侯有主，卿大夫无主”，恐不然。《礼记?檀弓下》谓“重，主道也。殷主缀重焉，周主重彻焉”，并非指天子、诸侯为说。《礼记?坊记》引孔丘之语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庙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以此坊民，民犹忘其亲。”坊民云云，则非指天子、诸侯可知。大夫有主，尤数见于传记。卫-孔悝反祏于西圃，见哀十六年《传》。大夫闻君之丧，摄主而往，见《公羊》昭十五年《传》。何休《公羊》文二年《传?注》引《士虞记》云：“桑主不文，吉主背刻而谥之。”《说文解字》祏字下，“一曰，大夫以石为主”。魏收《后魏书》，王怿云“馈食设主，见于逸礼”，并其证。

杨伯峻先生注“丁丑，作僖公主。书，不时也”曰：

僖三十三年《传》云“卒哭而袝，袝而作主”，则作主当于僖公葬后之第十四日。今过葬十月始作主，故三十三年《传》云“缓作主”，此《传》又云“书不时也”。

杨伯峻先生注“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曰：

无《传》。僖三年《传》云：“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为災也。”此亦不曰旱，依义例推之，似亦不为災。故杜《注》云：“周七月，今五月也，不雨足为災，不书旱，五谷犹有收。”

杨伯峻先生注“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曰：

大事，吉禘也。大庙，周公之庙。余详《传?注》。

杨伯峻先生注“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逆祀也”曰：

跻僖公者，享祀之位升僖公于闵公之上也。闵公与僖公为兄弟，《鲁世家》谓闵为兄，僖为弟；《汉书?五行志》则谓僖是闵之庶兄。无论谁为兄谁为弟，僖公入继闵公，依当时礼制，闵公固当在上。《鲁语上》记此事云：“夏父弗忌為宗，蒸，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于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蒸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踰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据此，则跻僖公，不惟享祀之位次变，昭穆亦变。《周礼?春官?冢人》贾《疏》说此事云：“文二年秋八月，大事于大庙，跻僖公，谓以惠公当昭，隐公为穆；桓公为昭，庄公为穆；闵公为昭，僖公为穆。今升僖公于闵公之上，为昭，闵公为穆，故云逆祀也。”揆之《鲁语》宗有司之言，其义或然。而孔颖达本《疏》则谓“礼，父子异昭穆，兄弟昭穆同，僖、闵不得为父子，同为穆耳。当闵在僖上，今升僖先闵，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乱也”云云，恐不合《鲁语》之义。后人于此，议论纷纭，要当以《鲁语》为断。曾廉谓“天子诸侯由旁支入继大统者，皆当定为昭穆，虽诸父诸祖父亦然。盖亲亲、尊尊之义两不相蒙，故服制天子绝旁期。无缘复叙亲属”云云，此语盖得古昭穆之真谛。详见《 [蠡瓜]庵集》卷七温矯、贺循、陈贞明、张璁诸论及《朱子九庙图论》七篇。

杨伯峻先生注“于是夏父弗忌为宗伯”曰：

于是，于此时也。夏父弗忌，《礼记?礼器》作“夏父弗綦”，忌、綦古音近，自可通假。《汉书?古今人表》作夏父不忌。《鲁语上》有宗人夏父展。韦《注》云：“弗忌，鲁大夫夏父展之后也。”宗伯，古代掌礼之官，亦即哀二十四年《传》之宗人，《鲁语》又省作宗。胡匡衷《仪礼?释官》谓鲁无宗伯，疑此“宗伯”为“宗人”之误字，然《鲁语上》亦云“我为宗伯”，则胡说未必然。

杨伯峻先生注“吾见新鬼大，故鬼小”曰：

新鬼，新死之鬼，指僖公；故鬼，其死已久之鬼，指闵公。

杨伯峻先生注“跻圣贤”曰：

盖以僖公为圣贤。齐召南《考证》云：“鲁人甚重僖公，《鲁颂》之文铺张扬厉，赞不容口，宜乎夏父弗忌之以为圣贤也。”——桥：虽《鲁颂》为赞僖公之辞，但之前未必无《鲁颂》，或僖公后改词，其风格承原辞而来。

杨伯峻先生注“君子以为失礼”曰：

孔《疏》：“《传》有评论，皆托之君子，此下尽‘先姑’以来，皆是一君子之辞耳。僖公薨后始作《鲁颂》，为《传》之时乃设此辞，非当时君子有此言也。”然按之《鲁语》，此实系宗有司之言，孔说未必然。

杨伯峻先生注“齊圣”曰：

齊圣，古人常用语，《诗?小雅?小宛》“人之齊圣”，文十八年《传》“齊圣温渊”可证。王引之《诗经述闻》云：“齊者，知虑之敏也。”则齊圣犹言聪明圣哲。俞樾《平议》谓“齊犹精明也，齊圣犹言明圣耳”，亦通。

杨伯峻先生注“不先父食久矣”曰：

子不先父食，盖譬喻语，犹言后立之君其合食之位不能在于其先立之君之上，以其下三证可以知之。杜《注》谓“臣继君犹子继父”，《传》无此义。

杨伯峻先生注“故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曰：

鲧为禹之父。契，汤十三世祖。韦昭《注??国语?周语上》及此杜《注》俱谓不窋为弃子，谯周（《史记?周本纪?索隐》引）及孔颖达（《诗?疏》）俱驳之，汪远孙《国语发正》、崔述《丰镐考信录》言之尤详，然古史渺茫，姑且置之。禹、汤以及文王、武王皆所谓“子虽齊圣”者，其合食之位固不能在其父与先祖之上。

杨伯峻先生注“宋祖帝乙，郑祖厉王，犹上祖也”曰：

宋以帝乙为祖，郑以厉王为祖。帝乙，微子父；厉王，郑桓公父。宋始封于微子，郑始封于桓公，然而合食之时，微子犹不能先于帝乙，桓公犹不能先于厉王。始封之君犹且尊尚其父祖，故云“犹上祖也”。上同尚。杜《注》解犹字云：“二国不以帝乙、厉王不肖而犹尊尚之。”厉王可云不肖，而帝乙，据《尚书?多士》“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则帝乙未必不肖，杜?注?难从。

杨伯峻先生注“春秋匪解，享祀不忒”曰：

解读为懈，懈怠也。忒，差误也。春秋犹言四时。谓四时之祭祀无有懈怠差忒也。

杨伯峻先生注“皇皇后帝，皇祖后稷”曰：

皇皇后帝，谓天也。皇皇，叠字形容词，襄七年《传》：“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此盖言郊祀，祭上帝与后稷。

以上那两句《鲁颂》出自《诗?鲁颂?閟宫?四章》：“周公之孙，庄公之子。龙旂承祀。六辔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骍牺，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517））。

其下的另外两句《诗》出自《诗?邶风?泉水?二章》：“出宿于泲，饮饯于祢。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问我诸姑，遂及伯姊。”（《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055））。

杨伯峻先生于“谓其姊亲而先姑也”之后注云：

定八年《经》云：“从祀先公。”《传》云：“冬十月，顺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则此年所改僖昭闵穆之祀，至定八年又改回为闵昭僖穆矣。君子此论或由此而发。

杨伯峻先生注“下展禽”曰：

展禽，柳下惠也。《论语?卫灵公》云：“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下展禽者，使展禽屈居于下位也。

杨伯峻先生注“废六关”曰：

废六关有两解：杜《注》云：“塞关、阳关之属凡六，关所以禁绝末游，而废之”，则以废为废弃。此一解也。然《孔子家语》“废”作“置”，王肃《注》云：“六关，关名，鲁本无此关，文仲置之以税行者，故为不仁”，则以废为置立。此又一解。两义正相反。惠栋《补注》、洪亮吉《诂》均主后说，或近是。

杨伯峻先生注“妾织蒲”曰：

妾织蒲席贩卖，言其与民争利。《史记?循吏?公仪休传》云：“见其家织布好，而疾出其家妇，燔其机，云‘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其货乎’”，其事与此相反，而观点相同，于此亦可见古人之观念。

杨伯峻先生注“作虚器”曰：

作，《家语》作“设”。虚器指臧文仲私蓄大蔡之龟，作室以居之之事。《论语?公冶长》云“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即指此事。襄二十三年《传》载臧武仲纳大蔡，亦即居蔡之蔡，则蔡龟为臧氏私家世守之物。

杨伯峻先生注“纵逆祀”曰：

纵容夏父弗忌之主张也。《礼记?礼器》云：“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礼？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盖臧文仲自庄公立于鲁之朝廷，历闵公、僖公以至文公，已为四朝老臣，其言行足以左右当时，虽此时执政者为公子遂，为季孙行父，但文仲不据当时之礼以止之，斯孔丘所以独责之欤？

杨伯峻先生注“祀爰居”曰：

爰居，海鸟之名，《尔雅?释鸟》郭璞《注》云：“汉元帝时，瑯琊有大鸟如马驹，时人谓之爰居。”《释文》引樊光云：“似凤凰。”《庄子?至乐篇?释文》引司马彪云：“爰居，举头高八尺。”《鲁语上》“海鳥曰爰居，止于鲁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云云，即此事也。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宋”——“商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郑”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韩故城）。

桥案：这一段关于牌位排位的争执，恐怕反映了鲁国的桓族（除继任鲁国国君及其子孙外鲁桓公的其他子孙）与庄族（除继任鲁国国君及其子孙外鲁庄公的其他子孙）之间的政治斗争。三桓都属于桓族，而仲遂则属于庄族。

《文元年经》：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p 0507）（06010001））（052）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p 0507）（06010002））（052）

《文元年传》：

于是闰三月，非礼也。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余于终，事则不悖。（（p 0510）（06010201））（052）

《文元年经》：

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p 0508）（06010005））（052）

叔孙得臣如京师。（（p 0509）（06010007））（052）

《文元年传》：

王使毛伯-卫来赐公命。叔孙得臣如周拜。（（p 0512）（06010401））（052）

我的粗译：

在我们文公元年（公元前六二六年，周襄王二十七年，晋襄公二年，齐昭公七年，卫成公九年），闰了三月，这不合规矩。当初先王制定历法的时候，将一年的发端规定在天象循环重新开始的时候，把一季的节令规划到仲月之中，而多出的月则在年内处理。将一年的发端规定在天象循环重新开始的时候，节气就不会错乱；把一季的节令规划到仲月之中，“民”就不会迷乱；而多出的月在年内处理掉，季候就不会混乱。

还在这一年，我们的“王”派毛伯-卫来给我们“公”（鲁文公）颁赐策命，我们则派叔孙得臣前往周王室拜谢。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关于鲁文公有注云：“名兴，僖公子，母声姜。”

杨伯峻先生注“元年春王正月”曰：

正月二十三日丙戌冬至，建子。有闰月。

杨伯峻先生注“公即位”曰：

无《传》。依春秋礼制，先君死，无论葬与未葬，嗣君俱于翌年正月改元即位。《公羊》文九年《传》“不可一日无君。缘终始之义，一年不二君，不可旷年无君”云云，足以说明当时礼制。

杨伯峻先生注“二月癸亥，日有食之”曰：

无《传》。《公羊》于“癸亥”下衍“朔”字。当依王引之《述闻》说删，三《传》并无异文。史官不书朔，当是以癸亥为晦日而日食。《宋史?律历志三》、《元史?历志二》俱谓三月癸亥朔，入食限，是也；但宋史因疑此二月为三月之误，则非。朱文鑫《春秋日食考》云：“春秋日食三十七，书日与朔者二十七，书朔不书日者一，书日不书朔者七，不书日与朔者二。自隐公三年至宣公十七年，凡一百二十八年，记载日食十五，书朔者七，不书朔者八。自成公十六年至哀公十四年，凡九十四年，记载日食二十二，书朔者二十一，不书朔者一。由此观之，宣公以前平均八年半书一日食，而不书朔者多；成公以后，平均约四年半书一日食，而不书朔者仅一，足证当时历家已知日食之必在朔，而观测所得，亦有合于天象，故后之记载较胜于前也。”此说颇有理，则此二月癸亥之日食，盖当时历法误以三月之朔为二月之晦，故不书朔，非字之误。

桥案：以上两条《春秋经》在《左传》中均未提及，我意本章《左传》作者会在讲解此节述及鲁文公的段落中拿出这两条《春秋经》，但已无需进一步说明。

杨伯峻先生注“于是闰三月，非礼也”曰：

江永《群经补义》曰：“古历皆用平朔，谓日月皆平行，故朔日或失之先，或失之后，日食有不在朔者。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姜岌、《大衍》、《授时》诸历法皆推是三月癸亥朔入食限，《经》书‘二月癸亥’，不言朔，盖误以癸亥为二月晦，而以甲子为三月朔也。三月甲子朔，则四月宜有丁巳，故《经》书‘四月丁巳葬僖公’。是年本无闰三月，左氏以为日食必在朔，二月为癸亥朔，则四月无丁巳，意其间必有闰月，故凭空发《传》云‘于是闰三月非礼也’。”（王韬《春秋历推考》说同。）

杨伯峻先生注“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曰：

此三语旧说纷纭，今据江永《群经补义》说解之。履端于始，始指冬至，谓步历以冬至为始也。故下云“序则不愆”。《御览》二九引臧荣绪《晋书》熊远议曰“履端元日”，又引庾阐《扬郡赋》曰“岁惟元辰，阴阳代纪。履端、归余，三朝告始”。以履端为定岁首。（杜《注》谓“步履之始以为术之端首”，似推历元，非也。推历元者，汉《太初历》以后之法，古未有是。）举正于中者，三代各有正朔，以正朔之月为正月也。杜《注》云“举中气以正月”，（亦）非也。古代惟有启、闭、分、至八节，偶亦见启蛰（即惊蛰）等，（然）二十四节气其后始备。以冬至为始，以闰余为终，故举正朔之月为中。虽周正建子，而在“履端于始”之前而言先王之正时，则通三代言之。沈彤《小疏》曰：“举正于中谓历象日景中星以纪分至在四仲月也。冬至在正北，则夏至在正南，春、秋分在正东正西可知，故指其所在之位而称为正也。”此说亦通。盖古人推历，（唯）有二法，一（曰）观天象，二（曰）测日影。观天象有时为云层所遮掩，不得正确；测日影有时亦遇阴、雨，难定长短，故最初不确者多。其后经验积累，能知日月星宿周行之大致，再加以观测之术验之，则日益密合。《孟子?离娄下》云：“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定也。”足见至战国时，天文历法之学已有可观者矣。归余于终者，置闰月或三年或二年，常置于岁终也。今置于三月，故云非礼。然此盖言先王之正时，其实，以《春秋经》、《传》日月互相推校，知闰不必在岁终（，随时可以置闰）。《春秋》《经》、《传》纪闰月者九，除襄九年《传》之闰月为误字外，仅八次。若昭二十年《传》“闰月戊辰杀宣姜”，《传》文上有八月，下有十月，闰在其中，则不在年终明矣。其他如昭元年《经》书“六月丁巳，邾子-华卒”，又下书“十一月己酉，楚子-麇卒”。六月有丁巳，则十一月不得有己酉，中间应置一闰。又如昭二十八年《经》书“夏四月丙戌，郑伯-宁卒”，下文书“秋七月癸巳，滕子-宁卒”，四月七月相距一百十余日，四月有丙戌，七月安得有癸巳？其间必有一闰（可知）。凡若此者，不胜枚举。古人闰月罕举大事，故《经》、《传》书闰月者稀，而不必在岁末，（可以断言，）作《传》者仅就古法发论耳。所谓古者，以今日出土卜辞考之，亦在殷代祖甲以前。据卜辞，武丁至祖甲，岁终置闰，名曰十三月。而帝乙、帝辛时代之卜辞，绝无十三月，集其卜旬之辞推算，皆年中置闰。西周初期亦年中置闰。王国维《生霸死霸考》、吴其昌《金文疑年考》已明确言之。《周金文存》著录之遗尊、受尊、牧簋，虽有“十又三月”，实乃闰十二月之异称，不得因此而疑以岁终置闰为常。

杨伯峻先生于此段之末注云：

《史记?历书》亦载此语，字句略异。

杨伯峻先生注“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曰：

僖二十四年《传》有毛伯，孔《疏》以为“计是一人”。毛盖其采邑，伯乃其家号，杜《注》云“毛，国；伯，爵”，恐不确。锡命见庄元年《经》并《注》、僖十一年《传》并《注》。此乃嗣位诸侯天子之锡命，《春秋》《经》、《传》载此者二：一，文元年锡鲁文公命；二，僖十一年锡晋惠公命。金文中有伯 [臼/辰]鼎铭，即锡 [（甘/十）亙]侯嗣位之命。吴大瀓、吴闿生等俱谓 [（甘/十）亙]侯即韩侯，可备一说。

杨伯峻先生注“叔孙得臣如京师”曰：

《礼记?檀弓?正义》引《世本》云：“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兹，兹生庄叔-得臣，得臣生穆叔-豹，豹生昭子-婼，婼生成子-不敢，不敢生武叔-州仇。”雷学淇《校辑世本》云：“案《春秋传》及《世族谱》，庄叔-得臣生宣伯-侨如及穆叔-豹，豹生昭子-婼及孟丙、中壬、竖牛，婼生成子-不敢，不敢生武仲-州仇，州仇生文子-舒，是为叔孙氏。其说与《世本》皆合。”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周”——“京师”——“王城”——“周宗”——“郏”——“郏鄏”——“京師”——“雒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3，北纬34.67（洛阳-西工区为主）。

桥案：“正”是正月，每年的第一个月；“朔”是朔日，是每月的第一天；“正朔”也就意味着历法的制定。我们是农业国，所以制定历法在古代政治中占有独特的重要地位，以致所谓“正朔”成了政治合法性的标志。这一段《左传》是较早的关于阴阳合历历法制定原则的阐述，有原则至今仍在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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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元年经》：

公孙敖如齐。（（p 0509）（06010011））（052）

《文元年传》：

穆伯如齐，始聘焉，礼也。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zuǎn)修旧好，要结外援，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p 0515）（06010801））（052）

《文二年经》：

三月乙巳，及晋-处父盟。（（p 0518）（06020003））（052）

《文二年传》：

晋人以公不朝来讨，公如晋。夏四月己巳，晋人使阳处父盟公以耻之。书曰“及晋-处父盟”，以厌之也。适晋不书，讳之也。（（p 0522）（06020301））（052）

公未至，六月，穆伯会诸侯及晋司空士縠盟于垂陇，晋讨卫故也。书“士縠”，堪其事也。（（p 0522）（06020401））（048、052）

我的粗译：

我们的卿穆伯（公孙敖）出访齐国，这是新君即位后的首次访问，是“礼”的要求。凡君即位，都会由卿出访各家诸侯，延续原来的友好关系，结交新的外援，侍奉好邻国，以此来维护社稷，这就是“忠”、“信”和“卑让”之道了。“忠”，是“德”的方向；“信”，是“德”的保证；“卑让”，是“德”的根本。

但是晋国因为我们“公”（鲁文公）没去朝见，派人来谴责我们，于是在我们文公的二年（公元前六二五年，周襄王二十八年，晋襄公三年，齐昭公八年，卫成公十年），我们“公”去了晋国。夏四月己巳那天（杨注：己巳，十三日。），晋人由大夫阳处父出面与我们的“公”盟誓，以此羞辱我们。《春秋经》上写“及晋-处父盟”，没写上此人的“氏”，就是要鄙薄此人。《春秋经》没记载我们“公”前往晋国，是要避讳。

由于我们的“公”还没回来，于是在六月由穆伯（公孙敖）代表我们与各家诸侯以及晋国的司空士縠在“垂陇”那里盟会，举行这次盟会是因为晋国准备要惩处卫国。《春秋经》写上“士縠”的“氏”和“名”，是因为这次他很好地履行了职责。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凡君即位，卿出并聘”曰：

并之言普也，徧也，并聘谓向诸侯普徧聘问，说详王引之《述闻》。《周礼?秋官?大行人》云：“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大戴礼?朝事篇》亦云，“使诸侯世相朝，交岁相问，殷相聘”，此乃世相朝也。郑注《大行人》云：“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国朝焉，小国聘焉。”齐、鲁敌国，文公继僖而立，往齐始聘。襄元年《传》云：“九月，邾子来朝，礼也。冬，卫-子叔、晋-知武子来聘，礼也。凡诸侯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聘焉，以继好结信，谋事补阙，礼之大者也。”此盖襄公继成公初立，诸侯来朝聘也。邾国小于鲁，故其君来朝，卫、晋与鲁为兄弟之国，故来聘也。文九年《经》云“曹伯-襄卒”，十一年《传》云，“秋，曹文公来朝，即位而来见也”，亦是世相朝之礼。

杨伯峻先生注“践修旧好”曰：

践当读如缵(zuǎn)，《说文》：“缵，继也。”经典亦作“纂”，《尔雅?释诂》：“纂，继也。”《周语上》“纂修其绪”，《晋语九》“纂修其身”，皆以纂修连文，纂修即继修也。此践修旧好，谓继修旧好也。说详俞樾《平议》。洪亮吉《汉魏音》谓践读为翦，《尔雅》?：“翦，勤也。”不如俞说之确。

杨伯峻先生注“三月乙巳”曰：

乙巳，十九日。

杨伯峻先生注“及晋-处父盟”曰：

杜《注》：“不地者，盟于晋都。”前此未有大夫盟鲁者也，有之，自处父始。

杨伯峻先生注“夏四月己巳，晋人使阳处父盟公以耻之”曰：

《经》书“三月乙巳及晋-处父盟”，《传》云“夏四月己巳晋人使阳处父盟公”，月日不同。杜《注》以为《经》、《传》必有一误，《读本》则以为三月文公适晋，则盟在四月。

杨伯峻先生注此处（书曰“及晋-处父盟”，以厌之也）云：

厌当如《论语?宪问》“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之厌，憎恶、厌弃之意。杜《注》谓“厌犹损也”，顾炎武《补正》引傅逊谓“厌，临也，以尊临卑，如汉人所云厌胜之耳”，皆不确。

杨伯峻先生注“晋司空士縠”曰：

司空即大司空；士縠，士蒍子，庄二十六年《传》，晋-士蒍为大司空，则士縠盖继父职。说参沈钦韩《补注》。

杨伯峻先生注“晋讨卫故也”曰：

元年，卫听陈共公之谋，使孔达伐晋。

杨伯峻先生注此处（书“士縠”，堪其事也）云：

金泽文库本作“书曰晋-士縠”，多“曰晋”二字。堪其事者，能胜任其事也。其实，自文公以前，会盟侵伐，内大夫以名见，外大夫多称人。若僖二十五年洮之盟，莒庆称名；二十六年向之盟，卫-宁速称名，其例不过偶见耳。自此以后至宣公以前，霸国之大夫盟会书名，霸国之大夫及一国二国之大夫，如宋-华元、郑-公子归生、卫-孙免，侵伐亦书名。至会伐、会盟而列序大夫名氏者无有也。自成二年战于鞌，内大夫四人并列，而晋-郤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皆列序焉；成十五年会吴于钟离，而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鰌皆列序焉。自是以后，不以名见而称人者，惟曹、许、邾、莒、滕、薛、杞、鄫小国之大夫而已。此盖记史者据形势而渐变书法。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晋”——“绛”——“故绛”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垂陇”（杨注：“垂陇”，《公羊》、《谷梁》俱作“垂敛”，陇、敛盖一声之转；敛，古音在侵部；陇，古音在东部，东、侵古亦可相通，详顾炎武《唐韵正》。垂陇，郑地，《水经?济水注》云：“又南会于荥泽，有垂陇城。”当在今河南省-荥阳县东北。#垂陇，在今（郑州市稍西而北二十余里。即）荥阳县东北。），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3.6，北纬34.9（古荥东北）。

“卫”——“帝丘”（杨注：卫，国名，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后。传世有康叔丰鼎，丰即封。“卫”字卜辞多见，足见其地名早已有之，金文亦有，字形不一。此时卫国都朝歌，即今河南省-淇县治。戴公庐曹，今河南旧滑县治（新治已移至道口镇）；文公迁楚丘，今滑县东六十余里；成公迁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县。于春秋后十三世二百五十八年，为秦二世所灭。#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明一统志》又有帝丘城，云在滑县（此指旧治，今已移治于其西之道口镇）东北七十里土山村，即卫成公所迁，盖其境相接也。则卫自楚丘迁帝丘，两地相距不远。#卫自成公已迁都帝丘，即今濮阳县西南二十许里之颛顼城。），推测位置为：东经115.10，北纬35.66（濮阳县-高城村南，安寨、七王庙、冯寨、东郭集、老王庄。僖三十一年——前629，卫迁于帝丘）。

我算知道尊称老大爷为大伯是怎么来的了。

排行老大，小辈就要叫他大爷、大伯。这是因为伯仲叔季。

反推过来排第二就是“仲”。

第三就是叔。

第四就是季。

一般来说，一门诸子，出现叔的比例要大于出现季的。而对于主家来说，都是从伯这一系出来的。而伯结婚的时候，仲一般也快结婚成家了，留在家里的一般是叔。这样伯家的小孩稍微长大一点，见到最多的还是叔。

更重要的是，好像在西周和春秋时代被称为什么叔的人很多，所以大概除了比较固定的伯仲季（第一第二和最后），叔是比较泛滥的。伯只有一个，伯的备份仲有一个就行了。其他都是叔，最后一个季。当然，我觉得更实际一点的大概是同族里的叔也很多，排不上号。

貌似还有个孟，是指庶出的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