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动荡中的中国》残稿 -- 万年看客

XXXVII

十二个月的外国占领

围攻刚刚结束，进城的各国军队就将北京划分成了不同区域，方便巡逻以及其他活动。俄国和日本军队的人数似乎最多，但由于军队调动频繁，想要给出超过一天范围内的准确军队人数根本不可能。

过了一个月左右，俄国军队突然宣布撤回，不久后俄国公使馆也启程前往天津，不久后就回国了。其他各国并没有学样。很明显占领满洲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而且如果其他军队效仿俄国离开北京，一方面俄国可以宣称自己卖了中国一个人情，另一方面也符合自己的利益。

至于剩下的几个月，直到年底以前，各国都以北京与天津为中心向各个方向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远征，其中有一些规模很大，也得到了充分报道，而另一些则比较无人关注。最主要的一次远征的目的地是保定府，出发地点是京津两地，计划是两支部队同时到达。结果充分暴露了八支截然不同的部队协同作战时的固有弱点。法国人从天津出发，抵达时比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队伍提前了一个星期，据说还单独向城市索要了一大笔赎金。这一点是否属实似乎很难确定。任何地方的军事行动都难以追踪，相关事实也很难验证。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一点至少比往常含糊8倍，而且有一些活动似乎一开始就不打算让人知道。

人们很快就意识到，如果任何一个一流大国要与中国打交道，进展不乏一定要明确而稳定。在两个大国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任何延误都会得到两倍的放大，任何进展都会减缓两倍。三大强国同时存在的前提下彼此摩擦的机会更是大大提高，进展也进一步遭到拖累。等到将八国军队全部考虑进去时，已经说不清楚总体效率究竟是与国家总数的平方成反比，还是与将军人数的立方成反比了。

在保定府，联军展开了针对直隶布政使廷庸的调查，此人在之前一年里一直是义和团运动的支持者。结果他与当地满族骑兵营守尉一起被判处斩首，这位守尉曾拒绝保护外国人，他的士兵曾在教会燃烧、传教士遭到屠杀时袖手旁观。这是自占领北京之后最理直气壮的行为，也产生了最有益的结果，但一直有人固执批评这件事为嗜血复仇之举，“配不上西方各国。”

德国军队前往北京西北张家口的四天远征之所以为人所熟知是因为一位高级军官不慎因为木炭燃烧的烟雾而意外窒息身亡。很难精确地说明这件事有什么影响。在皇陵方向有劫掠行为，不但激起了中国人的极端愤怒，也败坏了士气，两方面的影响都无法估量。在敌国境内控制自己的军队需要十分微妙的手段。

义和团四起的环境似乎令指挥官确信国际法规则在当时的中国不适用。此外，当战士看到别人无法无天是也会挫伤士气。战争本身就是废除法律的行为，考虑到法律实际的废除程度，士兵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法官。如果不断进行的规模较大的军事行动是这样，那些程度较轻的劫掠就更加不为人所知了。

一个严重失实的看法是认为联军所有部队、所有指挥官以及所有士兵都惯于无法无天，做出种种暴行，例如在黑龙江沿岸屠杀数千名手无寸铁的村民并抛尸黑龙江，直到江水断流为止。但是军队如同个人一样，受人评判的标准是看其最恶劣的行为而不是最优秀的行为。这一回最恶劣的行为实在是恶劣到无以复加。一段时间里，外国军队在中国北方的唯一明确目的似乎就是在最短时间内尽可能多地犯下违反第六，第七，第八诫的罪行。（第六诫 不可杀人，第七诫 不可奸淫，第八诫 不可偷盗——注）其结果就是在许多地区造成了令人难以置信且难以形容的混乱。有压倒性的证据可以证明疯狂杀戮非战斗人员的行径，不需要在此多说。一般来说对这些行为的唯一辩护是：“哦是的，当然，战争就是这样的，你还指望什么呢？”

关于军事远征以及小股部队的劫掠和暴力抢劫行径之前已经写了很多。但是所有恶行全部大白于天下还有待时日。对中国官员和城市的横征暴敛可以（也已经）列出很长的列表，各种保护费与赎金的总额足以让这个国家在很长时间内陷于贫困。在某些情况下同一座城镇会遭到多次勒索。事实上，远征部队的势力范围并不明确，不同部队的士兵往往也会劫掠同一座城市，所以大片地区就此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有两次远征作为上文的论证特别值得一提。两次都是由德国人进行的。第一次的目的地是天津以南60英里左右京杭大运河河畔的沧州。该城知州一直友好对待外国人，刚刚将伦敦传教会搬迁到距离城市较近的地点并为他们修建了大量建筑。当地负责掌管直隶部队的军官是梅将军（梅东益），他不仅十分善待直隶省的各国外国人，在之前十二个月还将攻打义和团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发现义和团就一定会与他们交手。他所击败、打散以及吓阻的义和团人数与其他任何中国人相比恐怕都要更多。

德国人攻击了沧州，劫掠了知州衙门和梅将军的衙门，此时梅将军已经退居到了德军不能及的远处。德国人释放了所有监狱里的义和团囚犯，然后耀武扬威地开拔回了天津，同时还派人去上海报信，通告世界他们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袭击”，还说“德国人在沧州击溃了梅将军的部队，抢走了他的行李并杀死了43人。”

对那些认识到事实真相的人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愚蠢行径，对于山东以及其他日后可能遭到德国统治地区的居民来说这实在是不祥之兆。难怪梅将军会抱怨说：“我现在才叫里外不是人呢！”

在天津和北京之间的云清县（音）是诺曼先生和罗宾逊先生遇害的地方。在6月初，德国人在这里杀死了将近150人，自己没有伤亡。这一行径如此无法开脱，以至于英国人退回了向这座城市征收的罚款，用这笔钱来为德国人的野蛮暴行善后。当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德国人大量的类似行为上时，他们的军队高层也开始极力攻击伦敦《泰晤士报》记者莫里森博士。他是第一个将所有了解事实者的感受付诸文字的人。他本人也因此受到德国人以军事法庭相要挟。不过最后他的努力还是让德国人多少收敛了一些。

这个灰暗的冬天过后，中国人通过种种不同但全都十分可信的形式得到了许多经验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洋人与中国人相比无可辩驳的道德低下。中国人一直都知道并相信这一点，但从来没能证明。

许多年前，李鸿章的一个儿子在天津告诉自己的外国老师，他的父亲曾经说过，以前他自己曾经以为西方人作为一个整体比中国人更诚实可靠，但他的长期第一手经验完全推翻了这一看法。的确，以前在争夺中国政府合同的时候，各个辛迪加在与各地总督打交道的过程中并没有体现出西方文明的最高水准。

但随着中国遭到外国军队占领，就连最后一层面纱——如果有这么层面纱的话——也已经被撕掉了。西方军队在中国无法无天的程度可能遭到了十分夸大的报道，但是就算去掉所有夸大成分情况依然极其恶劣，尽管一直都在改善，部分原因毫无疑问应当归因于“信息公开的明亮阳光”，这一点总能起到其特有的威慑作用。

不过即使考虑到所有的缓解手段，只能通过传言与谣言以及失真的本土报刊来了解事实的中国人依然会毫不犹豫地降低对西方人品格与道德原本就不太高的评价。对于他们来说解释这一点十分简单容易：外国人从来没有读过四书五经。虽然他们也承认，如果是中国军队打到外国去，那中国人可能做出的行径足以令目前中国所遭受的最糟糕情况相形见绌，但是西方各国一直以为中国人道德低下的看法，以及他们不仅在原则上而且在日常行动中自封为中国人道德导师的行为，都使得他们形象的崩塌尤其令人难忍。

这几个月来的外国占领也让中国人清楚地意识到了之前有识之士的预言，即任何外国人都没有应付大量中国人的能力。中国古老而紧凑的文明已运行了几千年，凡事均有定法。西方人来了以后满怀信心地想向中国人展示自己的办事方法，而中国人对待西方风暴的态度就像水与空气一样，船只划破水面，箭矢穿过空气，在它们通过时水与空气紧密的环绕着它们，通过后一切又恢复原样，不论再来几次都是如此。

尽管有些长期呆在在中国和远东地区的人轻佻地认为外国人可以直接统治中国，并总拿印度来举例子，对于有分辨能力的观察者来说这两者实在不能相提并论。印度是一个种族与语言的博物馆，而中国的思想，理念，历史，语言和政治组织形式都很统一。应该理解，未经中国人同意，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真正统治他们，尽管很多国家都可以尽力去控制他们。如果说中国人在这极其紧张的一年里发现了各大强国在自己的联合“势力范围”里想对中华帝国做什么的话，那他们学到的比任何人现在以及之后所可能学到的都要多。

外国之间的必然分裂自从中国人开始与外国人打交道以来早已为他们所熟悉，中国和土耳其政府也都在最大程度上利用了这种分裂来对付全体外国人。但在过去一??年里，当所有国家有了最充分的理由相互联合，并一直持续到公使馆解围（到此为止），这使得中国人重新认识到了这种分化策略有多么不可靠。

中国将会摆脱大部分一开始看来不可避免的惩罚，这一点正如直逼中国门前等待未来赔偿与“担保”的十一国势力一样确定。中国将会给予他们所要求的一切，之前他们就很少失败，现在在中国人最为不堪的时刻更加不可能拒绝他们。作为个体的中国人在遇到麻烦时会做出一切可能的许诺，只为换取一点喘息之机。中国政府目前的局势比它任何臣民所能想象的还要窘迫因此除了接受这一做法之外也别无选择，而“专家”们则会为具体的做法出谋划策。至于这一切是否会成真又是另外一回事，即便对于不喜变通的东方人来说未来也充满了惊喜。尽管如此，正如乐观的中国人那样，我们应当存最好的希望并以最大的耐心加以等待。

西太后最近就保护传教士与教民发布了一道最值得称道的圣旨。“去年未能有所作为实非本意，以致人命死伤甚多，今后对此再不得办事不力。”这话听上去多么悔意深重，就像空心竹子发出的声音一样。竹子可以在压力下向任何方向弯折，但一旦解除压力就会立刻恢复常态。

在华盛顿十分流行通过聪明的吴先生提供的有色眼镜来看中国。在危机期间有他在国外对于中国来说极为幸运。他力图表明中国政府已经做好了重新接管各地管理的准备并很有能力维持秩序。但是西方国家很难理解中国政府在行政方面究竟怎样依赖官员与百姓的脾气。席卷中国的风暴起因深远而复杂，不可能在短短一个月甚至一年时间里平息下来。除非目前所有的迹象都是欺骗性的，否者各地汇报的平静局面不过只是表面现象而已。

在一月和二月期间朝廷一直犹豫是否对较为严重的罪犯施加不可撤销的惩罚。袁世凯手下远在山东的军营立即感觉到了这种犹豫的影响。很显然这里的军人收到命令向北开进，而且很多人都认为大批南方军队也正在集结并北上增援，与外国军队决一死战。即使他们最终战败至少也能将整个国家化为全无占领价值的废墟。这很可能只是谣言，或者只是应急手段而已，又或者只是虚张声势。但无论如何这都显示了中国人的思想有多么坚定。

单纯一纸宣称四海升平的诏书根本无法平抑早已高涨的狂热。引起动荡的所有事实都已经前所未有地深深嵌入了中国的国民意识里面。十分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这些军事行动，山东义和团又一次活跃起来，在笔者住址20英里远的一个村庄重新开始正式操练（与去年一样充斥着敌意）。与这一行为同时出现的还有在“大仙姑”的指引下继续去年行动的公开呼声。这位要人正式告诫义和团，他们上一次暴乱时浪费了大好机会向基督徒勒索钱财以及劫掠基督徒财产。在新一轮攻击当中严禁这种行为，唯一要做的就是杀死每一个基督徒，杀死他们的鸡犬牲畜，彻底斩草除根。

这些再次尝试的参与者主要是分布广泛的土匪，行为本身可能是纯粹地方性的。但很能说明中国人如果能够的话会有如何作为。没有任何合理理由可以怀疑袁世凯总督和其他志同道合官员的意图，但我们必须考虑与大规模的“个人效应”。无论满汉高低，任何官员都无法在下属与百姓一致反对的情况下完成任何工作。正如中国人所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袁世凯做出了最严厉的宣言，赏罚并举，力图在接下来3年里全面压制与外国人作对的行为，但在许多地区这些命令并未得到发布，人们对其置若罔闻。

过去十二个月的另一个特点是，中国的大敌俄罗斯如同在其他时候一样又一次扮演起了仁慈保护者的角色。 美国公众尤其不喜欢起疑心，完全不理解中国基本现状，以致到了人云亦云的程度。不过中俄两大帝国间关系如何引不起美国公众的兴趣也可以理解。对于不带偏见的旁观者来说，很明显没有任何敌人向俄国那样不断严重威胁中国政府的存在，但中国人尽管对于他人的动机与意图一向都是最精明的观察家且拥有非凡的洞察力，但是对于中华帝国与这位巨人邻居之间的关系如何却缺乏最基本的认识。有时问及中国的政治家他们是如何陷入目前这种局面的时候，他们只是回答：“我们能怎么样呢？”——这个问题本来就很难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俄国控制东北问题的严重性在今年早春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尽管全世界除了发送照会进行询问之外也没有别的作为。然而目前的情况与过去几年相比并没有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只不过中国人做出了授人以柄的蠢事，肆意攻击俄罗斯城市，结果反让俄国占了上风。现在无论其他国家说什么，俄国都不大可能把到手的利益再交出来了。

自从1895年春天中日战争结束时起就有了这种事情的苗头。但当时所有人都无所作为。贝斯福爵士出版了他的著作《中国图解》，结果英国天津市政府转发给他一份抗议称东北现在已经是俄国领土了。这一点已经成为了名义上的事实，尽管还没有成为历史事实。但是我们的国家内部对此似乎毫不在意，只是发布了几句抗议而已。

这扇大门的关闭将为美国贸易带来数百万美元的未知影响，而且现在这扇门已经显示出了即将被狠狠关上的迹象。华盛顿国务院通过不同渠道获得了一批书面证据，表明其他各国都支持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理论并愿意支持这一理论的加快落实。没有哪个大国比各国更热心地同意这一倡议，这一倡议正好与她的政策、希望与实际做法不谋而合。我们都高兴地看到美国外交政策取得了决定性的独特胜利，其他在历史上并不以利他主义著称的国家不可能取得这样的胜利；有关中国门户开放的文章接连几个月都占据着杂志的大量篇幅。与此同时，俄罗斯继续着她的准备工作。当义和团的愚昧天赐式地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她就一脚踢倒门挡，锁上房门，把钥匙藏进武器库，在各地派驻重兵，把所有其他人全部逼退，当着其他各国的面与中国签订苛刻的条约，对英德和约报以微笑，全心赞同丹尼尔.韦伯斯特的那句名言：“至少过去是安全的。”

俄国对已签署的《满洲公约》署明条款（3.28）正式和名义上放弃一方面是由于利益相关国家与与俄国达成了部分协议，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上下事先未曾预料到的群情激愤，激化这一点对俄国的利益自然没有好处。恐怕没有任何人会相信这个北方帝国放弃敌对意图的声明并不只是等待时机的缓兵之计，尽管出于外交目的他们可能会有相反的说法。中国有句老话说“猴爪里不掉枣”，这个比喻用在熊的身上也很合适——尤其是吃惯了中国甜枣的熊。任何中国与日本的朋友都一定会同情后者（以及前者）的困难处境，两国够不得不选择一个时间来进行这场不可避免的冲突，而任何人也无法预料冲突的后果。

各国为追究参与去年暴行的有罪官员所开列的惩罚名单在中国人看来出人意料地短，只有15人受到死刑判决，尽管约有240名无助且无辜的各国平民遭到了明目张胆的屠杀。俄国人表面上的仁厚与他们在黑龙江沿岸屠杀无辜中国百姓的野蛮行径形成了奇异的对比。

当人们想起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在其管辖范围内消灭每一个外国人做出了怎样的暴行， 对每一个熟悉中国情况的人来说事情都很明显，在和平谈判结束后将要催生的新中国里就不能有这种官员的位置。美国国内的呼声认为要求中国政府处死不到20名官员以表示对其罪行的部分悔过是“嗜血之举”，这只能说明美国公众根本不了解中国的现实情况，更重要的是也不了解中国人看待事物的方式。

如果西方各国一时心软或者希望换取中国人的善意，因而对有罪之人网开一面，无视过去发生的一切，拿不出强硬手段来对付那些不仅在我们眼中而且在中国人眼中都已经定性的罪犯，那将会不可避免地唤醒中国官民对西方人的蔑视，因为这些人太容易蒙蔽了。中国绝不会将西方真正的动机与结果联系在一起，他们一定会认为各国手拿刀剑如此之久却没能按中国人预料的方式砍中目标，因此在未来也不用害怕他们。十分肯定的是中国人日后一定会按照这一观点继续行动。

在各国正在管理天津、保定府以及北京，根据中国法律制裁中国罪犯而不考虑西方法典的时候，这种对于中国作恶者的虚假同情有很有点不协调。德国人在自己的辖区砍掉了几百颗中国人的人头，其中大多数人的罪行都不值一提。人们仅仅视其为军管的必然组成部分，丝毫不加注意，与此同时对于1900年里重大国际犯罪的处置却遭到了源自自私与多愁善感的联合抵制。

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们重新注意到了受难传教士常常经受的磨难有多么可怕。这个题材很痛苦也很难写，尤其是在涉及到女性的时候。但是人们怀疑有人试图压制事实，而这些事实可能会为传教会在中国内地的日后发展设置限制。这种怀疑导致最令人触目惊心的细节也登上了报纸，信息来源据说都是目击证人。无疑这样做比一下子揭露所有事实更好，因为事实早晚都会浮出水面，只有通过冷静考虑所有事实人们才能就如何预防此类暴行的再度发生得出明智的结论。

这种预防措施的前景根本没有希望中的那样乐观。过去十个月里中国的大片地区事实上相当于登上了外国舰队的甲板，在一片风暴肆虐的海面颠簸。现在旅客和船员都要回到不宜出海的中式舢板上面来了，舷梯已经放下，水面上挤满了接人接货的舢板，但是在如此拥挤的环境下上下船并不容易，很可能有人会淹死。

安全交接的第一步是让朝廷重新回到北京。但是皇帝单独返回的做法，尽管得到很多外国人以及最爱国的中国人的用户，看来并不现实。西方读者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意味着皇太后与朝廷的关系——最为核心的关系——依然和一年前她下令攻击公使馆时毫无区别。当时谁也不知道对这个她统治帝国合理性的质疑会遭到如此严肃认真的考虑，以致整个帝国都一度曾被她推向毁灭的边缘。

这个五光十色但以暗色调为主的局势中最令人忧郁的特征就是西方各国从未注意到皇帝的废黜，以及他目前与帝国政府间不正常的关系不能令人满意且岌岌可危，或者皇太子性格败坏，一旦掌权不出一年就会将国家彻底毁灭，还有那位将中国与世界拖入目前局面的皇太后依然不容争辩也不容反对地紧握着权杖。

坚持相信西方各国对于上述情况毫无用武之地的虚妄看法对任何人都没好处。正式这些情况导致了目前的危机，忽视它们无异于酝酿未来的灾难，正如明眼人清楚预见并一再预言的那样。但是一年以前的此时，尽管大难临头，各国依然无所作为，彼此意见不一也使得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联合成了空谈。

李提摩太牧师在山西总督和中国和平专员的邀请下参观了北京，并为新教徒在该省的赔偿事宜拟定了十分公平合理的方案（与罗马天主教方面提出的要求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报纸对其交口称赞。考虑到绝大多数百姓参与去年动乱都是奉官府与朝廷的命令，他建议在每个地区惩处一名义和团头目作为警告。教民的损失应当得到弥补，孤儿寡妇要得到赡养。省内要筹集50万两白银，接下来10年里每年出十分之一用来兴建学校启迪山西民智，从而避免未来的疯狂——受过教育的外国人与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打交道。凡教民遇害之地都要树碑纪念。官员，士绅，学者以及百姓都要礼貌地接待传教士并为过去道歉。教民与非教民平等对待。保留一份参加暴乱人员的名单，以备他们再次犯罪。在山西工作的新教代表同意这些原则——中国内地会，美国外事专员局，英国浸礼会，福音教会以及其他独立组织。

这些建议提交给了李鸿章，据说他对要求的适度极为高兴，感叹说在中国从来没有过李提摩太博士这样开明和温和的绅士，如果将这些建议付诸实施，传教士问题在中国将再也不会成为麻烦。李提摩太博士自1876至1886年间一直居住在山西，这一时期开始时他在赈济饥荒方面做出的努力，他与自总督一下各级官员的密切关系，以及他身为新教在中国最著名且最有代表性传教士的名誉，三者结合使得他的建议有了特别的分量。

中国9大重要教会的代表近来以中英双语就传教士与目前危机的关系发布了一份声明，这是一份解释性文件，碰巧也是一份辩护书，上海主要外国报纸对这份声明用语的公平与克制深表赞赏，《字林西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有一段指出：“有指控称传教士表现出了渴求报复去年暴乱参与者的不当欲望，除了极少数孤立情况以外，这一指控就如马克吐温对阿蒙特博士及其同事在北京及周边地区所作所为的指控一样毫无根据。通观全局且意图不怀偏见厘清事实真相的人都会承认教会在整体上不仅无可指责，而且理应得到赞扬与感激。他们和我们一样都非常急迫地希望看到去年那样的暴行不在未来重演，只要人性不变，有罪必罚的理念就会阻止人们犯罪。对于去年的元凶不加严惩，必然会导致日后的罪行重演。”

康格公使很有希望再次上路。目前没有其他人可以或者应该取代他的位置。如同其他公使一样他也没预见到中国即将面对的风暴，但当风暴到来时，他成为了众人的支柱，不仅对美国人如此，对共同防御也是如此——他的功绩在华盛顿遭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评价，华盛顿盛行的理论认为他的洞察力如此深刻准确超过华盛顿的任何人，因此“他的脑子一定有问题。”正如林肯总统要求更多的将军喝威士忌，因为据说格兰特将军对这种酒上瘾一样，美国海外各国公使馆也都希望拥有像康格先生这样既有常识又有男子汉气概的人。

许多对目前情况既不了解也不够坦率的人特别喜欢做无端批评，令许多其他人为之愤慨。这些正义感遭到冒犯的听众们欣喜地看到此前一直向受困危局的美国公民提出建议的康格先生这次毫不犹豫地履行了这些建议当中涉及的责任。他本人对于目前所有的批评只有一句回应：“我愿意为围困之前、当中以及之后的传教会行为担保。”

这个帝国的再生必须依靠道德改革，否则就不能完成。这场道德改革的朋友们应当记住目前的局势并没有改变我们在中国的责任，只是调整了我们的工作方式。可以肯定的是，一个新的中国即将出现，我们可以等待观望，但是只有丧失希望的人才会无所作为。教会的所有工作方法都要重新加以检查，如同将船只拖到陆地上来保养一样，只是为了启程驶向更远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