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动荡中的中国》残稿 -- 万年看客

XXXIV

本地教会的灾难

义和团运动开始时，中国的新教基督徒总数即教会实际成员总数大约在10万人左右，算上一般追随者的话还得增加三四倍。一般追随者即本人尚未受洗，但家中大多数成员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或者对新信仰抱有好感的人。这一阶层是吸收教徒的主要来源。罗马天主教通常依靠家庭成员相互引荐来发展教徒，因此人数还要更多，几世纪以来这一信仰已经在中国广为普及。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都已经将基督徒散布向了帝国的广大区域，满洲的新教徒人数比任何地方都多。

虽然这些信徒中有一些富人或者起码说达到小康，但绝大多数人还是工农阶级。在中国正如在基督教的发源地一样， “福音要向穷人宣讲”。考虑到基督教为人们带来希望，而中国的普通生活水平又如此困苦，这一现象也并不奇怪。

一个十分错误的观点是认为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加入教会的动机不纯，是为了个人的好处。最起码就信教教会而言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这么说。中国人很会看人，在一个如此密集的社会，任何申请加入教会人员的主要情况都十分清楚地为他人所知。自然各种错误也是免不了的，但是传教士与本地信众在长期实践中已经懂得了时刻警惕的重要性，唯此才能保证教会不会被自身的重量压垮。因此吸收信徒的标准也一直呈上升趋势。

应当记住，无论在任何时候以及任何地点，在中国参加类似基督教教会一类的团体都意味着严重风险。面对着无可避免的反教会风潮，加入教会的好处也不在如此具有诱惑力。去年入教的危险刚刚露头，那些动机不纯的入教者就纷纷脱离了教会。

同样应当记住的是，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基督徒总难免树敌。中国人的老话说入乡问俗。在中国最重要的戒律就是不要做别人不做的事情，唯此中国的法律和圣贤之言才能得到维护。但是中国基督徒从本分而言就一定无法循规蹈矩。他拒绝祖先崇拜，中国真正的宗教。他拒绝为修建庙宇捐款，拒绝参加道教和佛教仪式，也拒绝参与村里为了祈神而举行的戏剧演出。

他与他的家人和氏族在婚丧嫁娶之类的所有重大场合都格格不入，而婚礼与葬礼正是为中国人贫瘠的生活带来世俗欢乐的主要来源。他与许多人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他在很多问题上都会与他们不一致。无论过错是否在他本人他都会招致许多人的恶意。而且中国人很喜欢记仇，往往会将仇恨代代相传，耐心等待到复仇的那一天，这也正是中国经典反复教导的信条。

在中国，所有针对基督徒的迫害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这些因素，但这一次情况尤其特殊。此前的迫害都是地区性的，比较零散，很少有官方介入。这次的迫害则是皇帝本人亲自下令。像这种连本带利了结陈年积怨的机会可并不多见。

和世界上的其他社会相比，中国社会的整体性使得任何一个局部部分都能更为精确地反映全体。考虑到中国人对于权威的深切尊重，就大概可以想象官方发动的迫害是怎样的情况了，情况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古罗马。中国人的意识里先天并没有要与任命官员作对的观念。每一位中国人都是无意识的宿命论者。如果最高权威下令他进行某种行为，他就会很自然地视之为“天意”并屈身顺从。并非每一个中国人都参与了这场迫害，这一点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一种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力量已经开始在这里扎根了。

各地官员们，有的出于对基督教的深切敌意，有的出于保护辖区百姓的期望，纷纷发布了要求教徒退教的命令。有时他们会下发横幅贴在居民的门上，表明他们已经不再是“洋教”的成员，因此可以获得官方的保护。这一计划与圣旨相符，因此会有这么多基督徒掉进这一狡猾的陷阱也就不奇怪了。尤其是在山东，这一陷阱还伴随着极富欺骗性的“暂时退教”口号。在满洲，地方官员们想出了好办法，在地上画个十字让教民们踩过去。许多人不假思索就照办了，庆幸自己逃过一劫，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究竟做了什么。

在山东的一个出名事例中，两位本地神父在极大的压力之下为即将退教的众多信众当了替身，承担起了所有罪孽，以期能救下他们的性命。他们丝毫也不打算背弃自己的信仰，但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在他们看来两个人犯罪总胜过整个教会失足。

各种形形色色的退教活动，无论是实际发生的还是仅仅流于形式，都使得教会在一度盛行的地区恢复元气成了微妙而严肃的问题。但是一定要牢记，仅仅在极少数情况下退教行为才会被人当做无谓的形式，通常这都是因为教会领导人宣讲不力所导致的。大量彻底弃绝信仰的事例在各地都有广泛报道，在天主教的庞大信徒群当中尤其如此。但是为了事实起见还是要再明确说明一句，即这也不是毫无反例的情况。

在有些地区好几个月甚至一年以来一直在风传义和团的威胁，人心早已疲惫不堪。贫民基督徒们如同孤羊面对着步步紧逼的恶狼。因此长期以来的威胁终于成真将他们中的很多人吓得肝胆俱碎，不择手段地试图保护自己年迈的父母不至于流离失所，食不果腹，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有些基督徒不止一次遭到洗劫，死于非命的基督徒也不在少数。一个下午的时间风暴就能席卷整个地区，使得这个遭人仇恨的宗教连一个活人代表也留不下。“连根剿灭基督徒”之类的口号随处可闻，义和团对这一口号的执行不仅局限于杀人，连连基督徒家养的猫狗家禽之类也不能幸免，他们栽种的树木遭到砍伐，花卉被连根拔起，房屋沦为废墟。一位女士去拜访一户基督徒难民，他们指着屋里一只孤零零的小猫告诉她，“全村的人连夜出动就为了杀这只猫，他们说这只猫要是不死全村都要遭殃。有人捡走了这只猫并送到离那里很远的亲戚家里才救了它的命。”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马太福音 10:34）这一预言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彻底的履行。人人都是间谍和线人，他们知道一切，没有什么能够幸免。人类的一切感情， 全社会的同情似乎都在源头枯竭了。 女儿在自家门前赶走了自己的母亲，说：“你不要来这里牵连我们——找你的外国朋友让他们照看你吧。”即使收藏与基督教相关的书籍衣物或家具之类物品也遭到了绝对禁止，否则就会遭到烧毁房屋的惩罚。近邻往往会邀请义和团前来，带领他们穿过村庄， 指出每一个基督徒住户的家门。然后当他们的物品被人拖到街上贱价出售时，他们还会把这些东西买下来借此嘲弄与侮辱之前的物主。当基督徒蹑手蹑脚回到沦为废墟的自家院落，只会发现自己无处容身—— 家里的东西都归了别人，自己的土地也被村里的寺庙吞并了。

迫害者的残酷以最可怕的形式表达了出来。所有针对外国人实行的暴行也同样施加在了他们的追随者头上。男人，妇女和儿童被砍成碎片扔进河流，从而使他们无法作祟。许多人被活活烧死，从火场逃出来的孩子会被重新扔回去。不过就笔者所知，有一个小伙子曾两次遭到捆绑并扔进大运河并且两次都成功逃脱，他因此保住了一条命，因为这一定是“天意”。有些特别可爱的教徒儿童会得到义和团成员或者其他人的收养，无价的性命得以保全。许多教徒少女不幸被人当做奴隶卖给义和团成员当“妻子”，而正是这些人杀死了所有她家的其他成员。

肉体残害基督徒在某些地区已经成为了规则而不是例外，行凶者下手之后就任由受害者经受缓慢而痛苦的死亡。在其他情况下他们会将受害者的关节脱臼，并将其固定于致残的姿势。

笔者本人认识一位遭到义和团迫害的罗马天主教学校老师，中间人最后安排他用大约三十块墨西哥银元来买命。然而他的父亲对于如此浪费钱财十分不满，连同另一个儿子和一个侄子一起在半夜把他的儿子儿媳捆起来用刀砍死了。他们的小女儿被扔在地上踩死了。万幸的是两个小男孩逃脱了性命。当地村民对于基督教没有任何同情之心，但这一惨无人道的行径依然激怒了他们，因此他们拒绝以任何方式协助葬礼的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地方，最激烈的敌意甚至扩展到了那些接受过教会药房治疗的人，或与外国人有短暂随便接触的人头上。在那些遇害者数目庞大，有时会占到教徒总数一半的地方，经常会有人成为替死鬼。另一方面，有一些人不是教会成员，甚至也不是正在接受考察的准教徒，但拒绝放弃基督教教义，从而形成了一群教会之外的烈士，其数量将永远不会为人所知。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许多中国教会将要遭到前所未有的考验，他们为此获得了特殊的力量来应对未来的冲突。在北京，通州以及天津最近都举行了严肃的会议，在会上许多教会的领导成员都接近了上帝。威廉.库帕先生对许多山西和直隶教会的访问也有类似的效果。许多基督徒后来作证说，他们因此不自觉地为了即将到来的考验而得到了强化。

熟悉中国人的人都很清楚他们天然的顺从性和氏族性。先前已经提到，在天津和北京所有外国机构的大部分仆人都在意识到危险之后消失了。而在基督徒的情况下恰好相反，他们不只将自己的安全与外国人联系在一起，而且在很多时候完全可以自己逃走，但是出于忠诚留了下来。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实例发生在中国基督徒面临最严重危险的地方。在山西，总督下发了正式命令，要求义和团杀死所有的基督徒，任何人胆敢给外国人写信一经发现一定会丧命。有许多殉教烈士在临死前几小时里写成的遗书都被本地教徒们冒着极大的风险收藏了起来。这为基督徒的忠诚以及他们遭遇的可怖考验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任何教会总部在迫害中遭到的第一项要求就是交出教会记录，即“洋教”追随者名单。然后教众们就要遭殃了。

不止一次地，已经被遣送离开的仆人在暴乱前夕不顾自己的安全又返回原主人那里，说：“我听说你到晚上要遭到袭击，我想我应该能够在这里帮助你。”他们中的许多人自愿作为信使，不是一次或两次，而是不断地置生死于不顾，许多人都因此被害。当传教士遭到抢劫失去一切时，贫穷的教徒有时会向他们提供自己微薄的银钱，说他们为自己的恩人也只能做这么多。一位教徒这样说：“有我的就有你的。”许多教徒冒着极大的风险为外国牧师和女士们提供藏身之处，还有人更是不辞辛劳地担任了他们的向导，伴随他们完成漫长而危险的逃亡，穿越充满敌意的地区。

一些传教士将大笔银钱托付给有名的本地讲道师，好接济最需要的人。有人因此成为了大约200英镑的管理者，他冒着极大的风险谨慎地使用了这笔钱，协助了很多失去所有、一筹莫展的的传教士。这一类实例有力的佐证了人们对基督教信徒品格的论断，这些人不但是基督教的追随者，也是它的证明。

必须指出的是，提交给沿海地区的内陆外国人经历的报告在当时很受一些人的怀疑，但一段时间后事实证明就连细节都十分确切。并且与此同时那些帮助了外国人的人并不把自己当做英雄来看待。

山西忻州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大屠杀好几个月之后面世的一封信里提到，义和团捉住了一位当地基督徒领袖并押着他前往传教士的藏身之处，要让他亲眼目睹他们的死亡。这个基督徒在明知必死无疑的情况下大声喊叫，警告他的牧师，自己立刻被长矛或大刀所杀。

在河南某村，一个传道者和他的家人被人从马车中全部拖出来。劫匪认为他们的行李不够值钱，于是就把他们所有人的衣服无论男女全都剥了下来，任凭他们赤身裸体地留在街上。

基督徒面对这些可怕痛苦的方式总会令他们的行刑者大为惊讶。他们无法理解是什么激发了汾州府刘老师的平静勇气，这个高大伟岸的人遇害时坐在他的??房间里冷静地扇着扇子乘凉，等待着即将杀死他的义和团的到来；北京的一位执事穿着他最好的衣服愉快地走了出去，用微笑面对死亡。难怪迷信的义和团会挖出这些人的心以确定他们超越人类的勇气来源究竟是什么。

许多人都相信基督徒能够在井里下毒，把剪纸人像变成真正的外国士兵。这也是中国人对基督徒如此愤怒不已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广泛盛行的说法是基督徒可以在三天之内起死回生，除非采取积极的步骤阻止这一点。因此许多受害者惨遭分尸与焚尸，在特殊情况下骨灰还要用石辊碾压并抛洒到风里。同样的迷信也导致了许多中国人一反常态地拒绝安葬基督徒遗体。一个北京的教徒几次走过自己母亲一直留在遇害地点暴露街头的遗体，但他连触摸一下都不敢。

一个经常提出的问题是传教士在中国都做了什么，他们的工作有哪些成果。他们经常遭到“懒散顽劣”的批评，但现在义和团暴乱已经爆发，我们又得知 “他们闹得乾坤颠倒”。该说法完全真实。现在人们终于可以清楚的感知这种广泛渗透了整个中华帝国的全新能量了。在罗马帝国这一能量被人称作使徒行传，它是唯一足以应付中国巨大弊病的力量。这个命题对于那些阅读中国本土教会受难故事的人将是不言而喻的，而对于其他人只是空话而已。

下文中中国基督徒的经历并非只是个例，而是最先为人所知的例子，类似的事例还有成千上万，如果全部编纂起来就连大英百科全书的篇幅也容纳不下。除了若干术语之外，这些故事不需要其他任何解释，其自身就能成为本地教徒忠于信仰的明证。

一个广为注意的事实是，义和团运动的蔓延主要是通过男孩来进行的，这些男孩都遭受了催眠术之类的影响。真正催眠成功的事例相对很少，但是一个类似的例子就能在迷信的中国农村造成巨大影响。尽管许多有影响力的中国人都声称教育的重要性，在这些地区依然赶不上轻信的力量。

在许多地方，义和团运动的有害影响人所共见，往往令义和团宣传声誉扫地。在一个实例中，一个15岁的小伙子充满了杀意，竟然攻击他自己的父母，令全村为之惊惶，并导致当地义和团的解散。有时易感儿童受到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会不分时间地点地进行义和团操练。这些事件令许多反思的中国人恐惧于他们所触发的未知影响。当他们将义和团发展过程中的所有现象认真加以考虑后，有理由相信很多人都会得出结论：假如“魔鬼附体”是真实存在的现象，那一定就是这种事。

有必要解释一下之前频繁提到的“义和团坛口”，坛口并不是指礼拜的地方，一堆石头，甚至也不是一张桌子，而是表示义和团组织本身的整体存在。坛口的领导者是“大师兄”，这里是操练的总部，烧香烧纸祭祀偶像的神台。如果烧纸的火焰很高则受审人无罪，如果火焰微弱摇曳则有罪，必须立刻斩首。在所有这些仪式中进行欺诈的机会是显而易见的。

在与义和团教派的兴起和蔓延相关的许多奇异现象里，最奇异且最无视中国世代习俗的就是伴随义和团产生的“红灯照”组织。这是由10-20岁少女组成的组织，这个年龄段的中国姑娘一般都会被家人精心关在家里，现在她们却公然违反礼数走上街头，暴露在贫富交杂的公众目光下。

成群结队的女孩会被带到寺庙里，交由低贱卑劣的男性义和团头目管理。操练一段时间后就加入义和团并参加公众游行。她们的制服是全红色的，身穿红衣，脚踩红鞋，头裹红巾，手拿红旗。她们接受的训练与义和团男孩很相似，男女不限的义和团头目会对她们重复念咒并将她们催眠，然后她们就会充满拿起刀剑火枪去作战的狂热。

据说这些女孩拥有特别的力量，能腾云驾雾，分辨出藏有外国人及其支持者或基督徒的房屋，她们能从云头降下除了上述人等不会伤及他人的烈火，还能将敌人的铁甲船烧成灰烬。

在骚乱和打斗最暴烈的几周里，一到傍晚就会有几百名无知轻信的人们集结在村庄外观看夕阳西下。凝视着这一轮光盘会在视网膜上留下印记，一段时间里无论看什么中间都会有个红点。这就是所谓“红灯”的魔力。到处都能听见有人在兴奋的呼喊：“这里有两个！” “我看到三个！”“北边有一片！”火烧云也成了超自然的现象，人们会互相耳语：“红灯照的威力果然了得！有红灯相助我们一定能杀尽洋人！”

这些中国人的迫害故事很可以用以下这段引人注意的证词做结尾，这段证词表现了中国基督徒的相对素质。证词来自纽卡斯尔教会大会的文件，宣读者是当代最有成就的女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毕肖普夫人，她在旅行之初并没有多少传教的兴趣，最后却全身心投入到了这项活动中，并且第一手了解到了提升东方男女的努力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成果。

“到处都能遇到通常来说规模极小的团体，其成员都是因为弃绝了祖先崇拜和与偶像崇拜而遭受到社会排斥的人，因此自然而然地结成了弟兄，很像中国世俗社会里称为行会的强大组织。这些教徒过着纯洁和诚实的生活，他们对圣经知识如饥似渴，为基督教的目的慷慨克己，这么急于维护兄弟的纯洁，以至于败坏了哥林多教会的种种恶行在中国完全不可能出现。最重要的是，每一位真正的教徒最后都成了传教士，正是这种传播教义的精神保障了未来的希望。在与亚洲人生活了八年半之后，我可以毫不犹豫的说，圣灵塑造中国教徒以及众多中国殉教烈士所用的原材料是最为上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