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我经历的改开前后的农村生活 -- 老实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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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读了以后,更感到文革的祸害之大

《自豪与悲情――一个老工人的述说》节选

1958:工人真正的“以厂为家”

我由“天津铸锻中心技术学校”派到太原重型机器厂实习,被分配在水压机车间热处理工段,由一位名叫郁良的技术员负责对我“传、教、带”。工友们私下里说,他父亲是北京一个有名的人物,前两年“出事”,牵累他被发配到此“劳动锻炼”。时间长了我发现,郁技术员并不是硬着头皮为了“锻炼”才下车间干活的,而是真心喜欢车间的工作。那时候车间既是工作的地方,也是课堂,还是家。后来有人把“以厂为家”视为说大话、喊口号,那是没经历过上世纪50年代那个特殊时期。

我第一次赶上抢修24米热处理炉,大长见识,也学了本事。按常规检修程序,要等炉温降到人能够进得去时再修理,可那批正在保温等待处理的锻件就得报废,当班的崔师傅指挥工人准备好检修工具和器材,到库房搬来几条厚麻袋,用刀子裁开,放到水龙头下浇透。等掌管温度表的报出炉内温度已降到270摄氏度时,崔师傅将湿淋淋的麻袋片往脑袋上一披,就钻进了炉膛。外面有人掐着表,到20多分钟时第二个工人披着新的湿麻袋进去,把崔师傅换出来……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轮换着。我只知道100摄氏度的开水浇到身上会烫坏皮肤,当时顶着270摄氏度的高温是怎么熬过来的?

1960:羡慕当工人,不羡慕当干部

我实习结束回到天津,进入“天津重型机器厂”,这是苏联帮助援建的“156项工程”之一。至今我还记得刚进厂时的震惊——眼前是一座巨大的工业迷宫,如果单用两条腿,跑三天也转不过来。工厂里布满铁道,一个工厂竟然趁三列火车——无论是往厂里进原料,还是向外运产品,没有火车就拉不动。当天车钳着通红的大钢锭,在水压机的重锤下像揉面团一样翻过来掉过去地锻造时,车间里一片通红,尽管身上穿着帆布工作服,还是会被烤得生疼……相信无论什么人,在这种大机器的气势面前都会被震住。

有一同学,其父在人事局当干部,不知通过什么手续,让他当了厂里办公室的干部。当时同学们竟没有一个眼馋的,反而不理解为什么他放着工人不当要去当干部。在那个年代绝没有现在的“公务员热”,反而认为当干部无论政治待遇和物质利益都不如工人。

我所在的水压机车间,职工接近千人,工人队伍的构成却很复杂:有从同类国营大厂调来的技术骨干,有从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分配来的学生,甚至还有“公私合营”时合进来的资本家、小业主等。能进这个厂就是人人羡慕的“工人”了。当时的工人自有一种自豪感和责任感。只要技术上出类拔萃,就大有前途。

车间里唯一的八级工王义礼,以前就是个资本家,一把大锤起家,把一个铁匠铺干成一个锻件厂。他在技术上已臻化境,,是车间里神仙一把抓式的人物,格外受人尊敬。那时人们尊重技术,甚至形成一种学技术的风气——谁的手艺好,活干得漂亮,谁就被高看一眼。车间或厂里有好事,诸如过年过节发电影票、到外厂搞技术协作或学习新工艺等,也都会想着你。

“文革”中的坚守:中国的产业工人实在太好了

“文革”的中间五年,是高潮, 社会上的大串联、武斗,批斗、打砸抢…… “文革”中武斗最厉害时,来自内蒙的三个穿军装的造反派要“揭开天津市文艺界阶级斗争的盖子”,想把我揪到内蒙去批斗。但他们在市里折腾了一个多星期,却始终不敢进“天重”的大门——“天重”的造反派可以编成一个步兵师,还不等对方“砸烂”我的狗头,他们自己的人头就可能先被拍扁了,“天重”的一万多名职工也分成了两大造反派别,但没有发生过一次武斗,始终照常生产(甚至出口6000吨水压机到罗马尼亚)我总结就是两条原因:

一是中国的产业工人太好了,是他们心里那种最朴素的观念维持着中国的大局,没有在“文革”中让经济崩溃。“当工人的本分就是干活”,“拿一天工资就得干一天活”,不管外边多乱,不管上边是“走资派”还是“造反派”在领导,只要有任务派下来,工人就会坚持上班生产,。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的一批老干部太好了。那时的老干部由两种人组成:一种是上世纪50年代由工人提拔起来的,还有一种是参加过革命战争,转业后进工厂的老同志。他们有信仰,有定力,当生产出了问题,即便刚走下批斗台,他们也能下去把生产再捋顺了。工人对懂行的领导从来是尊重和同情的。

“改革”后下岗丢失的不仅仅是一份职业

1978年.我恢复“干部”身份,被任命为车间副主任,这时候我反而觉得车间的工人群体有些变了,许多地方不对劲儿了。或有订单没图纸,或有图纸没材料,等你把什么都准备齐了,设备又不听使唤了。

人也一样,“文革”期间大家神经紧张,还能顶着一口气坚持,现在精神一松懈,心气反倒散了,十年积存的各种问题全都暴露出来……

“积重难返”尚未“返”,就匆匆“转型”,“改制”。到底该怎样“转”,怎样“改”,没有调查,没有论证,更没有征求一下人们的意见,看见别人怎么干就跟着学……但世界上最容易学的就是“变坏”,工厂里只有招待所最红火,天天迎来送往,酒气熏天。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时髦理论为这种风气撑腰:不吃吃喝喝、请客送礼,怎能拉到生意?

企业不行了就频繁换头头,却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腐败开始滋生,让工人们真正感到了危机,感到看不见希望。最让他们犯愁的还不是没活干,领不到工资,而是精神上被冷落、被蔑视,没有人告诉他们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工厂变得很少正式开会,工人们能听到的都是些传言和小道消息……曾经的“国家领导阶级”、“工厂的主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工人已经成了工厂的负担,群众成了领导的包袱。许多产业工人怎么也想不明白,不懂工业的农民搞起了次等的工厂,重复生产一些粗制滥造的产品,却能挣大钱;而城里的正规工厂被荒弃,一些高、精、尖的机器设备闲置,等着锈蚀损坏。

我调入作家协会后又过了两三年,“天重”开始有大批工人下岗。好端端的一个大企业被大卸八块,变卖的变卖,破产的破产。为什么说它是“好端端的”?如果不好,就不会有那么多私人老板,有些还是农民企业家,像饿虎扑食一般将这块膘肥肉厚的地方全买走了,而且一到他们手里就发了大财。

人们都习惯性地认为,城市里的农民工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我的一些老同事却觉得自己还不如农民工。过去当工人是有尊严的,现在变得还没有打工的有尊严,总觉得这辈子算白混了,很失败,心里老是酸不溜秋的不得劲。

对产业工人来说,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自己从事的工作。工作是心灵的营养,难以计数的国营企业工人下岗后,心灵备受煎熬。以前他们总以为自己是在为国家劳动,现在忽然国家和工人之间冒出一个老板,一切都由老板说了算,于是便有了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在工人的心里,国家形象的毁坏,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估量的,不知还要影响多少代人。

-读了以后,更感到文革的祸害之大----如果没有搞文革,原来的一套“很好的东西”也许还能继续搞下去。看,那时的干部本来就很好嘛,搞什么文革说反官僚,全面打倒一大片,纯属胡闹嘛!正因为搞了文革,“大家神经紧张,顶着一口气坚持”。但是,人总不能总是神经紧张,必然有那么一天,“精神一松懈,心气反倒散了,十年积存的各种问题全都暴露出来……”。物极必反,矫枉必过,给后来人造了多大的麻烦(毛左大概要说了:为什么不一直保持精神紧张,紧张再紧张,永远也不要松懈下来?)。

所以,不将他谈文革的那些文字去掉,毛左也不会认可,只能断章取义。于是,不求甚解的一些人也就以为找到了宝藏而欢呼雀跃,送花推宝。呵呵哈哈。

通宝推:豪哥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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