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抵制运动逐渐消解在了人们的记忆当中，酸痛的双脚与空荡荡的公交车都变成了故事里的情节。金也继续开辟了好几条战线，从而在南方各州推广他所谓的“蒙哥马利经验”。演讲邀请函如同洪水一般淹没了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如痴如醉的听众为他高声叫好。他希望自己演讲的力量能够为一场大规模皈依提供燃料，就好像十八世纪四十年代的黑人大觉醒一样。不过从更实际的层面来说他也很清楚，再高明的演讲术也只能起到启蒙作用，而仅仅实现启蒙还远远不够。权力是民权运动的必需品。为了获取权力，金设计了一系列计划。他一方面忙着筹建属于他本人的组织，另一方面也在不遗余力地推动上百万黑人进行选民注册，集结大众传媒机构的支持，收拢教士组织的影响力，争取最高层白人政治领导人的背书，还要动员一支由见证人组成的“非暴力军队”。每当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抵制威胁到上述各方面的努力时，金总会无休止地对自己的战略进行微调，尝试各种战术的搭配组合。他还咨询了几位自封的种族政治专家。这种人的数量相当稀少。由于白人多数派是日常种族政治的既得利益者，想要彻底推翻日常种族政治的希望也十分渺茫。因此专门投身于这一领域的专家们往往都是些五花八门的怪胎——虔诚派，煽动家，大同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其他各种冷门偏门意识形态的信徒。金逐渐学会了将不着调的怪人与堂吉诃德式的理想家区分开来

在抵制运动期间颇有一些局外人不请自来地拜访金，哈里斯.沃福德（Harris Wofford）就是其中之一。沃福德是个有着明显南方血统的纽约人，他曾就读于耶鲁法学院，但是他对世界联邦主义运动的兴趣却是自小有之。二战之后他在政治理想主义驱动下来到印度，花了几年时间观察甘地主义，并同他的妻子克莱尔合著了《燃烧的印度》（India Afire）一书。夫妻二人回国之后坚信甘地主义在美国最适合运用的焦点领域就是种族问题。接下来他又不顾家里人的极度震惊，前往华盛顿州霍华德大学法学院注册学习了两年，成为该校自从二十世纪最初十年女性投票权运动以来的招收的第一名白人学生。*毕业后他来到华盛顿，在迪安.艾奇逊开办的卡文顿和布尔灵律所找到了一份工作，这家律所在业内可谓首屈一指。在那里他一边应付大公司客户，一边与少数鼓吹种族融合的人们打交道，比如高地人民俗学校的迈尔斯.霍顿。1954年在给霍顿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希望我们能从甘地主义当中学几招。”沃福德的人脉甚广，从《时代周刊》的卢斯与麻省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到著名黑人布道者末底改.约翰逊都是他的熟人。但是无论在白人政客的圈子里还是在黑人宗教界的圈子里他都令人琢磨不透。

沃福德在1956年开始争取金的关注。他给金寄送了一份针对抵制运动的甘地主义分析报告，还附上了他本人的作品以及他写的一份关于非暴力主义的小册子。这封信没有得到回复，于是他又寄了另外一封信，在信中自称是“你的军师”，并且提问道：“难道现在不正是直接开展甘地主义非暴力不合作的时机吗？”金的一个助理在第二封信上写下了“请审阅”的字样。金潦草地批注了一句：“谢谢您的来信。”意思是让助手替他写一份感谢信充当回复。再次碰壁的沃福德并未因此感到气馁，反而越战越勇。他转而开始搜集金在北部地区的公开活动安排，并最终在纽约当面堵住了金并且抓紧时机抛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强烈建议金去印度见识一下正宗的甘地主义，他可以帮忙筹集路费。

这番说辞终于吊起了金的胃口。于是他邀请沃福德与自己一起踏上巡回演讲的行程，他们可以在路上好好研究一下去印度的问题。公交车抵制运动结束后不久，奥米加.珀西.菲黑人联谊会（Omega Psi Phi）在巴尔的摩举行“全国大会”，沃福德夫妇陪同金夫妇参加了会议。柯瑞塔在大会的才艺比赛中一展歌喉，金则在演讲中激烈地抨击了奥米加会员们一味贪图吃喝享乐的做派。当演讲谈及黑人中产阶级时，他转入了准备许久的标准主题，鼓动他们与处境较差的黑人同胞携起手来而不是对他们避之不及。如此不留情面的词锋将沃福德夫妇吓了一跳。更令他们震惊的是，联谊会的听众们对于金的演说的反应非常热烈。他们尽情地欢呼鼓掌，完全没有因为金对于他们的世俗罪孽的职责而感到遭受冒犯。金成了英雄，他在台上演说的时候台下其他黑人组织的代表都在一下一下地砸门以示应和。此外金还挤出时间快速参观了当地的共济会总部与几座教堂——他实在忍不住。在这一连串拜访黑人机构的行程当中，沃福德夫妇的举止始终自然得体，彰显了他们的跨种族社交经验。

在巴尔的摩，金和沃福德还拜访了莉比.霍尔曼.雷诺斯基金会（Libby Holman Reynolds Foundation）的官员，后者表示有兴趣资助金的印度之旅。由于事先得到了金的通知，贝亚德.拉斯廷也赶到了会面现场充当金的保护人。拉斯廷非常希望金能够去印度，但又不想让沃福德来安排，因为他们两人自从1942年的世界联邦主义大会以来就一直争论不休。当时的拉斯廷认为非暴力就意味着即使面对希特勒也不能抵抗，当时还是高中学生的沃福德则对这种观点予以了严厉抨击。由于拉斯廷和沃福德两人都认识到了金在非暴力主义运动中的巨大潜力，因此两人都在竭力争取成为金的甘地主义导师。沃福德的优势在于他与基金会很有交情。为了对抗这一优势，拉斯廷也从纽约带来了自己的金主斯坦利.利维森（Stanley Levison）。

利维森后来成了金最亲近的白人朋友，也是他一生最可靠的战友。他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环境相当不落俗套。莉比.霍尔曼.雷诺斯基金会在当时是典型的“黑人产业”。基金会的命名人与主管人莉比.霍尔曼.雷诺斯在娱乐界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伤情歌手，还曾与演员蒙哥马利.克利夫特出双入对。她曾经嫁给一位烟草大亨，后来遭到杀夫罪名的指控但最终被裁定无罪。脱身以后丈夫庞大的产业就落到了她的手里。如此黑白含混的形象与金或者甘地主义确实很不相称，然而正是她那放荡不羁的个性才促使她资助了许多别人都不肯沾边的事业。金就是与这样一帮人讨论了自己的印度之行——雷诺斯夫人，沃福德和拉斯廷这一对同样信奉甘地主义的对头（一个衣冠楚楚有头有脸，另一个则与逃犯相差无几），以及利维森。

利维森的背景就像其他三人一样堪称丰富多彩。尽管他自从在大萧条时期上大学时就是个左派激进份子，但同时却具有坚定认同资本主义的一面。时年四十四岁的他通过房地产投资赚了大钱。虽然他身为律师，却从不读法学书籍，也从不打官司。他握有好几张汽车特许经销牌照，但是自己却从来没有学过驾驶。他长期在美国犹太人协会任职，这个协会比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规模要小一些，而且更加偏向自由主义。他的专长是为协会募捐，以及为其他民权事业或者激进事业进行募捐——他参与过的活动包括救援罗森堡夫妇，以违反宪法的名义废除麦卡锡时代的《麦卡伦法案》以及其他限制政治观点表达的法案，以及援助《史密斯法案》公审的辩方。自1949年以来，《史密斯法案》已经将近百名美共高层官员关进了监狱或者踢出了国外。利维森频繁地与辩方委员会合作，在迫害势头最高涨的时期成为成为了美共的财政支柱。

利维森是个见解犀利的独立思想家，他的政治观点可谓兼收并蓄。1954年的参议院谴责摧毁了约瑟夫.麦卡锡的权力，司法部也减少了《史密斯法案》起诉的数量。此时处境艰难的南方黑人想要根据布朗案的判决结果努力在公立学校实现种族融合。利维森与A.菲利普.伦道夫以及其他人一起加入了支持这项事业的队伍。美共的官方立场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对伦道夫嗤之以鼻，现在对于这项努力同样不以为然。用来自莫斯科的最流行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种族融合是“修正主义”的歪路。莫斯科主张的官方目标是效仿苏联模式让美国黑人实现“分离的全国发展”，而种族融合则与这一目标相悖。信奉这条晦涩纲领的美共在私下里对布朗案与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大加讥讽，但这条纲领也使得美共陷入了与广大美国黑人离心离德的境地。这些情况全都不新鲜，利维森也从未被此类言辞束缚过手脚。早在1956年爱默特.提尔遇害以后，他就与拉斯廷、伦道夫、福斯迪克、协进会以及其他许多宗教与人权团体共同组成了一个名叫友情会（Friendship）的紧急救援机构，主要职能是为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筹款，主要活动范围是密西西比州。 1956年5月友情会组织一批受益人参加了麦迪逊广场公园集会，其中包括了好几名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的参与者。在拉斯廷亲自把利维森介绍给金夫妇之前的几个星期，利维森还亲自为柯瑞塔.金、哈里.贝拉方特以及艾灵顿公爵三人联袂出演的音乐会募集了绝大部分广告赞助。

金的直率风格给利维森留下了深刻印象。两人刚刚见面他就决定要深入了解一下金这个人。至于金也并不觉得利维森身上有任何令他不耐的因素。至少他并不反感利维森与激进运动之间的牵绊。金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从来都毫不动摇地支持麦卡锡主义受害者，也一直认同为受压迫者鼓与呼的共产主义宣传口径。此外他还高度认可美共在种族问题上做出的成绩。无论他们的教条多么拧巴，在现实层面上美共对于种族平等的倡导与实践都远远走在了美国国内任何其他政治组织的前头。金本人听说过好几位富有的南方白人在三十年代皈依共产主义之后不惜将养尊处优的生活抛在身后，来到纺织厂与工会商店里与黑人共同劳动。还有谣言声称联邦调查局辨识一名白人是不是共产党员的标准就是看他与黑人打交道的态度是否随和礼貌，或者干脆就看他是否经常与黑人打交道。这一现象对于黑人来说就像种族仇恨本身一样也是一个来自上帝的难解之谜——为什么只有共产主义者才会这样呢？在金本人求学期间，甚至就连最保守的老师也着力向他介绍了共产主义者对于种族问题的态度——比方说斯大林专门在苏联宪法当中添加了将种族歧视规定为国家犯罪的条款。1952年，一位摩豪斯教授这样告诉金，“我认为毋庸置疑的是，共产主义对于东方国家的吸引力在极大程度上源自苏联对待种族问题的态度。”

利维森和金都认识一位本.戴维斯（Ben Davis），在过去二十年里他一直是美共内部最有权势的四五个人之一。他也是摩豪斯校友，在二十年代初摩豪斯学院要求所有学生都要工作，戴维斯则得到了学校为最有钱且最有前途的年轻人预留的职位：为学院校长开车。每天早晨戴维斯都会让自家司机开着一辆皮尔斯阿罗汽车将自己风风光光地送进学院，然后跳出车外，戴上一顶司机帽，再钻进约翰.霍普校长的全新绿色道奇轿车履行职责。哈佛法学院毕业后，戴维斯在亚特兰大黑人顶尖贵族区里安顿了下来，一直到1933年他为安杰洛.赫恩登（Angelo Herndon）担任辩护律师为止。赫恩登是来自芝加哥的美共成员，时年不到二十岁，却已经遭受了死刑判决——后来减刑为有期徒刑十八年——罪名是向黑人散发传单并且宣称美共可以结束种族隔离和失业。上诉之后的赫恩登煽动叛乱案成为了大萧条期间轰动程度与审判时长仅次于斯科茨伯勒强奸案的种族案件。这次辩护经历让戴维斯亲身接触了来自官方与民间两方面的赤裸裸种族仇恨，他的世界观碎了一地，他的思想也变得离经叛道起来，认为美国民主和自己高高在上的黑人特权都不过是假象而已。他将这两者都弃如敝履并且与家人决裂，随后就在纽约加入了美共。从此以后亚特兰大黑人只要一提起他的名字就会压低声音。身为美共中央委员的戴维斯曾经在《乱世佳人》上映的时候斥责美共党报报社的评论员霍华德.拉什莫尔臣服于这部电影对于“种植园”的粉饰美化并将其开除。在二战期间又是戴维斯按照克里姆林宫的指示强令贝亚德.拉斯廷停止一切反种族隔离的工作。*在纽约市议会的定期选举中，戴维斯公开以共产党员身份参选并获胜，在纽约市议员的位置上干到了二战结束之后的1949年。这一年他沦为了第一场也是最大的一场《史密斯法案》审判的被告，被判处阴谋颠覆罪并且在亚特兰大惩戒所蹲了三年多。出狱之后的戴维斯在斯坦利.利维森的帮助下募集资金为其他几十名遭受相关指控的美共同志们进行了辩护。

利维森见到金的时候，美共已经走到了亡党的边缘。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爆发的这一年，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在一次秘密讲话当中将斯大林贬斥为暴君、凶手以及背叛党纲的叛徒。克林姆林宫对于这番言论的支持致使美共成员普遍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有些人刚刚听说这一消息的时候气得以掌击墙，直到满手鲜血淋漓仍不肯罢休。 到了1956年秋天，赫鲁晓夫又派遣坦克镇压了一场匈牙利工人起义，尽管此前克林姆林宫个官方宣传口径一直声称这些工人都是快乐且自由的社会主义者。这一举动进一步加剧了美共内部的绝望情绪。越来越多对共产主义丧失信心的美共成员选择了离开，原本的退党细流很快就升级成了滔滔洪水。到1956年底，美共成员人数已经从战后最高峰的八万人锐减到了五千人，这五千人当中还有许多人是联邦调查局的线人。埃德加.胡佛曾一度考虑过要在1957年2月召开美共党代会时操纵线人们集体投票支持美共内部的某个派系，从而彻底将美共控制在自己的手掌心里。

在大会召开之前，三个敌对派系进行了一场人数极少的党团会议，与会者为了寻找避免美共解散的替代方案而争执不休。以约翰和莉莲.盖茨夫妇（John/Lillian Gates）为代表的自由派想要摆脱对于苏联的唯命是从，让美共真正实现“美国化”。以本.戴维斯为代表的强硬派则嗤之以鼻地认为这种自我改良的做法无异于缴械投降。在戴维斯的设想当中，唯有发起一场不亚于俄国革命的社会动荡才能根除他早已知根知底的社会弊端。此时的他为了追随克里姆林宫已经放弃了一切。有人建议他撤退到亚特兰大加入一支无甚可观的协进会纠察队，气得他当场咆哮起来。以阿尔伯特．“博士”．布隆伯格（Albert "Doc" Blumberg）为代表的中间派则忠于美共领袖尤金.丹尼斯（Eugene Dennis）。布隆伯格是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教授兼美共外联专家，负责联系各种美共的同路人或者与美共合作的外部团体。他正是凭借这一身份让斯坦利.利维森参加了党团会议。其他领导人征求了利维森在许多问题上的意见，包括各种妥协方案对于美共与劳工以及民权组织之间友好关系前景的影响，以及如何筹集资金为遭受起诉的党员进行抗辩。

在其他人还在争论不休之际，利维森抽出身来向蒙哥马利打了个电话想要联系金。自从在巴尔的摩会晤之后，几周以来他一直在为金提供进一步扩张种族融合运动的建议与战略草案。隔壁房间的人们听到了利维森打电话的内容，一场新的辩论随即爆发。盖茨夫妇愤怒地指责利维森正在让金遭遇不必要且不合理的危险。在这样一个全国最高级别美共成员的聚会上，如果间谍或者联邦特工的窃听器监听到这个电话，金肯定会因此而身败名裂。金的麻烦已经够多了，美共成员应该与他尽量保持距离，尤其不要鼓励他支持苏联，以免将他推向毁灭——就像多年前的保罗.罗伯逊一样。这套说辞激怒了本.戴维斯，他反驳说，盖茨一派只会指责本党，却从来不去批判反动派。他坚称美国需要一百个罗伯逊这样遭受官方封杀的殉道者，如果利维森能把金打造成另一个罗伯逊，那只会有益无损。双方针锋相对，气氛越来越紧张，直到利维森回来才打破僵局。他对双方的意见都有些不以为然：金不是共产党员，他知道如何照顾自己。

不久后的2月9日，美共全国大会在纽约市东村区召开。贝亚德.拉斯廷作为观察员列席大会。正如他事先预料的一样，很多满怀热忱的人们脱离美共之后都会转而投身于于和平主义与废除种族隔离的事业。大会本身充满了苦涩与黑色幽默，联邦调查局的线人们成群结队地在会场里游荡，周围的人们无不侧目而视。以盖茨为首的自由派提出决议以临时多数票获得通过，但这项决议注定难逃不可回避的逻辑问题：对美共进行民主化和美国化改革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脱党。最后一次大规模脱党很快就使得美共沦为了一个空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专制且更盲目地亲苏。参加过党团会议的所有核心领导成员全都退了党，只有本.戴维斯还留在党内。他已经太老了，思想也太僵化了，实在转不过弯来。对于金、利维森、拉斯廷以及其他许多人来说，戴维斯的教训比罗伯逊更能说明问题。在人生最后六年的职业生涯中，戴维斯把自己与苏联方面扭曲颠倒的战略牢牢焊在了一起，变成了一个越发教条且暴躁的老顽固。迫害与控告伴随他走到了生命的终点——纽约州甚至试图吊销他的驾驶执照。在讲求实际的金眼里，戴维斯集中体现了共产主义的徒劳与浪费。尽管如此，他依然认为是戴维斯并不是一个登峰造极的坏人，而是一个极其不幸的悲剧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