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与此同时，远比私刑更为低调的不公正也正在向金步步紧逼。在路易斯安那州，州政府官员审查了注册选民名单上本来就为数不多的黑人姓名并且剔除了一万个名字，彻底摧毁了领导大会此前在选民登记方面做出的努力。尽管这件事鲜有新闻报道，但民权工作者仍然沮丧不已，以至于艾拉.贝克只得再次主动离开纽约回到了亚特兰大。虽然她被领导大会排挤了出去，尽管领导大会当中的布道人们不紧不慢的办事作风让她感到憋气，但贝克还是花费五周时间紧急走访了什里夫波特。之所以她要到这里来，是因为这座城市居住着一位与她关系不错的领导大会牵头运作人员，此人名叫C.O.辛普金斯（C. O. Simpkins），本职是牙医，他也是领导大会高层当中唯一一位不是布道人的成员。两人竭尽全力试图重振公民十字军的势头，但是响应号召前往法院登记的人数只有区区二百五十人。负责登记的前台人员仅仅与其中四十六人谈了话，最后成功登记的只有十五人。按照这个速度，就算仅仅要想将登记选民人数恢复到公民十字军运动之前的低下水平也依然需要数十年时间。

一段时间以来类似的失败案例在南方各州持续增多。金从印度回来以后针对这种境况采取了与他的惯常性格大相径庭的一招，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几乎算是仅此一例：他亲自解雇了一名手下员工。在指出公民十字军运动“一直没有提出与其开销相匹配的高效方案”之后，金要求领导大会执行主管事约翰.蒂利立即辞职。然后领导大会又再次开始寻找他的继任者。最理想的人选必须满足两条完全不可能共存于一身的品质：此人必须是地位足够高的布道人从而使得领导大会董事会感到放心，同时此人还必须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教会从而全职从事民权活动——没有哪一个董事会成员愿意为了民权事业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就连金也不例外。在此期间金邀请艾拉贝克回到领导大会主持工作，这一次是聘请她担任带薪执行主管。董事会同意了金的安排，不过依然要求贝克的工作只是“代理”性质而不是永久任职。在她任职期间寻找继任者的行动还应继续。于是贝克再次搬回了屋顶漏水且没有空调的亚特兰大办公室，在熟悉的困难环境里继续处理往来公文信函。领导大会的悲惨财务状况更是导致了办公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金之所以解雇蒂利是因为他正在丧失耐心。他不知道怎样才能重新点燃抵制运动的精神——无论是他差点殉难的经历、他造访白宫的经历，抑或是他的千场演讲如今看来都像是泥牛入海，没能掀起半点波澜。回家后的金决心带着在印度学到的知识开始新的征程。到了4月份，他给自己的黑人神学导师之一、威廉.斯图尔特.纳尔逊（William Stuart Nelson）写了一封信*，认为领导大会“之所以未能在南方传达甘地主义哲学是因为没有花时间认真研究这门哲学。”金提议到了夏天在亚特兰大召开为期三天的非暴力运动讲习会，从而进一步组织一场美国式的反食盐税进军。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决定最好把一年一度的讲习会从蒙哥马利搬出来。‘自打从印度回来之后我就越来越按捺不住这个想法了。”他在给尼尔森的信中写道。

非暴力抵抗种族隔离讲习会于7月份在斯佩尔曼学院召开。令人失望的是，到场签名的与会者不足百人，尤其是没有特别像样的亚特兰大本地代表。不过非暴力运动小团体的每一位领袖都做了发言：金与阿博纳西自不必说，贝亚德.拉斯廷、詹姆斯.劳森以及格伦.斯迈利也都发表了指导意见。《甘地传》的作者理查德.格雷格指导了一组讨论。雷迪克就甘地反对印度种姓制度的运动做了报告。金在摩豪斯学院的指导老师梅尔文.沃森也前来捧场，他的演讲主题范围从教士求职一直包括了斯大林主义，此外他还带领大家进行了祈祷。什里夫波特的C.O.辛普金斯博士主持了一次会议。领导了里士满元旦大型游行并且积累了一肚子实战经验的新人怀亚特.蒂.沃克主持了另一场会议。艾拉.贝克则与威尔.坎贝尔（Will Campbell）进行了一场相互问答——此人是一位身兼布道人与作家双重角色的自由派南方白人。

这次讲习会的主要目的是为民权运动寻求新的斗争手段与新的突破口。此前的斗争经验告诉他们，基督教精神必须加以改造才能发挥政治效力，甘地主义也必须加以改造才能适应美国文化。这两套体系都需要塑形调校取长补短，然而究竟要怎么做却没有人知道。他们面临的问题就像“黑鬼”一词一样直截了当，他们寻求的解决方案却像“美国化非暴力”之类的措辞一样含混不清。稍微深入讨论一下，上百种语义差别就会浮现出来。发言人们把非暴力变成了一门社会科学，一种对实践者和实践对象都能产生复杂影响的处世态度。很多人都谈到了如何应对暴力以及甘地主义者如何准备亲身承受殴打。拉斯廷、斯迈利以及其他人本着过去二十年来的经历向听众们传授了许多消除敌意的非暴力招数。劳森在抨击他所谓的常见非暴力迷思时指出，当看到示威者逆来顺受地像胎儿一样蜷缩成团时，大多数诉诸暴力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只会更加恼火。这个看似自我保护的姿势很容易招致内脏破裂与脊柱骨折。他建议反抗者尽量与打人者保持目光接触。

劳森认为理论研讨需要“配合具体情况下的实际应用”。自从按照金的请求从俄亥俄州搬到纳什维尔以来，劳森一直在和学生志愿者们一起测试各种非暴力创意。他将他的纳什维尔研究小组称作“工坊”而非班级，每次讨论都会围绕一个“项目”来开展。项目可能是针对某家种族隔离剧院或者某位顽固投票登记员进行的示威、游行或者纠察封锁，又或者是三种手段的结合。劳森打算等到了秋天针对纳什维尔的种族隔离百货商场进行示威测试。一位来自争取种族平等大会、曾帮助怀亚特.蒂.沃克组织里士满游行的戈登.凯里（Gordon Carey）正计划在迈阿密实施静坐示威。

劳森和其他新派美国甘地主义者就像化学家一样精心推进着他们的项目。每一个步骤都经过了精心策划、执行和评估，同时还着眼于分解对方的行为并控制他们的反应。如此精密的培训固然培养了受训者的自信，但也使得非暴力运动变成了一项深不可测的特种作业。在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士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在游行示威之前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来训练自己，而且甚至就连这些人的支持者们往往也会认为他们都是一帮怪胎。北卡罗来纳州的很多非暴力活动都可以追溯至道格拉斯.穆尔的影响，但金在波士顿大学时一直与这位激进人士保持着距离。穆尔此前已经在北卡罗来纳州领导了一场静坐行动，并且与一家种族隔离冰激凌店打起了官司。金在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期间的表现令穆尔大为意外，于是他给金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痛苦地谈到了“压在心头的事情”，并建议金组建一支甘地主义突击队的骨干队伍。“多年来我一直坚信，一支纪律严明的百人队伍可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打敲断北卡各地种族隔离体系的脊梁骨。”不到两年后穆尔就成了领导大会董事会的北卡罗来纳州代表。在北卡罗来纳州再没有哪位布道人如此在意这个非暴力研讨会，以至于不惜独自长途驾车来参加会议。

面对似是而非的非暴力主张，金难免要与道格拉斯.穆尔这样的人们结盟。但是这样做并不能彻底解决眼下的问题：新甘地主义者怎么能指望组建一支由非暴力怪胎和空想家组成的人马呢？就算能找到大量的新兵，又要怎样将如此艰苦的行为准则有效传授给他们呢？非暴力运动专门吸收那些有胆量将挨打培养成特长并且有耐心在持久战当中坚持到底的人，但是这样的人似乎并不多，因此非暴力信条看上去也充满了自我设定的局限。

那年夏天的某日，一条解决问题的线索在蒙哥马利浮现了出来。当时阿博纳西邀请金马上到第一浸信会教堂来一趟。金赶来之后发现教堂里除了阿博纳西与弗莱德.格雷之外还有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名叫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阿博纳西告诉金，这个小伙子是纳什维尔的一名神学院学生，并且已经成为了劳森的非暴力研讨会的忠实成员。由于立志于成为亚拉巴马州白人大学中的第一名注册黑人学生，刘易斯想要起诉位于他家乡的特洛伊州立大学（Troy State College）。刘易斯在信件与电话当中表达了相当的诚意，深深打动了阿博纳西和格雷。他们两个为刘易斯支付了从纳什维尔到蒙哥马利的长途车票，从而当面考察此人究竟有没有能力实现如此前途莫测的抱负。

金面前的这个年轻人在外表上与他自己有点像——矮小壮实，肤色极深，长着一张保暖性能更胜于审美功能的圆胖脸——但是却完全没有金的风度与气场。刘易斯有口吃的毛病，而且就算不口吃的时候也几乎无法讲出一个完整的句子。他说他家的位置如此偏僻，以至于想不起来少年时代曾经见到过哪怕一个白人。这一点决定了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律师们决然不会选择他作为种族融合的试验品，因为他似乎是一个再怎么受教育也洗不掉一身土气的黑人。然而在刘易斯身上有一团耀眼夺目的光芒，遮蔽了他所有的缺点。他说他已准备好了拼上这条命也要进入特洛伊州立大学，但如果遵循非暴力原则，那么他很可能会避免这样的命运。会面结束时两位布道人同意想办法为诉讼筹钱，格雷也同意接下这个案子，但前提是刘易斯要获得父母的许可，因为他还是一个未成年人。

在返回纳什维尔的长途车上，追星族刘易斯不住嘴地自言自语，因为今天他终于见到了金博士，还与对方聊了半天。令刘易斯感到自豪的是，早在金通过公交车抵制运动而一战成名以前他就知道了金的存在。当时是1955年，刘易斯偶然收听了一场布道，名为“致美国基督教徒的保罗书”，金在布道当中模仿圣保罗的风格和神学思想批判了美国基督教徒的自私与兄弟情谊的败落。刘易斯仍记得自己当时坐在收音机前受到了何等的震撼。他一直梦成为一名布道人，而在那一个小时当中他的梦想已经聚焦到了一位全新的偶像身上。

刘易斯从小就被大人们打上了怪小孩的烙印，因为他特别喜欢异想天开。他在一个不通水电的小农场长大，从小就不喜欢干农活，气坏了他的父母。刘易斯反对农业活动，认为这样做无异于与大自然赌博。他的父母一开始认为他只是存心偷懒，后来他们才逐渐意识到儿子的古怪借口背后潜藏着怎样强烈的意志，急得他们简直巴不得儿子只是个懒汉而已。少年时代的刘易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对猪狗之类的大多数农场动物都没什么特别感觉，但是漫长的研究让他坚信鸡是纯洁无罪的生物，值得被人收养。因此每当家里杀鸡做菜的时候刘易斯总会哭得歇斯底里，不惜绝食抗议，一连好几天都不跟家里人说话。刘易斯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而摆脱对于鸡的执迷，反而将这份情感与八岁以来就在他身上显露头角的宗教热情嫁接在了一起。

没过多久少年刘易斯便开始对鸡布道。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偷偷溜到鸡舍里，结结巴巴地面向鸡群发表长篇大论的布道词，从而缓解自己的口吃症状。每天睡觉之前刘易斯都要在鸡舍里举行宗教仪式，他会凝望着这群叽叽喳喳的教众，用祈祷将它们平静地送进梦乡。十岁那年他已经围绕着鸡的生活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法事活动。如果小鸡死了，他就会用猪油罐收殓并且安葬小鸡的遗体并且在坟头栽种鲜花。他还会为刚刚孵化的小鸡施洗。有一次他为一只小鸡施洗时只顾着祈祷，让小鸡在水里泡得太久，结果把小鸡淹死了。这件事成了他最糟糕的童年记忆之一。将一动不动的小鸡从水里捞出来的恐怖情景一直让他噩梦连连。

布道一直是刘易斯这个农家孩子的梦想。1957年他成为了家里第一个完成高中学业的人。怀着前往摩豪斯学院追随金博士的梦想，他写信向摩豪斯索取了一份招生手册，可是立刻就发现他的家庭根本负担不起摩豪斯的学费。他最终选择了他唯一能找到的免费学校，也就是纳什维尔美国浸信会神学院。刘易斯是个乡下孩子，从小到大只进过一次城，此前他对城市的最深刻记忆就是于搭乘电梯的神奇感受。因此纳什维尔的独立大学生活一方面吓得他手足无措，同时又让他心里充满了冒险的刺激感。在学校的教堂里，刘易斯听说有人正在开班传授金博士的非暴力哲学，在他看来这简直是上天的完美安排。詹姆斯.劳森和刘易斯同时来到了纳什维尔。1958年秋天，身为和解团契地方联络员的劳森在纳什维尔开设了每周一期的非暴力哲学课程。若是他碰巧外出办事，他的同事格伦.斯迈利就会代他上课。在所有课程参与者当中就属刘易斯最热忱，他觉得这些课程远比平时的神学课更引人入胜。在完成英语与数学补习课之前，他已经如饥似渴地汲取了大量关于甘地、梭罗和美国宗教信仰自由先驱们的知识。刘易斯在纳什维尔经历了两年历练，接受了金的激励与劳森的培训。他激动地乘车从蒙哥马利回到家里，做好了为社会福音运动冒险的准备。

这一年秋天，劳森把一车纳什维尔的学生送到了高地人民俗学校，并且拉上了他在神学院的室友詹姆斯.贝弗尔（James Bevel）。一年多以前贝弗尔曾拒绝参加劳森的研讨会，这次他答应拜访高地人是因为觉得这次出行听起来更像是去度假。神学院里的人们都认为贝弗尔是个天生的领袖。他从小父母分居，母亲住在密西西比三角洲，父亲住在克利夫兰（贝弗尔青少年时期曾在那里的轧钢厂工作过），他则往返穿梭于两地之间。贝弗尔是一个性格急躁、心直口快、善于社交的人。在就读纳什维尔神学院之前，他和他的兄弟刚好签下一份摇滚唱片合约，但突然的宗教皈依促使他来到了学院。有传闻说他的一位女伴给他生了个儿子，而他还没有当爹的打算，所以才躲进神学院里。不管怎么说，总之他成了一名崭露头角的布道人，在学校里名气很大。他能够长时间以最大音量连续布道，惯于尝试大胆的理论与古怪的即兴发挥，满口都是天花乱坠，很容易就会陷入狂热状态。有人开玩笑说贝弗尔给别人洗脑后自己也需要洗澡，因为他全身上下肯定会大汗淋漓。贝弗尔对社会福音和刘易斯的非暴力理论都不感兴趣，但刘易斯是个不屈不挠的传教者，他劝诱贝弗尔先去高地人看看再说，希望能借此赢得对方的支持。

贝弗尔一直觉得自己在布道领域已经达到了大师级别，来到高地人学校之后他的信心首次遭到了打击。来自高地人的发言人当中有一位迈尔斯.霍顿，他向学生们提出了严肃的质疑。学生们声称他们已经与种族隔离主义断言他们生来劣等的主张拉开了距离，霍顿却并不这么认为。他要求学生们质疑自己到底是谁，自己到底在说什么。贝弗尔从没听到过有哪个白人说话如此直白却又如此巧妙。这个人就像苏格拉底一样，总是提出假设再加以质疑，从而进一步向更深层次的核心掘进。这样的说话方式让贝弗尔感到如坐针毡，逐渐感到了沉重的压力。在接下来的一次会话中，另一位发言人训斥这群学生怯懦无为：“看看那些波兰学生吧，他们正在忙着矫正政府的错误，而你们却在这里忙着缠五朔节花柱、搭伙看电影或者玩桥牌，你们是不是还自我感觉挺好啊？”贝弗尔的脾气噌地一下就上来了。他当场起身离开了气氛压抑的演讲现场，并且砰地一声甩上了门。

刘易斯则继续留下来听课，与他一起留下来的是一位赛提玛.克拉克（Septima Clark）。金对于高地人学校里的很多人都寄予了看似不切实际的厚望，希望他们能在校门外发挥润物无声的作用，克拉克就是其中之一。现年六十岁的克拉克是奴隶的女儿，她的父母曾属于南卡罗来纳州的波因塞特家族（这个家族的姓氏后来成为了一种冬日盛开的花卉的名称）。她专门从事成年人扫盲，让彻底不识字的人学会阅读，将几乎不识字的人培养成老师。克拉克在教育领域的非凡天赋引起了迈尔斯.霍顿的浓厚兴趣，于是霍顿委托她在高地人学校里负责一个名为“公民学校”的实验项目。在每周例行研讨会上，克拉克承诺把佃户与其他没有受过教育的黑人变成潜在的选民，用基本的读写能力武装他们，让他们掌握自己的民主权利。她甚至希望设计一套教学进度呈几何式增长的系统，从而迅速地将有天赋的文盲训练成这一领域的老师。她的性格在坚韧的激情与无尽的耐心之间保持着近乎奇迹的平衡。即使那些预言克拉克肯定会失败的知识渊博的批评家们也不得不承认她具有圣徒一般的品行。有一位访问高地人的教授抱怨道，约翰.刘易斯并不是一位合适的领导者——他说话结巴，拆分不定式，朗读的时候全然不顾抑扬顿挫。“那又怎么样呢？”克拉克反问道。意思到了就行。再说需要他引导的人们已经了解他了，贝弗尔也是。她预言贝弗尔肯定会回来的，并且劝导大家要耐心。她一如既往地在阶级鸿沟的两侧做工作，而自己的心灵却丝毫不受摩擦的伤害。

那年秋天，艾拉.贝克专程来到高地人学校，试图将克拉克的公民学校项目和领导大会尚不成熟的公民十字军项目结合在一起。贝克早就听说克拉克正在招收的老师几乎全部来自在她眼里最有潜力可挖的南方人力资源——也就是女性黑人群体——而且克拉克的项目还专门针对完全不识字的黑人，这部分人在尚未进行选民登记的黑人群体当中占据了压倒性的比例。但贝克也知道，正是这些因素会致使领导大会当中的布道人们本能地打起退堂鼓。扫盲学校里的工作烦琐乏味，引不起神职人员的日常兴趣，更不能满足他们的控制欲。此外所有人都承认，黑人神职人员高人一等的地位完全取决于在黑人当中广泛存在的无知境况。许多民权领袖都在竭力塑造举止得体的“新黑人”公众认同，他们很担心与神职人员走得太近会产生形象问题。出于这些原因，贝克回到亚特兰大后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对于扫盲学校的热情，她只要求“得到进一步探索这一领域的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