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同样是在2月初，重伤初愈的金又一次来到了纽约，这一次是为了踏上他的印度访问之旅。他在纽约与柯瑞塔和雷迪克这两位旅伴会合，此时雷迪克为金写的传记《非暴力十字军》（Crusader Without Violence）刚刚出版，为三人启程时的情绪平添了一层兴奋之情。在动身之前的最后一次碰头会上，拉斯廷提供了一沓关于印度的新材料，其中有一篇文章谈到了甘地的“香提塞纳”（shanti sena），或者说“非暴力军队”。拉斯廷认为这篇文章是“对于甘地运动最新理念的最新思考”。金很想抽时间把甘地主义作为一门学科来加以吸收，因为他很害怕自己从此会止步不前，沦为一名徒有其表的样子货，只能在晚餐会上做做演讲，却无法切实推动任何社会变革。研究甘地兴许能帮助他摆脱这样的厄运。就个人而言，他想好好研究一下甘地毕生的斗争，从而在自己的人生与人生观之间实现和谐。这些文章当中的许多内容都让金与柯瑞塔忍不住自嘲。甘地是一个放弃了个人财产、性生活以及除了缠腰带以外所有衣物的苦行者，而专程前往印度学习甘地思想的金夫妇却带着好几口装满男女礼服的箱子，并且在英国统治时期兴建的最华丽酒店里预定了房间。临行前两口子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超重行李支付关税。

类似这样横生枝节的意外情况令雷迪克相当恼火。他对金忠心耿耿，但生性敏感易怒而且极有主见。他认为金的耳根太软，老婆说带多少行李就带多少行李，所以才会闹出这种事来。讽刺的是，雷迪克自己在旅途之初也提出了一条节外生枝的建议，差点毁掉这趟出行。他说服金取消在伦敦逗留的计划，改道去巴黎与自己的老朋友、《土生子》的作者理查德.赖特叙谈几日，然后赶到苏黎世，乘坐经停当地的伦敦到新德里航班。开始一切都进展顺利，然后金一行人突然得知由于苏黎世突降大雾，从伦敦出发的飞机已经根据指令绕过苏黎世直飞德里了。地理、天气和语言都在跟他们过不去。当本该搭载他们的飞机飞越伊朗上空时，他们自己却坐在穿越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火车上。在德里，大约有500人聚集在机场恭候金博士的到来，许多人还拿着花环。可是左等右等金博士就是不来。最后调查人员宣布，金一行人虽然购买了航班机票，但并没有在伦敦登机。机场里的人群这才一头雾水地纷纷散去。

金拼命想在第二天晚上赶到德里，但终究未能如愿。到了本该与尼赫鲁总理在砂岩宫共进晚餐的钟点时，还在孟买的金已经放弃了努力。一行人就像普通游客一样孤独地坐在机场大巴上，眼看着挤在狭窄街道两旁与各家各户门口的贫民们。这些人一个个面容憔悴，无家可归，如同人肉地毯那样覆盖了触目所及的每一寸土地。此情此景令一行人不忍直视。错失与尼赫鲁的会面已经很糟了，突然见到印度最悲惨的一面也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一丁点安慰。

两天后，星期天的欢迎人群中有一小部分人又来到德里的帕兰机场迎接了金一行人，后者满脸都写满了尴尬二字。资助金出访的两个组织各自为金安排了一位全程导游——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派出了一位詹姆斯.布里斯托（James Bristol），甘地纪念信托基金派出了一位斯瓦米.维什瓦南达（Swami Vishwananda）。二位导游都给金带来了一条非同寻常的好消息：尼赫鲁已经同意将与金共进晚餐的时间改到当天晚上。印度政务专家认为这只能说是一个奇迹，谁也没想到身为一国总理的尼赫鲁居然愿意为一个毫无外交身份的平民修改自己的日程安排。

总理迎接金一行时身穿那件令他蜚声国际时尚界的白色夹克，胸前还别着一枝玫瑰。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担当了宴席的女主人。其他宾客还有尼赫鲁的红颜知己蒙巴顿夫人和帕米拉.蒙巴顿，她们分别是前英国驻印度最后一任总督蒙巴顿勋爵的妻子和女儿（蒙巴顿勋爵曾于十二年前与甘地和尼赫鲁总理就印度独立的细节进行过谈判）。晚宴上，尼赫鲁总理就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和金随后的经历发表了富有见地的评论，给金留下了深刻印象。总理极力捍卫印度的“不结盟”外交政策，他认为面对美苏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不结盟政策并非被动消极无所作为，而是积极进取的战略，因为这项战略能敦促两个超级大国通过没那么受到仇恨与骄傲蒙蔽的视角增进相互了解。金多次提出想要多了解些甘地的非暴力运动，因此尼赫鲁觉得有责任提醒金：圣雄具有出人意料的务实侧面，谁也不敢说他会怎样处理当代印度的具体问题，更不用说金在美国面临的问题了。尽管尼赫鲁的回答令金很失望，但在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里两人依然一直在不住口地商讨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甘地主义、共产主义与非暴力运动等各方面的问题。其他与会客人一直在彬彬有礼地旁听，尽管多少有些坐不住的意思。柯瑞塔一直栩栩如生地记得这场晚宴的盛况。

又过了两天，在一连串的务虚演讲和茶会之后，金一行人早早起床，搭乘早六点的航班飞到了巴特那。在那里他们见到了甘地的著名门徒贾亚普拉卡什.那拉扬（Jayaprakash Narain）。那拉扬住在一处偏远的灵修村庄里，在路上这名先见者表示他相信印度应该废除一切工业设施以及中央集权组织，因为这两者对于宗教和乡村生活造成了致命的打击。那拉扬反对尼赫鲁，因为尼赫鲁坚持要将印度改造成为现代化工业国家。金很有礼貌地听取了那拉扬的意见，一方面被他颂扬纯洁的赞歌所打动，同时也注意到那拉扬前往灵修村庄的方式并不是步行，而是乘坐工厂生产的吉普车。在一行人沿着印度东海岸去往加尔各答的路上，他们注意到社会地位与肤色深浅之间很难建立直截了当的关系。比方说最为卑下的贱民未必肤色最深，街头乞丐的肤色更是深浅各异。金一行人很清楚，他们之所以在印度得到了如此热情的款待，与他们自己的肤色也脱不开关系。印度人显然将他们当成了共同反抗白人统治的深肤色盟友。但是肤色的意义在印度人内部更难确定。比方说金一行人注意到报纸的征婚广告通常注明了对浅色皮肤新娘的偏爱。

与那拉扬会面后，金一行人又参加了全印度牛只拍卖会以及一场愤怒的工人领袖会议。一路上金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穆斯林、神秘主义者、富有的实业家、掌管一邦的印共党员以及愤世嫉俗的官僚。他和班加罗尔的首席部长讨论了经济发展问题，还与一群非洲留学生进行了辩论——这些非洲学生一致以为恩克鲁玛的非暴力方式绝不可能废除刚果的殖民主义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金一行人就这样一路回到了西海岸的孟买——他们错过原定航班后就是从这个计划外口岸进入了印度——这一次金没有住酒店，而是住进了孟买的甘地故居。这栋房舍里既没有家具，也没有暖气、热水或者浴室，只有两个印度风格的厕所——就是在地板上挖个洞，洞下面掏个坑。不过金夫妇并没有抱怨。他们的东道主S.K.德（S. K. De）将自己的房间腾出来让金夫妇入住。他发现唯一能让金开口抱怨的事情就是遍布孟买街头的枯瘦乞丐。这种反应让德想起了之前的一位客人亚瑟.库斯勒，此人也曾在小说中令人心神不安地详细描写过孟买的贫困景象。

金一行人于3月1日到达了艾哈迈达巴德，这里是甘地的修行地，也是甘地发动反食盐税游行的出发点。接下来在偏远的北部树庄吉申格尔，金会见了印度的“在世圣徒”与最著名的甘地追随者维诺巴.巴韦（Vinoba Bhave）。维诺巴为人温文尔雅，蓄着一口美髯，很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他没有家，并不从属于任何实质性的组织，也不敬重任何超出他本人道德诉求的规矩。多年来他一直穿梭往返于印度各地，劝说富裕的地主们捐出五分之一的自有土地来援助失地农民。金在村里见到了维诺巴身为现象级人物的一面——当时他正置身于闹哄哄的朝圣者与追星者当中安心冥想，恰似一团一眼看不穿的烟尘。透过这团烟尘，金惊愕地发现维诺巴简直无法理喻。他的做派完全符合西方讽刺漫画当中惯用的东方智者模板：他的言谈好似猜谜，惯于以问代答，说着说着就会离题千里。金一直在头脑中利用印度的所见所闻来印证美国的社会环境，而维诺巴实在让他忍不住想起“神经病”这个最能触动美国黑人中产阶级内心恐惧的字眼。就在去年年底，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且性情古怪的黑人男子——此人还是金的本家——仅仅因为申请入读密西西比大学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这件事令金始终无法释怀。即便在民权活动家的圈子里，这位克莱农.金（Clennon King）也正在变得越来越不招人待见，因为大家都觉得不值得为了一个神经病强行出头。

这几天金的胃部一直不太舒服，见到维诺巴之后产生的焦虑情绪更是造成了火上浇油的效果。按照原计划，第二天早上他原本打算“与维诺巴同行”——这项活动几乎已经成了甘地主义朝圣者的应尽仪式。维诺巴总是每天凌晨三点半起来步行，在上午七八点开始一天的祈祷与会面之前要走上九英里的路程。刚刚在身体与心理两方面遭受双重打击的金实在没有这么折腾的体力与精力，可是沐浴在月光下长途跋涉的神秘意象又令他欲罢不能。于是他与维诺巴商量，想要来一次“美国式”的步行。第二天凌晨他和雷迪克陪同维诺巴踏上了远足之路。维诺巴步行，金与雷迪克坐车。

为了最大限度地从信步而行的旅伴身上获得教益，金向维诺巴提出了一个这些天以来始终令他纠结不已的问题。来路各异的甘地主义者们对于这个问题各执一词，听得金头都大了。他想知道，作为全世界第一个基于非暴力原则创建起来的国家，印度难道不应该主动解除武装从而为世界各国树立榜样吗？这样做的风险是什么呢？难道当真会有哪个现代国家竟敢攻击乃至消灭世界上第一个非暴力国家吗？提出这个问题之后，金感到自己与维诺巴之间的迷雾骤然散去了。维诺巴突然显露出了惊人的说服力，至少在刹那间是这样。这样一来金就陷入了许多观察家都曾经遭遇过的两难境地：他实在不知道维诺巴究竟是疯子还是天才？两者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有权划线的人究竟是他自己还是维诺巴？尽管单方面解除武装就像无政府主义或者反工业地方自治主义一样只是空中楼阁而已，但是这一理念依然在金的心里扎下了根。他在印度的其他见闻——例如家庭纺织运动、修行地以及其他形式的经济原始主义——则没能取得相同的效果。这正是他一直在寻求的启迪——如何将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的精神在宗教与政治领域扩展到极致。现在金意识到，他可以以一个黑人、一个自然人、一位美国人、一名牧师以及一个战争研究者的身份倡导国际范围内的非暴力运动。

3月9日，金一行人即将返程。在告别新闻发布会上，金很谨慎地表示他想要提出一条“与维诺巴交谈时想到的建议”。在他看来，美国与苏联都没有停止军备竞赛的“信仰与道德勇气”。正因为这两个超级大国都失败了，金才打算提一点不知当不当讲的意见。记者们纷纷点头深表赞同——印度人向来很喜欢谴责超级大国的黩武主义。“也许，”金继续说道，“就像过去的印度不得不带头向世界展示民族独立可以通过非暴力手段来实现一样，现在的印度也必须以身作则，呼吁世界各国裁军。如果其他国家打算观望，印度就应该宣布自己将会单方面裁军。”

这句话一出口，新闻发布会现场立刻炸了锅。满怀敌意的提问像雨点一般向金袭来，记者们全都认为印度单方面裁军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因为印度正面临来自巴基斯坦的威胁——而美国正忙着重新武装这个印度的死对头。金博士怎么能看不到嗜血的巴基斯坦人最喜欢屠杀非暴力的印度人呢？金试图平息记者们的忧虑，努力降低风险，并力图提醒他们，甘地主义非暴力运动的真正考验总会来自最艰难的人生试炼。可是大部分记者依然反复表示金根本不了解巴基斯坦人，他的观点纯粹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他们在电讯中普遍以轻快的笔调报道了“黑人甘地信徒”的离开，同时曲笔掩饰了他的异想天开。

金一行人途经埃及与希腊于3月18日回到了纽约。当天晚上他们在哈里和朱莉.贝拉方特的私宅——金称之为“宫殿公寓”——度过了愉快的一夜。东道主夫妇在自家的私人银幕上为客人们播放了新近上映的好莱坞电影《安妮日记》。贝拉方特表示愿意为领导大会举办另一场募捐音乐会，这个好消息令刚刚回家的金喜不自胜，因为贝拉方特一个晚上的演唱收入就能将领导大会的预算数额翻几倍。四天后，金走上德克斯特布道坛进行了印度之行的汇报。他详细描述了反食盐税游行的情况，为听众们提炼出了圣雄身上最吸引他的品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甘地的“绝对自律”，金相信这是甘地得以成为圣徒的关键。圣雄曾经在公开出版的笔记当中进行过严厉的自我批评，彰显了“神奇的内省能力”，这也是金反复颂扬的品质。

“我们大多数人都有批评外界事物的惊人能力，”金半开玩笑地说道，“我们总能在别人身上看到邪恶，尤其能在压迫者身上看到邪恶。”他认为早在甘地之前印度人民就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英国殖民主义的不公正，但是甘地却迫使他们承认了种姓制度的不公正，后者的起源远远早于第一个英国人踏足印度土地之时。为了尽力驱散甘地殉难的悲哀，金极力渲染了精神榜样具有怎样的力量。随后他以一段跨教派风格的祷告为自己的汇报收尾，这段祷告的内容像极了某个有点脱线的密西西比白人学生十年前在克罗兹神学院食堂里语惊四座的言论。“上帝啊，我们仁慈的天父，”金吟诵道，“我们感谢您为世间万国与一切文化定义了男人与女人。我们用这个名讳称呼您，也有人称您为安拉，有人称您为埃洛希姆。有人称您为耶和华，有人称您为梵天，也有人称您为不动的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