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洞朗事件，国际政治与龙旗飘飘的国家 -- 卢比扬卡

马克思生于1818年，到他写出这部手稿的时候年仅26岁，也就刚读完博士学位没两年。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是法学博士，老本行是研究法哲学问题，这个时候就和法哲学领域的老祖宗黑格尔较起劲来了，较什么劲呢？原来黑格尔认为，是政治国家的法律规定了市民社会的结构和游戏规则；而马克思则认为这是本末倒置，恰恰是在自然形成的市民社会的结构和游戏规则中生长出了政治国家，还专门写了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来说这个事。

批判完黑格尔，马克思又往深处琢磨了一下，假设确实是市民社会养出了政治国家这么个庞然大物来，那么这个市民社会又是打哪儿来的呢？马克思觉得，说到底，首先人总要有口饭吃才能活下来，只有先活下来才谈得到法律、艺术、哲学等等这些高大上，所以这个市民社会只能从经济活动中来。

想到这一层，青年马克思也不搞什么法哲学了，一头扎到政治经济学的故纸堆中，开始系统地研究从布阿吉尔贝尔和魁奈，经过斯密和李嘉图到萨伊、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从对政治法律的批判深入到对经济的批判。这期间，马克思做了大量读书笔记，集中体现了这时期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直到1932年，这些零散的笔记由卢卡奇重新整理、编辑、出版，于是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手稿》由一个序言和三个手稿组成，每个手稿中又包括几个片断。第一手稿包括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和异化劳动四个片断；第二手稿包括私有财产的关系一个片断；第三手稿包括政治经济学中反映的私有财产的本质、共产主义、需要、生产和分工、货币、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五个片断。

既然是读书笔记，那么在读这部手稿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区分，哪些话是马克思摘抄的斯密、李嘉图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哪些是马克思自己的观点。这对于我们真正理解马克思的本意至关重要。

要知道，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石是劳动价值论，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就是劳动的积累，资本和劳动的发展就产生了社会分工，所谓“看不见的手”调节分工和交换，形成自由市场经济，最后，市场经济一抓就灵，自然导致社会进步、民富国强。马克思在这部手稿里的一切论述就是在继承和批判斯密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说斯密伟大，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了不起的创见，劳动是一切经济分析的起点和基石，但是斯密的局限性在于，他不晓得在私有制的条件下，这种劳动不是一般劳动，而是异化劳动。整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于工资、资本利润、地租、货币、私有财产关系等等核心问题的分析，都是围绕“异化劳动”这个核心概念展开的。

那么什么是异化劳动？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嘛，总要为了满足人的某种需求而制造出来某个对应于这种需求的产品，马克思把这个过程叫做劳动的对象化，也就是说，您要劳动总得有个劳动对象吧，总得折腾个东西出来才叫劳动吧。那么接着问题就来了，劳动折腾出来的这个东西，往往和劳动者本身的利益是相矛盾的，比如，劳动者费劲折腾出来的东西，往往并不属于劳动者，更有甚者，为了折腾出更多的东西，劳动者必须付出更长的劳动时间和更大的劳动强度，而且，劳动者越是费劲折腾，折腾出来的东西越多，劳动者自己得到的东西就越少，由此，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就成了一种敌对的、异己的力量，这就是异化劳动。

这劳动好好的，咋就成了劳动者的敌对力量了呢？这是因为劳动产品不属于劳动所有，甚至劳动本身都不属于劳动者所有。那么为什么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不归劳动者所有呢？因为是有人花钱雇佣劳动者去从事劳动活动的，也就是说有人花钱购买了劳动者的劳动，那么自然，劳动者的劳动就是属于雇主的，劳动产品也就顺理成章是属于雇主的。这里，劳动的雇主就是资本家，资本家花钱从劳动者那里购买或者说租用劳动，而劳动者通过出售或者出租自己的劳动获得利息，这个劳动的利息就是工资。这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从剖析工资开始的。

《手稿》的第一部分，也就是所谓“第一手稿”即以“工资”开篇，这里马克思首先关注的问题是，工资作为劳动的利息，这个利息的数量是由哪些条件决定的？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的答案是，“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也就是说，工资的多少，是劳资双方动态博弈所形成的均衡结果，而这种结果，必定是资本家取胜，因为“资本家没有工人能比工人没有资本家活得长久”。

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生产资料分成土地、资本和劳动三大类，三者互相协作，促进生产分工和交换，并且根据各自的贡献分享经济果实；而在马克思看来，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可以把产业收益加进自己的收入，而劳动者除了劳动所得，一无地租，二无资本利息，从而，资本、地产和劳动三者的分离，只有对劳动者来说才是必然的、本质的、有害的分离。资本和地产无须停留于这种分离，而劳动者的劳动则不能摆脱这种分离。正是这种分离，使得劳动者成为一种活的、因而是贫困的资本，他只要一瞬间不劳动便失去自己的利息，从而失去自己的生存。

此外，亚当·斯密还研究了社会衰落、繁荣、繁荣达到顶点这三种状况下的工资变化，认为在社会衰落时，工人会失业沦为乞丐和罪犯；在社会繁荣达到顶点时，工资和资本利息都会极低，工人之间为就业而进行的竞争如此激烈，以至工资缩减到仅维持现有工人人数的程度。只有在社会繁荣、财富持续增长时，由于资本之间竞争加剧，对于劳动的需求增加，因而工资会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状况会继续改善。马克思则从异化劳动理论出发，基本赞同斯密对于社会衰落和繁荣达到顶点时的工资变动趋势所做的判断，认为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劳动者遭受的痛苦最深重，因为资本家只是担心是否盈利的问题，而劳动者担心的却是是否能生存下去的问题；在社会繁荣达到顶点的状态下，对劳动者说也只是是持续不变的贫困；接着马克思重点分析了在财富正在增进的社会中工资的变动趋势，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批判了斯密的观点。

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社会财富日益增进的状态，其实就是资本及其收入持续增长的状态，而造成这种增长的原始条件有三：一是资本积累；二是资本积累扩大劳动分工，分工扩大又反过来扩大资本积累；三是资本间竞争加剧。而在斯密经济学的框架下，资本就是累积的劳动，那么按照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可以认为资本就是累积的异化劳动，也就是说资本越是积累，劳动越是积累，劳动者的敌对力量就越强大，对于劳动者的剥夺和压迫就越深重。而分工的扩大，使得劳动者更加依赖于异化劳动才能生存下去，因为除了一定的、极其片面的、机器般的劳动分工，劳动者一无所有，甚至不具备跨越这种分工的劳动技能，因而一旦脱离这种分工，就生存不下去。最后，资本之间竞争加剧，大资本不断兼并中小资本，结果是资本家的人数减少，劳动者的人数增加，那么劳动供给增多，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加剧，劳动对资本的依赖加深，劳动的利息，也就是工资的数量就会减少。

由此可见，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即在社会财富正在增长的状态中，劳动者的结局也必然是：要么过劳死，要么沦为机器，沦为资本家的奴隶，沦为异化劳动的奴隶，沦为工资奴隶。

然后马克思开始讨论资本的利润问题。首先，什么是资本？在斯密看来，资本就是“一定量的积累的和储存的劳动”，那么是不是所有的“积累的劳动”都是资本呢？斯密认为不是的，只有当“积累的劳动”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的时候，才叫作资本。马克思觉得斯密说的好有道理，但还是没说透，因为资本不是一般劳动的积累，而是异化劳动的积累，说资本是积累的劳动并没有揭露资本的本质。那么这个所谓异化劳动的积累，本质上就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不是因为其它任何世俗的或者神圣的权势，而只是由于他拥有资本，资本又具有某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到这里就很清楚了，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在形式上是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劳动积累，而在实质上是一种内嵌在生产关系中的社会权力关系；资本既是物，又是社会关系。

接下来的问题是，资本的利润如何确定？在斯密看来，毫无疑问，“资本的利润完全决定于所使用的资本的价值”，那么什么是“使用的资本的价值”呢？说白了就是资本家花了多少钱来购买劳动和生产资料，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中预付了多少资本，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要在利润和预付资本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这个比例一旦确定，资本家付出多少资本，就按这个比例获得多少利润。

那么，利润和预付资本的比例，也就是利润率又是怎样确定的呢？要知道，花了多少钱购买劳动和生产资料是明账，是定数，是比较容易统计出来的，但问题是利润怎么算？资本家要把生产出来的产品卖掉才能实现利润，而市场交易过程中蕴含的变数就太大了，这里利润成了经济学中薛定谔的猫，基本测不准，怎么办？斯密别出心裁地认为，可以通过货币利息来大略地了解利润的数额。这里的逻辑是，抽象的资本表现为具体的货币，资本家预付资本也就是预付了一定量的货币，那么资本的利润率就大致对应于货币的利息率，斯密的原话是“如果使用货币得到的利润多，那么为使用货币所付出的利息就多；如果使用货币得到的利润少，那末付出的利息也少……通常的利息率和纯利润率之间应当保持适当的比例，必然随着利润的高低而变化。”

接着，由此就产生另外一个问题，一个社会越繁荣，货币的利息率就越低，相应地，资本的利润率也就越低。这是个看起来很吊诡的现象，地租和工资都是随社会的繁荣而上升、随社会的衰退而下降的，偏偏资本的利润不是这样。这就意味着，土地所有者和劳动者这两个阶级的利益与社会的一般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但是资本家群体作为一个阶级，它的利益与全社会的一般利益往往是敌对的。斯密不客气地指出：“这是这样一些人的阶级，他们的利益决不会同社会利益完全一致，他们的利益一般在于欺骗和压迫公众。”毫无疑问地，马克思无比赞同斯密的这一观点，在《手稿》的这个部分，马克思几乎是全文引述了斯密的原话。

好了，既然资本家的利益甚至按照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看来都是同社会利益相敌对的，那么在斯密经济学的框架底下，要如何限制资本伤害社会、甚至促使资本造福社会呢？马克思认为，只有竞争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不同资本间竞争的自然演进的终点，却是无限趋向于资本集中和垄断。只有资本增加而且分散在许多人手中的时候，竞争才有可能，而分散在不同人手中的资本量不可能是正好平均的，总是有多有少有大有小的，那么在给定资本利润率的条件下，大资本总是获利更多，也就是说在竞争中大资本的积累速度和规模总是比小资本更快更大，结果就是资本日益集中于少数大资本手中，从而，只要听任资本的自然趋向，垄断就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多么讽刺，资本的自然使命是资本集中和垄断，而这种自然使命的完成又恰恰是通过竞争来为自己开辟自由的道路的。

总之，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既是异化劳动的积累，又是支配劳动的社会权力关系，资本积累和支配劳动的目的是追逐利润，追逐利润带来竞争，竞争的结果就是资本集中和垄断，从而，资本家阶级自身就成为一种与社会公众利益相敌对的力量。

接着，马克思开始循着斯密的路径继续分析地租。这里他关心的问题是，地租的数量是如何决定的？斯密的回答是， “不管土地的产品怎样，地租随着土地的肥力而变动；不管土地的肥力怎样，地租随着土地的位置而变动。” 听起来好有道理，但是马克思依然觉得这个回答破绽百出，土地所有者获得多少地租是个社会经济现象，那么肥力和位置这些土地的自然属性真的能决定地租这个社会经济现象吗？当然不能，打开一个社会经济问题的钥匙一定是社会关系内部的因素，那么决定地租数量的社会因素是什么呢？在马克思看来，是斗争，地租的数量是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斗争出来的。而土地所有者与租地农场主又都想联合起来压低农场工人的工资，以提高地租和利润，所以，地租就是土地所有者、租地农场主和农场工人之间的斗争关系。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土地所有者不但与资本家和劳动者为敌，而且榨取社会的一切利益，因而也就与一般社会的普遍利益为敌的。一方面社会繁荣发展，将社会财富的蛋糕做大，土地所有者从中分到的份额也就随之增大，从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与一般社会的普遍利益是紧密联系的；而另一方面，地租的增加，又挤占了资本利润和劳动工资的份额，这就促使资本竞争更加残酷，也强化了劳动者贫困化的总趋势；特别是对于劳动者来说，本来工资就不多，房租和食品价格还不断地涨，捉襟见肘，这日子要怎么过。

不仅如此，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竞争，会导致地租下降和土地兼并。大土地所有者获得的地租收益恒定大于小土地所有者，这就意味着大土地所有者有能力降低地租来吸引更多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它甚至可以把地租降到最低限度来获取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最大化，这就产生了三个后果：第一，大土地决定其它土地的地租；第二，大土地的竞争力总是大于小土地，而且差距越来越大；第三，大土地总是在竞争中击败小土地，并且实现对后者的兼并。

在这里，斯密又把货币因素引入对于地租问题的考察。如果货币利息高于土地价格，就没有人愿意为土地花钱，那么地租就要下降；相反，如果地租抵补货币利息而有余，人们自然舍得在土地上花钱；从而，地租的另一个决定因素就是货币利息率：利率高，地租就高，土地价格就低；利率低，地租就低，土地价格就高。

从斯密提出的地租与货币利息间之的关系出发，马克思进一步推论道，既然普遍市场利率必然呈现下降趋势，而地租的走势又与利率走势成正比，那么地租也就必然越来越降低。这意味着，土地价格越来越高，而地租越来越低，以至最后只有富有的人才能靠地租过活，因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竞争便不断加剧，一部分土地所有者破产，大地产进一步集中。

那么大地产集中到谁手里呢？地产集中是通过地产买卖实现的，由此地产转化为商品，土地所有者也就转变为资本家，也就是说土地最后会集中到资本家手中，因此，最终的结果是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差别消失，以至在社会中大体上只剩下两个阶级：劳动者阶级和资本家阶级。

总之，在第一手稿中，马克思告诉我们，考察经济问题，要把劳动、资本、土地相互分离，把工资、资本利润、地租互相分离，并把分工、竞争等概念当作前提。从而，劳动降低为商品，而且是最贱的商品，劳动者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正比；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集中和垄断；最后，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社会日益分裂成两大对立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劳动者阶级。进而，所有这些分离之间，分工交换和竞争之间，垄断和竞争之间，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就是这异化劳动和货币制度之间的关系。

在引入异化劳动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过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个核心问题后，马克思开始探讨私有财产的关系问题，并由此进入第二手稿。

什么是私有财产呢？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内，私有财产就是劳动者、资本家、土地所有者这三大社会阶级所拥有的财产，这些财产来源于这三大阶级各自所掌握的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那么私有财产就变成了工资、利润和地租。由此，私有财产的关系，在人的条件下，就表现为阶级关系；在物的条件下，就表现为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在货币的条件下，就表现为生产要素分别产生的利息之间的关系；在哲学上，就表现为一种对立统一、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

进而，根据第一手稿中对于地租问题的讨论，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土地转化为商品，通过土地交易，土地所有者转变为资本家，最终土地成为一种特殊形式存在的资本，从而劳动、资本、土地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高度简化为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

在这里，马克思还是从异化劳动出发着手分析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的。首先，因为异化劳动的存在，劳动者就与其自身所拥有的唯一的生产要素，也就是劳动本身相分离了，分离出来的劳动去哪里了呢？去了资本家那里，成为资本家拥有的资本。于是，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财产关系就表现为两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一个是劳动与异化劳动之间的对立统一，另一个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立统一。劳动与异化劳动统一于劳动者体内，而又对立于劳动的成果归属于资本家，这种对立表现为货币形态就是工资与资本利润之间的对立；劳动与资本统一于异化劳动之中，对立于劳动与资本的互相排斥，双方互为异己力量，都力图剥夺对方的存在。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到达极限，就必然成为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

以上就是第二手稿的主要内容，在分析完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后，马克思开始讨论私有财产的本质，于是全书进入第三手稿的部分。

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的本质不是别的，正是劳动。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是劳动，而不是劳动的产品，构成私有财产的本质。但不管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都有很多人把劳动产品，而不是劳动本身当作私有财产。比如历史上的重商主义学派，就把贵金属当作财富的本质，将经济学庸俗化为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积累贵金属储备的简单数学游戏，马克思把这种主张称之为“拜物教”，因为这种观点把外在的商品或者货币当作财富本身，不晓得真正的财富乃是内在于人的劳动中，也就是说，私有财产的本质正是人本身。然而这里的人却被异化劳动变成这种“拜物教”的奴隶，不但是劳动者，某种意义上，资本家也是这种拜物教的奴隶。那么怎样把人从私有财产的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呢？怎样才能使人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呢？马克思认为，别无他途，只有共产主义。

在政治经济学的架构底下，所谓共产主义，就是指人真正支配自己劳动的状态，这种劳动者对于自己劳动的支配，不是指劳动者对于私有财产的集体占有，因为这不过是用普遍的私有财产关系来代替个别的私有财产关系而已，比如所谓“共产共妻”之类庸俗的带引号的“共产主义”，这种所谓的“共产主义”，由于要用普遍的私人财产占有关系取代个体的私人财产占有关系，所以必然到处否定人的个性，这种泯灭个性的所谓“共产主义”，只不过是私有财产占有关系的彻底表现而已，因为私有财产就是要否定大写的人的主体地位。用庸俗的带引号的共产主义去泯灭人的个性，用普遍的国家机器的私有制去取代个体资本家的私有制，这恐怕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

显然要实现劳动者自由自主支配自己劳动的状态，归根到底，就是要消灭异化劳动，消灭私有制，实现劳动者与自身劳动的和解。马克思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就是私有财产、也就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是人对人的本质、也就是劳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我本真、向社会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是一种自然的、人道的共产主义，因为它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现象与本质、外在与内在、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种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在论述完共产主义的问题后，马克思又转向分析人的需要、生产、分工和货币问题上。在马克思看来，只要私有制还存在，异化劳动还存在，那么人的需求就不是真实的，而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正是这种人为制造出来的需求成为生产名义上的目的和动力。人们劳动，制造出劳动产品，目的是用这种产品去满足那种人为的需要，从而获得满足利己需要的产品的支配权力，也就是说，那学为了满足人为需要的劳动产品，其实是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因此，随着劳动产品的数量的增长，这种支配他人的奴役权力也在扩展。换言之，私有制的条件下，人的需求是人为制造出来的，生产是为了满足这些人为需求，分工是为了制造出更多的需要，并提高满足这些需要的生产效率，需要的满足是通过交换实现的，交换的中介就是货币。

因为人的需求是制造出来的，那么随着生产发展、分工扩大，这些人为制造出来的需求就越来越多，相对而言，人就越来越贫穷，他为了占有劳动产品来满足这些需求，就越来越需要货币，因此，对劳动产品的需求就等价于对货币的需要，按马克思的意见，人对于货币的需要乃是政治经济学所产生的真正需要。

那么就货币而言，显然这里马克思认为，在异化劳动高度积累，生产、分工和交换高度发达，商品关系充分发展的社会中，货币已经跳出来一般的有形实物的范畴，因而也就摆脱了具体劳动形式的束缚，成为高度自由的资本的完成形态，成为异化劳动的价值尺度、贮藏手段和交换媒介，而那些“仍然被贵金属的感性光辉眩惑，因而仍然是金属货币的拜物教徒的民族，还不是完全的货币民族。”

既然货币具有购买一切东西、占有一切劳动产品的特性，并以这种特性在需要和满足需要的劳动产品之间牵线搭桥、充当交换媒介，所以就被当成万能之物。从某种意义上，正是货币重新定义了人本身。在没有货币之前，人就只是拥有生而为人的自然属性而已，而一旦有了货币武装，那么货币独一无二的购买一切、占有一切的特性和能力就成了货币持有人的特性和能力；货币重新定义了人的存在，货币所能购买的一切，就构成了货币持有者本身。有诗为证，歌德在《浮士德》中讲到：

　 “什么诨话！你的脚，你的手，

　　　　你的屁股，你的头，这当然是你的所有；

　　　　但假如我能够巧妙地使用，

　　　　难道不就等于是我的所有？

　　　　我假如出钱买了六匹马儿，

　　　　这马儿的力量难道不是我的？

　　　　我驾驭着它们真是威武堂堂，真好像我生就二十四只脚一样。”

一句话，货币的力量多大，人的力量就多大。货币把人的愿望从观念、从想象转化成现实的存在。只有货币支持的需求，才是真实有效的需求，才会对生产、分工和交换，也就是劳动本身产生实质的影响力。作为这样的媒介，货币是真正的创造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分工与需求之间，劳动与资本之间，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才成为异化劳动和货币制度之间的关系。

不管怎么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经济学部分在讲完货币问题后就戛然而止了。经过这场头脑风暴，回过头去看，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成为劳动者的敌对力量，成为异化劳动，异化劳动的积累就成为资本，资本之间的竞争又形成资本集中和垄断，从而全社会分裂成劳动者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两大敌对阵营，两者对立统一在异化劳动中，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上形成私有财产关系，在私有财产关系中，需求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奴役力量，生产是为了满足这种人造的奴隶需求，分工是为了扩大这种奴役关系，并且使之更加有效率；交换则使得这种奴役关系得到实现和完成，交换的中介就是货币，货币法则和异化劳动一起构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书的核心批判对象，货币法则与异化劳动共舞形成了资本奴役和统治的黑客帝国；要把人从这种奴役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就只有迈向共产主义；而这里的共产主义，不是劳动者集体占有私有财产的庸俗共产主义，而是实现人对于自身劳动充分占有权利的自然的、人道的共产主义。这就是马克思通过这本书要告诉我们的核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