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洞朗事件，国际政治与龙旗飘飘的国家 -- 卢比扬卡

这本书出版于1944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收官的时候，虽然德军仍然在东线与苏军打的难解难分，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法西斯轴心国败亡已经就在眼前了，最要紧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在战场上消灭法西斯，而是胜利之后怎么办，世界将以何种方式组织生产，发展经济，维护自由与和平。就在这一年，反法西斯同盟国代表齐聚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商谈战后的世界新秩序；也就是在这一年，两本试图向世人解释他们那个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以及展望和规划战后世界新秩序的著作悄然问世，这两本书虽然互别苗头，但却同样影响深远，那就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波兰尼的《大转型》。

把哈耶克与波兰尼放在一起比较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两位大家都出生在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统治奥匈帝国的哈布斯堡家族是欧洲最古老、最正统、最有影响力的皇族，垄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头衔逾千年，龙庭便在维也纳，最是文化昌盛、精华荟萃；后来哈布斯堡这个风雨飘摇的千年帝国终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解体，甩出一大堆支离破碎的中东欧、南欧小国家，然而国破山河在、文脉不绝如缕，就在这帝国碎片中的最后一点元气培养出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思想大家，灿若星河，照耀着人类前行的征途，其中两颗耀眼的明星便是哈耶克与波兰尼。

波兰尼是匈牙利犹太人，生于1886年，是老大哥；哈耶克是奥地利日耳曼人，生于1899年，是小老弟；两人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军入伍为帝国打过仗，帝国解体后都辗转加入英国国籍在伦敦治学，在二战后又都赴美国继续学术生涯，但是两人的思想倾向、学术主张却是大相径庭。

先说哈耶克。哈耶克此公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在1944年出版《通往奴役之路》后声名鹊起，一举奠定了在正统自由主义经济学中的主将位置，面对战后初期马克思主义和主张大政府、国家调控市场的凯恩斯主义横扫天下的局面，于1947年召集各路自由主义精英聚会于瑞士度假胜地朝圣山商讨对策，倡导自由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的价值，与会者包括卡尔·波普尔、沃尔特·李普曼、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亨利·西蒙，以及哈布斯堡王朝末代皇储和英格兰银行的约翰·克拉彭爵士等等，这些人当中，哈布斯堡王朝和英格兰银行就不说了，卡尔·波普尔的得意门生是金融大鳄索罗斯，亨利·西蒙是后来美国货币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导师，货币主义是新自由主义当中的一个主要理论流派，以后有机会再会单独为讲一下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沃尔特·李普曼是后世美国新闻舆论界报道口径和政治正确原则的总设计师，哈耶克和米塞斯则以经济学家的面目出现，将奥地利学派推向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这个学派的主张千千万，归根到底一句话：市场经济一抓就灵，这是因为自由市场交换是根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是唯一通往自由和繁荣的金光大道，任何给市场经济找别扭的经济发展道路，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凯恩斯主义，都是人为扭曲客观经济规律，都是通往奴役之路。

那么这个朝圣山学社都干了哪些事呢？不多，两件，第一宗是在西方社会内部造了凯恩斯主义的反，从里根——撒切尔夫人执政开始大搞新自由主义革命，私有化，怼工会，砍福利，砍公共开支，减税，放开资本市场管制，用央行货币政策的间接调控来取代国家财政政策对于经济的直接干预；第二宗是以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为武器，彻底打垮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使西方打赢了冷战，从此历史终结于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一统天下。

说到这里就很清楚了，正是朝圣山学社用奥地利学派的理念打造出了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基本样貌，构成今日世界的主流价值观，决定了我们生活的主要方面，左右着我们的悲欢离合。举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项制度和运行原则，无一不是按照朝圣山学社-奥地利学派的路子建构的，不这样做的国家、社会和个人都被当作异端，不见容于主流社会，丧失了发展的一切可能性，正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是，这个叫做卡尔·波兰尼的男人站出来，直面近乎垄断真理解释权的朝圣山学社、奥地利学派，大声说，不，先生们，你们错了。

原来哈耶克这些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立论的基石是所谓人类互通有无的交换本能，他们认为人的天性就是交换，人总是倾向用自己所拥有、暂时又不需要的物品去交换自己急需、而又掌握在别人手里的物品，比如一个猎人用自己打的兔子去交换农民手里的粮食，农民用自己手里的粮食去交换牧人手里的牛马，诸如此类，这样自然形成交易市场，然后在看不见的手，也就是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下，自然扩大分工和生产，增进社会和个人的福利。但是，市场交换真的是人类的天性和本能吗？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波兰尼研究了大量人类早期社会的经济史资料，横竖看了半天，最后放下稿子，仰天长叹，幸亏老夫读书多，招子亮，脑子长在自己脑袋里，不然倒着了哈耶克这小老弟的道儿。原来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方式，自古就不以市场交换为宗旨，而是互惠、集中再分配和家庭经济的三位一体。

互惠就是礼尚往来，个人之间、家庭之间、部落之间、国家之间互相赠送礼物，这种礼尚往来并不追求礼物之间的经济价值相当，并不是市场交易的等价交换，而是礼轻情意重，加强彼此的情义。最典型的是古代中国的朝贡体系，朝廷给予进贡藩属国的回礼往往在经济价值上都远大于藩属国的贡品，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去看，完全就是不理性的冤大头行为，但是中原朝廷追求的并不是经济利益，而是礼，周礼的礼，礼记的礼，就是规矩，就是秩序。礼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比起那点账房先生的经济算计，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代价简直就是无法承受之重，守礼，也就是维护秩序，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才是重中之重。

还有一条是再分配。再分配就是将一个社会的经济产出上交给一个讲公道的中央机构，集中起来，再由这个中央机构统筹规划，按需分配给社会成员。在早期的人类社会，猎人打到猎物并不是拿去找农民换粮食，而是上交给部落领袖，有时候是酋长，有时候是长老，有时候是祭祀，不管怎么样都是上交到一个大家都信得过的领袖那里，领袖再根据部落里每一个人的实际生活需要，天公地道，按需分配。这种再分配的方式很久以来都是人类生活的主流经济方式，一直到近代都还看得到。比如白鹿原里，族长白嘉轩会把族里乡亲们打的粮食都集中保存起来，等到灾年的时候再拿出来分给乡亲们救命，再比如中国古代朝廷平时征收皇粮国税，遇到灾荒年就要开仓放粮赈济百姓，或者兴修水利工程等等，都是一种典型的再分配经济模式。

还有就是家庭经济。家庭经济我们中国人最熟悉，也就是两亩地，一头牛，男耕田来女织布，老婆孩子热炕头。这种家庭经济在我们的中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有个名字，叫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那么这个小农经济是不是中国特色呢？恐怕不是的，在全部人类的封建时代，都是最基础、最底色的经济生活方式。在这个基础经济模式之上，可以集中分配一下剩余产品，可以互相赠送点礼物增进感情，差不多这就是一万年以来的人类基本生活方式。

那么在这个互惠、再分配和家庭经济的三位一体当中，是不是就没有市场交易的一席之地呢？也不是的，事实上市场经济是这种三位一体的自然经济的必要和有益的补充。比如有一点地方贸易集市，大家把各自的生产剩余产品拿出来互通有无，我用我家里养的鸡下的蛋换点你家里那口子纳的鞋底或者养的猪崽，也就这点事，这种地区性贸易集市在中国农村地区和县域经济中一直存在到上个世纪8、90年代，老百姓管这个叫赶集，中国老百姓赶集赶了几千年。

除了赶集这种地区性贸易集市，再有就是远距离的国际贸易。比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比如宋辽、宋金、明朝与蒙古之间的边贸互市，比如封建时代西欧的特许贸易城镇，波罗的海沿岸汉萨同盟诸商业贸易城邦，一直到清代广州十三行，在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中顽强生存在着这一系列国际贸易市场。由于地理条件、自然禀赋的天然差别和科学技术发展不均衡，欧洲人需要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远东的香料，印度的棉花，美洲的黄金；中国人需要欧洲、北美的皮草、拉美的白银、草原民族的牛马绵羊等等等等，于是互通有无的远距离国际贸易市场便有了存在的意义和必要。而不管是地区性贸易集市，还是国际贸易市场，这些市场的运行规则都不是竞争，而是互补。

此外，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的封建统治者，对于这些国际贸易集市的方针，都是一边保护、鼓励，一边严格限制，绝不准许市场交换的经济原则侵入周围的农业自然经济。中国朝廷是重农抑商，西方封建领主授予贸易城镇经商特许权的另外一面也是，你们这些商人怎么在你们那些罪恶都市里折腾我们不管，我们只收点保护费和份子钱，但是你们不许捞过界，就老实在你们城镇里待着，所谓金杯共汝饮，白刃不相饶，与清朝广州十三行的制度如出一辙。

为什么不论东西方的统治者在近代以前的漫长人类历史中都严格限制市场经济原则呢？这是因为这些封建统治者本能地感觉到，市场经济尽管在短期内可能召唤出庞大的生产力，可是长期来看，一定是社会的毁灭性力量，既毁灭社会，也毁灭他们的统治基础。那么为什么市场经济会是一股毁灭社会的力量呢？因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就是把一切都变成商品，标个价格，上市交易。这一遭，初看没什么了不起，可是仔细琢磨下，真是细思极恐。

把其他东西都标价交易也就罢了，最不能忍的是把土地和人也都当成商品，扔到市场里交易。土地是什么啊，土地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特别是在农业经济时代，最主要的经济产出都是土里刨出来的，遮风避雨的居所也都是在地上建的，土地是人类社会关系的依托，是权力、荣誉、秩序和统治的来源，一旦商品化了，这些封建领主的一切权柄都有可能化为泡影不说，这天下可就乱套了。所以在近代以前，欧洲的土地是绝对不能自由交易的，这条祖制甚至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发源地英国也被遵守到了18世纪才出现松动迹象。在中国，倒是很早就可以自由交易土地了，可是中国朝廷的首要功能自来就是打击豪强，扶弱抑强，抑制土地兼并，为民制产，做不到这一条的王朝统统丢了天下，改朝换代。一直到今天，中国的土地都没有完全商品化，城市的土地是国家的，农村的土地是集体的，是不能上市流通交易的。

比起土地商品化来，更可怕的是劳动力的商品化。所谓劳动力的商品化，其实就是拿人不当人，拿人当成商品来市场交易。当然和奴隶社会不同，奴隶已经丧失了人的属性，彻底成为主人的私有财产；现代市场经济交易的不是人的全部属性，而是人的劳动力，于是劳动者保留了人权，失去了对于自己劳动的支配权。这里的问题是，拿劳动力当商品就要服从市场供需法则，有时候人能把自己的劳动卖出去，有时候不能，市场对于劳动力需求大的时候就卖的多一些，一旦需求小了，就要失业。然而，每个劳动力背后都对应着一个人，有血有肉，有自己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人不是个物件，物件没用了暂时收起来或者扔掉都没问题，人要怎么办，你让人接受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一旦市场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背后就是家破人亡。如果由着市场法则的性子来，这个社会是承受不起这种摧毁力量的，社会力量自发地就会起来干预市场法则，保护社会成员。要知道，人不只是经济人，更是社会人，你自己活也得让别人活，不然就是玉石俱焚，大家一起完蛋。

那么这个起来干预市场，保护社会成员的社会力量是什么呢？事实上一切非市场的社会组织都有可能起来保护自己的成员，部落、家族、帮会、教会、工会等等等等，最给力的当然还是国家机器。国家机器表面上是整体社会利益的代表，超脱于社会各阶级和利益集团之上，垄断着暴力、税收、立法、司法等资源和权力，由它出面协调各方利益，保护弱势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可以说是非他不可，顺理成章。

事实上在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发源地英国，对于社会成员的保护，就是由女王陛下的政府提供的。面对市场法则来势汹汹的大潮，英国政府在1795年通过了斯品汉姆兰法，规定由国家参考生活必需品价格提出一个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所有的劳动者只要工资收入达不到这个标准，都由国家和教会出面给予生活补贴，填了劳动者收入与实际生活需要之间的大坑。这个法令一实施，立刻缓和了社会矛盾，劳动者对于市场经济也不那么抵触了，也不动不动就跑去砸机器破坏工厂了，社会和谐了才能发展生产嘛，反而对于自由市场经济原则向纵深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促进作用。

可是时间一长，问题也出来了，这种国家兜底大家吃大锅饭的搞法会产生什么恶果中国人民也是很熟悉的，首先就是很多劳动者不好好干活了，反正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有国家兜底，干嘛还要那么卖力干活；然后雇主也不好好发工资了，反正有国家兜着我干嘛发那么多工资呢？结果就是工人假装干活，雇主假装发工资，劳动生产率一落千丈；此外这个救济是由教区发放的，大家为了领这个救济也不好搬到别的地方讨生活，等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闸门被拉上了。说到底这个斯品汉姆兰法与自由市场的原则是根本抵触的，你要保护劳工到这个程度，市场经济就不用搞了，大家都回乡下种地吧。

这样一来从市场经济中获利最大的新兴资产阶级就不干了，他们拼命摇旗呐喊，鼓吹废除斯品汉姆兰法，在这些人的压力下，加上这种大锅饭确实没效率，到了1834年这个法就被废除了，代之以所谓济贫法。大家不要被这个新法律的名字给蒙了，这个济贫法的实质就是不济贫，国家不兜底了，你想活着就去干活，想吃得饱吃得好就多干活、干好活；找不到活、失业了国家也不管，你自己倒霉，但也不是绝对不管，你可以去政府办的救济院过活，但是不白养你，你得做苦役对得起国家给你的这碗救济粮，美其名曰职业技能培训，实质就是劳改营，其劳动条件之艰苦，足以让人闻风色变，颇有当时的历史文献记载，穷人宁可沿街乞讨也不愿意去救济院，有的人甚至不敢从救济院门口走过，提都不愿意提，谈虎色变。但不管怎么说，总是有个口子留着不会让你饿死，你非要自己懒，不愿意干苦力，饿死了是你自己的事，咎由自取，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英国社会全面市场化的最后一道难关就这样被攻克了，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最终形成，人类社会的一个全新阶段就这样诞生了，在这样一个新社会里，一切事物的价值，包括人的价值都是在市场交易中形成的，都有一个价格，全社会都是围绕市场、围绕市场形成的价格机制来组织和运行的，服从等价交换、自由交易的市场法则，这就是黄仁宇先生所说的以数目字来管理社会，什么数目字呢？就是市场价格，所谓数目字管理，就是用价格机制引导市场供需的自我调节机制，如臂使指，支配社会运行，自由之女神，带着我们走。

这样一来，回头再看，现代社会就和19世纪以前的人类社会有了本质的不同。19世纪之前，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市场，甚至经济生活本身都只是社会关系的附属品，经济生活从属于社会生活，用波兰尼的话来说，就是经济生活镶嵌在社会关系当中，在这种社会里，人们的行为往往并不是理性计算经济得失，并不是为了寻求经济上的好处，而是为了争取更好的名声、更大的面子、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坚挺的信用，自己得到好处也让自己所处的社会集体得到好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能够被身边的人，被自己生活的社会集体所认可。这是传统社会。而到了19世纪，经过市场革命的洗礼，经济生活从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倒过来支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波兰尼把这个过程叫做“脱嵌”，也就是经济生活原本是镶嵌在社会关系中的，现在摆脱出来，不但摆脱出来，还以市场法则倒过来支配社会生活，形成市场社会。在市场社会中，人们往往不作他想，行为的目的就是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波兰尼把这种从传统社会到市场社会的根本性转变称之为大转型，这也是本书题目的由来。

那么市场社会一经形成，人类社会就产生了这样一对基本矛盾：一方面市场原则向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不断渗透，席卷天下，支配一切；另一方面，社会力量面对市场力量的不断入侵，反复蹂躏，总要站出来反击，以社会保护原则与市场原则互别苗头，保护社会成员不受过度市场化的伤害。这样市场力量向前进，社会力量各种怼，形成自由市场和社会保护的双向运动，这两股力量反复拉锯，造就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形成19世纪以后的人类历史发展脉络；也正是大转型铸就了19世纪以后的人类文明。

事实上，如果没有国家机器的强力干预，保驾护航，市场力量根本不可能发展成主宰社会生活的燎原之势，要么被社会力量围剿，要么自己摧毁自己。如果没有国家通过斯品汉姆兰法，在市场力量与社会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墙，构筑起社会安全网，一方面保护劳工，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为自由市场原则保驾护航，那么也许没等市场社会发育成熟，社会本身就先被市场力量吞噬掉了。而这种市场力量对于社会本身的摧毁作用，不但反映在摧毁劳动者和自然环境上，甚至也体现在摧毁生产组织，也就是资本主义企业本身上。

市场原则怎么会反噬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本身呢？原来在市场社会中，一切事物的价值都是在市场交换中体现出来的，企业本身也不例外，企业制造出产品来并不是目的，把这些产品卖出去才是目的，只有把产品卖出去了，这样的生产劳动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这就带来一个致命问题，产品倒是卖成钱了，可是钱本身的价值不稳定怎么办？要知道在市场法则支配下，钱本身的价值也是由市场供需法则支配的，结果就是很有可能无节操贬值或者升值，这种无节操的货币价值波动会造成价格信号紊乱，价格机制就要失灵，很有可能你辛苦半天，产品生产出来了，也都卖出去了，结果通货膨胀一下子来了，不但不挣钱还要赔的底掉，企业就要破产倒闭；相反如果通货紧缩来了呢？你的产品价格就要跟着下降，一样赔钱。也就是说，如果由着市场原则的性子来，就连资本主义本身也会被市场力量吞噬掉。这个时候就需要社会力量，往往是国家站出来，稳定货币的价值，稳定价格机制，保护生产组织。那么这种社会力量稳定币值、稳定价格、保护生产组织的机制，就是中央银行制度和金本位。

央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货币政策来调节货币的供需关系，从而稳定物价。这也没什么稀奇，说穿了就是如果市面上钱多了，可能要通货膨胀了，央行就卖出自己的债券，收回货币；如果市面上钱荒来了，可能要通货紧缩了，央行就买进自己早先卖出去的债券，放出货币；这就是所谓公开市场操作。货币政策就更简单了，调一下利率，调一下准备金率，调一下了贴现率，都能起到回收或者放出货币的效果，立竿见影。但中央银行只能一国范围之内稳定币值，国际贸易牵扯到不同货币之间的汇率问题，中央银行就没有太多办法了，那么怎么稳定不同货币之间的汇率呢？有一个办法，就是实行金本位制度，也就是所有国家货币的币值都与黄金挂钩，以黄金价值做为衡量货币价值的标准，以黄金来锚定币值波动。所以自19世纪以后，金本位就成了人类社会的金科玉律，只有不惜代价维护金本位，才能稳定币值，币值稳定了价格信号才有意义，价格机制才能正常运转，市场社会也就跟着才能行得通。一句话，金本位就是市场机制的灵魂，黄金就是自由。

于是19世纪以来的人类文明就出现了四根支柱，分别是劳动力市场、自由贸易、金本位，以及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劳动力市场的最终定局才使得自由市场的原则得以最终贯彻，自由市场机制的稳定运行需要金本位制度来保驾护航，在金本位这根定海神针的威慑下，货币价值才能稳定，价格机制才能正常运转，自由市场、自由贸易才行的通，而倘若没有民族国家的大棒横扫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这三大要素奔向商品化、市场化道路上的一切拦路虎，就不可能有劳动力市场、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就不可能形成市场社会，就不会有大转型，也就不可能存在19世纪以来的新型人类文明。

然而，尽管有这四根支柱，却还是无法支撑自由市场原则和社会保护原则的双向运动所形成的巨大的张力，19世纪以来的人类文明最终还是崩溃了。说到底，自由市场的原则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内在矛盾；市场要成立，市场原则要贯彻，就必须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都商品化、市场化，使其能够自由交易，然而究其本质，劳动力是人的自然属性，堂堂正正有血有肉的人又如何能是无情的商品呢？土地则是人们生活其上的自然环境，并不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后天制造出来的物品，土地就像空气和水一样，是大自然的恩赐，你又如何能把它当做商品呢？货币只是人们想象出来用以便利商品交换的价值单位，本质上也不是商品，但只有所有这些基本要素都不得不商品化、市场化，市场经济才行的通。

市场机制的根本特征是围绕价格信号不受外界干涉地自发调节生产，然而没有国家的强力干涉，劳动力、土地和货币都不能形成稳定持久的商品市场；价格信号本来是市场自由竞争所形成的，然而由着市场自己的性子自由竞争下去，结果却是消灭自由竞争的垄断和集中，会使得价格信号毫无意义，价格机制失灵则市场原则也就无从自发调节；然后你要维持价格机制就要维护币值和物价稳定，维稳币值和物价你就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金本位，可是维护金本位的措施，无非人为操纵货币供给、公共支出和内外贸易那一套，一句话，你要维护自由市场的稳定，就必须破坏自由市场的运行原则。

对于这些深刻的内在矛盾，波兰尼自己总结道： “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 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而不可避免地，社会将采取措施保护它自己，但是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会损害到市场的自我调节，打乱工业社会，从而以另一种方式危害社会。正是这一两难境地，迫使市场体系的发展进入一个特定的瓶颈，并且最终使得以它为基础的社会组织陷入混乱。”

于是，随着这些矛盾日易滋生和市场与保护原则的双向运动，日复一日，终于这四根支柱再也兜不住底了，19世纪市场社会大转型的结果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紧随其后的大萧条。在大萧条的冲击下，人们终于意识到，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的乌托邦再也难以为继了，强行维护的代价太过沉重，市场原则规定社会生活的19世纪文明再次面临大转型。只不过，在本书出版的1944年，这种二次大转型最终要往哪里去波兰尼还看不太明白，但这二次大转型是三条不同道路之间的互相角力却是一定的，那就是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不管这三条道路是多么的不同，甚至是水火不容你死我活，但这三条道路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同社会力量对于市场力量发起的绝地反击，是社会保护原则对于市场原则的巨大胜利，关口都是不能再把劳动力不当人了，断然终止或者限制劳动力市场。

其中，社会主义是彻底告别市场社会，劳动者当家做主，自己按照新的一套经济和社会组织原则过安稳日子去了；法西斯是冻结劳动力市场，冻结劳动力自由买卖，冻结一切社会自由，目的是在市场社会大厦将倾的紧急状态下保卫私有财产；罗斯福新政则是有条件地保留劳动力市场，但是这个劳动力市场再也不能完全听凭市场法则摆布，国家机器以相当的力量和资源来保卫劳动者的基本生存和工作权利。

毫无疑问，在这三条道路中，波兰尼无疑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因为罗斯福新政无论怎样限制劳动力市场的自由交易，说到底还是在市场社会的边界之内辗转腾挪，无非是做个裱糊匠，冲着千疮百孔的市场社会修修补补，只能在一定时期内缓解矛盾，却无从根治；法西斯就不用说了，大地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是的暴风雨要来了，打倒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那么从经济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出发，唯有社会主义才是货真价实地大转型，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是实质性地彻底终结束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化、市场化，使它们从虚构的商品假象向其本来面貌回归，彻底关闭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货币市场，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从市场体系中剥离出去，从而市场机制不再是自发调节的，而是社会调节；进而，市场原则不复能再支配社会生活，不再是市场支配社会，而是社会支配市场，支配的原则是民主和人的自由权利。在全书结尾，波兰尼乐观地宣称，“社会主义者一方面让自己顺应现实，另一方面则不顾现实如何，仍然坚守着自由权利。人类已经成熟了，并且能够以人的方式生存于一个复杂社会之中。”

就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批判而言，继《资本论》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之后，《大转型》恐怕要算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了。这本书告诉我们，自我调节的市场可能会导致社会灾难，并从社会保护对自由市场反弹的视角进行了开创性的分析，双向运动，市场机制从属于社会生活的“嵌入”，以及市场机制从社会关系中分离出来并进而反过来支配社会生活的所谓“脱嵌”，已成为重要的社会科学概念，在市场、社会与国家关系研究、福利国家研究、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研究、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互动研究等领域，波兰尼都打下了自己深刻的烙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这本书就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