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吴南生口述：亲历经济特区决策过程 -- 老老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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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后，大家纷纷到各个地区去传达，我到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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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三地想，怎么办？怎样才能快一点改变这个局面？我就从香港请一些老朋友来，帮我出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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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底1979年初，从香港请来的朋友很多，最有名的是庄世平，庄老是南洋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后来是全国侨联副主席，其实他是我们的一个老同志。他是银行家，这方面比较熟悉，许多人是经过庄老请来的，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叫罗新权，是广东省人大副主任罗明的同村侄子。他在新加坡，原来是一个的士司机，后来做生意发财了。这个人很了不起，很爱国，文化大革命中间我国开始海上石油勘探，需要海上石油勘探船，美国人不让卖给我们，就是罗新权帮忙，通过新加坡转过来的，好像是新加坡买了专利造出来的，他还在中东沙特等地搞连片开发，做了很多事。所以庄老把他带到了汕头。还有泰国曼谷银行的陈有汉、泰国正大集团谢国明家族四兄弟等都来了。谢国明爸爸是我的老朋友，很爱国的。他们提了很好的建议。特别是罗新权，来汕头一待就是半个月一个月。当然，罗新权得到了银行家陈有汉的支持，没有银行的支持他也转动不了。

大家谈来谈去，我问：“有什么最快的办法？”罗新权说：“你敢不敢搞自由港？这样是最快的。你看我们的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能够那么快地发展起来，也是靠这个。台湾叫作‘出口加工区’，香港叫‘自由港’。”他这一说，我就明白了，因为对外面的消息我还是知道的。请罗新权来就是规划这件事。谈得有点头绪了，1979年2月21日，我就给省委写了一封信，那封信是用电话挂的，说汕头利用外资和扩大对外贸易潜力很大，应当“下放一些权力，让他们放手大干”。2月底3月初，我从汕头回到广州，住在赵紫阳当年住的房子里。又和我们许多经济学家谈，包括卓炯，他也主张市场经济。广东社会科学界思想都比较一致，他们跟我很熟，都是老朋友，在我面前什么话都敢说。办特区的想法就是这样产生的。

回到广州的那天晚上，习仲勋到我家里，我谈了我的想法。习仲勋说：“我赞成，明天开会你说吧！”第二天开会我就讲了。我说：“希望搞一个点，先走一步。如果同意，就把汕头作为试点吧，因为汕头有两个条件：一是汕头对外贸易比较多，二是汕头华侨比较多，全省创汇除了广州就是汕头。”当时汕头创汇1亿美金，现在看不算什么，当时比江西全省还要多。仲勋同志当场就说：“要搞都搞，全省都搞！”他不知道不能全省都搞的，全省都搞不得了！最后商量，在汕头、深圳、珠海3个地方搞。当时的情况是大家都希望改革。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哪一个人发明的，哪一个人先提出来的，我是不赞成这个说法的，应该说，是党内、社会上甚至海外大家共同的要求。

最初的设想比较粗犷。仲勋说：“写个报告给中央，4月初中央开会，我要去，当面给中央提出来。”我说：“国务院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你参加吗？”他说：“我还没有做结论呢。”当时恢复了他的组织生活，但《刘志丹》这本书“利用小说反党”这个说法还没有做结论。他说：“我去要求做结论啊！”他去那里主要是办这个事。这个会不是邓小平而是华国锋主持的，是华国锋最后同意、赞成了广东的建议。习仲勋回来传达，都是讲的华主席，不是讲邓小平。他只讲了邓小平一句话。习仲勋说：“小平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我看他对改革开放也是很积极的。”他是这样传达的。我现在写文章照样写，是华国锋主持的、同意的。

这里澄清两个事情：一个说法是，1978年提出在宝安、珠海办出口生产基地，这与办特区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后来也没有搞成。《特区的由来》第463页有一个注说清楚了。1978年，段云从香港回来，到广州向省委介绍情况，在省委5楼开的会，他提出建立外贸基地的意见。他们提出这个意见完全是为了外贸，为了出口。一看就知道，都是计划经济的东西。根本和特区挂不上，甚至与外逃也没有关系。文革前，中南局就在那里搞了两个生产基地。

另一个说法是，1977年9月邓小平来广东听汇报时说的两句话，是“打了两个哑谜”。这都是胡说的。当时叶帅在广州，身体不好，住在南湖宾馆。小平同志才出来工作，就来广州看叶帅。来了以后开个小会向他汇报，我，还有韦国清、李大姐（坚真）、焦林义等人参加。韦国清在汇报中谈到外逃的情况，小平插话说：“这是政策问题，不是边防部队所能管的。”有人说，这两句话是“打了两个哑谜”。你说以我的水平不知道是政策问题，只有小平说了我才知道吗？我有这么傻吗？我对这个情况心里是很清楚的。还有一篇报道说，在座的人都听不懂，只有一个吴南生听得懂，所以他后来办了特区。这一说，就证明广东省委的水平很低，莫名其妙！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那时候，外逃是非常严重的，深圳那个山上，藏着大概几万人，等着晚上要冲下去。深圳本身的人都跑光了。深圳有两个罗芳村，深圳河这边有一个罗芳村，那边还有一个罗芳村，那边的工资比这边高了好多倍，他们怎么不跑？改变不了的。从1974年开始，边境上一直在那里拼命往外跑，天天在跑，一直到1980年，全国人大通过广东省《特区工作条例》。建立经济特区的消息一公布，就不跑了，大家的心都安定下来了。真的很奇怪，连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看，邓小平1977年就说了，到1980年还在跑，怎么能说邓小平有什么办法呢？有办法他早就用出来了。

1979年4月份，习仲勋的秘书张汉清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办出口特区有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还有上海的崇明岛。崇明岛为什么没办？因为陈云不同意。开始谁提出崇明岛，我也不知道，这要问一下谷牧同志。

深圳特区一办，确实很快见效，这是你很难想象的。中央各部委，各省的干部子女都来到深圳。我说是藏龙卧虎之地，但他们到深圳不敢乱说话。我在那里，每天来找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有老朋友的孩子，不熟悉的也有。来了就说：“叔叔，我爸爸让我来向您问个好。”我想，你爸爸是谁呀？“叔叔我要买东西，没有港币，你帮我凑点港币？”都是这样的。

1982年最困难的时候，小平来到这里过年，仲夷找他汇报，他说：“不听汇报，就是休息。”1982年小平来这里为什么不让汇报，也不说话？因为中央开了两省会议，陈云同志发表了要以计划经济为主的谈话。我一直对陈云同志很尊重，中南局成立前，陈云是靠边站的，不是毛主席批了他吗？批了以后他在我们从化住了好久。中南局成立的时候（1960年10月），中央又请他出来。他出了两个主意，高价点心，回笼货币。我当时是中南局的农办主任，我见他，他要在中南地区建三个商品粮基地：一个是湖北的洪湖，一个是湖南的洞庭湖，一个是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搞电力排灌，这是他出的主意。陈云我接触过很多次，他不应当是很不开放的人。后来我才知道，是周围那帮人利用他。1982年北京开两省会议的时候，我和梁湘专门请陈云来深圳，他身体不好，没有来。后来，我和梁湘请过他的老秘书，我们说：“陈云同志身体不很好，你来吧，你来看一看深圳。”听说他来了，但是陈云一直没有来，不知道什么道理。

一直过了5年，到1984年小平同志才来。到了深圳，梁湘给他汇报，完了请他做指示，他说：“我现在不说，等回到北京再说。”把大家都吓坏了。第二天参观过后，好一点了。到了蛇口，又好一点了。在深圳请他题词他不题，到了蛇口请他题，题了个“海上世界”，那个船是从苏联买来的。没想到会出来这么多高楼大厦。到了珠海，就题了“珠海经济特区好”。这个消息传到深圳，深圳市委整个就发疯了。珠海经济特区好，那就是深圳特区不好，那怎么办啊？赶快派张荣（深圳接待办的主任，原来陶铸的警卫员）来找我，说：“这样不行，市委开了会，无论如何要请小平同志题个字，要不然珠海好，那深圳怎么办呢？”邓小平从珠海回到广州来，住在珠岛。那天一早，他去外面散步。张荣跟杨尚昆谈了，跟王震也谈了，他们两个都赞成，说应该写一个给深圳。跟邓榕也谈了，邓榕也帮忙，把纸都铺好了，把墨都准备好了。小平在外面散步回来，一看到张荣在这里，问：“你怎么还在这里？怎么没回去？”邓榕给他说：“人家是专门赶来的，要请你来题个字，给他们写一个吧？”就题了。深圳的人拟了一些稿子，我一看不行，后来稿是我写的，我这个稿说：“实践证明中央关于办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小平稍微改了一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把“中央”改成“我们”，在他来说是对的。这算是一次成功的攻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