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吴南生口述：亲历经济特区决策过程 -- 老老狐狸

κ·拉狄克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三日）

中国的事态有力地说明，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亚洲发展中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对于东方产业工人的状况知道得如此之少，因而对于任何一种让欧洲读者看到他们亚洲阶级弟兄生活境况的新的努力都应当表示欢迎。所有这些努力也只能提供局部的消息，因为只有由各工会按工厂逐一搜集资料，才能提出材料与政府发表的官方资料进行核对。在许多亚洲国家，政府根本不提供任何有关无产阶级生活情况的消息，连经过粉饰的材料也不提供。不久前出版的美国作家舍伍德·艾迪的《劳动的新世界》（Shervood Eddy：《The New World of Labour》，1924年，纽约，S·多兰公司出版）一书，虽然所描绘的东方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图景并不系统，但作者与美国使团人员关系密切，在亚洲旅行时专以搜集无产阶级状况的材料为目的，他又有权威人士的介绍，得以亲自看到许许多多普通欧洲旅行者所不能看到的东西。作者写这本书时，满怀对工人阶级的深切同情，对骇人听闻的现实不作任何粉饰。因此，值得在读者直接阅读该书之前，先向读者介绍其主要内容。

　　关于中国工人的一般状况，作者作了如下的描述：“在对中国工资、工作日和一般劳动条件进行研究之后，展现出一幅令人极为震惊的景象，这种情况是我在任何其他国家所未曾看到过的。在所有的现代化工厂，大部分实行十二小时工作制。在原始的中国工厂，干活时间为十二至十六小时，某些地方甚至长达十八小时。每周七天，天天上工。许多纱厂、丝织厂、棉纺厂都雇用六至十二岁的童工干活。童工的工资每日为六戈比至二十四戈比。（原书工资数以美分计算，我们已换算为戈比）。几十万学徒每天只有饭吃，伙食费用约为十二戈比。在工厂因工致残者以及死亡者的家属通常都得不到任何补助。工厂中容易发生危险的机器没有防护设备，因而事故极多。旧的家庭体制在现代工业的打击下遭到破坏，因为全家人口日夜倒班干活。”（见该书第14—15页）

　　作者接着叙述了有关工资的具体材料。他写道：根据政府提供的数字，纺织厂男工的工资约在十戈比至一卢布三十戈比之间，平均每天三十三个戈比。女工的工资在十戈比至八十戈比之间，平均为每天二十六戈比。钢厂、铁厂、铜厂，男工工资在十二戈比至八十戈比之间，平均为三十戈比。女工收入在十戈比至三十戈比之间。中国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工人每周工作七天。港口城市单身工人最低生活费用相当于每天二十五个戈比。有百分之四十的工人生活低于这个水平。在这方面作者还引用了阿加塔·赫森提供的材料。赫森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校，现在已成为工业专家，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工作。

　　根据这位专家提供的材料，在许多她曾经到过的工厂，女工把婴儿背在身上干活。她曾看到一个女工给孩子喂奶的时候两手还在工作。当她问厂长有没有什么卫生机构时，厂长回答说：“没有。”所以，我们在工厂看到的都是一些新来的工人。斯皮尔医生向作者说：如果说中国存在人口过剩现象，那么现今的摧残人命的工厂制度将会使中国避免这种现象……罗斯教授宣称，现今的工厂制度正在把千百万工人的生命压成齑粉。作者引用罗斯教授的话说：“为了怕饿死，人们不停地干活，只求获得一块面包。在许多情况下，工人由于体力不胜任的劳动而毁灭自己的生命。有的工厂，机器是用脚踩动的，苦力在这种工厂工作，生命显著缩短。医生们承认，扛重活的苦力很少有活过四十五岁的。人力车夫只能坚持干四年，以后就要成为残废。”

　　作者描述了他到过的许多工厂。在上海，他在清晨走访了一家棉纺厂。在那里他看到七至十二岁的男女童工分日夜两班工作，干十二小时，工资为十六个戈比。女工每天工作十二小时，赚三十个戈比。一般工人每天可得到三十至三十六个戈比；熟练工人可得到四十至六十个戈比。作者看到有一个女工就在机器旁边睡着了，一些儿童在干活的母亲身旁整夜在机床之间玩耍。他还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在工作四个小时之后打瞌睡，睡梦中摔倒在机床上。

　　舍伍德·艾迪也参观了工人住房。一个木匠邀请他看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住所。全家人住在一间屋内。他本人患有肺痨，传染了全家。他每月工资收入约二十个卢布，要养活三口之家。他们的住房是在一幢两层的小楼内，那座小楼被隔成一间间很小的房间，像一个个阴暗的窑洞，共住了四十口人。舍伍德·艾迪叙述道：我们看到一间十英尺宽的房间，里面住十个人。一半人夜间睡觉，一半人白天睡觉。室内没有炉子，人们直接在地上生火，煤烟熏满整个房间。室内没有厕所，用一个便桶来代替。不论男的，女的，还是儿童，白天黑夜吃、喝、玩、睡，都在这一间屋内活动。

　　作者描述了他在中国曾经参观过的唯一的一个医院。他在那里看到一个七岁的男孩，这个孩子在织布机上干活时被砸掉两个手指。孩子和两个姐姐一起干活，每天总共收入二十二个戈比，伤残后，工厂没有给他任何补助。邻床是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她也是在同样条件下丧失了一截手臂。她的而孔显得十分平静，因为她一生中第一次得到休息，第一次能吃到饱饭。

　　在另一间病房，作者看到一个因发寒热倒在机器下面受伤的工人。他每天收入三十二个戈比。

　　资本主义的这种牺牲品，住过这家医院的每年就有几千人。大部分工厂为病人每天支付二十个戈比。有的工厂经理拒绝把病人送到这家医院来，以免增加开支。

　　谁也没有听说过发给补助金的事，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一个矿井发生爆炸，死了一些人。每个死者的家属得到四十个卢布的补贴。“一头死去的骡子当时还值一百卢布。人是中国最便宜的商品。”

　　为了说明对无产阶级的这种剥削提供了多么大的利润，作者引证了一个事实：根据海关一个委员会的报告，一家有二千五百名工人日夜干活的棉纺厂为资本家提供了百分之百的利润。他还引用了正式报告的一段说明：“这家工厂条件特别优越。原料产地就在附近，劳动力过剩，非常低廉。它无需考虑任何工厂法，因此，在此种条件下这家工厂的利润超过资本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这份正式报告提供的材料，这家工厂每天付给每个童工七至十个戈比，成年的熟练工人每天工资最多六十个戈比。

　　作者提供了一些颇有价值的事实：也有一些工厂主试图使工厂多少接近欧洲的劳动条件。一个中国工厂主把工作日从十四小时减少到十小时。他告诉作者，工人现在比以前生产得更多。他同意让工人每周有一天休假，每月支付每个工人十六至三十二个卢布的工资。按照上海的条件，这是很高的工资。他创办学校供儿童读书，为自己培养熟练工人，还组织了合作商店。尽管如此，他的利润也相当于百分之十二。作者讲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所的情况。这家印刷所不使用童工，也不雇用十六岁以下的少年。每天工作九小时。每周有一天休息。有医院。产妇有产假一个月。印刷所有三千工人，非常兴旺发达。作者正确地指出，这些例子说明，就是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改善工人阶级的境况也是可能的。

　　舍伍德·艾迪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材料，对于我们已经知道的情况增加的东西不多。值得转述的只有两件事。作者在许多工厂都看到有特务，他们的任务是阻止建立工人组织和逮捕为首者。工会和罢工活动的领导人必须经常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避免警察搜捕。虽然如此，工人已培养起团结精神，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开滦煤矿的罢工工人在一份传单中描绘了自己的境况：“工厂当局对我们的压迫无比凶狠，好象对待匪徒一样。我们在矿里干的是危险活，可是他们对待我们连骡马都不如。骡马死了，一匹还值一百美元；死了一个工人，工厂当局连五十美元也花费不了。工人一发生不幸事故就被赶出工厂，不管他能不能有口饭吃，或者是要饿死。可是，如果一匹马在干活时受了伤，老板就会处罚工人。工人的生命一文不值。我们工人下井跟下地狱一样。不过现在我们决心争取较好的生活条件。就是牺牲生命，我们也决不放弃斗争。”

　　作者是在1922—1923年间访问亚洲的，那时他就看到了中国无产阶级日益高涨的斗争精神，并且预见到风暴即将来临。

　　作者写到：“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造成了利益对立的两类团体——工会和资本家团体。这两者都来自原先既包括工人又包括雇主在内的同业公会。在北方比较富有的商业行业中，同业公会有变为工厂主组织的趋向。在南方，我们发现工会就是从原有的同业公会发展而来的，往往就称为同业公会。以竞争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端，目前在中国都已出现。中国人遵守纪律，又有亲属、宗族和同行之间团结和睦的传统习惯，这使他们能够团结起来，统一行动。虽然无论工厂主也好，工人也好，都常常表现出畏缩犹豫，愿意妥协，但是一个坚强有力的小团体任何时候都可以把他们控制起来，促使他们进行斗争。”

　　三十年以前，中国还根本没有工业。二十年以前，中国只有两家现代纺织厂，共计拥有六万五千个纱锭。现在已经有了一百家纺织厂，纱锭总数达到一百三十六点五万个。三分之二的工厂是中国人办的，其中一半最近四年才出现。汉口附近的一家钢厂有六千工人。近十年来，中国兴建了一百个电站。仅上海一地就有一百万居民，商业周转额达十亿卢布。汉口的人口为一百五十万，广州近一百万，北京有八十万人。“现代化工业使工人离开了旧的社会生活和道德基础。在这些城市中，有数百万人因丧失土地、没有任何财产而被迫每天临时找活干，度日如年，生活面临着工业革命的威胁。”作者认为，在现代化工厂干活的一百万工人中，不满情绪在滋长。“资本家现在还有改善中国工人境况的机会，目前为时尚不太晚。”这是作者在这本书关于中国工人状况的一章中的最后一句话。

　　显然，资本家们这一次也并没有听取社会改良主义者的好意规劝。这样的改良对资本的存在是完全没有危险的，为了彻底铲除资本家的这种改良，革命的高潮是必不可少的。

（乌传衮 译）

在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保罗·斯威齐、哈里·马格多夫

（Paul M. Sweezy ＆ Harry Magdoff）

1993年12月11日于纽约市立亨特学院

　　12月26日标志着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之一的毛泽东的一百年诞辰纪念日。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思想领域，军事的战术和战略以及政治领导。可是，对我们这些处在20世纪和公元第二个千年行将逝去的人们来说，这些都还不是使我们怀念他的最重要的事情。

　　革命得以成功，只有当革命赖以产生的形势变得令人无法忍受并且明显地超出了现有的统治权力可以挽回的能力。由此而产生的新的领导，代表人口中被排斥的分子，而且准备推行那些代表他们利益的政策。（社会的）紧张状态因而得以缓和，许多人经历了他们的生活及其它方面的改善，于是产生了将来生活更好的希望。事情在一段时期内进展良好，可是新的形势远不是静态的，新的社会冲突在发展，在革命中有所损失的那些人们会重新整补并且计划卷土重来，于是革命的领导逐渐衰败下去，新上来的人们取代了他们的位置，这些人因为手中有权而享受到实惠，对他们来说现状要维持而且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来营造。久而久之，一个开始时富有活力的、相对开放的革命后的社会变成一个跟它大不相同的东西，在某些方面甚而至于完全相反。

　　社会这个舞台于是又处于周而复始的状态。通常对毛的看法是这样的：他是从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起到1949年得到权力的有激励人心能力的中国革命领袖。此后，直到他在差不多30年后逝世时为止，他是党的主席，也是戴有中国特殊标记的革命共产主义的主要设计师。今天中国官方的观点是这样的，毛的晚年迷失了方向，从1966年起他把中国推入他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努力是误入歧途，其结局是一场灾难，幸而因他在1976年逝世而被打断。这一观点是莫斯科导向的共产主义运动所同意的，并且以各种形式为世界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所公认。

　　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不同意。我们对文革的失败不表异议。由大家所接受的标准来看，这一点是明显的。而我们却相信，在60年代──一个世界范围的革命骚动时期──的特有条件下，文化革命的发动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即使失败了，它却提出了各种问题和视野，它们必然会在将来的岁月里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们持这个看法的理由实际上相当简单。就像所有的革命一样，中国的革命在持续了一段时期之后，正在恶化之中。领导层中一直就有分歧，一些人的眼光从来没有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而另一些人却相信有效处理中国的根本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是可能的，在这里，长期受苦受难的、非常贫困的绝大多数人民的实际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毛是后一种倾向的首要推动者；而那些因革命而取得职权的人相对来说是有特权的集团，而且趋向于认为所需要的是巩固权力而不是进一步的改革。毫不奇怪，这个集团支持领导层中更保守的那些人。到60年代中期，这一趋势正在增长，而且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架空毛的权力的那种细致而艰巨的工作。

　　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这一进程没有受到反对，其结果也将会使中国革命或快或慢地停止激进。我们怎么能够确信这一点呢？原因是10年之后的事实证明使毛引退的是他的逝世而不是他的政治上的反对派。

　　毛拒绝一声不响地被排斥出局。替而代之，他发动了文化革命，特别对准了“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通过）。他不是通过政治上的阴谋诡计来进行这场斗争，而是通过唤起群众并且鼓励他们去“形成文化革命小组，委员会，和代表大会”，这些形式将接受“类似于巴黎公社那种总选制度”的约束，并且将变成“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

　　这是革命史上的新生事物，这对世界上的官方共产党来说无疑是最可诅咒的了。毛自己非常了解文化革命有失败的可能。后来他几次提及，要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可能需要不止一两次，也许要更多次的文化革命。

　　在中国或在其它地方将会有更多的文化革命么？当然不是最近。资本主义现在几乎是一统天下。但是我们确信资本主义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变成为完全破坏性的力量，而且完全不能满足无论是人类或是它的自然栖息之地的长期继续生存的需要。如果这样，那末革命的新浪潮就不可避免，而且只要发生革命，伴随而来的将是对文化革命的需求。只有在那个时候，毛泽东的真实的历史形象才会被充份地认识到。

（洛城译自《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杂志1994年1月号）

作者介绍:

保罗·斯威齐（Paul M. Sweezy），1910年生于纽约，父亲为华尔街银行家。1937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提出了著名的需求曲线，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本人也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青年才俊。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后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此遭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排斥。1942年出版成名作《资本主义发展论》，同时也因此而遭到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围剿，并丢掉了在哈佛大学的教职。此后，他曾先后担任康奈尔、耶鲁、斯坦福、曼彻斯特等大学的客座教授。1949年创办左翼杂志《每月评论》。陆续发表了大量揭露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文章和专着，其中最著名的有《作为历史的现在》(1953年)、《垄断资本》（与保罗·巴兰合著，1966年）、《繁荣的终结》（与哈里·麦格道夫合著，1981年）、《革命后社会》(1982年)、《马克思主义四讲》》(1982年)。这些论着有非常广泛的影响。日本现代经济研究会曾把斯威齐列为自魁奈以来30位大经济学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