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吴南生口述：亲历经济特区决策过程 -- 老老狐狸
他是亲历者，访谈里面很多细节挺有意思：
1、最初提出的是汕头搞“自由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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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后，大家纷纷到各个地区去传达，我到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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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三地想，怎么办？怎样才能快一点改变这个局面？我就从香港请一些老朋友来，帮我出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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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认为，吴的举动与真理标准讨论没太大的直接关系，和三中全会倒是可以挂起钩来，三中全会公报说：全会决定，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考其原意，是“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而不是现在做的若干引申……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78年的大规模引进计划（洋跃进）以及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放炮以及随后的调整，洋跃进的引进规模太大太急，外汇太缺了，创汇太重要了。
1978年底1979年初，从香港请来的朋友很多，最有名的是庄世平，庄老是南洋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后来是全国侨联副主席，其实他是我们的一个老同志。他是银行家，这方面比较熟悉，许多人是经过庄老请来的，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叫罗新权，是广东省人大副主任罗明的同村侄子。他在新加坡，原来是一个的士司机，后来做生意发财了。这个人很了不起，很爱国，文化大革命中间我国开始海上石油勘探，需要海上石油勘探船，美国人不让卖给我们，就是罗新权帮忙，通过新加坡转过来的，好像是新加坡买了专利造出来的，他还在中东沙特等地搞连片开发，做了很多事。所以庄老把他带到了汕头。还有泰国曼谷银行的陈有汉、泰国正大集团谢国明家族四兄弟等都来了。谢国明爸爸是我的老朋友，很爱国的。他们提了很好的建议。特别是罗新权，来汕头一待就是半个月一个月。当然，罗新权得到了银行家陈有汉的支持，没有银行的支持他也转动不了。
文革中就开始搞海洋石油勘探了，石油勘探船是进口的，当时是西方封锁大陆，而不是大陆主动自我封闭。
大家谈来谈去，我问：“有什么最快的办法？”罗新权说：“你敢不敢搞自由港？这样是最快的。你看我们的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能够那么快地发展起来，也是靠这个。台湾叫作‘出口加工区’，香港叫‘自由港’。”他这一说，我就明白了，因为对外面的消息我还是知道的。请罗新权来就是规划这件事。谈得有点头绪了，1979年2月21日，我就给省委写了一封信，那封信是用电话挂的，说汕头利用外资和扩大对外贸易潜力很大，应当“下放一些权力，让他们放手大干”。2月底3月初，我从汕头回到广州，住在赵紫阳当年住的房子里。又和我们许多经济学家谈，包括卓炯，他也主张市场经济。广东社会科学界思想都比较一致，他们跟我很熟，都是老朋友，在我面前什么话都敢说。办特区的想法就是这样产生的。
关于自由港，《周恩来年谱》记载，73年周总理先后会见美国银行家洛克菲勒、澳大利亚总理时，两次都提到“出口加工区”、“自由港”，当时“四三方案”已经启动，外汇是很现实的压力，中央高层对“出口加工区”、“自由港”、“三来一补”等创汇方式是有所了解的，张、王等提出在上海封闭崇明岛、搞社会主义小香港等，并不是脑洞大开、毫无凭依。
2、汕头的优势是创汇多、华侨多
回到广州的那天晚上，习仲勋到我家里，我谈了我的想法。习仲勋说：“我赞成，明天开会你说吧！”第二天开会我就讲了。我说：“希望搞一个点，先走一步。如果同意，就把汕头作为试点吧，因为汕头有两个条件：一是汕头对外贸易比较多，二是汕头华侨比较多，全省创汇除了广州就是汕头。”当时汕头创汇1亿美金，现在看不算什么，当时比江西全省还要多。仲勋同志当场就说：“要搞都搞，全省都搞！”他不知道不能全省都搞的，全省都搞不得了！最后商量，在汕头、深圳、珠海3个地方搞。当时的情况是大家都希望改革。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哪一个人发明的，哪一个人先提出来的，我是不赞成这个说法的，应该说，是党内、社会上甚至海外大家共同的要求。
老习同志的反应是很正常的，闲处河南脱离高层一线岗位太久了，初到南粤人地两生，有些生疏是很正常的，复出后想尽快干出成绩也是正常心态。不过，当时的老习同志，最关注的应当还是自己问题的结论，革命了一辈子啊。
3、华国锋最后同意、赞成了广东的建议
最初的设想比较粗犷。仲勋说：“写个报告给中央，4月初中央开会，我要去，当面给中央提出来。”我说：“国务院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你参加吗？”他说：“我还没有做结论呢。”当时恢复了他的组织生活，但《刘志丹》这本书“利用小说反党”这个说法还没有做结论。他说：“我去要求做结论啊！”他去那里主要是办这个事。这个会不是邓小平而是华国锋主持的，是华国锋最后同意、赞成了广东的建议。习仲勋回来传达，都是讲的华主席，不是讲邓小平。他只讲了邓小平一句话。习仲勋说：“小平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我看他对改革开放也是很积极的。”他是这样传达的。我现在写文章照样写，是华国锋主持的、同意的。
当时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想在大连搞对日的窗口，华也是批了报告的，但这事最终没成。
4、文革前，中南局就在搞出口基地
这里澄清两个事情：一个说法是，1978年提出在宝安、珠海办出口生产基地，这与办特区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后来也没有搞成。《特区的由来》第463页有一个注说清楚了。1978年，段云从香港回来，到广州向省委介绍情况，在省委5楼开的会，他提出建立外贸基地的意见。他们提出这个意见完全是为了外贸，为了出口。一看就知道，都是计划经济的东西。根本和特区挂不上，甚至与外逃也没有关系。文革前，中南局就在那里搞了两个生产基地。
段云是当时的国家计委副主任，分工主管财金、商业、外贸和物价等。
5、关于77年邓小平去广东，打哑谜
另一个说法是，1977年9月邓小平来广东听汇报时说的两句话，是“打了两个哑谜”。这都是胡说的。当时叶帅在广州，身体不好，住在南湖宾馆。小平同志才出来工作，就来广州看叶帅。来了以后开个小会向他汇报，我，还有韦国清、李大姐（坚真）、焦林义等人参加。韦国清在汇报中谈到外逃的情况，小平插话说：“这是政策问题，不是边防部队所能管的。”有人说，这两句话是“打了两个哑谜”。你说以我的水平不知道是政策问题，只有小平说了我才知道吗？我有这么傻吗？我对这个情况心里是很清楚的。还有一篇报道说，在座的人都听不懂，只有一个吴南生听得懂，所以他后来办了特区。这一说，就证明广东省委的水平很低，莫名其妙！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那时候，外逃是非常严重的，深圳那个山上，藏着大概几万人，等着晚上要冲下去。深圳本身的人都跑光了。深圳有两个罗芳村，深圳河这边有一个罗芳村，那边还有一个罗芳村，那边的工资比这边高了好多倍，他们怎么不跑？改变不了的。从1974年开始，边境上一直在那里拼命往外跑，天天在跑，一直到1980年，全国人大通过广东省《特区工作条例》。建立经济特区的消息一公布，就不跑了，大家的心都安定下来了。真的很奇怪，连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看，邓小平1977年就说了，到1980年还在跑，怎么能说邓小平有什么办法呢？有办法他早就用出来了。
吴南生这个澄清效果不明显啊，08年还有媒体在说“1977年11月，邓小平在叶剑英的陪同下到广东视察。”，还在说“哑谜只有吴南生看懂了……”
当时邓刚复出，叶帅地位如日中天。邓到广东，是专程来看望叶帅，听取省委省政府汇报，只是顺便而已，来都来了嘛。
当然，吴南生这句“你看，邓小平1977年就说了，到1980年还在跑，怎么能说邓小平有什么办法呢？有办法他早就用出来了。”，虽是实话，但口无遮拦，太不给总设计师面子了。
7、关于上海崇明岛特区
1979年4月份，习仲勋的秘书张汉清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办出口特区有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还有上海的崇明岛。崇明岛为什么没办？因为陈云不同意。开始谁提出崇明岛，我也不知道，这要问一下谷牧同志。
7、刚办特区，领导同志的子女们就来了
深圳特区一办，确实很快见效，这是你很难想象的。中央各部委，各省的干部子女都来到深圳。我说是藏龙卧虎之地，但他们到深圳不敢乱说话。我在那里，每天来找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有老朋友的孩子，不熟悉的也有。来了就说：“叔叔，我爸爸让我来向您问个好。”我想，你爸爸是谁呀？“叔叔我要买东西，没有港币，你帮我凑点港币？”都是这样的。
8、82年特区最困难的时候，广东过年的邓拒听汇报。
1982年最困难的时候，小平来到这里过年，仲夷找他汇报，他说：“不听汇报，就是休息。”1982年小平来这里为什么不让汇报，也不说话？因为中央开了两省会议，陈云同志发表了要以计划经济为主的谈话。我一直对陈云同志很尊重，中南局成立前，陈云是靠边站的，不是毛主席批了他吗？批了以后他在我们从化住了好久。中南局成立的时候（1960年10月），中央又请他出来。他出了两个主意，高价点心，回笼货币。我当时是中南局的农办主任，我见他，他要在中南地区建三个商品粮基地：一个是湖北的洪湖，一个是湖南的洞庭湖，一个是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搞电力排灌，这是他出的主意。陈云我接触过很多次，他不应当是很不开放的人。后来我才知道，是周围那帮人利用他。1982年北京开两省会议的时候，我和梁湘专门请陈云来深圳，他身体不好，没有来。后来，我和梁湘请过他的老秘书，我们说：“陈云同志身体不很好，你来吧，你来看一看深圳。”听说他来了，但是陈云一直没有来，不知道什么道理。
9、84年邓被“攻关”，给深圳题词，把“中央”改成“我们”
一直过了5年，到1984年小平同志才来。到了深圳，梁湘给他汇报，完了请他做指示，他说：“我现在不说，等回到北京再说。”把大家都吓坏了。第二天参观过后，好一点了。到了蛇口，又好一点了。在深圳请他题词他不题，到了蛇口请他题，题了个“海上世界”，那个船是从苏联买来的。没想到会出来这么多高楼大厦。到了珠海，就题了“珠海经济特区好”。这个消息传到深圳，深圳市委整个就发疯了。珠海经济特区好，那就是深圳特区不好，那怎么办啊？赶快派张荣（深圳接待办的主任，原来陶铸的警卫员）来找我，说：“这样不行，市委开了会，无论如何要请小平同志题个字，要不然珠海好，那深圳怎么办呢？”邓小平从珠海回到广州来，住在珠岛。那天一早，他去外面散步。张荣跟杨尚昆谈了，跟王震也谈了，他们两个都赞成，说应该写一个给深圳。跟邓榕也谈了，邓榕也帮忙，把纸都铺好了，把墨都准备好了。小平在外面散步回来，一看到张荣在这里，问：“你怎么还在这里？怎么没回去？”邓榕给他说：“人家是专门赶来的，要请你来题个字，给他们写一个吧？”就题了。深圳的人拟了一些稿子，我一看不行，后来稿是我写的，我这个稿说：“实践证明中央关于办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小平稍微改了一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把“中央”改成“我们”，在他来说是对的。这算是一次成功的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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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南生的访谈能够理顺当前权威叙述的特区史中语焉不详以及逻辑矛盾之处，这特区设立并不是某人“画了个圈”就冒出来的神来之笔，这是72年西方对中国大陆开放后，国内一系列对外开放探索在78、79年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下的顺理成章的演进。
吴南生访谈提到了“真理标准讨论”，却没有提“洋跃进”，在本狐看来，这“真理标准讨论”应当很难在当时就立竿见影地直接影响到吴南生这个层级干部的思维，而“洋跃进”带来的外汇压力，反倒可能是吴南生他们面临的的现实动力，毕竟，选择汕头的现实理由就是：汕头是创汇大户，汕头华侨多。
这里，就理一下洋跃进，算是背景备查吧。
1、洋跃进的起点是重新修订《十年规划纲要（1976-1985）》
1975年，国务院开始讨论制订《十年规划纲要（1976-1985）》；
1976年，批邓，纲要被指为“修正主义文件”，束之高阁，无人问津；
1977年3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为邓小平主持1975年国务院的工作恢复了名誉，《纲要》起死回生；
7月，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国务院制定的八年引进计划（为实现《纲要》的目标，八年引进的项目包括支农工业、轻工业、石油工业、煤炭工业、电力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等方面，共需外汇65亿美元）；
7月16日至21日，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做出“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
7月30日，国务院向各地区、各部门转发《关于1977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 “国民经济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出现”；
9月，李先念、余秋里受中央和国务院委托负责重新修订《十年规划纲要》，新纲要与原纲要一脉相承，只是新纲要有的指标修订得略高些。（《李先念与一九七八年的国务院务虚会议》 作者：朱玉 《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1期（总第103期）——原纲要要求10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5%至8.1%，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4.19%至5.3%，工业总 产值年增长8.8%至9.2%;新纲要则要求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5%，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4.7%，工业总产值年增长11%(不包括1976年)。 原纲要粮食指标10年达到7500亿至8000亿斤，新纲要为8000亿斤;棉花原指标6700万至7200万担，新指标7200万担;钢产量原指标5500万吨，新指标6000万吨;煤炭原指标7亿至7.5亿吨，新指标9亿吨;石油原指标2.5亿吨，新指标相同；等等）；
修订后的《纲要》提出，从1978 年到1985 年，八年要新建成和续建120个大项目，全国基建投资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当时省事的说法是要搞10个鞍钢、10个大庆，初步估计，把这些项目全部建成，大约需要600亿人民币，其中光宝钢一项就200亿；
1978年2月，修订后的《十年规划纲要》经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讨论通过；
2、引进规模的急剧扩大
邓小平复出后，曾专门找国家计委、建委和经委的领导同志谈话，要求他们研究扩大引进规模的方案；
3月，中央批准了一批追加的项目，引进计划用汇从65亿美元扩大到180亿美元（国内投资1300亿元人民币，77年全国财政收入874亿元人民币，出口76亿美元）；
5月，为了配合引进项目的实施，国务院组成了以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考察团。行前，邓小平曾专门约谷牧谈话，强调这次出访的意义和重要性；
6月下旬，在听取谷牧访问欧洲五国的汇报后，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都表示，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的时候了。当时的中宣部长胡耀邦也想快点上。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汇报会，他把余秋里、谷牧、康世恩等找去谈话，要求研究扩大引进规模的方案。他提出：同外国人做生意要搞大一点，搞它500亿，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1979年调整方针的提出与争论——大转折纪事之一》作者：肖冬连）；
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计委副主任李人俊在会上谈了引进设想：3月份中央批准78-85引进总规模180亿美元，其后中央领导追加和有关部门要求，计委汇总后总金额850亿美元，考虑准备工作、国内配套和消化能力，初步挑选了550亿美元的项目，其中，拟利用外资400亿美元。邓小平在会上说，要走出去，要引进资金。邓小平提出，在几年内要争取引进800亿美元。会上，陈云（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陈云职务是二线的人大副委员长，未进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的政治局，影响力和三中全会之后不可相提并论）曾专门找有关人员说，引进这么多资金，又那么容易，但考虑过没有，引进了国外资金，我们中国要有配套资金。就算人家借给你那么多钱，我们自己有那么多资金配套吗？李先念根据会议精神在总结报告中提出，8年基本建设投资从原设想的4000亿元增加到5000亿元（78年财政收入1132.26亿元，基本建设投资479.3亿元，较上年增长31.5%）。10年引进800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1979年调整方针的提出与争论——大转折纪事之一》作者：肖冬连）；
10 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参观新干线、新日钢铁公司君津钢铁厂，进一步落实中日宝钢合作项目，该项目计划用汇近20亿美元，国内有关部门概算的总投资是200 亿元人民币；
12月22日，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和新日本钢铁公司在上海签订了订购宝钢成套设备的总协议书。翌日，宝钢举行动工典礼。工程预定分两期，用7年时间建成。事实上，宝钢基建工程早已部分开始，年底全面展开。1978年，财政部为宝钢和有关的煤、电、运输等配套项目建设已经追加投资十几亿元；
1978年签约78亿美元（其中一半在78年底最后10天仓促签约），基本为现款支付（78年出口97.5亿美元，进口108.9亿美元/年末黄金储备1280万盎司，美元1.67亿）。其中成套设备引进64亿美元，签约的22个大型成套项目58亿美元，22个项目按设计全部完成需用汇130亿美元，加上国内配套，总投资超过600亿人民币（汪道涵当时以八句话概括最初的引进状况：“万马奔腾，不测深浅；不尽知己，不尽知彼；仓促协议，骑马难下；头寸一紧，舆论哗然。”）；
3、陈云主导调整、压缩引进规模
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陈云提出：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而不达；
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陈云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
1979年3月，陈云、李先念联名致信中央，建议用两三年时间调整经济，同时建议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李先念挂帅，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
4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调整方针开始施行。（“洋跃进”产生的后果开始显现，财政、外汇、重要物资供应的困难日趋严重，79、80出现巨额财政赤字，物价大幅度上涨，国民经济出现“比1961、1962年严重得多”（陈云语）的困难。79年赤字170多亿元，80年预算赤字80亿元，实际执行是121亿元，超过预算41亿元，财政赤字增加，只有增加向银行的透支，货币发行过多，造成物价大幅上涨。银行原计划增发30亿元票子，实际增发76亿元，多发46亿元。到80年下半年，物价稳不住了，全年商品价格上涨6％，其中城市上涨8.1％，农村上涨4.4％。副食品上涨13.8％，这是改开后第一次大通胀）。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批转国家建委党组《关于改进当前基本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强调，当前一项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对那些不急需和不具备条件的项目，实行停、缓、并、转、缩。凡是该停缓的项目都必须坚决停缓下来。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准搞计划外工程。对于乱上项目的要追究责任，情节严重的，要绳之以党纪国法（肖冬连：《1979年至1980年:经济调整在争论中推进》）；
6月，中央正式通过“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决定用三年时间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严格控制引进规模（《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5期，刘荣刚：对1978年22个成套设备引进项目的历史回顾——78年签约的22个重点引进项目，有8项未受重大影响，3项推迟建设，10项重大调整，1项停建，有价值20余亿美元的引进设备不能及时发挥作用，还需花巨资建设仓库、铁路专用线进行保管、维护，而且其中多项，如大化肥、大化纤等为四三方案已引进，本次又重复引进多套）；
10月，陈云住院做结肠癌切除手术；
1980年2月，陈云从病房前往京西宾馆，参加主持五中全会。全会选举胡耀邦、赵志阳为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重新设立的书记处总书记，批准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辞职；
4、紫阳上岗
3月，17日，中央决定撤销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立赵紫阳任组长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18日，陈云出院回家；24日，陈云离京赴杭州修养；
5月，陈云回到北京，住院检查；
9月，赵紫阳接任国务院总理；
12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华国锋辞职，胡耀邦接任。
后续
（肖冬连：《1979年至1980年:经济调整在争论中推进》）
对于陈云主刀的调整，最高层的意见并不统一，胡耀邦多次表示速度要快一点，邓小平虽然同意调整，但他更强调“气可鼓不可泄”，他对借外债的态度也和陈云存在分歧。
至于地方和部门，更是希望压缩别人别压自己，软磨硬顶。
1979年下半年，停建缓建了一批基建项目，压缩未完工程投资200多亿元。1980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国务院召开全国基建工作会议，敦促各地加大压缩基建力度。包括对22个重点引进项目也要求“认真审查”。然而，总体看基建战线过长、项目过多、总规模过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主要是预算外投资迅速膨胀。根据中国建设银行的统计资料，到7月份，有17个省、市自筹基建资金大幅度地突破了国家规定的全年控制指标。其中有7个省、市超过31％到一倍多。国家计划压缩地方自筹基建投资47.8％。但是，1至4月全国地方自筹基建投资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70％。
本来在国家计划考虑基建规模时，就只着眼于国家预算内的投资，不把其他渠道的投资打入总盘子。因此，实际建设规模总要比计划大得多。1979年后，恰恰是预算外资金增长最快，基建资金渠道增多。1979年，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号称有“六大战场”：国家预算直接安排的基建拨款，国家预算其他科目安排的投资性拨款（如“五小补助”、商业简易建筑、各种措施费等等），地方机动财力安排的自筹建设，企业折旧基金和更新改造资金安排的工程，利用外资搞的基建，银行发放的投资性贷款等。1980年又增加了投资公司和联合办厂，还有社队办企业。投资渠道的多样化已经“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据统计，1980年新上马的大中型项目的计划总投资比停缓项目高出四分之三，正在建设的大中型项目还有八九百个，共需投资1000多亿元，而国家能承担的投资额还不足一半，基本建设所需的物资缺口很大。
“投资饥渴症”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之一。1980年以后，投资扩张增加了新的动力。财政“分灶吃饭”，不仅增加了地方的财力，也强化了地方的利益驱动。“各级政府都想增加财政收入，办法是多办工厂。”上面缩短战线，下面扩大。1980年，想生产电冰箱、电风扇、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等等的市县就有“几百上千”。预算内投资减少了，预算外投资却大幅度增加，基本建设总规模不但没有压缩反而增大了。“形成计划内与计划外项目、中央与地方项目、重点与一般项目你挤我，我挤你，都争着要上，谁也上不去”的局面。
争着上项目的直接后果是重复建设。例如，一机部系统拥有的锻造水压机生产能力只发挥了30％，武汉、南京、常州、嘉兴、衡阳、鞍山等地却还在陆续新建这种厂子。有些省市的针织业、棉织业的加工能力已经超过了棉纱的可供量，还在遍地开花，建设小针织厂、小织布厂。酒类、卷烟、肥皂、家用电器、丝绸、塑料、皮革皮毛、乳品罐头、印刷等行业，重复建设的现象也是大量的。
为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出现了地方“割据”的苗头和交相争利的现象。棉花产地要办棉纺厂，羊毛产地要办羊毛加工厂，烟叶产地要自己办烟厂。结果，像上海、天津等轻纺工业比较集中的城市所需原料无法满足。以卷烟业为例，全国计划内卷烟厂83家，由于原料不足，已经吃不饱。而近年烟叶产区大办小烟厂，河南、山东、云南、贵州等四大烤烟产区1980年烟叶调出量比1978年锐减三分之二，使得像上海卷烟厂这样的大卷烟厂原料供应不足，中华、牡丹、凤凰、前门等名牌卷烟市场供应紧张。上海调入棉花1975年为274万担，1979年减为97.5万担，减少60％。羊毛、牛皮、松香、桐油、羽毛、苇席、造纸原料等都大为减少。1980年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少数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割据’的苗头，不但上下争利，而且阻碍经济的横向的联系。”财政“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对于改变全国吃大锅饭的局面，调动地方积极性有好处，但是，在企业没有从地方行政机构解脱出来之前，实行地方利益与企业利润挂钩的两级财政，必然进一步加剧地方对企业的行政干预，与体制改革的要求背道而驰，并为以后的改革，如调整价格、税收、疏通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组织专业化协作增添了新的障碍。
天天有人到广州、上海打工，有工资差别，就有人员流动，风险不大，流动的人就多了。
你拿出几个上海人外逃到香港的给我看看，才能证明你自己。
香港等是西方扶植起来的，特区是大陆的竞争者
不过已经全面开放，还输血给受控制的港灿（如果有必要上武警）就弱智了，所以香港越来越差
成立特区某种意义上也是利益输送手段，现在还吸一线以外血
对于人民，这些吸血毒瘤早点消肿好
当然了，你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
人家在100多年前就是列强了。我没有日本在1978年的生活数据，没法比。
但好就好在邓1997就死了，中国人的好日子来啦！
今天还有人愿意去日本吗？有也不多了。
2年前我去日本，住在新宿几个星期，老是去一个上海风格的面馆吃饭，老板娘是上海人，一来二去熟了，就和我大吐苦水，说日本现在不如上海，真没意思。
看看也是，新宿房价算下来大概6万左右一平方，还不如上海对应档次的徐家汇，一般40岁职员，月薪40万日元，拿到手也就相当于1万七八千多人民币，如果没有买房，租一个小两室户，去掉1万，剩下的钱还要一家几口吃饭，上班的月卡（日本的月卡很贵，动辄大几百一两千一个月），月月光。一年就靠年中的双薪和年末的双薪活络一下。比起上海的白领，生活质量未必比得上。
你骂老邓的这些话，和80年代很多人骂老毛的话一模一样，到了一个字都不差的地步。
这个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呢，你要是不能学会两面都看，那么你还处于“是好人还是坏蛋呢”的童年。也是一种幸福吧。
1. 两少一宽？埋下民族分裂的种子，导致今天的乱局
2. 部队经商？埋下部队腐败的种子，差点亡国
3. 恶性通胀？ 全国人民几十年的财富被洗劫一空
4. 强制一胎？ 中国丢失50%的优秀基因
5. 平反一风吹？ 沙甸茅于轼马家军这种都能平反
6. 允许私营企业大发展？毒胶囊地沟油毒牛奶假疫苗普遍
7. 违宪取消人民公社。让刚刚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失去了孵化器，失去了市场，10多年发展大停滞
不要和我说邓恢复高考，那是华国锋拍的板，和邓无关，他就是一个刚刚出来夹着尾巴做人的老干部，只有建议权。恢复高考在今天看来很简单，其实是牵涉到TG干部选拔和来源的巨大变动，非一把手不能做出决策。
就连特区，现在爆料出来都是华国锋拍板的。
看过当年铺天盖地的伤痕文学吗？
这个单子实在是太弱了。连前几次反邓的力度都比不上，不用说和反毛比较了。
巴金要盖文革博物馆的事现在有几个记得？
普通人物呢，没什么自保能力就别乱掺和政治斗争了。以为自己是赌台上的高手实际上是最小的筹码。随时可以扔掉。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完全是按照现实需要来的。你以为邓下去了实际上不过是平衡一下。这两年是搞调整不太盯发展速度，过两年如果需要拼经济发展了估计会再把南巡讲话拿出来。
至于底层摇旗呐喊的普通人物？换一批就是了。
- 待认可未通过。偏要看
邓主要是把几千年以来唯一一个把大多数中国人凝聚在一起的政治组织给毁了
这是大多数人的共同选择，毕竟，下坡路，比上坡路走起来轻松多了。
好似，主席带领人民翻越大山。山的那边主席说是康庄大道。可是翻山苦，所有人一起爬，没人有轿子。主席仙去了，小平说，不爬了，我们绕吧，有人走路，有人坐轿，有人抬轿，一路走来。
就怕最后发现那座山始终横着人民面前，还是要翻。
没了主席，还会有卓越的带头人吗？
人民累了，不想在爬坡了。
这时候不是他喊，也会有其他人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