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把大饼摊薄摊匀就行——大城市病望闻之余 -- 桥上

教育与管理

我今天翻女儿的历史书时，发现在汉朝这个章节中，没有提及“七王之乱”。这很奇怪，或者说不合理。在我来看，“七王之乱”的性质及影响力，和秦末农民起义、楚汉争霸有相似性。为什么这么说？

让我把时间往回拨一点，先看秦朝。有人说，秦亡于暴政，我要问的是秦为何要实施暴政？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搞明白这个问题，才有可能理解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为什么会这样。

公元前356年，秦孝法任用商鞅，从这一刻起，秦国变法了。常说商鞅是法家，于是秦国变法的核心似乎就成了独尊法家，这个看法我是不能认同的。我以为，秦国变法的法就是指政体，其本质就是向中央集权制转变。

那么到公元前221年，始皇帝统一天下建立秦朝后，他便迫不及待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中央集权制。显然，这是操之过急了。很简单，秦国内部的上上下下，经历了100多年的或教育或驯化，才接受了中央集权制，才能让中央集权制在秦国内部运转起来，可是其它诸侯国呢？所以开句玩笑的说，秦并非亡于暴政，而是“这一届百姓不行”。当然，这是句玩笑。可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秦一统天下后，多数人一时之间还接受不了中央集权制的，也无法在这一制度框架内很好的生活生产，简单说，“上、下”，都玩不转。这里要单独说一下“上”的问题。“上”的问题，简单说可说是“量变引发质变”，如同要回答“三个点能连成几条直线”这个问题可以“数数”，但要回答“三万个点能连成几条直线”这个问题就得换一个办法了。秦国的官僚们，玩得转秦国内部的事务，是因为秦国不过是七国之一罢了，（在没有升级的背景下）他们是玩不转秦朝、玩不转全国的。

那么刘邦建立了汉朝之后，自然就要反思这个问题，尽管内心一万个不愿意，但也只能对秦制进行改良。这个改良，就是部分的恢复了分封制，也就是说，汉初的体制是秦制与周制的混合版。不过，从文帝、景帝的操作来看，汉朝天子们心里都是主张秦制的，所以他们在任时，始终把削藩当成头等大事，这样就有了后来的“七王之乱”。

等到汉武帝接手时，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来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前156年，时间已经过去了50年，教育或者驯化已然有了一定的成效，“这一届百姓比上一届百姓强”，二来“七王之乱”给了汉武帝一个削藩的口实，加上汉武帝自身这种刚硬的个性，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聚齐，“正版中央集权制”的落地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这个时候，“罢黜百家，独尊儒家”能够得以推行也就不奇怪了，从本质上看，这跟始皇帝“焚书坑儒”并没有什么两样——始皇帝哪里只是坑儒呢？他只不过是要在全领域搞度量衡的统一罢了。

从这段历史中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来。关键性的问题是：教育和管理的关系。

简单来说，管理不光需要制度，更需要人，因为管理是人管人，一方是管理者，一方是被管理者。管理者必然有一种意愿，或希望或要求，或劝诫或强制被管理者服从管理。从希望、劝诫的角度来看，教育毫无疑问就成了管理者手中的一个工具。

然而这个问题的复杂在于，如果我们假设，制度本身，在大格局上来看没有什么致命的缺陷（所谓致命的缺陷就是类似于篮球比赛中双方身穿同样的球服这种性质），但由于管理者自身能力不足，无法善用这个制度时，会发生什么呢？

这个问题其实才是大问题。就拿西周的宗法分封制来说，这个制度本身有重大缺陷吗？我看没有。宗法分封制，它的前提是“四海之内都是一家人”，天子只是一种表达的需要，关键在于大家齐心协力，于是乎顺其自然，嫡长子继任就省去了不必要的讨论和纠结。西周为什么灭了呢？管理者自己先坏了规矩。

但是我们能简单的说，“这锅都该管理者来背”吗？恐怕不能。管理是人管人，我们总不能假设管理者有无限的适应力，不论什么情况都能管好吧？这就好比，我们总不能假设有一把万能的刀，能切肉能剁骨还能雕花吧？

所以这里面又有一个被管理者该不该 背锅的问题。

可这是一场永远也扯不清的皮。但凡扯这种皮的，不是不成熟，就是别有用心。

真正需要关切的问题是：人，是不是真的能接受制度？还是，人是不是真的不能接受制度？

大概在我来看，个体是很难接受制度的。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回到了原始社会。那时的人们在乎什么呢？恐怕连生老病死都不太关心，死了就死了，没有人去做过多的检讨和总结。这么来看，别说制度不接受了，就连天理也是不大顺从的，即便部分的顺从，也只是自然的、原始的顺从，而并非是主观上的顺从。

但从社会整体这个角度来看，制度的出现是必然的。人口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发达，如果没有制度，人类灭绝恐怕早就发生了。这不是猜测，而是有证据的，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文明的断层。

我们这些个人，不经过学习，本质上就和原始人一样，是不会把制度当回事的。因此，在所有的教育手段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社会化。

今天晚上带狗玩耍时，就发生了这么一桩事：这些经常聚在一起玩的狗当中，有一条哈士奇，日常的表现跟街头小混混似的，见谁都要吼，但今天表现得特别温顺。这是为啥呢？主人一说，大家就恍然大悟了：“刚刚在来的路上被一条狗咬了，它（指哈士奇）不过是上去闻了闻对方”。大伙看，到“社会”里去了，小混混遇到了大流氓，受教育了。

家庭教育，其实是很难成功的。穷人的孩子之所以早当家，贵族的孩子之所以同样发奋学习，是因为他们很早就接触了真实的社会，区别在于一个是体会下层的艰辛，另一个是感受上层的残酷。

现在我们的老师普遍都在问：“为什么孩子们就是学不会呢？”我认为这是因为孩子们社会化程度水平太低，他们对制度的接受度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之所以学不会，本质是不接受制度性安排，因为在学校里学的东西，都是有条理、讲规范的内容，这本身就是制度性安排的一种具体表现。于是老师观察到的是，孩子们几乎是在学习任何一科时，都表现出烦躁不安的状态。他们不仅是不服从老师的管理，同时也不服从知识体系的管理。

所以大概可以说，人口密度越大，社会化程度就越高，对管理的需求也就越高。中国这么些年高歌猛进，快速推动城市化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可是百姓行不行，高层行不行，教育行不行，有没有过认真的考量呢？至少可以说，一方面倡导以私有化推动经济发展（包括李总理所说的市场至上、明明管理跟不上还要放权简政），另一方面人口集中度却“背道而驰”越来越高，只能理解为“这是强行把农民赶进城”，至于“进城之后相对短的时间内一片混乱”这种必然会出现的结果也不管不顾了。我对此有一种“不是找死，就是急着去投胎”之感。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说，如此这般大搞城市化，是一种急功近利呢？恐怕说不清。中国是一个大国，同时又是一个弱国，一个大且弱的国，如同脖子上挂着拇指般粗细的金项链的五岁顽童，或如同手里拎着个手榴弹的五岁顽童，可怕的是，他还在热闹的集市中行走。一个大且弱的国，恐怕是没有条件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式的搞发展的。急，是个必然。

所以我们赖不了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