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高天火柱——MLK三部曲之二 -- 万年看客

“主啊，请让我纯洁——但不是现在。”

—圣奥古斯丁，《忏悔录》

在美国职棒国家联盟1964年赛季的最后十二天，圣路易斯红雀队——此时已经赢得了“奇迹红雀”的美名——超过了兵败如山倒的费城费城人队，赢得了代表国家联盟出战世界大赛角逐全国总冠军的资格。这一战绩一定程度上归功于球队采取了种族融合政策与快攻战术。球队的核心是擅长快球的鲍勃.吉布森（Bob Gibson）以及两位飞毛腿外野手路.布洛克（Lou Brock）与柯特.弗拉德（Curt Flood），三位球员都是黑人。与他们的对手、代表美国联盟出战的纽约洋基队相比，红雀要算是一支弱旅。此时的洋基队早已奠定了自己的王朝霸业，自从1949年以来总共拿下了十三面美国联盟冠军锦旗与九尊全国总冠军奖杯。凭借着如此骄人的战绩，球队管理层一直在抵制黑人球员的加盟——早在1955年就加入球队的黑人球员先驱埃斯顿.霍华德（Elston Howard）姑且存而不论——因为他们不想无谓地刺激前来看球的白人观众。*洋基队的三大主力米奇.曼特尔（Mickey Mantle），罗杰.马里斯（Roger Maris）以及惠特尼.福特（Whitey Ford）都是白人。不过无论是不利的赔率还是潜在的种族意味对于圣路易斯球迷来说都不重要。10月7日星期三，全国决赛在圣路易斯的布奇体育场开赛。开赛之前圣路易斯球迷们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一支行进爵士乐队吹奏着欢闹的乐曲列队走进球场，还没等开球就炒热了全场的气氛。红雀队有一位愣头愣脑的替补球员名叫鲍勃.艾克（Bob Uecker），开赛之前他从乐队借来一把大号在场外吹着玩，正当此时一颗棒球冲他飞来，艾克想也不想就抱着大号向前一迎，棒球正好掉进喇叭口里，惹得球迷们一阵哄笑。接下来红雀队更是爆出冷门，凭借灵活机动的打法以九比五的比分拿下了洋基队，在全场观众的欢呼声中赢得了七轮比赛的首轮开门红。

*【时任洋基队俱乐部主席乔治.维斯（George Weiss）曾经明确指示手下的球探们：“我不许你们溜到哪个犄角旮旯随便给我签个黑鬼回来。”】

那天晚上在华盛顿，沃尔特.金肯斯代表约翰逊总统参加了由《新闻周刊》编辑部举办的办公室联谊鸡尾酒会。 散会后他独自一人步行前往了附近的基督教青年会。晚上8点35分，警察发现金肯斯与一名美国士兵之家的老年人一起走进了一间地下室付费厕所，随即上前盘问。却原来这个厕所是金肯斯惯用的私会地点，这是他第二次在此地遭到警方的跟踪逮捕。他安静地接受了逮捕与“行为不检点（变态）”的罪名，并且留下了自己的真名和职业。警方给他拍了照，取了指纹，罚了他五十美元，然后就释放了他。金肯斯回到白宫之后一直工作到了下半夜，很可能是出于惊魂未定的否认心态。

接下来好几天约翰逊总统都不知道自己的心腹捅出了怎样的篓子。此时他正一门心思琢磨着如何在巴里.戈德沃特的家乡凤凰城展开选战攻势。在这座城市，他不止一次突然号令总统车队暂停前进，然后抓过一支扩音器就开始“好言抚慰”瞪大眼睛打量着他的寥寥几位路边行人。10月9日，他乘坐空军一号经停路易斯维尔和纳什维尔来到了新奥尔良。第一夫人伯德女士也乘坐专机来到了同一个机场，不过比总统晚了片刻，于是总统沿着机场二号跑道步行了半英里去迎接妻子。在机场欢迎总统夫妇的人群主要由黑人组成，其中还夹着几位显然很不自在的骑墙派民主党人，例如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约翰.麦基森。麦基森在本次选战当中的公开立场是“不参与，但也不完全中立”，实际上则在暗中支持戈德华特。总统的接风宴会在荣格酒店举行。路易斯安那州众议员黑尔.博格斯（Hale Boggs）担任了宴会上的祝酒人。足有将近两千名富有影响力的民主党金主参加了宴会，因此博格斯使尽浑身解数试图缓解高度紧张的现场气氛。他将约翰逊夫妇称作南方的同族，并且颂扬伯德夫人“听惯了穿过松林的风声与知更鸟在清晨的鸣唱。”接下来轮到总统本人致辞。登上讲台之后他首先向台下的拉塞尔.朗（Russell Long）参议员点头致意，接着抛开既定讲稿回忆起了拉塞尔的父亲，曾经在大萧条前期搅动美国政坛的休依.朗。总统还记得他曾在大萧条初期亲耳听过休依.朗发表的争议性演讲。“我认为他对人民抱有一颗真心，”约翰逊总结道。休依.朗是路易斯安那州的民间英雄，从教科书到道路命名再到许多其他公共活动都在纪念他，总统也不介意利用一下当地人的美好回忆。此外当地人还觉得自从南北战争以来国家级的经济强权就一直在迫害他们的家乡，总统则进一步利用了这种感受： “这些年来，他们通过诉诸我们的敌意来分裂我们，从而一直踩着我们的脖子。”

“无论你抱有怎样的政见，”约翰逊停顿了片刻继续说道，“我们毕竟有一部宪法，也有一套权利法案，还有土地法。参议院三分之二的民主党人、四分之三的共和党人都投了赞成票。我签了字，我要执行到底，我还要带头遵守……”

约翰逊尽管没有直接提到新的民权立法，但却用这几句南方政坛的惯用暗语让全场听众都陷入了沉默。紧接着他咬牙切齿地发誓道：“我绝不会允许他们煽动仇恨并且通过诉诸人们的偏见来拉拢他们。”情绪越发激动的约翰逊身体前倾，向听众们讲述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老迈的民主党参议员——“我这里就不点名了”——此人在弥留之际哀叹自己的政治生涯遭到了荒废。他恳求国会议长山姆.雷伯恩（Sam Rayburn）允许他为了他所代表的饱受蹂躏的南方某州在参议院发表平生最后一场演讲，为了这个州的公共福祉发出最后的呼吁。总统一字不差地引用了这位参议员的原话：“‘有一句话我在肚子里憋了很久了。我那个可怜的州啊，整整三十年他们从没听过哪怕一场正经宣讲民主党政策与信念的演讲。每到选举的时候选民们都只能听见两个字：黑鬼！黑鬼！黑鬼！’”

“全场听众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记录道。一位目击者声称宴会厅里的震惊“仿佛凝成了实体——有人愕然，有人骇然——每一个人都无法理解自己究竟听见了什么。”谁也没想到堂堂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居然会在大庭广众之下一连三次高声喊出此等粗鄙之语。在他所处的背景下，这三声呼号不仅揭露了美国政治的种族内核，同时也是针对这一内核的驳斥。一开始台下的掌声稀稀落落十分勉强，然后逐渐变得越发热烈，最后变成了持续七分钟的全场起立鼓掌。不过到了第二天，全国上下却没有哪怕一名记者有胆量如实报道总统的言论，无论他们在民权与种族问题上抱有怎样的立场。从《黑玉》到《新奥尔良时报》都将总统演讲的高潮改写成了“黑人！黑人！黑人！”《纽约时报》则干脆忽略了这一段落。至于各种出版书籍则将这段话改写成了“黑！黑！黑！”直到约翰逊亲自执笔撰写回忆录《我的视角》（Vantage Point）时，这段黑鬼三连击才得以重见天日，重新回到了他的口中。约翰逊的这本回忆录历来因为在越战与种族两方面存在严重的选择性叙述而饱受读者与学界的诟病——例如他对1964年大西洋城党代会遭到密州自民党挑战的情节就只字未提——但他却毫无愧怍地记录了自己在新奥尔良的惊世言论，并且认为这段讲话足以与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相媲美。

总统的勇气赢得了丰厚的回报。不敢如实报道总统言论的各家新闻机构都自觉不自觉地为他说起了好话。 《亚特兰大期刊》宣称“约翰逊抨击利用仇恨引诱南方选票的行径”，白宫助理们也在私下里报告总统，先前一直对他抱有怀疑态度的随行记者团当中正在涌现出一股“尊重与钦佩”的浪潮。贺拉斯.巴斯比告诉总统，虽然“你对民调的兴趣”等等怪癖依然让许多记者感到“厌倦与无奈”，但是“新奥尔良（黑人，黑人，黑人）的演讲牢牢抓住了他们……因此一夜之后他们就改换了口吻，将你称作‘老板’或者‘冠军’——就像当年称呼罗斯福那样。”

约翰逊的竞选活动乘着非同寻常的国家潮流一路上行，这股潮流背后的驱动力则是肯尼迪遇刺、核战威胁以及种族仇恨暴力事件引发的恐惧与懊悔。圣公会神学作家威廉.斯特兰费罗曾在1963年的芝加哥会议上建议宗教领袖们为种族正义失去希望的局面而“哭泣”，现在他收集了七百位主教与牧师的签名，抗议戈德沃特“公然利用种族主义的行径。”甚至还有几家共和党报纸都站到了约翰逊这边，尤其是纽约的《先驱论坛报》。这份报纸成立于1840年，一贯明确反对民主党。这次报社编辑们却刊登了一篇破天荒的社论来支持一位民主党总统。《纽约时报》头版转载了这篇社论的关键段落：“写下这几行字令我们感到苦痛难耐……但我们认为自己作为美国人——即使是共和党人——眼下并没有其他可以接受的选择。”

在10月份，总统的竞选经理劳伦斯.奥布莱恩向总统递交了一系列机密报道，其中他预测道，约翰逊将会“不太困难地”赢得压倒性优势，戈德华特只能拿下阿拉巴马州与密西西比州。尽管如此，他还是将铁板一块的黑人选票当成了政治机制当中棘手的新阀门：“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我们需要特别努力地在黑人社区拉票。”他在递交这份报告之前审视了一番总统竞选团队，发现了一项难堪的事实：民主党政客们几乎不具备任何足以跨越种族界限为总统拉票的个人关系。在南方，白人政治结构与黑人政治结构的相互孤立是天经地义的常规——“对黑人选票的依赖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在今年之前他们从来没有鼓励过黑人投票，或者特别希望黑人投票。”——不过在全国其他地区也很常见。比方说在纽约，亚当.克莱顿.鲍威尔仍然在与白宫讨价还价，他承诺为白宫提供选票，条件是白宫要干预一下以斯帖.詹姆斯案件的判决。由于缺乏统一的政治机制，试图赢取黑人选票的民主党人只得各自为战，努力发明各种“安全”的公众呼吁口号。奥布莱恩的报告则分析了每一个州对于争取黑人选票的抵触心态。这份报告使得约翰逊忧心忡忡，不知道民主党应当怎样自我调整才能应对未来的选举。

民主党人非常谨慎地追求着关键的黑人投票率。奥布莱恩向约翰逊建议道：“显然，我们必须不事声张地传递我们的信息，从而避免进一步的强烈抵制。”这样一来，压力就传导到了马丁.路德.金的头上。他踏上了精心设计的助选之旅，一方面要为约翰逊争取到足够的黑人选票，同时还要尽量减少溢出效应对当地白人候选人的压力。金坚持要求白宫方面保证让罗伊.威尔金斯和惠特尼.扬分担一部分助选工作。这一要求是在暗示约翰逊，他不能一边指望金东奔西走地为他拉票，另一边又将那些舒舒服服地呆在后方提供资金支持的人们当成黑人领导层的主要角色。 此外金还告诉总统的助理们，孤身一人踏上助选之路难免“让外人觉得约翰逊已经收买了我。”

此时金不仅要为总统助选，还要为领导大会筹款，后者的行程同样高度紧张。10月11日星期天，金走访了三个东海岸城市，发表了四场演讲，到了星期一又赶赴圣路易斯发表了两场演讲，这才得空回家休息。一进家门他就被车马劳顿与病毒性发烧的联手袭击打倒了。星期二这天金被送进了圣约瑟夫医院，医院里第一位获得行医执照的黑人医生阿萨.扬西（Asa Yancey）收治了他。*扬西医生认为金的体力严重透支，必须卧床休息几天。接下来他又在病床前为金上了一堂即兴保健课，要求金马上戒掉炸鸡并且尽快减去三十磅体重。最后他给金开了一瓶安眠药。星期三清晨——这一天碰巧也是圣约瑟夫医院正式推行种族融合制度的第一天——睡得迷迷瞪瞪的金突然接到了妻子的电话，说他已经获选成为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各路摄影记者们得知喜讯之后纷纷涌进医院，在院方拉起临时安保屏障之前将金的病床团团围住，拍下了金依靠在床头接听电话的头版照片。

*【日后扬西将会在佐治亚州以及阿拉巴马州开设美国第一家专门面向非裔病患的住院手术机构。今天亚特兰大市的阿萨.G.扬西医护中心就是以此人命名的。】

一位早早赶来的《黑玉》杂志记者注意到，金的床头放着一本书，题目是《获奖》。这是一部当时的畅销小说，情节围绕着诺贝尔奖背后的国际阴谋展开。这本书从侧面证明此前金就意识诺贝尔奖委员会正在考虑他。但是书中的阴谋暗算再怎么复杂也不足以让金为了国内的剧烈反响做好心理准备。金正确地估计到，诺贝尔奖的高额奖金肯定会促使他的身边人们你争我夺，对此他感到忧心忡忡。为了避免这样的前景，金指示他的助手伯纳德.李发表明确声明，表示他将会把五万四千六百美元奖金当中的“每一分钱”都捐献给民权事业，不过日后的事态进展证明这一招并没有见效。不出几个小时，金就听说诺贝尔奖显然消解了多年来一直妨碍他加入摩豪斯学院校董事会的政治阻碍，现在他终于成为了校董事会的一员。罗马天主教大主教保罗.哈里南（Paul Hallinan）亲自来到病房向金道喜，并且高调而又谦卑地跪倒在病床前祈求金能以对等的祝福回馈自己。另有消息称公牛康纳对于金获奖的反应十分厌恶，认为诺贝尔委员会“只会打捞桶底的渣滓”，圣奥古斯丁警察局长维吉尔.斯图尔特则认为金的获奖是“今年最大的笑话”，这两则消息都让金忍俊不禁。一封又一封贺电乘着无线电波将电报房挤得水泄不通。艾灵顿公爵曾为1963年的伯明翰示威撰写了一曲《金的阿拉巴马之战》，这次他则称赞颁奖声明是“一道美丽明亮的希望之光”。罗伯特.肯尼迪也表示金得到了“理所应得的”荣誉，这份荣誉将会激励全世界向“最伟大的美国理念”看齐。

罗伯特发出这份贺电的时候正在纽约与约翰逊总统一起竞选，不过约翰逊总统还要再等两天才会向金致电表示热烈祝贺，因为这两天他被沃尔特.金肯斯引发的狂乱风潮缠住了。媒体针对上一周金肯斯在基督教青年会被捕的事件展开了穷追不舍的调查，随之而来的强大压力迫使金肯斯在周三下午晚些时候住进了乔治.华盛顿医院并且接受了重度镇静剂的麻醉。约翰逊的法律顾问阿贝.福塔斯和克拉克.克利福德私下恳求各位报社编辑们暂且压下这条毁灭性的新闻，直到事实得到检验为止。金肯斯则反过来恳求律师们不要告诉总统，并且可悲地一口咬定自己几乎已经忘记了被捕的详情。另一方面，共和党全国主席迪恩.伯奇（Dean Burch）将金肯斯的丑闻捅给了合众国际社，合众国际社在当晚8点09分发布消息称“白宫正拼命压制一条影响国家安全的重大新闻报道”。泪流满面的乔治.里迪很快向纽约记者们证实，他的朋友金肯斯——行为端正的天主教徒，六个孩子的父亲，约翰逊总统自1939年以来最亲信的助手——因为“极度疲劳”而住进了医院。紧接着他又在10点15分发布了一份后续公告，告诉记者们金肯斯已经辞职了。

伯德.约翰逊夫人当晚在华盛顿发表了一份以个人身份表达同情的声明：“我的心很痛……”约翰逊总统坚持在纽约发表演讲：“林肯当年废除了奴隶制，今天也让我们废除贫困吧……”在私下里，约翰逊在余生当中都坚持认为金肯斯的悲剧是戈德沃特为了窃取选举胜利而耍弄的阴谋。 他让五角大楼从戈德华特指挥的空军后备部队取回了金肯斯的全无瑕疵的人事档案，并且命令自己的律师与联邦调查局的迪克.迪洛克负责深挖本案的幕后真相。所谓的真相其实大都是不着边际的猜测，比方说10月7日《新闻周刊》派对上的侍应生们或许是共和党的爪牙，让金肯斯无意中服下了惑乱心智的药物。

在联邦调查局总部内部，金肯斯与金在同一天住进医院的巧合——前者从位高权重的白宫岗位上头破血流地落入了尘埃，后者则背负着世代为奴的重负登上了全球殊荣的领奖台——促使埃德加.胡佛将整个调查局都动员了起来。他一边给沃尔特.金肯斯送去了一束鲜花表示慰问，并且附上了一张慰问卡，落款是“J.埃德加.胡佛及全体同仁”，另一边又在自己的手下人面前谴责新科诺贝尔奖得主是个“第一等的恶棍”，并且督促他们针对金展开舆论攻势，就像金肯斯刚刚经受过的那样。调查局炮制了大量针对金的负面舆论，不过公之于众的只有一小部分。威廉.勒布、詹姆斯.基尔帕特里克和其他几位著名保守派都抱怨说胡佛不该给金肯斯送花，因为金肯斯的同性恋取向已经危及了国家安全，胡佛对于金肯斯的纵容无异于背叛了自己的基本原则。胡佛则声称他直到将花束送出去之后才意识到本次事件的性质。联邦调查局仅仅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就“洗清”了金肯斯——《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大张旗鼓地宣称“没有证据证明前任总统助理危及国家利益”——好些人都认为调查局有护短的嫌疑，而胡佛关于送花事件的托词则帮助他躲过了这种看法的纠缠。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们一直在胡佛的授意下秘密进行着一系列无谓的政治调查，例如巴里.戈德沃特是否有哪位助手具有同性恋倾向。有鉴于此，如此迅速地否认一项国家安全风险可以说是胡佛卖给约翰逊的一份大人情。

金肯斯丑闻使得约翰逊与胡佛沦为了一根绳上的蚂蚱，两人都需要对方为自己解围。约翰逊自然需要胡佛的国家级权威来庇护自己的竞选活动，使其不至于遭到掺杂着间谍风险的悖德丑闻的牵连；不过胡佛也需要约翰逊高抬贵手原谅他的失职，因为联邦调查局一直都掌握着金肯斯此前几次因为行为不检而被捕的档案，但是出于种种原因却从来没有警告过约翰逊。在懒得刨根问底的新闻界的帮助下，胡佛厚颜无耻地批评当地警方与特勤部门在金肯斯问题上疏忽懈怠，并且建议联邦调查局与这起低俗的丑闻保持敏感距离。与此同时他也在背地里向白宫、司法部、联合国乃至外国使领馆的官员们滔滔不绝地编排着金的私生活（休伯特.汉弗莱在自己的笔记当中将此类信息称作“他的个人行为”）。相比之下，胡佛对待金肯斯的克制态度很难说是感情用事。为了保护约翰逊，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一度曾逼迫医生们不要将金肯斯在基督教青年会的举动称作“自愿的”同性性行为，而是将其视作“导致大脑崩解的莫名疾病”的结果，不过他们的企图并未成功。联邦调查局对待金肯斯与金的做法虽然一天一地，但却都出自敏锐的政治敏感性，因为探员们全都很清楚与胡佛同级别乃至更高级别的大人物们多么要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