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南街村工厂：改良运动碰壁记 -- 包子1971

被支配者的处境

既然有支配者，自然有被支配者。南街的企业是如何管理职工的？王董早有答案：“南街村是以‘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来管理企业，用经济杠杆的成分很小，主要是用思想教育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15]。所谓思想教育，一般包括“大唱红歌”、劳动竞赛、民兵训练以及政治学习，用来激发生产热情。

除了思想教育，南街还有一整套措施，想方设法加产量、降成本。这里的工厂极少放假、不给加班费[16]，并使用了“六定一赔损”的成本控制手段[17]。依照这一制度，成本超标要扣员工工资，如果节约了成本，也没有什么奖励，等于说工资只会向下浮动[18]。这一切表现在员工待遇上，就是低工资、长工时、惩罚多、奖励少[19]。这套措施很有效，把人力成本压缩到了极致。1998年，南街企业内外工的工资总额为4800余万元（含劳保用品），仅占当年总产值的2.7%[20]。

既然干的多、赚的少，南街工人是怎么面对这个现实的？首先澄清一点：自90年代中期开始，本村人就算在工厂上班，也基本不去产线了[21]。鉴于这个事实，说南街的员工待遇实质上等于外工待遇，大体是没错的。长期以来，占一线工人绝大部分的所谓外工，很大部分来自周边地区，平均年龄20岁左右。这个群体刚出校门，还没结婚，对社会生活有新鲜感，没那么计较挣钱多少。而且他们上班的工厂离家很近，有困难可以找父母。更重要的是，90年代的市场改革背景下，大量的农村青年相当贫困却难以就业，他们几乎愿意接受任何工作。直到21世纪初，珠三角的工厂还对年轻男工挑肥拣瘦。因此，虽说流失率高，但很多年里南街工厂不愁没人干活。

随着入世带来的繁荣，中国工人，尤其是沿海工人的工资增加了。生育率的下降，让劳动力的供给变少了。这些变化，是否同样冲击着南街的工厂？对此，外界所知不多。2016年底至2017年夏，左翼爱国学者韩德强指导下的一群青年涌入了南街的工厂，在车间干了大半年。在厂期间，他们向厂方呼吁改良生产、改善待遇，想落实企业与员工的“双赢”。这批青年的活动，客观上对外揭示了南街工人的处境，以及企业日常管理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