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正说唐之梦 -- 给我打钱87405

永徽六年十月，唐高宗下诏废王皇后为庶人，立武昭仪为皇后。永徽是唐高宗李治的第一个年号，始于公元650年，止于655年，共六年。

皇后废立一事，高宗与诸大臣之公开讨论，是在同年九月。在这次讨论中，李勣称疾不至，高宗以王皇后无子的由头询问长孙无忌的意见，无忌的回答是“先朝以陛下托付遂良，望陛下问其可否”，褚遂良认为王皇后“出自名家”，且是太宗为高宗所娶，亦“无违妇德”，故“不敢曲从”。翌日再议，褚遂良态度不变，为表明立场坚定还把朝笏置于大殿的台阶上“还陛下此笏”，并“解巾叩头流血”。高宗大怒，武则天更是在帘子后面大声说道：“何不扑杀此獠？”长孙无忌回以“遂良受先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刑罚或可免，处罚却逃不掉，褚遂良就此被贬为潭州都督。过了两年，即显庆二年，褚遂良先是迁桂州都督，后再次受贬为爱州刺史，再一年，死在任上。同在显庆二年，中书令来济被贬为台州刺史，门下侍中韩瑗被贬为振州刺史。加上更早时候被贬的吏部尚书柳奭，以褚、韩、来、柳为代表的诸多大臣的贬谪，表明长孙无忌的臂膀羽翼已是所剩无几。

杨隋跟李唐皆以关中为霸业之基，然关中却无强盛巩固的士族集团，所谓的关陇集团贵是贵了，但就社会地位而言，却没有山东士族那样“清”。从西魏至北周，再到隋、唐，短短一百多年，不足以让他们的文化达到山东的文化水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实。

按汪篯先生的意见，唐太宗的时候，所奉行的政策大概可以说，是以李唐皇室为核心，以联姻、任用等手段使得关陇集团一部分成员附着于此核心，再以“凡在朝士”之复杂来源家族为外围。等到高宗上来时，情形已与往昔不大相同，长孙无忌既是帝舅，又受太宗顾托，作为关陇集团的中心代表，他实握极大的权柄。因而有一种观点认为，高宗与武曌虽各有所求，但同舟共济。其实，高宗和武昭仪曾打算贿赂长孙无忌，“帝密以宝器锦帛十余车赐之”，然而皇后废立之事关乎关陇集团的命运，无忌收下贿赂却拒绝他们的请求。武昭仪只得改变策略，一方面她控诉王皇后与其母魏国夫人用巫术诅咒自己，另一方面积极招揽腹心，主要有许敬宗、李义府、王德俭等。待开国元勋李勣表态“此陛下家事，无须问外人”之后，“帝意遂定”，武氏立后成功。但是，显庆四年，在许敬宗的运动下，长孙无忌遭削爵流放，最终自缢而死，是不是就可以说是高宗的成功呢？

我的意见是，到底是高宗和武则天互相利用，还是高宗完全的被爱情所俘虏，亦或是这两位帝后不过在是执行太宗的既定任务，这个问题不是最要紧的，我以为更需要关注的，是武则天的横空出世造成了什么影响。

或许在武则天之前，无论在朝在野都没有像后来那样清醒而痛苦的意识到，若在一个父系社会中母亲当了皇帝，皇位继承人便成了大问题，随父儿子和随母的侄儿都有资格，男性和女性也都有资格，这样就会出现四股争夺皇位继承权的力量。正因为如此，从神龙元年到开元元年七月，仅八年半的时间中，皇帝换了四个，政变发生了七次。嫡、庶“两仪”变成了父、母、男、女“四象”，这个变化“很不好玩”。

第二个影响便是对“体制”的再认识。发端于西魏的关陇集团虽有百多年积淀，但其社会根基不牢靠却是暴露无遗，在政治强人的进攻之下竟然就这样土崩瓦解了。如此来看， 作为宗法制的继承人，山东士族虽在走下坡路，却以“清者”自居，不大瞧得起关陇集团，并非自吹自擂。一个体制并不能凭空建立，也不会随意倒台，只有当所有说得清加上道不明的要素全部到位之后，崛起和衰落便成了自然而然要发生的了。鉴于此，说一句，唐太宗的“用人唯才”和武则天的“开科选士”乃是顺应潮流，估计不错。

因此，我个人的见解是，武则天留下的革命遗产有两个，一是皇位继承人这一步向后退，是为保守；二是体制的变革这一步向前进，士族终于让位给科族，是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