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新冠病毒到身边 -- 夜如何其

BARDA（注：美国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发展管理局）设立的初衷是为公共部门研发防止生物恐怖主义的炭疽病疫苗，同时也和NIH和其他机构一同监督埃博拉病毒疫苗的研发。从技术上来讲，由于疫苗研发科技的发展，当我们拿到一段DNA序列之后，只需要花数天到数周的时间就可以得到了一个潜在的候选疫苗，并且在全球历史上绝无仅有。但并不是所有候选疫苗都对人具有保护性和免疫效应，所以需要先在小鼠或其他动物模型上验证测试，而这需要时间。因为最终需要把疫苗用在健康受试者身上，所以我们不能急于跨过这一步，不能因为事件紧急就着急跨过这一步把疫苗注射在人身上，然后造成更多的伤害，而非保护。所以第二步是要做的是我们需要在多种测试条件和剂量下测试多种候选疫苗，来评估用哪些抗原组合可以在人体内产生最佳的免疫保护效应。制药和疫苗研发产业的所有人都明白，我们可以治愈小鼠身上的所有疾病，但换到人身上未必起效，所以必须要开展人体临床试验。

我们从HIV疫苗研发中吸取的一个教训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不应该成为疫苗受试的小白鼠。疫苗研发的受试人群必须来自本国，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按照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相关要求提供大量的资料来证明疫苗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拿埃博拉来说，埃博拉疫苗直到疫情已经基本结束时才终于问世，许多人因此抱有怨言。事实上（疫情提前结束，疫苗未能派上用场）这实在是一件好事，而且其实埃博拉疫苗是被实际使用过的，并且在病患的密切接触人群体中达到了百分之百的有效性，而该疫苗的开发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然而，更常见的情况是，（疫苗研发机构）投入了大量时间和金钱研发针对某种疾病的疫苗，却发现这种疾病是季节性的或者已经被有效控制，于是最终只能获得极少甚至是没有收益。

因此在这里我认为大家思考疫苗研发的问题时应该考虑两个限制条件。第一个便是安全性。不过在危机来临或已经穷尽手段的情况下，可能存在豁免一些（药物审批）程序并允许病人自愿试用在研药物的可能性。第二个我不得不说的问题，你们可能还没有在新闻中看到，有一种情况是：人们第一次感染登革热后产生的抗体不仅对第二次感染登革热没有保护作用，反而会加速感染、引发高危型登革热。有7篇关于其他冠状病毒的文献指出，免疫增强疗法（immune enhancement）可能会使部分患者的病情恶化。所以你看，疫苗安全性这个议题就摆在这里了。那也就是为什么Tony Fauci（注：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中心主任）明白我们可以用3个月拿到moderna公司的疫苗，3个月是目标，而BARDA的目标是在60天内拿出炭疽热疫苗对抗生物恐怖主义危机，但瓶颈都卡在安全性测试上。我认为必须非常严肃谨慎的处理这个问题。现在中国正在测试多个疫苗，我不是很清楚（中国对于疫苗）相关安全性的限制，但目前这些测试已经有真正的病人开始参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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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Bloom教授，您对目前中国提供的发病率和病死率的统计数据，以及目前中国政府鼓励民众复工的决策有多大信心？

Barry Bloom，哈佛大学Joan L. and Julius H. Jacobson公共卫生研究教授：我想我不是回答你第二个问题的最佳人选。但（关于第一个问题）昨天我和香港一所医学院的院长通过电话，他一直紧密跟踪国内相关疫情的数据。他说他最近看到的一些数字确实值得怀疑，很明显这些数字已经很糟糕了（发病率/死亡率），但他觉得国家卫健委层面提供的数据中，至少来自香港和广东省的数据还是比较精准的。

Arthur Kleinman，哈佛大学全球卫生和社会医学、医学人类学教授，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我们可以看到在SARS，H1N1，及差不多所有来自中国的疫情中，数据管理上的问题。我们知道，有一组早期报道表明 （此次疫情）病例出现是从11月开始的，而不是目前统计的12月，而当年SARS开始的时间相同，也是在11月。所以我认为对特别是武汉或湖北的数据保持怀疑是明智的。

Winnie Yip，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国际卫生政策与经济学教授，哈佛中国健康合作项目主任：关于你问题的第二部分，中国在开始复工复学后疫情是否会复燃，其实在Barry展示的图上已经说明了。如果在疫情的第一个高峰下降过后放松疫情戒备，那么你会看到第二个疫情高峰（见图：1918年大流感），这让人担忧。如果你看中国武汉之外的很多地方，疫情并不像武汉那么严重，但是那些地方的政府自我加强隔离限制，就好像他们的情况如武汉般严重。我认为这些地区可以逐步开始复工，但并不是全盘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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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的问题是韩国的疫情局势，我是来自仁荷大学的韩国留学生，现在学校正要开始新的学期，而学生们在疫情开始前都离开学校了。由于现在韩国已经升级为3级疫情预警，我想问目前是否需要让学生回学校？目前意大利和韩国都有很多新发病例，但不同之处在于意大利人对此非常焦虑，但韩国民众对此还毫不在意。

Arthur Kleinman，哈佛大学全球卫生和社会医学、医学人类学教授，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我认为你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已经不是唯一的疫情点了，这是疾病大流行的前奏。我自己觉得，我也很感兴趣Barry对这个问题的回应，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从科学数据上来定性这是一次疾病大流行。这个数据是由WHO管理的，而WHO出于多个政治层面的因素还没有宣布这是一场大流行。

Barry Bloom，哈佛大学Joan L. and Julius H. Jacobson公共卫生研究教授：人们总是会拘泥于术语，这个例子正好说明了有时术语并不代表他们本身的意思。大流行是指新发传染病在多个大洲的社区内传播。其实我们在两周前就可以称这一场疫情为大流行了。很显然，新冠肺炎已经传播到了多个大洲，虽然目前在尼日利亚（注：指代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还没有，但是马上就会出现了（注：尼日利亚随后宣布在2月28日出现了首例新冠病毒感染者。该例患者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首例）。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如何为世界各国预留时间来帮助他们应对，来为这场被我们贴上“大流行”高级别危机预警标签的疫情做准备呢？

如果民众（对疾病大流行）的反应只是抢购口罩和食物等，那么宣布“大流行”其实并不能真正帮助各个国家做准备。如果可以让民众严肃认真地思考如何提前预防，（宣布“大流行”才可以真正帮助到各个国家）。我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WHO总干事谭德赛到目前为止都是小心推进，不希望制造出更大的恐慌。

在韩国，我们有幸见到了驻美韩国领馆的代表。韩国政府其实是高度关注的，韩国一天就为八万八千人做了核酸检测，这些人不仅包含了在医院就诊的人群，还包含了社区中那些只是有一些轻微的呼吸道症状、可能存在传播风险的人群。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是这样做的。因此从医学和科学层面来说，我认为韩国政府已经做了很多非常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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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父母现在在中国的北方，他们被禁止离开社区，我想知道这种封城、控制人口流动的措施是否是解决危机的唯一有效方式？此外，我在一个多月前走遍了波士顿的20个CVS，都没买到一个口罩，我想知道目前波士顿的疫情风险有多高？虽然（哈佛大学）校方一再通知我们做好应对准备，但我们并不知道该做何种准备，谢谢！

Barry Bloom，哈佛大学Joan L. and Julius H. Jacobson公共卫生研究教授：你可能在我在之前的回答中也听到，外科口罩对病毒防御没有太大的保护作用，所以你可能并没有损失太多。而N95口罩目前确实非常短缺，美国的卫生系统有一些物资储备，联邦政府有一些储备，每个有应急规划的城市也有一些储备，留给一线的医护人员。你要明白，一旦一线医护人员因为感染而死亡，那么（疫情响应系统的）混乱就开始了，因为人们得病之后不再知道该去哪里，他们也会对政府心灰意冷，完全不再相信政府具有保护民众、防御疫情的能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做N95口罩的3M公司股票市值在过去两天中大幅上涨，这说明我们其实意识到了这一（物资短缺的）问题，但是（在行动上）我们落后了几周。

Elanah Uretsky，布兰迪斯大学国际与全球研究助理教授：我补充一点，我认为在这个国家（美国）发生的口罩等防护用品短缺的问题（比如已经至少有6周在CVS买不到口罩了）也表明了大家对于危机的耐受程度变得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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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想问一下季节性的问题。大家将新冠病毒与流感做了比较，流感具有季节性的影响；还有就是南北半球的差异，因为北半球的夏天就是南半球的冬天。您对此怎么看？

Barry Bloom，哈佛大学Joan L. and Julius H. Jacobson公共卫生研究教授：许多人担心两件事，其一是季节性。SARS病毒消失了：它从秋天开始，到夏天就消失了。流感病毒每年都会出现：它从秋天开始，在冬天达到顶峰，然后在夏天（不完全）消失，然后又复燃。人们真的很想知道这次的新冠病毒是否会复燃，以及季节性是否与SARS病毒相同，毕竟它们俩是相关的病毒。显然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可以提供这样的数据，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Mark Lipsitch做过中国不同地区对比香港地区病例的研究，香港是热带气候，但仍处在北半球的冬季。到目前为止，尚无证据表明该病毒具有任何季节性。SARS病毒喜欢寒冷、干燥的气候，不喜欢高温和极度潮湿的环境。现在没有证据可以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但也没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和SARS病毒具有相同的季节性。因此，我们必须依靠实施社会性的防御措施来控制（病毒）传播，（而非季节性）。

Yanzhong Huang，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简单插一句。我认为如果病毒真的发展成季节性的，这可能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它实际上将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种病毒，我们就能对其所构成的实际风险建立起更加平衡、客观的评估。因为当人们暴露于未知的新病毒时，人们往往倾向于将其视为我们所谓的“可怕风险”，并在评估中夸大这种风险，这将引起恐慌和焦虑。但是如果人们学会了应对，特别是当抗病毒疫苗问世时，人们就会习惯，将其当作季节性流感来对待。

Arthur Kleinman，哈佛大学全球卫生和社会医学、医学人类学教授，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 我们需要更多的知识——就用这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吧， 感谢大家的到来和参与！

本文由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章寒、卢鹰翔、郭牧琦、韩劭祾、章译文、方一安、许多，哈佛大学医学院的谈绮共同翻译，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唐天瑜、司佳卉、章寒共同审核。

文章已于2020-03-09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