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开始摊牌 -- 胡里糊涂

“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是宋代庆历年间政治斗争的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庆历三年(1043)八月，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宋仁宗开天章阁召议政事。范仲淹向仁宗上奏改革十事，皇上准奏，旋即推行，史称“庆历新政”。十事中“明黜陟、抑侥幸”等条款，严重触犯了高官们的既得利益，所以宰相章得象与贾昌朝指使御史梁坚、王拱辰等保守派，于九月以“泾州公案”发难，将滕子京置狱泾州查处，拿滕子京开刀，矛头就是直指范仲淹的。滕子京既是范仲淹同科及第的同年，又是休戚与共的挚友；而范仲淹更是庆历二年泾州前线的主帅，是直接责任人，故借“泾州公案”兴师问罪。“泾州公案”是保守派精心策划后打出的一张王牌，旨在抵制“庆历新政”的执行。尽管皇上派去“勘鞠”滕子京的燕度回报：“勘得所用钱数分明”，保守派却还是纠缠不休。把水搅浑目的是要一箭双雕。由于宋仁宗改革态度不坚决，为了稳定朝政，最后还是屈从了保守派。在“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不久，范仲淹也在多重打压之下请调离京，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执行不到一年，就彻底流产了。滕子京是“庆历新政”的牺牲品。

“泾州公案”是怎么回事？“泾州公案”实际上包含泾州、庆州两件事。庆历二年闰九月，西夏元昊大举进军泾原。泾原守将葛怀敏兵败定川，损兵折将近万人，致使渭州、延州、镇戎三州失守，沿边郡县万分惊恐。渭州距滕子京镇守的泾州仅120里。滕子京为了挽救危难，动员数千农民守城，又重金招募勇敢之士，深入敌后刺探军情，并亲书简檄分送各郡以为防备。正当此时，范仲淹带领1、5万援兵来到泾州，却又遇上十多天的阴雨，人情忧沮，士气涣散。为了鼓舞士气，滕子京大摆酒宴犒劳士卒，又于佛寺祭奠定川之役死难的战士，并以重金优抚其亲属，使“各从所欲，无一失所者。”“于是士卒感发增气，边民稍安。”这样严峻的时刻，将“公使钱”作了这么重要的用途，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可守旧派居然在“庆历新政”刚推行，便借此追究罪责！由于此事皆范仲淹亲历，他当即两上奏章为滕子京辩诬：“梁坚奏宗谅于泾州贱买人户牛驴，犒劳军士。臣窃见去年葛怀敏败后，向西州官员惊忧，计无所出。泾州无兵，贼已到渭州，宗谅起遣人户强壮数千人入城防守，时值苦寒，军情愁惨，得宗谅管设环庆路节次策应军马一万五千人，酒食柴薪并足，众心大喜。虽未有大功，显是急难可用之人。所以举知庆州。仓卒收买牛驴犒军，纵有亏价，情亦可恕。今日一旦逐之如一小吏，后来主帅，岂敢便宜行事！……如宗谅显有欺隐入己及乖违大过，臣甘与宗谅同行贬黜。”谏官欧阳修也奏曰：“近来传闻燕度勘鞫滕宗谅事，枝蔓句追，囚系满狱，人人嗟怨……乞告谕边臣以不枝蔓句追之意，兼令今后用钱，但不入己外，任纵便宜，不须畏避，庶使安心用命立功。”尽管事实清楚，范、欧力辩，滕子京仍被削去兵权徙知凤翔府。

守旧派并未就此收兵，梁坚又以滕子京在庆州“使用公使钱过当”再起风波：“梁坚劾奏滕宗谅用度不节，至本路费库钱十六万缗。”说滕子京庆历二年十一月，升任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庆州，刚到任就利用职权，耗费巨资“十六万缗”。宋仁宗又“遣中使检察”，原来是滕子京“受署之始，诸部属羌之长千余人皆来谒见，悉遗劳之。其费仅三千缗，盖故事也。坚以诸军月给并言之，诬其数尔。”(范仲淹《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是梁坚将“诸军月饷并言之”，夸大数额的蓄意诬陷。滕子京为何要烧毁帐本呢？是因强敌陈兵边关，各路守将皆为“泾州公案”弄得人心惶惶，“宗谅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宋史.滕宗谅传》)。滕子京怕如此追查，涣散军心，故而烧毁馈赠名单，独自承担责任。就是在馈赠名单烧毁了情况下，使者燕度仍然勘得滕宗谅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侵欺入己”（《 续资治通鉴》），对此作了结论。当然，这是历史的结论，当时的情况却并不乐观，庆历四年正月，还是再“降滕宗谅知虢州”。如此处理，保守派仍不罢休。御史中丞王拱辰仍“执（梁）坚之说，犹以为言”，再兴风浪，甚至以辞官来要挟皇帝。宋仁宗为了稳定朝政，息事宁人，只得下旨于庆历四年二月，将滕子京三贬而至当时仅有12.8万人口的荒州草郡岳州。

所谓“公使钱”，是宋朝的一种特有官给，中央和地方官都有，可以用来修建、接待、犒赏，也可以用来做买卖充实军用，只要还本就行，朝廷作了详细规定，小部分可以“入己”，大部分是不行的。有点像今日台湾官员的物殊津贴费。滕子京的以上作为，都在允许之列，所以说《涑水记闻》所录传言失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