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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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学习了。

陈湘源:滕子京为何谪守巴陵郡

“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是宋代庆历年间政治斗争的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庆历三年(1043)八月,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宋仁宗开天章阁召议政事。范仲淹向仁宗上奏改革十事,皇上准奏,旋即推行,史称“庆历新政”。十事中“明黜陟、抑侥幸”等条款,严重触犯了高官们的既得利益,所以宰相章得象与贾昌朝指使御史梁坚、王拱辰等保守派,于九月以“泾州公案”发难,将滕子京置狱泾州查处,拿滕子京开刀,矛头就是直指范仲淹的。滕子京既是范仲淹同科及第的同年,又是休戚与共的挚友;而范仲淹更是庆历二年泾州前线的主帅,是直接责任人,故借“泾州公案”兴师问罪。“泾州公案”是保守派精心策划后打出的一张王牌,旨在抵制“庆历新政”的执行。尽管皇上派去“勘鞠”滕子京的燕度回报:“勘得所用钱数分明”,保守派却还是纠缠不休。把水搅浑目的是要一箭双雕。由于宋仁宗改革态度不坚决,为了稳定朝政,最后还是屈从了保守派。在“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不久,范仲淹也在多重打压之下请调离京,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执行不到一年,就彻底流产了。滕子京是“庆历新政”的牺牲品。

“泾州公案”是怎么回事?“泾州公案”实际上包含泾州、庆州两件事。庆历二年闰九月,西夏元昊大举进军泾原。泾原守将葛怀敏兵败定川,损兵折将近万人,致使渭州、延州、镇戎三州失守,沿边郡县万分惊恐。渭州距滕子京镇守的泾州仅120里。滕子京为了挽救危难,动员数千农民守城,又重金招募勇敢之士,深入敌后刺探军情,并亲书简檄分送各郡以为防备。正当此时,范仲淹带领1、5万援兵来到泾州,却又遇上十多天的阴雨,人情忧沮,士气涣散。为了鼓舞士气,滕子京大摆酒宴犒劳士卒,又于佛寺祭奠定川之役死难的战士,并以重金优抚其亲属,使“各从所欲,无一失所者。”“于是士卒感发增气,边民稍安。”这样严峻的时刻,将“公使钱”作了这么重要的用途,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可守旧派居然在“庆历新政”刚推行,便借此追究罪责!由于此事皆范仲淹亲历,他当即两上奏章为滕子京辩诬:“梁坚奏宗谅于泾州贱买人户牛驴,犒劳军士。臣窃见去年葛怀敏败后,向西州官员惊忧,计无所出。泾州无兵,贼已到渭州,宗谅起遣人户强壮数千人入城防守,时值苦寒,军情愁惨,得宗谅管设环庆路节次策应军马一万五千人,酒食柴薪并足,众心大喜。虽未有大功,显是急难可用之人。所以举知庆州。仓卒收买牛驴犒军,纵有亏价,情亦可恕。今日一旦逐之如一小吏,后来主帅,岂敢便宜行事!……如宗谅显有欺隐入己及乖违大过,臣甘与宗谅同行贬黜。”谏官欧阳修也奏曰:“近来传闻燕度勘鞫滕宗谅事,枝蔓句追,囚系满狱,人人嗟怨……乞告谕边臣以不枝蔓句追之意,兼令今后用钱,但不入己外,任纵便宜,不须畏避,庶使安心用命立功。”尽管事实清楚,范、欧力辩,滕子京仍被削去兵权徙知凤翔府。

守旧派并未就此收兵,梁坚又以滕子京在庆州“使用公使钱过当”再起风波:“梁坚劾奏滕宗谅用度不节,至本路费库钱十六万缗。”说滕子京庆历二年十一月,升任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庆州,刚到任就利用职权,耗费巨资“十六万缗”。宋仁宗又“遣中使检察”,原来是滕子京“受署之始,诸部属羌之长千余人皆来谒见,悉遗劳之。其费仅三千缗,盖故事也。坚以诸军月给并言之,诬其数尔。”(范仲淹《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是梁坚将“诸军月饷并言之”,夸大数额的蓄意诬陷。滕子京为何要烧毁帐本呢?是因强敌陈兵边关,各路守将皆为“泾州公案”弄得人心惶惶,“宗谅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宋史.滕宗谅传》)。滕子京怕如此追查,涣散军心,故而烧毁馈赠名单,独自承担责任。就是在馈赠名单烧毁了情况下,使者燕度仍然勘得滕宗谅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侵欺入己”(《 续资治通鉴》),对此作了结论。当然,这是历史的结论,当时的情况却并不乐观,庆历四年正月,还是再“降滕宗谅知虢州”。如此处理,保守派仍不罢休。御史中丞王拱辰仍“执(梁)坚之说,犹以为言”,再兴风浪,甚至以辞官来要挟皇帝。宋仁宗为了稳定朝政,息事宁人,只得下旨于庆历四年二月,将滕子京三贬而至当时仅有12.8万人口的荒州草郡岳州。

所谓“公使钱”,是宋朝的一种特有官给,中央和地方官都有,可以用来修建、接待、犒赏,也可以用来做买卖充实军用,只要还本就行,朝廷作了详细规定,小部分可以“入己”,大部分是不行的。有点像今日台湾官员的物殊津贴费。滕子京的以上作为,都在允许之列,所以说《涑水记闻》所录传言失实。

以前不知道这段史实,还纳闷老范为何替一个贪官叫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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