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开始摊牌 -- 胡里糊涂
家园 开始摊牌 我经常说，习之后，洪水滔天。没想到，现在就要洪水滔天了。说的就是任志强被抓的事。
其实现在洪水滔天是好事，看看主席台上那些人，真是想不出哪个下一梯队的能干点大事。倒不是说习多么英明神武，而是要处理改开几十年的矛盾，处理官场，还就得薄，习这种二代来干。我虽然也是平民出身，但是不得不说，从历史看，平民出身的官僚就是比世家子弟贪腐，更没有政治理想，更不在乎平民。习到现在的作为，我作为一个草民，是支持的。
希望习总能稳扎稳打，把这些反人民的权贵官僚奸商文人好好收拾一遍。草民就在一边看戏，给习总喝喝彩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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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进行时 自从瘟疫以来，跪族们一会喷孙扬，一会捧汪主席，一会要禁吃狗肉......
自古以来，焚书坑儒没一次是错的，如果说错，那就错在焚得不够多，坑得不够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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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门阀腐败是制度腐败，官员腐败是犯罪腐败 门阀腐败是制度、法制腐败，官员腐败是犯罪腐败。显而易见，门阀腐败对政权危害更大，更难纠正。反门阀腐败，付出的政治代价太大，轻易不敢动。
而平民官员腐败，也就是杀了就一了百了，沒有任何顾虑。
门阀实际是政权内的诸侯，要维护门阀，必须占有社会大量财富，对社会公平危害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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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请别做新李党 从历史看，平民出身的官僚就是比世家子弟贪腐，更没有政治理想，更不在乎平民。你的这个论点，从唐朝牛李党争就开始了。李党支持没落门阀，攻击寒族出身的官员就是类似的理由。
问题是，这个论点有论据支持吗？反过来，西晋那帮清谈误国的可都是世家子弟。例如王衍出身琅琊王氏，位至三公，把国事搞得一团糟之后，临死时感叹，“向若不祖尚浮虚，勠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而贫民出身的官员，深知民间疾苦而关心民生的，有政治理想的可就多了去了。例如范仲淹，虽然出身大族，但自幼贫苦，断虀画糜度日。入仕后历任州郡，有惠于民，入朝主政后发动“庆历新政”，罢黜贪官污吏，裁撤庸才，说出“一家哭何如一路哭”的原则。又说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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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我认为平民也好世家也好，正确的政治教育才是问题的关键。 治国需要官员。官员的素质不光取决于其自身，还在于外部的环境。如果一个国家有良好的政治氛围，能把正确的政治知识灌输给每个读书人，然后正确的选拔优秀者成为官员。那么这个国家官僚系统的整体水平就不会差到哪里去。
正确的大规模政治教育，其实是宋明清三朝的主要政治工作之一。与之相反的，就是由于没有正确的政治教育，南北朝时期，世家门阀们在执政能力上有明显优势。这给人以错觉，认为世家门阀本应该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随着宋朝理学兴起，以及官办学校的大量出现，寒门子弟做官成为历史主流。世家门阀基本退出历史舞台。
大规模政治教育首先要保证的是教育内容是“正确”的，如果教育内容错误，那么就相当于给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乱臣贼子。历史上的东林党和东林书院就是曲解知识给东南地区富商谋利而生。自然东林党徒们各个都是乱臣贼子，最终亡了明朝。
至于当代的官僚，由于稻学的存在。在80年代，稻上飞有意识的引进西方经济政治学说，教授给当时的年轻大学生。之后又以西方经济指标作为提拔的标准，自然中国满朝都是信奉西方资本主义的官员。于此同时，稻上飞为了打击毛主席的势力，有意识的平反选拔黑五类们进入体制内，充当打击红色力量的打手。普通寒门子弟即使通过教育选拔机制的过滤，只要出现正确的政治观也会受到打手派的打击。要么同流合污，要么发配边疆。如此体制内就没有太多拥有正确政治教育的官员了。唯一的漏洞就是红二代们。由于当时中共八老共治稻上飞并非一手遮天。红二代完全可以跳过稻上飞设计的教育选拔机制登上权力巅峰。这样红二代会通过家庭教育学习部分正确的政治教育，理解政治的真正原貌。他们即有知识，又逃脱了逆选拔机制，还有一定的政治力量。这就让人误以为世家门阀天生高贵。
古代正确的政治教育是宋明理学。注意我们现在看到的理学可能不是真正的正确内容。应该有内部版把实际的政治逻辑解释清楚。忙总在几年前说过要宋明理学。我想这理学只是个幌子，上面要的是一种正确的政治理论用于教育选拔官员。现代的正确政治教育本应该是马列学说，但是由于稻上飞的派系还没有打到，大大也没有计划与稻上飞全面决战。所以这个政治理论出现了难产。即要正确选拔官员又要避人耳目不激怒稻上飞。
貌似忙总还说过大大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是意识形态工作。各位大概明白其中含义了吧。
PS。我挺反感“既要又要我全要的”。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所有东西都不放弃，最终所有东西都丢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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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然鹅他这两句话吹的滕子京就是个大贪污犯 家园 您再查下书 滕子京丢官的原因究竟是啥？提示，庆历新政，庆州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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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学习了。 “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是宋代庆历年间政治斗争的结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庆历三年(1043)八月，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宋仁宗开天章阁召议政事。范仲淹向仁宗上奏改革十事，皇上准奏，旋即推行，史称“庆历新政”。十事中“明黜陟、抑侥幸”等条款，严重触犯了高官们的既得利益，所以宰相章得象与贾昌朝指使御史梁坚、王拱辰等保守派，于九月以“泾州公案”发难，将滕子京置狱泾州查处，拿滕子京开刀，矛头就是直指范仲淹的。滕子京既是范仲淹同科及第的同年，又是休戚与共的挚友；而范仲淹更是庆历二年泾州前线的主帅，是直接责任人，故借“泾州公案”兴师问罪。“泾州公案”是保守派精心策划后打出的一张王牌，旨在抵制“庆历新政”的执行。尽管皇上派去“勘鞠”滕子京的燕度回报：“勘得所用钱数分明”，保守派却还是纠缠不休。把水搅浑目的是要一箭双雕。由于宋仁宗改革态度不坚决，为了稳定朝政，最后还是屈从了保守派。在“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不久，范仲淹也在多重打压之下请调离京，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执行不到一年，就彻底流产了。滕子京是“庆历新政”的牺牲品。
“泾州公案”是怎么回事？“泾州公案”实际上包含泾州、庆州两件事。庆历二年闰九月，西夏元昊大举进军泾原。泾原守将葛怀敏兵败定川，损兵折将近万人，致使渭州、延州、镇戎三州失守，沿边郡县万分惊恐。渭州距滕子京镇守的泾州仅120里。滕子京为了挽救危难，动员数千农民守城，又重金招募勇敢之士，深入敌后刺探军情，并亲书简檄分送各郡以为防备。正当此时，范仲淹带领1、5万援兵来到泾州，却又遇上十多天的阴雨，人情忧沮，士气涣散。为了鼓舞士气，滕子京大摆酒宴犒劳士卒，又于佛寺祭奠定川之役死难的战士，并以重金优抚其亲属，使“各从所欲，无一失所者。”“于是士卒感发增气，边民稍安。”这样严峻的时刻，将“公使钱”作了这么重要的用途，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可守旧派居然在“庆历新政”刚推行，便借此追究罪责！由于此事皆范仲淹亲历，他当即两上奏章为滕子京辩诬：“梁坚奏宗谅于泾州贱买人户牛驴，犒劳军士。臣窃见去年葛怀敏败后，向西州官员惊忧，计无所出。泾州无兵，贼已到渭州，宗谅起遣人户强壮数千人入城防守，时值苦寒，军情愁惨，得宗谅管设环庆路节次策应军马一万五千人，酒食柴薪并足，众心大喜。虽未有大功，显是急难可用之人。所以举知庆州。仓卒收买牛驴犒军，纵有亏价，情亦可恕。今日一旦逐之如一小吏，后来主帅，岂敢便宜行事！……如宗谅显有欺隐入己及乖违大过，臣甘与宗谅同行贬黜。”谏官欧阳修也奏曰：“近来传闻燕度勘鞫滕宗谅事，枝蔓句追，囚系满狱，人人嗟怨……乞告谕边臣以不枝蔓句追之意，兼令今后用钱，但不入己外，任纵便宜，不须畏避，庶使安心用命立功。”尽管事实清楚，范、欧力辩，滕子京仍被削去兵权徙知凤翔府。
守旧派并未就此收兵，梁坚又以滕子京在庆州“使用公使钱过当”再起风波：“梁坚劾奏滕宗谅用度不节，至本路费库钱十六万缗。”说滕子京庆历二年十一月，升任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庆州，刚到任就利用职权，耗费巨资“十六万缗”。宋仁宗又“遣中使检察”，原来是滕子京“受署之始，诸部属羌之长千余人皆来谒见，悉遗劳之。其费仅三千缗，盖故事也。坚以诸军月给并言之，诬其数尔。”(范仲淹《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是梁坚将“诸军月饷并言之”，夸大数额的蓄意诬陷。滕子京为何要烧毁帐本呢？是因强敌陈兵边关，各路守将皆为“泾州公案”弄得人心惶惶，“宗谅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宋史.滕宗谅传》)。滕子京怕如此追查，涣散军心，故而烧毁馈赠名单，独自承担责任。就是在馈赠名单烧毁了情况下，使者燕度仍然勘得滕宗谅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侵欺入己”（《 续资治通鉴》），对此作了结论。当然，这是历史的结论，当时的情况却并不乐观，庆历四年正月，还是再“降滕宗谅知虢州”。如此处理，保守派仍不罢休。御史中丞王拱辰仍“执（梁）坚之说，犹以为言”，再兴风浪，甚至以辞官来要挟皇帝。宋仁宗为了稳定朝政，息事宁人，只得下旨于庆历四年二月，将滕子京三贬而至当时仅有12.8万人口的荒州草郡岳州。
所谓“公使钱”，是宋朝的一种特有官给，中央和地方官都有，可以用来修建、接待、犒赏，也可以用来做买卖充实军用，只要还本就行，朝廷作了详细规定，小部分可以“入己”，大部分是不行的。有点像今日台湾官员的物殊津贴费。滕子京的以上作为，都在允许之列，所以说《涑水记闻》所录传言失实。
以前不知道这段史实，还纳闷老范为何替一个贪官叫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