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重新认识二十世纪的东西方对抗 -- 心的方向

COVID-19的背后，是美国正在力阻中国以中国模式领导全球解决人类目前最新的危机。

人类最新危机源自上世纪美苏对抗。美国为首的西方，推行丰富物质供应下以物欲盛宴为目标的生活模式。苏联没有为自己提前注射艰苦朴素的免疫疫苗，由此催生出苏联的腐败官僚集团，最终导致苏联垮台。

美苏争霸结束了，西方社会乃至在全球形成的以物欲盛宴为目标的生活模式依然存在，进而形成了一个悖论：为这个世界贡献的越多，越容易成为牺牲品。

西方民众，对于物欲盛宴，天生缺乏抵抗力。营养富足了之后，同性恋，吸毒，性生活混乱，等等怪相陆离。对于中国，各种物质享受，也有类似西方的副作用，但是，更多地是催生出超强的战斗力，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免疫力？

如果中国人具有这样的免疫力，那么，资本主义是不是可以借鉴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来缓解自身的危机？

而中国展示的新模式，本质上，就是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实践。

在疫情这面照妖镜面前，群体免疫让西方的制度彻底威严扫地。在耗尽账面上仅存的一点应急资金后，资本主义唯一能做的：就是宣告破产。

这个时间不会太久远，估计也就是一个美国总统的任期。

河友矾楼酒客戏称这种结论为脑洞开大了。

因此，我写了《重新认识二十世纪的东西对抗》、《重温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从<新民主主义论>出发，重新认识邓小平》这个三部曲。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于1940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稿。同年二月，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连载于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

这篇将近三万字的讲演中，既有新民主主义基础性的理论论述；又包含了对自1840年来在中国出现的各种道路之争背后的思想的辨识。这篇文章是毛泽东思想中里程碑式的论述，是毛泽东为将要建立的新中国所需要的建国大纲所做出的素描式的概述。

在他老人家离开我们的四十年里，过去的摸石头过河，让实质上一直在默默护体共和国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蒙尘许久，甚至从形式上被后来的年轻人淡忘了。

在新的世纪，我们已经踏上新的征程的今天，我们正面临新的险恶挑战，因此，我们有必要、且应当公开地、旗帜鲜明地重温这篇文章，用毛泽东理论武装一代又一代的有为青年。

因为河里发帖有字数限制，所以，不能整篇转帖《新民主主义论》的原文，因此，我给出所引用的原文如下。

《新民主主义论》

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毛泽东明确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催生这些使命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要承担这个历史使命；在不同的阶段，要如何承担这些使命；在不同的阶段，又同时共存哪些错误的思潮。

这是一套完整的大国策，政治、经济和文化三要素被有机地三位一体。而西方资本体系出现的劳动主力军剧烈萎缩的新癌症，出现的垄断权贵资本的新毒瘤，恰恰是这三要素的失衡而导致的。

那么什么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教科书上有着不同版本的定义。在这里，我尝试着给出最白话的解释。这样的解释是不精确的，只是让大家能更轻松理解。因此，如果有河友由此感觉不舒适，那么，请您一定就此打住，不要因为我的无厘头表述而让您感觉到不愉快。

直白地讲，所谓的经济，就是获取劳动成果。政治呢，就是如何分配这些劳动成果。文化呢，就是这些劳动成果在人体内完成转化后，又如何反向影响前两者。连带的两个小概念：国体和政体。国体，就是参与劳动成果分配的社会各阶层的组成。而政体呢，就是参与劳动成果分配的各阶层，是如何组织生产和分配成果。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目标是什么？

建立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广大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广泛参与的，以实现国有经济占主体和耕者有其田为目标，以私人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为原则，在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为基础的新中国。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强力实践，是人类在进入大同之前最先进的生产力模式。

而随后的改革开放，一直到今天，中国经历着社会主义框架下的，以全球化为背景的新民主主义再革命。对比建国伊始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个阶段是一种战略性的倒退。这种倒退，是审时度势的，是量力而行的，既要弥补我们基础薄弱的先天不足；又要找到推动世界范围的新民主主义运动发展的新动力。

改革开放，又可以细分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阶段（包含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和习近平的社会主义阶段。

我和大家重温这篇文章，目的是共同提升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在现实中应用的认知，我们将一起探讨一个有趣的现象。对这个现象的再认知，有砥砺前行的药效。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运动中，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要从自觉的跟跑者向主动的领跑者，有意识地转变。

这不是毛泽东的原话，而是我自己进行了总结和归纳。我又不是体制内的理论工作者，我无所顾忌。

为什么初期，我们只能是跟跑者？

这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中国的改良运动和民主革命已经开始了。十月革命的成功，苏联已经举起国际共产主义大旗。这两点决定了，在初期，在国际上，我们不能脱离苏联的领导和帮助；在国内，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我们要和国内的进步势力并肩而行，也就是支持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所以，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必然是跟跑者。但是，我们的跟跑是积极、主动、充满朝气与活力的。

当蒋介石选择拥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对天生的孪生兄弟“的时候，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条件，建立了全新的红色政权。

这是向领跑者转化的开始。

当中日矛盾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还不是中国社会的决定性力量。我们重新举起国共合作的旗帜，把自己的发展和民族解放的前途相结合，在做好跟跑者角色的同时，继续向领跑者转变。

经过八年抗战的积累，我们具备了决定中国命运力量的时候，我们当仁不让自觉地担负起领跑的责任。

三年之后，我们就把蒋介石流放到台湾岛上。

随后，新中国建立，三个改造完成后，彻底宣告，毛泽东设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要素，全部就绪。

如果说，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仅仅是为了防止资本的政权由于祸起萧墙而被从内颠覆，所采取的钳制策略；那么，毛泽东设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紧密为一体的新制度，就摆脱了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虚伪而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为了进一步巩固这种新体系，强化文化环节的薄弱，为了防止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被从外部颠覆，文化大革命就登场了。

而改革开放，恰恰又是上述跟跑、领跑及其转化过程的一个重复。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是以中国革命为背景，从跟跑者向领导者转变。

在改开阶段，我们作为世界范畴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又惯性地在践行着一个从跟跑者向领跑者转变的过程。

邓小平特色的社会主义阶段，是跟跑阶段。

在这个阶段，西方集团击败了前苏联的资本主义阵营，实力达到空前的顶峰。在这种情况下，和西方选择对抗，缺乏伟人的特殊功力和号召力，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在恰当地判明自己半斤八两的情况下，在保持最小限度独立自主的情况下，以跟跑者的姿态积极参与世界化的发展竞赛。而邓小平为中国做出的选择，在没有了毛泽东的前提下，无疑是明智的，虽然他个人的声誉由此而蒙羞和遭受永远的诟病。

如果说朝鲜战场上的三次战役是意志和钢铁的比拼；随后，志愿军的坑道战术，就是战场上的新形势所催生的新的智能对抗。也就是说，既然硬碰撞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那么，不妨换上软竞争。

邓小平阶段，彻底实践了：韬光养晦，决不出头。另辟蹊径，寻找软竞争模式。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少了伟光正，但毕竟也是可行的。

到了当下，就是习近平的社会主义阶段，我们可能要开始领跑了。

为什么要放弃：韬光养晦，决不出头？

因为，我们的国家已经改变了毛泽东时代的策略：不以直接对抗或武装颠覆西方资本主义为目标；而是以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先进组合，形成全新的竞争力，和西方资本主义的2.0版，美国模式，展开全方位的竞赛。

而这种全新的竞争力又是适合西方资本寄生的最佳营养液。为了方便资本产生对我们的依赖（同样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同时又防止外来资本对我们的侵蚀，已经在测试的数字人民币将成为控制金融安全的带刀护卫。

这种自资本诞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无缝衔接式合作，让资本主义体系和中国模式，有了并肩而行的可能。

既然新模式已经确立，有了领跑的能力，那么又何必装模做样地跟跑？！

当仁不让，从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天性。但是要领跑，别人下绊子，也是必然。

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优势，我们有必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

所谓的资本主义，就是劳动生产效率的竞争。这种竞争性的种子一旦播下，就无法停止，从区域蔓延至全球，要么亢奋致死，要么中途散架，要么寄生或拥抱更优生产模式。

中国诞生出最先进的竞争模式，源自于我们的文化。什么文化？把劳动的过程变成修为自身的过程。文武之道和耕读传家，不就是对这种文化最精炼的总结？

我们把劳动的这种结晶，淳朴地称之为“艺”。“艺”让劳动不再是负担的代名词。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就说明：劳动，也可以获得读圣贤书同样的修为。

万般不再为下品，劳动也可登堂入室。

这是我们民族独有的。因此，毛泽东总结：我们的新文化必须是民族的、大众的和科学的。

伟哉，在历史长河中一直默默前行地中华民族！

《新民主主义论》重新走向前台之日，当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日。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仅以此文，追念毛泽东和他的《新民主主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