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谈谈文化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转发） -- Ryansh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

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

1、打倒走资派、群众政治与直接民主的实践

文革的历史过程是极端复杂的，由于本文不是历史文章，也就不再去详述文革发动与开展的具体历史过程，以及走资派在这个过程中是如何移花接木，大搞真假美猴王，将他们反文革的事迹转嫁到文革头上的，这里只需要直接从结果出发。从结果上看，可以不客气地说，如果把造反派当作在文革中兴起的对抗并试图推翻走资派统治的群众性政治力量，仅从掌握政权的角度来讲，其实是完全失败了。造反派一开始拥有巨大的能量，洗刷和冲击了一批党内走资派，但是，赞同并维护前 17 年体制的保守性群众组织依然在全国各地占据绝对优势，只是在中央文革的直接干预下，才让不少地区的造反派免予被保守派彻底扼杀，并逐渐成长壮大起来，不少地区还形成了一定的政治优势。但是，造反组织内部的意见分歧和分裂，使得群众组织的整合和稳定掌权成为不可能，最后不得不引入军队

势力，并向旧有的已经全面罢工的官僚力量妥协，只要他们能够表态支持文革，且被一派群众组织所接受，原则上就允许作为革命领导干部重新出来工作，这样就形成了所谓三结合的权力体制。

毛泽东曾表示过，他何尝不想让群众组织全部取代旧有的官僚体系，但是行不通啊，这些人不成熟，不但掌不了权，而且自己就首先斗的你死我活，各地到九大召开前后，能够在形式上形成三结合已经实属不易了，所以很多人说三结合其实是三凑合。很快，军队力量和旧的官僚就开始联手排挤造反派，通过各种手段把他们打压下去，或使他们逐渐边缘化。所以，全国除了上海、辽宁等少数几

个地方，其他地区造反派最终均不占什么优势。甚至可以说，九大是文革派的顶点，九大以后，军政官僚们就一直在向文革派反攻倒算中，支持文革的力量就已经开始处于守势了。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由于中央总的路线和毛泽东的坚持，即便在三结合政权中群众组织处于弱势地位，但他们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相比于文革前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他们逐渐地失去了在很多单位的实权，但

是作为一股强大的监督力量，仍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使得文革期间无产阶级的民主权力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彰显。也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范围的群众政治的大规模实践，这是这一变革最为宝贵的历史财富。无产阶级只有掌握了直接管理国家——从管理整个经济基础到管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能力，不再将命运交到“代理人”阶层手里，继续孙中山所说的“主权”与“治权”的分离，一句话，无产阶级只有直接参与“治权”，并建立起这种成熟的政治能力，不再被任何眼前的一时的利益所蒙蔽，才能够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铲除资产阶级复辟的土壤。

知名的激进造反派杨曦光在《中国向何处去》里，有这样的描绘：“一月革命后，……没有官僚和官僚机构，生产力得到很大的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样出；铁道部垮了，运输照样运行；省委各部都垮了，各种工作照常进行。而且工人阶级的生产热情、主动性大大得到解放，工人们在一月份后已管理工厂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动。工人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第一次感觉到是为自己而生产，干劲从来没有这么大，主人翁的责任感从来没有这么强。长沙纺织厂等地还创造了造反班等无数新鲜东西。城市在一个短时期内，处在一种‘武装的群众专政’的情况，大部分工业、商业、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权又从走资派的手中转到了武装的革命人民手中。革命人民从来没有像八月那样以创造世界历史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小学生自动充当交通警卫工作，指挥车辆的英姿，湘江风雷、红中会等群众组织直接控制部分财经大权的自豪，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毛泽东对此予以充分肯定：“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1949 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1962 年七千人大会我说，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五年的时间，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

在各地第一次出现了不是由上面内定委派，而是由参加斗争的群众自己推举出来的人组成的革命政权。虽然并没有能够实现巴黎公社式的普遍选举，而是以群众组织推举代表的形式参与政权，但这已经是划时代的历史性进步了。各地革委会在成立之初，不但重视革命干部、解放军和群众组织的三结合，同时也重视老中青干部的三结合，重视在政权发挥青年人的革命朝气。以当时公布的四川省革委会常委名单为例：

四川省革委会常委名单

主 任： 张国华，54 岁，江西永新人，成都军区政委，省革筹组长，下中农出身

副主任：（按四川省革筹小组上报中央批准的名次排序）——

李大章，68 岁，四川合江人，原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地主出身

梁兴初，56 岁，江西吉安人，成都军区司令员，省革筹副组长，工人出身

刘结挺，48 岁，山东平邑人，成都军区副政委，省革筹副组长，中农出身天宝，51 岁，藏族，四川马尔康人，原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贫农出身

张西挺，女，41 岁，河南淮滨人，省革筹成员，下中农出身

徐驰，54 岁，山东人，原冶金部副部长、中共渡口市委第一书记，地主出身

邓兴国，35 岁，四川绵竹人，成都公共汽车公司驾驶员，贫农出身，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负责人

江海云，女，22 岁，江苏无锡人，四川大学学生，工人出身，中共党员，川大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负责人

王恒霖，29 岁，辽宁东沟人，719 厂技术员，贫农出身，中共党员，红卫东成都部队新总部负责人，“八二六”派

彭家治，35 岁，成都人，四川石油管理局 32111 钻井队副队长，贫农出身，中共党员，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八二六”派

张泗洲，47 岁，四川简阳人，原简阳县棉丰公社党委副书记，劳动模范，贫农出身，“八二六”派

冯玉德，34 岁，山西岚县人，南光机械厂工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负责人

蔡文彬，26 岁，河南许昌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生，贫农出身，红卫兵成都部队负责人

杨至诚，29 岁，陕西西安人，970 厂工人，城市贫民出身，共青团员，红卫东成都部队负责人，“红成”派

但坤蓉，女，26 岁，重庆长寿人，青川县乔庄公社城郊大队社员，下乡知青代表，贫农出身，共青团员，“八二六”派

常委——

谢家祥，54 岁，江西瑞金人，成都军区副政委，中农出身

郑志士，49 岁，山东莱芜人，成都军区副参谋长，中农出身

蓝亦农，49 岁，湖南茶陵人，五十四军政委，中农出身

孙洪道，48 岁，四川南江人，五十军副军长，贫农出身

王际康，49 岁，山西忻县人，原四川省经委副主任，地主出身，“八二六”派

李均，50 岁，山东昌邑人，原成都市副市长，中农出身

明朗，51 岁，陕西南郑人，原中共四川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自由职业者出身

蒋崇璟，52 岁，河北高阳人，原西南国防工办主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二工业部部长，富农出身

鲁大东，51 岁，山东馆陶人，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富农出身

王茂聚，52 岁，山东莒县人，宜宾军分区第一政委，宜宾地区革委会主任，贫农出身

李林枝，58 岁，四川苍溪人，原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长，贫农出身

侯振东，35 岁，辽宁宽甸人，132 厂工人，贫农出身，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负责人

张锦福，26 岁，四川彭县人，906 厂工人，贫农出身，共青团员，“八二六”派

邓长春，23 岁，四川宜宾人，重庆望江机器厂车工，工人出身，共青团员，反到底派重庆军工井冈山及工总司负责人

陈万明，27 岁，重庆长寿人，重庆钢铁公司机修厂起重工，工人出身，共青团员，八一五派重庆九八战斗团及八一五革联会负责人

孙尔惠，33 岁，浙江宁波人，永川天然气研究所仪表工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永川红旗派负责人

吴纪昌，27 岁，四川人，自贡汽车修理厂电焊工，工人出身，自贡市工代会负责人，“八二六”派

熊道生，25 岁，四川万县人，万县市东方红旅社服务员，贫农出身，中共党员，毛泽东思想主力军万县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

龙呈祥，32 岁，四川新都人，雅安运输公司十四队驾驶员，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李健修，43 岁，四川犍为人，永荣矿务局一矿井采煤工人，工人出身，“八二六”派

徐开华，女，32 岁，四川广安人，川棉一厂工人，工人出身，川棉红旗战斗团负责人，“红成”派

周桂林，42 岁，四川郫县人，郫县红光公社副社长、大队党支部书记，贫农出身

张成女，女，22 岁，藏族，四川雅江人，雅江县团结乡社员，贫农出身，共青团员

俄什木呷，26 岁，彝族，四川冕宁人，冕宁县森云乡包子二社社员，白彝贫苦劳动者出身，共青团员

修玉兰，女，36 岁，山东人，仁寿县明兴大队妇女大队长，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王阴均（又改名王英军），女，27 岁，四川泸县人，成都军区总医院司药，下中农出身，中共党员，成都军区总医院红色造反总团负责人，“八二六”派

游寿星，28 岁，重庆人，四川大学学生，工人出身，中共党员，川大“八二六”负责人

石福全，26 岁，四川夹江人，成都工学院学生，贫农出身，共青团员，“红成”负责人

袁正蓉，女，24 岁，四川江津人，四川医学院学生，工人出身，“红成”新总部负责人

王兴国，23 岁，四川人，重庆交通学院学生，贫农出身，共青团员，反到底派交院“九一五”及重庆大专院校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负责人

周家瑜，23 岁，湖南长沙人，重庆大学学生，工人出身，共青团员，重大“八一五”及红卫兵重庆警备区负责人

以上 47 人中，来自于群众组织的共 25 人，均为普通的工人和学生，从年龄上看，30 岁以下的青年干部竟然就有 18 人。试想一下如此多 30 岁以下的，过去毫无背景的草根群众领袖在当时能当上省级领导干部，这恐怕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无法想象的。

再以 1968 年成立的辽宁省革委会为例：

主任——

陈锡联，54 岁，湖北黄安（今红安）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雇农，沈阳军区司令员

副主任——

李伯秋，51 岁，辽宁辽阳人，旧职员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

杨春甫，55 岁，河北任丘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原省委书记处书记

王良，52 岁，山东郓城人，富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原省委书记处书记

杨迪，45 岁，湖南湘潭人，地主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

杨弃，50 岁，陕西汉阴人，小地主出身，本人成份学生，辽宁省军区第二政委

毛远新，27 岁，湖南湘潭人，革干出身，本人成份学生

尉凤英，女，34 岁，辽宁抚顺人，工人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 724 厂工人工程师，“辽革站”派，中共党员

任宝成，30 岁，山东宁津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汽压机厂工人，“八三一”派，中共党员

王凤恩，45 岁，辽宁本溪人，城市贫民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变压器厂副总工程师，“辽革站”派，中共党员

刘忠礼，34 岁，辽宁宽甸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 410 厂工人，“辽联”派，共青团员

于桂兰，女，33 岁，山东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毛织厂工人，“八三一”派，中共党员

张治国，23 岁，辽宁寿光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辽宁大学学生，“八三一”派，共青团员

魏礼玲，22 岁，安徽和县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农学院学生，“辽革站”派，共青团员

郝义田，26 岁，辽宁昌图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东北工学院学生，“辽联”派，共青团员

刘盛田，41 岁，辽宁营口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农民，营口市水源公社革委会主任，中共党员

常委——

王从周，50 岁，河北唐县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军区工程兵政委

张海棠，56 岁，江西清江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徒工，辽宁省军区司令员

常仲连，54 岁，河南孟县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军区空军高射炮司令员

麻继斌，49 岁，河南郾城人，地主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军区后勤部营房部部长

刘采芹，57 岁，山东莱莱芜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辽宁省军区副政委

白潜，50 岁，河南南乐人，破落地主出身，本人成份教员，原省委书记处书记

药子明，50 岁，山西榆次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工人，原省人委副秘书长

毕文廷，43 岁，山东文登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原共青团辽宁省委书记

杜湛，50 岁，山西河津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店员，原辽宁省银行行长

阎存林，49 岁，河北平泉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贫民，原辽宁省气象局副局长

李锦章，34 岁，山东诸城人，工人出身，本人成份工人，沈阳 112 厂工人，“八三一”派，共青团员

徐广林，31 岁，辽宁沈阳人，雇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市电话局机务员，“辽革站”派，共青团员

李培元，26 岁，辽宁抚顺人，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 410 厂工人，“辽革站”派，共青团员

林柏松，29 岁，山东栖霞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东北电力技改局工人，“辽联”派，共青团员

吴国清，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工人

王秋风，女，31 岁，辽宁沈阳人，小商贩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市红星区银行储蓄员，中共党员

于文忠，33 岁，辽宁丹东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市建筑第三公司保卫干事，“八三一”派，中共党员

贺铁民，37 岁，河北扬宁人，职员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沈阳医学院图书馆员，“八三一”派，中共党员

郑希久，38 岁，吉林辉南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辽宁省人委民政厅副科长，“辽革站”派，中共党员

于海涛，34 岁，内蒙喀佐后旗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辽宁省林业厅

技术员，“辽联”派，中共党员

刘玉儒，50 岁，辽宁锦县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农民，锦县晓光大队党支部书记

张祥，31 岁，辽宁昌图人，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农民，昌图宝力公社公社红樱大队民兵连长，中共党员

以上 38 人中，群众组织的代表也占了近半数，30 岁以下的常委虽不及四川，但也有 7 人之多。

当然，文革期间主要的群众政治还表现为大规模的街头政治。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就是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大民主形式。虽然各种五花八门的自发性群众组织看起来都是使用着差不多的理论话语，但其实是在这些话语的背后，表达着社会主义国家中各种阶层和群体的极端不同的利益诉求。这不是任何人在代替他们表达和发声，而是他们自己在发声，自己在表达，他们要自己

去学习组织、动员、宣传，还要学会在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尽量争取舆论，争取最广泛的支持，扩大自己的影响，以便为自己所代表的群体争取更多的利益。而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又同时参与到本组织、本单位和各级政权的管理中，学会行政，学会参政议政，学会博弈，学会谈判，学会妥协，这其实就是在中国大地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最广泛的废除精英包办代替的群众性

政治实践。固然在这种空前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免不了太多的缺陷和错误，乃至荒唐，但是，不成熟不能成为反对群众迈出第一步的理由，如果不让群众拥有这种实践的机会，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直接管理自己政权的能力就永远也不会成熟和建立起来。不管现在很多人如何地给他们扣上民粹的帽子，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举个例子，文革初期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大企业的体制内工人，虽然也被走资派压迫，但相对而言，政治经济福利待遇均较高，因此大部分在观点上偏向保守，但是临时工、下级机关干部则基本上都是造反派。以刚才提到的辽宁和四川两地为例，在辽宁，群众组织分成三派，其中被认为是温和造反派的辽联的基础是机关干部，保守派辽革站基本上是产业工人特别是军工企业工人的联合，激进造反派八三一派的成员以服务业居多。大中学校师生则分属各派。四川的兵团八二六，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为主体，因为八二六主要集中于四川大学一个学校。这个兵团成份庞杂，从他们的著名分团的名称“小教”、“交通”、“市交”、“财贸”、“街道工业”来看就可知他们属于什么群体。还有一些分团以地域命名如“市北”、“市东”、“市西”，似乎由一些手工业工人（如拉板车的工人和建筑

工人）组成。红成在攻击他们时说，只有卖汤元粉子醪糟蹬三轮车的人支持他们，这算什么群众。他们所说大致不错。兵团自己也承认这一点，用以反击红成，说红成要把卖汤元的老大娘打成反革命。

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徐有渔回忆成都八二六和红成两派街头辩论的情况：

“当时，成都第一号煽动家可能要数四川师范学院一个学生，他属于‘八·二六’派，在本校当然立不住脚。他单枪匹马作战，在成都最繁华热闹的春熙路的一个小楼上设置了一个广播站，每天晚饭之后广播。他不照稿念，对着话筒信口道来，滔滔不绝。照我看来，他的讲演内容全是陈词滥调、无稽之谈。但他熟悉市民的语言，洞悉他们的心理，他的广播越办越受欢迎。最后发展成为一到黄昏，那里就万人空巷、听者云集。市民们吃罢晚饭，纷纷端一个小板凳坐在广播站下边，用心倾听，第二天则兴致盎然地议论此人报道的消息和他的观点。看到他影响日益增大，流毒甚广，害人不浅，‘红成’的人又气又急，但拿他无可奈何。我倒曾与他作对。他的广播站下面常贴有他写的大字报，我抓住他几个毫无事实根据，又无道理的论点痛加驳斥，想叫他难堪。但人们没有反应……”

一位河南的造反派则回忆说：“想起每天周围多少不知姓名的老太太送来又吊上去的那一罐罐饭菜，那时阶级阵线是那样鲜明，像这些城市贫民区都是造反派的‘解放区’，而省市委周围则是保守派基地，全国各城市也大致相同于这个规律。”在贵州，最激进的造反组织是由运输业和手工业工人组成的红卫军和由建筑工人组成的赤卫队。而迁到三线的军工厂的工人，大多加入比较保守的支红派。（杜钧福:《文革造反派的背景》）

文革初期，工人阶级很快取代了学生成为革命造反运动的主体，到 1968 年，毛泽东又提出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发动工人阶级进入各种单位领导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更是得到进一步提高。大量的一线普通工人进入到各级领导岗位。以上海市为例，1967 年上海夺权风暴之后，最初的“上海人民公社”19 名委员中，工人代表就占了 4 名。1970 年，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105 名委员，工人代表达到 43 名。1971 年成立第四届上海市委，7 名市委书记工人占两名；16 名市委常委工人占 4 名。工人造反派分别担任

了市委、市革委会书记、主任或各委、办的负责人；王洪文还当上了十届中共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总工会从 1970 年起，派出 100 多人担任上海各局、区、县以上机关（包括市委、市革委会各组、办）领导职务。据 1974 年统计，上海市工宣队总人数即达 10713 人，被结合为党的书记、委员或革委会的主任、委员的人就有 4142 人，其中进党委者 189 人。

为了从法律层面上承认无产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获得的民主权利，1975 年修订宪法时，专门将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大民主形式作为合法的民主权利写入宪法。在文革期间，各种类别的单位中普遍都设置了大字报专栏，专门用来给群众抒发自己的意见。张贴、围观大字报的人络绎不绝，如果写的好的大字报，还会被传抄转载到其他单位，一定意义上超前地起到了网络时代贴吧、微博的作用，官僚主义的领导最怕的就是这种大字报。除此之外，群众之间就某一问题产生争议时，可以在公开场合组织公开的大辩论，支持不同观点的群众都可以广泛地参与其中；更为重要的是，75 宪法还首次写入了工人的罢工自由，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有罢工的权利。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

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这里要提及的是，文革在以下层劳动者及其群众组织取代原来走资派旧体制的权力时，注意到了如何防止新的领导干部又再次沦为特权阶级，陷入历史周期论怪圈的问题。它采取的办法就是，除了原先不是一线劳动者的干部需要下放和参加劳动以外，一线劳动者中的优秀代表在担任各级领导干部后，并不脱离原来的岗位和生产，其人事关系仍在原单位，并且仍然需要回到原岗位参加劳动。比如官至国家级领导人的农民副总理陈永贵，纺织工人副总理吴桂贤，担任卫生部副部级领导的赤脚医生第一人王桂珍，均是如此。陈永贵仍然不拿国家工资，而是只拿农民工分，并遵循三三制的办法，即三分之一的时间留在中央，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跑一跑搞调查研究，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大寨劳动。毛泽东曾对此批示：“钓鱼台无鱼可钓，三三制的办法好。”王桂珍也是这样的三三制干部，她仍

然是大沟大队计工分的“赤脚医生”。大队每年给她计 2000 个工分，按每个工分分值 7 分计算，王桂珍一年的收入 140 元。在北京工作时，卫生部每天给王桂珍的补贴为 5 角。在卫生部食堂，王桂珍总是拣豆腐、菠菜等最便宜的菜吃，中午常以两个窝头对付。由于经常要接待外宾和外出视察，总不能显得过于寒酸、寒碜，致各种开销见涨，使王桂珍常常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时不时要让远在甘肃

支内、其实收入也不高的丈夫接济、支援。在当时全国上下，这样的一线劳动者干部还有很多很多。可以看出，如果劳动者完全脱产担任领导干部，那他也就不再是劳动者了，这样的劳动者身份就仅仅是过去时而不是现在时，而在旧的体制下，这也就意味着个人完成了自己阶级地位的跃升。而如果无论担任多大的领导干部，仍然是不脱产的劳动者的身份，仍然是原生产单位的一员，接受原单位、原属群众组织广大群众的监督，他们的阶级身份就不会发生变化。因此这一举措，对于实践无产阶级的直接民主有着重大的探索意义。

直接民主的实践还更广泛地体现在各种生产单位中。文革期间，工人起来造企业领导的反，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企业的大权。而直到九大以前，很多地方，尤其是生产单位中，党组织并未恢复，这就为实现工人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创造了条件。再加上中央随后也大力提倡工人阶级要参加企业的管理，要彻底砸碎修正主义的企业管理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的企业管理路线呢，文革对这方面的变革又进行了哪些探索呢。这一部分的详细内容我们将以工业组织为主题在下一节进行介绍。